李范五(1912-1986)，男，1912年5月3日生，黑龙江省穆棱县人。原名李福德，曾用名张松。1929年在哈尔滨第一中学读书时，参加反对日本在我国东北修筑铁路的学生运动。在国立北平大学俄文法政学院读书期间，正值九一八事变发生，投身学生抗日爱国运动。1932年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任“反帝大同盟”河北省委总交通（员）。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受党的派遣，回东北开展抗日斗争。以小学教员身份作掩护，从事抗日活动，先后建立反帝大同盟和党、团组织。1933年7月任中共黑龙江穆棱县委书记，10月调任中共宁安县委书记。1935年5月任中共吉东特委组织部部长，9月任吉东特委代理书记。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发动群众抗日斗争，发展壮大党团组织，组织抗日联军，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参与东北抗日联军的早期组织和领导工作。1936年2月被派赴苏联莫斯科共产国际东方殖民地问题研究院（又称东方大学第八分校）学习，并任学生临时支部书记。1938年6月返回延安，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地方党务科干事，中央情报部研究员。1939年2月调任抗日军政大学东北干部训练队指导员。1940年2月任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1941年9月调任中央党务研究室敌后组组员。1944年2月任中央情报部机关总务处处长。1945年4月至6月作为中直、军直代表团成员参加中共七大。解放战争时期回到东北工作。1945年11月至1946年6月任中共合江省工委书记、合江省政府副主席（至1949年4月）、党组书记（至1949年5月）。1946年1月至3月任合江军区政治委员、党委书记，3月任合江军区副政治委员。1946年6月至1949年5月任中共合江省委副书记。1949年4月起任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5月起任中共松江省政府党组副书记、中共松江省委常委。参加组织和领导政权建设、剿匪斗争、土地改革和发展生产，解放全东北和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至1950年10月任松江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中共松江省委常委。1949年10月至1958年1月任林垦（林业）部副部长。1949年11月至1955年1月任林垦（林业）部党组小组（党组）书记，1955年1月至1956年9月任党组副书记，1956年9月至1958年1月任书记。1958年1月至1966 年9月任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务委员、省委书记（至1960年10月）。1958年3月至1966年9月兼任黑龙江省人民委员会党组书记、黑龙江省省长（1958年9月起）。1958年11月至1960年11月兼任黑龙江省计划委员会主任。1960年3月至1967年8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1960年10月至1966年9月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二书记。1961年2月至1966年5月任黑龙江（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61年4月至1963年12月任黑龙江省军区党委书记。1963年12月至1966年11月任黑龙江军区党委第二书记。1962年11月至1966年9月任林业部东北林业总局党委书记。1965年至1966年9月兼黑龙江省视察室主任。“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1979年得到平反，恢复名誉。1985年离职休养。是中共七大正式代表，中共八大代表，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6年5月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写有东北抗联回忆录等党史资料，参与《当代中国的林业》的编审工作，著有《我对林业建设的回忆 》、诗集《壮怀集》。

1932年冬月，受党的委派，李范五只身回到家乡黑龙江省穆棱县（现穆棱市）八面通镇（县政府所在地）开展抗日工作。八面通镇四周群山环绕，镇子坐落在平原上，山上森林密布，山下河岔成网，山野里有采不尽的森林、煤矿、黄金、宝石，是东北有名的“鱼米之乡”。但李范五眼里的家乡父老，眼下笼罩着寒冬的愁云惨雾，街面上冷冷清清，家家户户房门紧锁，人们像躲避瘟疫一样，心惊胆战地静听门外日军的马蹄声和汽车轰鸣。李范五找到小学时的班主任、当时任县教育局督学的白润之寻求工作。白润之对从北平来的大学生弟子十分器重，就介绍他到县第二小学当教员，并连连说：报孝桑梓，只是大材小用了。李范五却十分高兴，小学教员身份好掩护他开展抗日工作，又可以接触到很多知识分子和爱国青年。

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担任班主任的李范五已摸清了教师和部分学生的思想情况：主张反日救国的是多数，甘当亡国奴的是极少数。不久，他就发展教员马朝德、李增岱和学生于清和成立了穆棱县第二小学反帝大同盟。李范五带领他们三人举行入盟仪式，和入党宣誓一样：反帝大同盟是抗日组织，我们自愿加入反帝大同盟，为抗日救国，不怕坐牢砍头，坚决抗日到底……很快李范五的家乡狍子沟村以及兴源镇、马桥河镇、下城子镇、磨刀石镇等反帝大同盟相继成立，最终壮大成反日会，并由中共穆棱县委将骨干分子悉数发展为中共党员。当时在群众中只要播下一粒火种，反日情绪和热情就会像干柴一样迅猛地燃烧。李范五不仅动员他三弟弟李福堂（烈士）参加抗日，还动员其妻田孟君、妻姐田仲樵先后入党（后来成为抗联地下党有名的抗日姐妹），甚至还动员了他岳父———八面通镇数一数二的大财主田秀山和岳母修玉麟参加反帝大同盟，并常年为地下党开会站岗、放哨，甚至掩护过中共吉东特委的主要领导人吴平（杨松）等。据李范五和田仲樵生前对笔者讲，笔者爷爷田秀山和流亡的朝鲜人关系极好，当年朝鲜民族英雄安重根是他的拜把子兄弟，安重根到哈刺杀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时，就是笔者爷爷为其煮酒壮行的。李范五岳母修玉麟是一位十分坚强的女性，后来日寇追问李范五、田孟君、田仲樵的下落，曾把她老人家吊在铁链上毒打，她老人家也没说出一个子女来。1953年她老人家在哈病逝，冯仲云等多名抗联老战士为其送行。那时，穆棱县警察大队丢了四枝长枪、一挺机枪，崔庆寿大队长怀疑是李福德（李范五原名）他们大同盟干的，就硬着头皮去找大财主田秀山。因田秀山在八面通镇是风云人物，在一次宴会上曾指着他的鼻子骂他不要走绝路，崔庆寿背地还恭维地喊他“干爹”。崔庆寿进门问候老爷子后，田秀山没搭理他，崔就提到丢枪的事。田秀山冷冷地说：“李福德刚从北平回来没两天半，他一个书呆子，树叶掉下来都怕砸脑袋，怎么敢成立抗日组织呢，就更不敢偷你的枪了！”他老人家又说：“真要那样，不劳你的大驾，我会亲自给你送去！”话题一转他老人家又说：“只是你要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几路抗日武装一联合，李延禄他们就有几千人，他会饶了你！？”

