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妃，即尧帝的二个女儿,后嫁舜帝为妻，姐姐叫娥皇，即湘君；妹妹叫女英，即湘夫人，“斑竹一枝千滴泪”指的就是湘妃。后世所谓的女神“湘妃”，相传就是大舜的两位帝后(称娥皇为湘君，称女英为湘妃)。

　　湘妃，名曰女英，本帝尧之二女，然这二位帝女在历史上自与潇湘结下不解之缘以后，却以湘妃的意象出现的频率更为多些，并以舜妃的形象为后人称道。自屈原《湘君》、《湘夫人》以来，她们一直是文人们笔下寄托情感的理想对象，在我国很多的古典文献中，如记录上古之事的《尚书》，先秦史籍《山海经》，儒家着作《孟子》等，都有对其故事的直接记录。

又说湘君指帝舜，湘夫人即湘妃指舜之二妃娥皇、女英。

　　明朝江南四大才子之一文征明要娶杜翰林的女儿杜月芳时，杜小姐要试试文征明的才学，便指着石旁的海棠说：“花里神仙，无意偏逢蜀客”。因为海棠叫花里神仙，又称蜀客。文征明看到窗外有竹子便说“林中君子，有心来觅湘妃”。竹子有君子之称，有一种竹叫湘妃竹。回答得不但好，而且和情境相扣，因为这次的不期而遇(无意偏逢蜀客)其实是求亲(有心来觅湘妃)。

　　应该说是历史人物，但更是一位神话传说人物，因为在长期的历史长河中，她们被神话了。

　　汉刘向《烈女传·有虞二妃》云：“有虞二妃，帝尧二女也，长娥皇，次女英”。

　　她们是尧帝的两个女儿，又是舜帝的爱妃，她们曾经帮助大舜机智地摆脱弟弟“象”的百般迫害，成功地登上王位，事后却鼓励舜以德报怨，宽容和善待那些死敌。她们的美德因此被记录在册，受到民众的广泛称颂。

　　大舜登基之后，与两位心爱的妃子泛舟海上，度过了一段美好的蜜月。晋代王嘉的《拾遗记》称，他们的船用烟熏过的香茅为旌旗，又以散发清香的桂枝为华表，并在华表的顶端安装了精心雕琢的玉鸠，这是记载中最古老的风向标，它可以为水手调整帆具提供依据。但这项发明却不能预测突如其来的噩耗。

　　舜帝晚年时巡察南方，在一个叫做“苍梧”的地方突然病故，明代王象晋的《群芳谱》记载说，娥皇和女英闻讯前往，一路失声痛哭，其情形很象孟姜女和韩娥，而她们的眼泪洒在山野的竹子上，形成美丽的斑纹，世人称之为“班竹”。她们在哀哀地哭泣了一阵后，居然飞身跃入湘江，为伟大的夫君殉情而死，其情状之壮烈，真是旷世罕有，显示她们自始至终都是忠于丈夫的模范妻子。但《水经注－湘水》对她们的死因，却有截然不同的说法，它宣称大舜出征南方，而这两位妃子是随军家属，在湘水里淹死，或许是因游泳时发生了不幸的意外。但《水经注》的文字过于简略，使我们完全不得要领。

　　娥皇与女英生前是贤妻良母，而在死后却成了风流成性的“湘君”，有的典籍则统称“湘夫人”，还有的则望文生义地弄出了一对“湘君”和“湘夫人”，并把被称为“湘君”的娥皇误认作男人。历史文本在漫长的转述过程中发生了严重失真。

　　《山海经》扼要地描述了湘夫人们在湘江流域和洞庭湖水系里兴风作浪的过程。她们死于湘水，此后突然性情大变，行为方式充满了哀怨，出入总是风雨大作，雷电交加，仿佛要把冤死的怒气洒向人间。她们四周还时常会出现古怪的神仙，长相很像人类，脚下手上却缠握着毒蛇，俨然是娥皇与女英的。这使她们的气势变得更加嚣张。这种氛围长期缠绕着湘楚人民，令他们的生活散发出诡异动荡的气息。

　　《尚书·尧典》在提到湘妃二人时，陈述了她们与帝舜的关系：“帝曰：u2018我其试哉！女于时，观阙刑于二女。u2019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刘向的《列女传·母仪传·有虞二妃》明确点出了她们舜妃的身份：“有虞二妃者，帝尧之二女也。长娥皇，次女英，尧以妻舜于妫汭。舜既为天子，娥皇为后，女英为妃。”且在此篇篇末颂中，刘向称其为“元始二妃”，最先提出了二妃以帝舜妻子的身份成为了为妻的典范。

　　始以文学的意象将湘妃由历史带入文学的是屈原的《湘君》、《湘夫人》，由此便形成了以湘妃意象为核心的文学专题，此文学专题的生活背景就是二妃与帝舜之间所发生的凄婉的爱情故事。

　　《山海经·中山经》载：“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出入必以飘风暴雨，是多怪神，状如人而载蛇。”这位“状如人而载蛇”的“帝之二女”就是前面所说的湘妃。湘妃，尧之二女，舜之二妃，亦称湘君、湘夫人，此外湘妃还有二女、帝子、帝女、二妃、有虞二妃等多种称法。二女、帝子、帝女，是相对于帝尧而言，娥皇、女英为其二女；二妃、有虞二妃，是相对于