屋里一片沉寂，只有八仙桌上的老坐钟“嘀嗒嘀嗒”响着。田秀山正襟危坐，手里拿着个紫砂壶喝茶，崔庆寿豆大的汗珠往下淌，这一切门帘后面的李范五听得清清楚楚。他后来在回忆录《燕山黑水风云录》中详细描写了这一场景。只此一个回合，崔庆寿再没找过李范五一次麻烦。田秀山智退伪警察大队长崔庆寿，一时在地下党中传为佳话。

“九·一八”事变后，李荆璞拉起抗日队伍，报号“平南洋总队”，经常在卧龙河南山一带活动。1932年，中共宁安县委派了共产党员于洪仁到其部队工作，不久将“平南洋总队”改名为“反日工农义勇总队”，成为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同时，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局调周保中到宁安县建立党的“绥宁反日同盟军”。吉东特委书记李范五从此和抗联名将周保中精诚合作，逐步发展了柴世荣、傅显明、王毓峰、王汝起各部队参加，并成立了以姜信泰为队长的“八道河子抗日自卫队”。顿时，穆棱、牡丹江、宁安一带的抗日武装逐渐壮大，抗日烽火遍地燃烧。1934年2月16日，由周保中出面，在天桥岭密营召开的党的领导干部军事会议上，周保中、李范五、胡仁、李荆璞、于洪仁、姜信泰等同志一致决定成立“绥宁反日同盟军”，兵力已达500余人。李范五在宁安县兼任中心县委书记时，曾组织爱国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将大批人员和物资偷运到抗日队伍。仅宁安县卧龙河那么一个小屯落，就为抗联队伍输送40多名将士，而他们差不多全都牺牲在战场。东京城镇反日会员于贵堂曾为抗联队伍送去7000余斤粮食。于家屯反日会员陈喜昌为抗联队伍送去1500多斤粮食，27套棉衣、27双鞋、27顶帽子，250斤猪肉、20斤盐。上马河镇抗日会员刘全贵为“平南洋总队”送去4000多斤粮食。莲花村反日会员朱德新冒着生命危险为抗联五军一师三团送去1300余斤粮食，还摆渡运送抗联战士400余次。

1934年，李范五领导的宁安县委下属抗日游击队队长张祥报告说：日本第一批到南湖头的开拓团头目是中将山田悌一，仅有200余人，而且近日要到南湖头建立“宁安县镜泊湖畔松乙沟实验农园”，其实是想在南湖头建“国际公园”，是从长计议永远占领东北的计划之一。李范五决定让张祥带30名“枪手”袭击山田悌一中将。张祥是宁安县南湖头石头河子人，是远近闻名的“枪手”。张祥在庙岭一带伏击了三天三夜，直到5月16日中午，才听见“呜呜”的汽车声。当日军开拓团的汽车开进游击队第三道卡子时，张祥挥枪打死了司机，神枪手们又迅速击毙了日军的机枪手。这时但见日军中一个胖胖的指挥官拿着手枪乱喊乱叫。张祥认定他就是日军中将山田悌一，随后他侧身甩手一枪，那个胖乎乎的家伙一头栽倒在汽车轮子旁边。此战游击队大获全胜，打死了几十个鬼子和山田悌一中将，还缴获大批武器、弹药、电台和伪币。

1936年8月12日，李范五接到磨刀石镇党支部密信，说中共牡丹江站党支部暗语电话，一列日军军火列车从牡丹江开往密山。李范五遂与赵采春和潘寿廷研究伏击日军列车。抗联二军二师参谋长陈翰章和团长侯国忠立即带部队埋伏在413公里处，抗联五军一师师长李荆璞也率军到达此处。中东铁路中共职工部书记早就派人拔去了路钉，扒了路基。半夜时分，两个车头牵引的军车连同200余名押车鬼子高速栽进了沟里。在抗联战士的猛烈伏击下，100余名鬼子被打死，抗联战士缴获了大批军火和物资，鬼子铁路一直瘫痪十几天不能通车。

1936年，四军政治部主任罗英来吉东特委向李范五汇报三军和四军的作战方案，不久罗英就在戏园被叛徒玄世贵（小白龙）出卖被捕。李范五当即指示苏维民（田仲樵）给周保中送信，通知周保中吉东特委部分遭到破坏，特委机关要转移到密山。此时，牡丹江火车站等车站已贴上布告，重金悬赏“共匪首领李大个子”。上级当即决定，由国际交通员田仲樵送李范五到苏联接受新的任务。

1983年夏，李范五为搜集整理党史资料，沿当年抗联的足迹走访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穆棱县、宁安县等地。旧地重游，沧海桑田，当年的战友和烈士的音容笑貌一一在眼前闪现。李范五感慨万千，赋诗一首：

少小离家鹤发还，

沧海巨变五十年。

讶惊秃岭千山树，

喜看荒野万顷田。

银钱条条牵碧嶂，

红房栋栋点苍山。

江山装点依万众，

华夏红旗耀眼鲜。

1966年8月。当时，红卫兵在批斗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地主资本家，其中包括黑龙江省长李范五。他们先强迫这些被批斗者低头，高喊：『看一看这些吸血鬼！他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然后，开始打人。有一名红卫兵用军用皮带头抽打李范五，他的遭遇其实比挨打更惨。」

由于李范五在出差时，有时带小女儿同行，父女俩同乘火车包厢和同住宾馆套房。与他有矛盾的省委同事伙同造反派便要李范五的这个女儿指控他，她有两个选择：如果同意在编造的揭发材料上签字，便能参军得到好处；如果拒绝签字，便会被打成「黑帮分子」的子女，送到乡下劳动改造。

李范五这个女儿最后违心地在揭发材料上签了字。1966年9月4日，共有几十万人集聚在红卫兵广场，参加「炮打司令部」活动，李范五及其它省委领导人被押到台上，红卫兵逼迫他站到椅子上90度弯腰低头，然后宣读他女儿的揭发材料，并指控他有「政治野心」，「因为很不幸，他的发型很像毛泽东的发型。他曾在大连海滨照过一张相片，他梳着大背头的发型，穿着一件风衣，面朝大海远眺，看上去非常像毛泽东在北戴河避暑胜地海滨照的一张相片，这张照片变成对他不利的证据。『战友们，你们看他所留的发型，同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发型一样！多么狂妄！是可忍，孰不可忍！』全场群众义愤填膺地呼喊。『给他剃了！给他剃了！给他剃鬼头！』」 给李范五剃完「鬼头」，红卫兵又逼迫他弯腰站到椅子上。由于被指控，李范五一直没有真正得到平反，文革前期，大约被批斗两千多场。他至死也没有原谅他的这个女儿，甚至在遗嘱中，不让她出席追悼会和葬礼。 “坐飞机”是批斗中最残酷的方式之一。挨斗的李范五是黑龙江省的“当权派” 　李范五，黑龙江省穆棱县人，1912年出生。1928年，他从穆棱考入哈尔滨市第一中学，上学时他参加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我东北修筑铁路的学生运动。1930年,他考入国立北平大学俄文法政学院,期间正值“九一八”事变，他一面攻读学业和进步书籍，探求救国救民之真理，一面投身于学生抗日爱国运动，积极奋勇参加北平学生卧轨、南下请愿运动，游行示威，飞行集合，下乡宣传，检查日货等活动。1932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李范五受党的派遣，回东北开展抗日斗争。他回家乡原穆棱县后，以小学教员身份做掩护，依托其岳父、当地大财主、爱国绅士田秀山和岳母修玉麟（后成为地下党交通员）的特殊关系，开展抗日斗争。李范五先后建立起反帝大同盟和党、团组织，成立中共穆棱县委和宁安中心县县委，并先后将其妻田孟君、妻姐田仲樵、马朝德、李义、张林、李增岱、于清和、李福堂、魏绍武、续妻黎侠等一大批爱国志士介绍入党，并成为抗联时期地下党的骨干。他甚至还动员了他岳父、八面通数一数二的大财主田秀山和岳母修玉麟参加反帝大同盟，并常年为地下党开会站岗、放哨做掩护，甚至掩护过中共吉东特委的主要领导人吴平（杨松）等。据李范五和田仲樵生前对笔者讲，笔者爷爷田秀山和流亡的朝鲜人关系极好，当年朝鲜民族英雄安重根是他的拜把子兄弟，到哈刺杀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时，就是笔者爷爷为其煮酒壮行的。李范五岳母修玉麟是一位十分坚强的女性，后来日寇追问李范五、田孟君、田仲樵的下落，曾把她老人家吊在铁索上毒打，她老人家也没说出一个人名。

1932年，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局调周保中到宁安建立党的绥宁反日同盟军。吉东特委书记李范五从此和抗联名将周保中精诚合作，逐步发展并成立了八道河子抗日自卫队。顿时，穆棱、牡丹江、宁安一带的抗日武装逐渐壮大，抗日烽火遍地燃烧。1934年2月16日，由周保中出面，在天桥岭密营召开的党的领导干部军事会议上，周保中、李范五、胡仁、李荆璞、于洪仁、姜信泰等同志一致决定成立“绥宁反日同盟军”，兵力已达500余人。李范五在宁安县兼任中心县委书记时，组织爱国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曾将大批人员和物资偷运到抗日队伍。仅宁安县卧龙河那么一个小屯落，就为抗联输送40多名将士，而他们差不多全都牺牲在战场。东京城反日会员于贵堂曾为抗联送去7000余斤粮食；于家屯反日会员陈喜昌为抗联送去1500多斤粮食，27套棉衣、27双鞋、27顶帽子，250斤猪肉、20斤盐。上马河抗日会员刘全贵为平南洋部队送去4000多斤粮食；莲花村反日会员朱德新冒着生命危险为抗联五军一师三团送去1300余斤粮食，还摆渡运送战士400余次。

1934年，李范五领导的宁安县委下属抗日游击队长张祥报告说：日本第一批到南湖头开拓团的头目是中将衔的山田悌一，仅有200余人，而且近日要到南湖头建立“宁安县镜泊湖畔松乙沟实验农园”，其实是日本人想在南湖头建立“国际公园”，是从长计议永远占领东北的计划之一。李范五决定让张祥带30名“炮手”袭击山田悌一中将。张祥是宁安县南湖头石头河子人，是远近闻名的“炮手”。张祥在庙岭一带潜伏了三天三夜，直到5月16日中午，才听见呜呜的汽车声。当日军开拓团的汽车开进游击队第三道卡子时，张祥挥枪打死了司机，神炮手们又迅速击毙了日军的机枪手。这时日军中一个胖胖的指挥官拿着手枪乱喊乱叫，张祥认定他就是日军中将山田悌一，随后但见他侧身甩手一枪，那个胖乎乎的家伙一头栽倒在汽车轮子旁边。此战役游击队大获全胜，几十个鬼子和山田中将全部报销，还缴获大批武器、弹药、电台和伪币。

1936年8月12日，李范五接到磨刀石党支部密信，说中共牡丹江站党支部暗语电话，一列日军军火列车从牡丹江市开往密山。李范五遂与赵采春和潘寿廷研究伏击日军列车。抗联二军二师参谋长陈翰章和团长侯国忠立即带部队埋伏在413公里处；抗联五军一师师长平南洋李荆璞也率军到达此处。中东铁路中共职工部书记早就派人拔去了路钉，扒了路基。半夜时分，两个车头牵引的军车，连同200余名押车鬼子高速栽进了沟里。在抗联的猛烈伏击下100余名鬼子被打死，抗联缴获了大批军火和物资，鬼子铁路一直瘫痪十几天不能通车。

当年冬季，四军政治部主任罗英来吉东特委向李范五汇报三军和四军的作战方案，不久罗英就被叛徒出卖被捕。李范五当即指示给周保中送信，通知周保中吉东特委部分遭到破坏，特委机关要转移密山。此时，牡丹江火车站等车站已贴上布告，重金悬赏“**首李大个子”。上级当即决定，由国际交通员田仲樵送李范五到苏联接受新的任务……

1938年回到延安。在延安期间，李范五先后任中央组织部地方党和科科员，中央情报部研究员，抗日军政大学东北干部训练队指导员，中共东北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中央机关总务处长。1945年当选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建国后，出任黑龙江省第一任省长。

1929年在哈尔滨第一中学读书时参加反帝爱国学生运动。

1930年考入北平大学法商学院。

1932年5月参加反帝大同盟，曾任反帝大同盟河北省委总交通。

1932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初回到东北进行抗日斗争。曾任中共穆棱、宁安县委书记，吉东特委组织部部长、特委书记等职。

1936年到苏联莫斯科入东方大学学习，曾兼任第八分校党委书记。

1938年回国。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地方党务科科员，抗日军政大学东北干部训练队指导员，中共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央党校兼职教员。

1941年起任中央情报部敌后组研究员、情报部总务处处长。

1945年6月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抗日战争胜利后到东北，任东北人民自治军三江军区政委，中共三江省委书记

1946年起任中共合江省工委书记、省委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合江军区副政委，合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1949年任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林业部第一副部长，中共林业部党组副书记、书记。

1958年起任黑龙江省省长、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省委第二书记、省军区第二政委，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会委员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迫害，被长期关押。

1983年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6年5月7日病逝于北京。

绢纺厂虽然地处郊区，"文革"的冲击波还是来了。

焚烧戏装那天，大嗓门的红卫兵师傅，虽然宣布"点火开始"，但远远不过瘾。他们开始学习城里的造反者们，也成立了很多造反战斗队，记得有雄鹰战斗队、抗大战斗队、东风战斗队、航行战斗队......真是五花八门，只要几个人一合计，贴出一张成立公告，就算是一个造反战斗队，统称造反派。造反派的头头们大多数是自封的，或几个人起哄上去的，一旦成了头头，就不用干活了，开始筹划造谁的反，俨然，天下是他们的天下，似乎绢纺厂就在他们囊中，走在路上也趾高气扬。

造反者们只有组织，没有纲领，各队的斗争目标也不一样，有的保这个，斗那个，有的保那个，斗这个。只要曾经批评过他们，只要在利益上受到过损害或感情上受到过损伤，就会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去揪斗心目中的仇人。

北京传来要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八区广场的批斗大会起了一个示范作用。造反派们为了表示彻底革命，就从六亲不认开始，昔日在厂长面前低声下气的，今天，却扬眉吐气了，尤其是那几个平时专门不离厂领导左右的干部。终于联手策划了一个"点火大会"。各派的头头们傲坐在主席台上，俱乐部里座无虚席，厂领导们都坐在台下，一个个听凭处置，有的已丧魂落魄，有的却若无其事。工人们都是新招进来的小青年，与哪一个领导都不熟悉，只是看热闹，随帮唱影地跟着喊口号。

主持会议的那个大嗓门造反派宣布点火大会开始之后，逐个点名，点一个揪一个，厂长李波、党委书记田和盈为首的厂领导都揪上了台，齐刷刷地站了一排，每一个人后面有两个红卫兵按着脑袋，做喷气式飞机的模样。党委书记田和盈是伤残军人，拄着拐杖，弯着腰，看了让人一12,疼，可是谁敢吱一声

点火大会像演戏，没有经历过的人根本想象不到多么的可恨、可恶、可笑。主持大会的感到就斗争这几个厂级领导不算气魄，竞宣布了一大串"孝子贤孙"名单，几乎所有科长们都揪了上去，还要做出捧着厂级领导大腿的姿势，有的还要拿着纸糊的哭丧棒，东北的民俗是人死了之后，孝子贤孙们拿着哭丧棒送亲人上路。这个斗争大会变成了无赖们的恶作剧，正义的老工人都义愤填膺，但敢怒不敢言。我把脑袋尽量埋伏在椅背的下面，不忍看这一幕闹剧，也害怕被人递上一张纸条就会揪出来的痛苦。

会场的空气时而凝固，时而轰然大笑，群众看到往日尊敬的领导一个个被打倒了，很痛心，气氛十分紧张，有的老师傅公开反对体罚式斗争，搬出一条板凳让田和盈坐下，老工人的大义凛然，让每一个人感受到人性就应该这样。一些挨斗的中层干部，为了表演"孝子贤孙"模样，扮个鬼脸或做个滑稽的动作，也会使年轻的工人们哄堂大笑。

最让人难忘的，也最让人瞧不起的，不是那几个愣头青造反派，而是他们背后的摇羽毛扇的军师。．如果说，几十年过去了，我还能与当年的造反派首领们握手，称一声同志，但绝不可能与那几个军师这样做。最让人恶心的是干部队伍中的某些人物，特别是能翻阅档案的某些人或有些特殊身份的保卫干部，从档案里抛出几条掐头去尾的、已做了结论的历史材料，哗众取宠，抬高自己的"革命"价值，残害阻碍自己的人或发泄私怨。使很多不明真相的年轻人神经错乱，做出很多暴力行为。

绢纺厂点火大会的高潮是保卫科长上台揭发，揭发孟昭云副厂长是日本勤劳奉仕队的队长，为日本人效过力。他的脸涨得通红，表演得苦大仇深，小眼睛骨碌碌地瞅着造反派。人们以为这个揭发的可靠性是百分之百，因为他是保卫科长，他嘴里吐出来的不能有假。激动的造反派们正愁找不到下狠手的由子，这个揭发让打手们的手发痒，革命的创造性有了新进展。一个愣头青学八区广场批斗会上戴高帽子的丑剧，糊纸做的高帽子已来不及了，竟找来了一个厕所内放卫生纸的铁丝篓子，竟丧心病狂地扣在孟昭云的头上。顿时，会场内哗然，有的老工人愤然离去。我也随大溜，溜出了俱乐部，真正不忍心看到昔日最尊敬的人，被人作践成这个样子。心绷得紧紧的，不知道哪一天我会有同样的下场。

"文化大革命"在基层就是一种彻底失控的暴民行为，为长久埋藏在心底的恶和怨，提供了一个发泄的机会，而且把这种发泄转化为表演、转化为暴力。

"这哪里是保卫毛主席简直是给他老人家抹黑。"一个老工人吐了一口恶痰，出门就骂。

"这倒好，平时吊儿郎当的二流子都坐上席了，真是一批流氓，不得好死。"又一个老师傅生气地诅咒。

后来听说，开完批斗会，孟昭云呕吐不止，病倒了。他被日本人抓去当勤劳奉仕队队长，那是什么差使是劳工的活，而且档案中写了，加入共产党时讲了，算什么历史问题呢

后来又听说，那个保卫科长上台发言后，走进工厂的大门，就昂着头，别人对他也不敢小觑，总以为他是最最革命的人。固然，不出人们的所料，经过大联合、大夺权的一阵混乱之后，他当上了革命委员会的主任。

点火大会之后的绢纺厂进入了无序和混乱，一个刚刚投产的新厂，淹没在沉渣泛起的恶浪中。

7．失控的暴虐

上级派来了支左军宣队，一个叫大老于的是队长，对不起，我忘记了他的大名，在绢纺厂的"文革史"上，应该有他一席之地的。顾名思义，支左军宣队应该支持左派的。真难为了大老于，刚刚到绢纺厂，人生地不熟的，只好凭自己的视觉、嗅觉、听觉，加上自己的想象力、揣摩力、判断力。他以革命的立场和心态，判别左、中、右，谁的革命口号最响亮，谁的揭发材料最具轰动性，谁出手最狠，那就最革命，就最左。所以，屁股跟着脑袋转，一屁股坐在一个造反派的板凳上，与那个保卫科长坐在了一起，而且言听计从。

别看绢纺厂偏僻，造反派的招数很有创新意识的。如果说哈尔滨城内一些学生造反派们横冲直撞地打砸抢，因为有一定的文化教育和年龄的成熟度，表现得人性一些，而对刚刚初中毕业踏入绢纺厂大门的工人阶级来说，都是生荒子，一些本性残暴的个别人，像失控的野马，狂号奔突，践踏着人的尊严。

大老于在保卫科长的授意之下，办起了一个近百人的大学习班，凡是不合口味的对立面，凡挂上"牛鬼蛇神"边的一律圈起来，不能回家，不能乱说乱动。学习班的管教和看守一律是支左支出来的造反派，从此，很多令人发指的暴虐发生了。

至今我感激制绵车间的领导曲成玉、贾良。造反派的头目来调查："沈克俭的表现怎么样不好的话，给他重新戴上右派帽子，送学习班受受教育。"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表现很好，确实改造好了，车间里的生产还要靠他呢!"特别是车间主任贾良，他说："我们都像沈克俭那样不怕苦、不怕累地抓革命、促生产，毛主席他老人家就放心了。"贾良是一个老八路，听说给朱德元帅当过警卫员，为人耿直善良，从不听邪，造反派对他也没辙。

造反派的头头不放心，又找到军宣队派驻车间的战士王山水，王山水说："沈克俭白天晚上在车间劳动，一天干16小时的活，表现很好。"我终于躲过了这一劫。在左得出奇的"文革"中，一个老八路，一个素不相识的解放军战士，能公正的反映一个摘帽右派的表现，那是善良人性的驱使，芸芸众生中，好人还是多。

所谓"学习班"就是蹲牛棚，白天劳动和接受批斗，晚上集体学习和斗私批修。几十年过去了，有些事至今难以忘记。

我们的老厂长王子玉早已调到轻化工业厅，不知道怎么得罪了那个保卫科长可能是因为没有让他当上更大的官，结了宿怨。竟让造反派们把他揪回绢纺厂接受批斗。

王子玉正在卧床不起的病中，体温39度，造反派们强行用担架把他抬进会场，让群众踏上千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一个身经百战的新四军指挥员，一个建厂的功臣，躺在担架上让很多流氓们戏耍，他已神志不清，喃喃地嚅动着嘴，像是要水喝，却被无情的口号声淹没。他的妻子惠萍兰是绢纺厂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曾经是新四军的卫生员，穷苦人出身，也被揪上了台。惠萍兰不服，竟挨了一拳，一个踉跄，差点摔下台去。一对为新中国的诞生转战南北的老人，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勇往直前，却在自己挚爱的"革命群众"面前被革命了。他们的儿子看到了这一切，精神受到了，不久就疯了。在以后的岁月里，王子玉夫妇得到了解放，落实了政策，可是疯了的儿子却永远地疯了。听说，惠萍兰找过很多任领导讨个说法，谁也没有给她说法，因为是群众运动，满天下都是群众，你找谁去

大学习班里有一个资深工程师谭庆允，是织造和染色的专家，据说他和中国著名染化教授方百容一起参加过联合国大厦的设!计。他平时少言寡语，为人特别谦恭．很少和人接触。

他是从哈尔滨毛织厂调来的，不知他得罪了什么人，卑鄙地抖落出他曾经在国民党军队中做过事的历史，毛织厂的造反派把这一个消息传到了绢纺厂造反派的耳朵。在抄家成风的年代，他的家被抄了。竞抄出了国民党的委任状，是技术职务之类的头衔。这在没有太多的阶级斗争可斗的绢纺厂，像一阵旋风，他的专案组马上成立，老谭成了口诛笔伐的对象。

在那个年月，一切所谓的特务、叛徒，大多数是由失控的档案管理和卑劣的人事干部，从档案中抛出几条历史陈迹，不是变成大字报就是上台大揭发，于是"专案组"林立，批斗会不断。人人都提心吊胆，不知道哪一天，从你的档案中找到你本人或你的七大姑、八大姨中的历史问题，那就倒霉!

老谭进了学习班，还是沉默寡言。那几个愣头青，当上了学习班管教之后，就是研究如何折磨人，如何让管教对象发出惨烈的喊叫，如何让管教对象在他们面前求饶。他们很会分析，对原来有威信的老领导不忍下手，对没有定性的对立面不敢下手，就是专对老谭这样的老实人下手。

春节前，老谭的家属给他送来一包糖果，经管教检查后交到了老谭的手里，本来是慢慢咀嚼的硬糖块，管教却让他在一个小时内全部吞下去。可能是那几个愣头青馋涎了，老谭吃不完的可以让他们也吃。老谭却不，认定了服从管教是硬道理，硬是把一斤硬糖块连嚼带咽吞了下去。让管教们扫兴。

那天半夜，一声惨叫惊醒了学习班的其他人，是老谭发出的。同寝室的问："出了什么事大惊小怪的，弄得四邻不安。"老谭扭曲的脸痛苦之极，摇晃着脑袋，淌着眼泪说："没事"。灯刚刚关闭，劳累了一天的其他人骂一句："活见鬼!"又进入了梦乡。又是一声惨烈的喊叫，还是老谭发出的。

同寝室的都坐了起来，以为是老谭的梦呓，骂："你这个国民党，是居心不良，有意要整垮大家。"吵闹声惊醒了管理学习班的军宣队战士。大家问老谭，老谭指着他的下身，被盖得很严实，只有一根细细的绳从被褥里伸向门口。口的铺位最冷，就指定给了老谭。

军宣队战士掀开被褥，惊呆了，脸胀得通红，他愤怒了。"谁做的这是流氓行为!"同寝室的看到这一幕，一个个面面相觑，都背过了脸去。"你自己解开吧"军宣队战士给老谭下了命令。"解不开，是打了死结，嵌进去了。"老谭悲哀欲绝。谁有剪刀谁也没有。学习班是不允许带刀类的，以防自杀或行凶。"快到老乡家借一把剪刀!"军宣队战士下了第二次命令。那个没有人性的所谓管教才若无其事地走出门去。

剪刀借来了，扔给了老谭，"你自己剪开吧!"老谭哭了，他自己剪开了拴在生殖器上的绳子。血淋淋的生殖器到底有什么罪军宣队战士问："谁让你们这样做的"

那个管教说："为了不让他反攻倒算，我们采取了革命的措施。"这些管教兼打手的痞子，总是振振有词。

这不是一件恶作剧，而是流氓行为在"文革"中惨无人道的肆虐。正像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的那样："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在他人的头上，他却高高兴兴地拿残酷做娱乐，拿人家的痛苦当赏玩，做慰安。"不过，鲁迅先生有所不知的，顺民一旦转化为暴民，他们的凶残，比暴君要严重得多，失控的暴民更没有章法。

人之初，性本善，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但是，人性中的另一面是自私，也是与生俱来，一旦环境为人性中的自私提供土壤，那么，它就会破土而出，甚至泛滥成灾。

善恶泾渭

社会上刮什么风，绢纺厂就起什么浪。

在逐级批斗领导的高峰时期，我所在的制绵车间比较迟钝，但挡不住其他车间的诱惑。经常看到其他车间的红卫兵押着车间领导在游街，很好玩的。绢纺厂所在地没有街，只有车间里的走廊，那就在车间里敲锣打鼓游吧!再糊几顶纸帽子，像耍猴一样。年轻的工人嬉皮笑脸，看到昔日的车间领导威风扫地，很过瘾。车间领导们的脸上没有表情，反正大街小巷都在游街。

我们车间的几个活跃分子不甘寂寞，戴上袖标就是红卫兵，一个个斗志昂扬，像天下就是他们的了。

有了红卫兵就有批斗会。

我们车间的第一个批斗会是在食堂召开的，一个红卫兵上台主持会，宣布把车间书记、主任押上台时，曲成玉、贾良早就有了准备，不用推搡，主动上台弯腰弓背，因为，已经见习过多少次了。两个都是戎马生涯的解放军战士，却在自己的工人面前乖乖地低头认"罪"，他们一定明白这场灾难是躲不过去的，因为，全国都一样。

这次批斗会上，我做了一件违心的事。会前，车间造反组织的头动员我上台揭发曲成玉、贾良的反党罪行，我说："不行，我没有什么可揭发的。"那个头的脸色马上变得十分难看："你成天与他们在一起，他们又这么重用你，这些就是问题。你不主动揭发，别人就会揪你上台。"我说："他们党内的事，我的确不知道，怎么能知道他们反党"那个头悻悻地走了。

批斗会开得很乱，都是刚进工厂的学徒工，对两位车间领导不甚了解，一些老师傅原来也不认识他们，所以，发不出什么轰然一响的重磅炮弹，连让人发笑的话也没有。

我看到有人递了一张纸条上去，主持会的造反派照念："沈克俭在车间工作这么久，一定了解他们，让他揭发。"我惶恐得慌了神，真想钻进地缝里去。走近主席台，镇定了下来，想到刚刚抓过的操作大练兵，贾良抓得很认真，就脱口而出："贾良主任抓操作大练兵很认真，一个个打分，不及格的不准上机台。"又想到两位领导对我很重视，让我抓操作大练兵，又说："操作大练兵让我去抓，太相信我了......"还没有等我说完，一个年轻的工人喊道："让沈克俭滚下台来，他能揭发个屁!"我就被赶了下去。头嗡嗡地响，不知道往哪里走。待我头脑清醒过来，才分辨出喊着让我滚下台的年轻工人是张树彦，是平时与我要好的朋友。他喊是为了保护我，免得我留在台上一起陪斗。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保护我的老师傅很多，记忆犹新。

一次工厂召开批斗大会，造反派头目指定我必须参加，车间的工长王在歧说："车间正在改工艺，他是工艺技术员不能离开现场，出了问题谁也负不起责任。毛主席号召抓革命、促生产，你们抓革命，让他促生产。"造反派头目无话可答，我就躲过了一次批斗大会。

还有一次也是批斗大会，我正在圆梳机上操作，精选班长丁学俭慌慌张张找到我，拉着我就走："快!快!造反派来抓你去开批斗会，你躲一躲吧!"丁学俭是一个快人快语的大姐，好仗义执言。精选班正是在车间的大门口，而且对着车间办公室，她第一个听到造反派向王在歧工长要人，就奔到了梳绵车间。造反派从前面进梳绵车间，我们从开茧、给湿间直奔烘干室，丁大姐把我推了进去："我不来开门，你千万别出来。"一手把门反锁上了。

在闷热的烘干室里，我汗流如雨，但不敢出声音，只听到急促的脚步声，造反派问王在歧："两个车间都没有，他跑到哪里去了呢"王在歧似有所悟："唔，想起来了，新工艺生产的绵子质量有些问题，他到市内做检测去了。"又补充了一句："现在抓工艺、质量、操作都是他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昨晚，老沈一宿没有回家，都在抓革命、促生产呢。"王在歧是典型的中国工人阶级，为人忠厚老实，吃苦耐劳的精神像一头老黄牛，从来没有说过谎，可是，这一次他为了保护我说谎了。

如果说，几十年后时过境迁，我还能与当年的造反派头目握手，称为"同志"，甚至变成朋友，我还能淡忘很多年轻工人的恶作剧，但是，有两件事至今记忆深刻，我感情上绝对不可能忘却。一个中午，我的一个同学，是一起从上海分配到黑龙江的，他的家庭出身是贫下中农，很自然地变成了造反派，而且还是一个小头目。就是他领着一群人砸开了我们宿舍的门，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我们一个宿舍住着六个技术员，都是单身汉，除了床上的被褥就是箱子里的衣服，再简单不过的了。我赶到宿舍门口，被一个年轻人推搡到床上，让我打开箱子，箱子里除了几件衣服之外什么也没有。他指着对面小王的铺位，问我："他们把材料藏在哪里"我摇摇头，真的，我不知道，因为，我是摘帽右派，造反派不能要我，我也躲得远远的。即使一个宿舍，也很少说话。

所有的被褥、箱子翻遍了，没有搜查出他们要的材料，我的那个同学凶狠地对我说："你是摘帽右派，不能跟他们沆瀣一气，不然随时给你重新带上帽子。"革命真厉害，说变就变，昨日还和颜悦色的脸，今天，突然变得狰狞可怕，这是我意想不到的。大概这就是大义灭亲吧!何况我们本来就不亲。

同学领着一群人走了，他狰狞的脸却深深地嵌在我脑海里。在绢纺厂的"文革"中，有一个不大不小的人物，让人们记着。他是正科级干部，有些资格，但总是提不起来，因为他曾经当过日本人的翻译。文革初期就揪了出来，没少受皮肉之苦，但他为了保全自己，"反戈一击"是最多的，揭发别人来自保，几乎时时揭发、天天揭发、月月揭发，揭发对象几乎全是同事。

有时清晨，他找到管教："报告，我想起来了，每个周六学习时间，厂长总是给我们布置采购任务，这就是不突出政治。"管教很不耐烦，因为还没有睡醒："什么屁事天亮了不能说滚!"一脚把他踢开了。

有时半夜，他找到管教："报告，我回忆白天劳动时，老谭头嘴里在自言自语，好像在咒骂共产党。"这可挑起了管教的神经，因为上纲上线了。"他骂什么你说说。"管教拿起笔，预备记录下来。"声音太轻，没有听清楚，你可以审他。"管教把老谭头叫醒："白天，劳动时你骂谁"老谭头莫名其妙。"我没有与别人吵架，骂谁呀"那个正科级在一旁："是的，你没有吵架。你不老实，我明明白白看到你咬牙切齿地唠叨，你不骂共产党骂谁"老谭头痛苦的脸上布满了泪水："我的腰扭伤了，咬着牙在干活，你怎么说我咬牙切齿骂人呢"老谭头的习惯是自言自语，绢纺厂的人是知道的。管教睡着，被叫醒，本来以为有情况，原来又是一次无稽之谈，很恼怒，指着那个正科级："你真是一条狗，半夜乱咬。"从此，这个正科级与"狗"连在了一起，与他的历史上的翻译官遥相呼应。

李范五挥锹栽树荫后人

在北大荒博物馆第二展厅一个狭长的展柜里有一把弯弯的铁锹，像一个累弯腰的老人，静静躺在那里，这就是当年黑龙江省省长李范五在绥棱农场劳动时用过的一把铁锹。

李范五同志在十年浩劫中被拉下马，经过多次批斗、游街示众，最后于1975年初夏被下放到绥棱农场，度过他一生中最难忘的700多个日日夜夜。

绥棱农场“文革”前是个劳改农场，1967年将全部犯人调出，又调入近千名刑满释放和解教就业人员。1968年开始接收城市下乡知识青年，1970年又接收部分强劳分子。农场人员复杂，李范五到场后场领导也费了一番心思。经过研究，最后决定把李范五安排在农场的一个实验站。这个站人员少，占地面积大，地理环境好，劳动强度不大。

李范五到农场时，除了两名“护送人员”外，陪同他来的有老伴黎霞、女儿李黎立，还有个10岁的外孙女叫“大愚”。那年，李范五63岁，患有多种慢性病，更严重的是经受造反派多次拳打脚踢等肉体摧残，肢体备受损伤，已不适于从事任何体力劳动。一点活不安排他干又不行，考虑到他曾担任过林业部第一副部长，实验站分配他到这个站的林业组劳动。

林业组的任务是培育各种树苗，在附近田间道旁造林栽树。组长范垂忠听说叫他管省长，心里忐忑不安，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范垂忠是1956年从四野38军转业的军人，长期的部队生活，使他养成了严格的组织纪律性，那种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在他思想上有较深的烙印。现在突然让他这个21级的干部去管一位6级的大官，一时不知所措。可是李范五对这一切似乎毫不介意，到农场后只休息一天就出工了。他直挺挺地站在老范面前，听候分配劳动任务，并且表示对栽树既有兴趣，也有粗浅研究。那天在场区道旁，李范五就用这把锹栽樟子松，他一边栽一边滔滔不绝地讲发展林业的意义，还讲了一些林业基础知识。

范垂忠看到李范五在栽树时双腿跪着操作，还不停地用拳头敲打着腰眼儿，面部肌肉每隔几秒钟就抽搐一下。在劳动休息时，老范问他什么时候患的这种病，李范五只是笑笑不答，后来日子长了他才说出这是被殴打的后遗症。老范告诉他：“早晨可以晚出来一会儿，中午多休息一会儿，什么时候觉得身体不舒服可以不出工。”可李范五从来不耽误工，除了住院治疗和严重犯病外，都坚持出工，每天这把锹不离手。他还利用节假日和业余时间上山采集橡树籽，在实验站水库边沿种橡树。他还用绳子、量弓测量了实验站周围的地形，绘出一张林带分布图，并对农场发展林业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长远规划。

李范五曾因病到场部住院，在治病期间他还在病房周围栽了许多鱼鳞松小苗，现在有21棵已有碗口粗了。

李范五在农场时，先是在实验站职工食堂买饭吃，后来自己做饭，当时霍广兴是职工食堂的管理员，对李范五主副食的供应，全得通过他。李范五在职工食堂买饭吃，每月无论如何也达不到50元的标准，那时食堂的主食只有馒头，而副食也只有白菜、萝卜、土豆三样循环，鱼肉每月也只有一两次，烙一顿油饼算是改善伙食了。李范五身体虚弱，又患有多种慢性病，急需在生活上调养，霍广兴就想法额外卖给他一些肉、鱼、豆油。这种对走资派的的特殊照顾，也招来一些人的非议甚至责难。李范五意识到老霍有压力，告诉他：“以后有啥吃啥，不要因为我给你找麻烦。”老霍只是摇头，背地里对黎霞说：“每天晚上8点后您到食堂拿东西，无论如何也得保住老省长的身体。”炸好的鱼、鹿肉、鸡蛋、瘦猪肉等由公开供应转入“地下”。李范五爱吃野味，老霍到老乡家去买野鸡野兔，自己家的咸菜、大酱也给他拿。李范五到农场后由于水土不服，经常头晕、呕吐、高烧。老霍把自己家的“维C”、樟脑注射剂拿去，还到农场附近的公社卫生院买了牛黄安宫丸送去。

李范五的头发长了，实验站没有理发员，要么就得走7公里多到场部去理，霍广兴拿来理发工具说：“我来试试，反正理不好。”李范五苦笑着说：“来吧！现在我的头好剃多啦！”这一语双关的玩笑话，包含着多少信任和感慨。黎霞也接着说：“请你给我也剪一剪，只要不剪成鬼头就行。”三个人都笑了，这笑声中有多少辛酸！

2004年，总局筹建北大荒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到绥棱农场征集展品，农场的工作人员从苗圃找到了这把锹。

“天然橡胶事业”回忆录88——李范五与我国天然橡胶早期建设

人们对于1954年以后农业部、农垦部、农林部、农牧渔业部及其部长们领导天然橡胶事业的业绩比较了解，而对之前即1950年至1954年林垦部（林业部）及其部长们领导橡胶垦殖业的业绩特别是其背后的故事则了解甚少。这是由于有关史料尤其是梁希、李范五事迹介绍的资料很少的缘故。此文所提供的综述性史料，可以说填补了这一空缺。

研读此文，使我们了解到1950—1954年这5年，即我国扩大种植和发展天然橡胶筹备、起步和打基础的时期，林垦部（林业部）部长梁希、副部长李范五为天然橡胶业早期建设做了一系列开创性的工作—— 1950年11月，林垦部调集中国林学家和苏联专家组成一个庞大调查组，由陈云带领，梁希和李范五随同，到海南考察橡胶资源；1951年8月2日召开全国橡胶会议，证明我国能够发展自己的橡胶种植业，并确定其发展方针、发展计划，会后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起草《关于扩大培植橡胶树的决定》；1951年，协助陈云和叶剑英组建华南垦殖局；1952年组建特种林业司，负责管理全国橡胶垦殖业； 1952年，组织和派遣海南橡胶督导团到海南督导橡胶采种和育苗；同年，与教育部联合动员多间大学森林、生物、土壤农化、地理、气象等专业师生组成千余人的大型橡胶宜林地资源调查团，到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福建等省区勘查橡胶宜林地资源；1952年，向中央建议派军队参加橡胶垦殖业工作；1953年根据局势变化，及时调整植胶速度和规模，并采取有关措施；1954年将橡胶垦殖业转为企业化管理，进行企业化经营；1954年底，根据橡胶种植抚育经营特别精细，不同于其他树种造林，而与园艺趋同的特点，将其移交农业部领导等等，从而在多方面为橡胶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因此，梁希、李范五功不可没，他们也是我国橡胶事业的重要领导人。

刘少奇与李范五的故事

我当时是伊春市委常委、林业部部长，刘少奇同志1961年视察时在伊春的活动我参加了。

刘少奇同志在带岭视察后乘火车到丰林林业局（现名五营林业局）视察，我是在刘少奇同志赴丰林林业局的途中，在伊春上的火车。刘少奇同志的专列到丰林林业局后，甩到储木厂专用线上，然后上了小火车。小火车上为少奇同志准备的沙发和下车用的梯子都是我准备的。

在小火车上开始工作汇报。开始是由伊春市委书记王钊同志汇报。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王钊同志汇报时有一个很厚的汇报稿，是我帮助准备的。刚开始汇报，少奇同志就把稿子拿去，看了一下，然后压在一个本子下，对王钊同志说，你汇报吧。少奇同志在汇报中提了很多问题，有些问题很多人都答不上来。当汇报到我的名字时，张昭副部长开了一个玩笑，说，宫殿臣就是宫殿里的大臣，是你的大臣。我解释说，我的名字原来叫佃晨，大家给写成这样了。少奇同志说，这个名字就挺好，不用改了，名字只是个符号，它不说明内容。张昭副部长向少奇同志介绍我是林业工人出身，十几岁就干林业，是内行。少奇同志说，我们搞建设就是要找内行，没有内行是不行的。王钊同志对林业不很熟悉，汇报中的一些细节是我补充的。汇报内容已有记录。

到了一个采伐地后，大家上山看了采伐。张昭对少奇同志说，采伐容易，但造林难。少奇同志说，在林业生产中，更新是第一位的，采伐应当放在第二位。就像农业，光讲秋收不行，要先播种，管理。林业也是这样吧。我说对，林业要一百多年才收获一次。

在汇报中我们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说明林业工作条件很苦，要在供给上给些照顾，例如白酒、雨具、工作服等。少奇同志当场将李范五同志的军：我就不相信林业的劳动保护你李范五解决不了。少奇同志走后不久，上面就发来了劳保用品。

少奇同志说，看来林业生产主要是运输过程，非搞机械化不行。他详细问了拖拉机的马力等情况，对我说，你要研究一下，设备的功率怎样才能更高一些。

怎样搞好林子的更新，这是少奇同志在视察中考虑问题的一个重点。当时在学术上有一争论，是皆伐好还是择伐好？我有一个观点，伐树，就像菜园子间小白菜，择着吃。喂猪也是养肥了才卖，不肥不卖。少奇同志说，你的观点对，我赞同择伐。

我汇报到育林的资金不够时，少奇同志对李范五同志说，你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工作重点要放在育林上，要把眼光放远一些，到共产主义没有木材也不行。

回伊春的路上，我又向少奇同志汇报了森林防火的问题。少奇同志称赞我是防火专家。

在伊春参观了木制品工厂。少奇同志的两个孩子（男孩）也从北京赶到伊春。源源很喜欢一个木制的小玩具，我就拿了几个给他，王光美不让他拿。

题词是吃完晚饭后写的，在火车上，我研的墨。题的内容是大家一起想，起了好几个草稿，最后才定了现在的内容。题词的原件有挂在家中的条幅那么大，后来是我在哈尔滨裱糊的，可惜在“文革”中散失了，现在也没有找到。

当晚，少奇同志的专列向佳木斯方向开去。

少奇同志在视察中谈了很多意见，如大材、小材的采伐，造林怎样搞上去，人工造林和天然造林相结合，等等，到今天都是正确的，有些现在还没有完全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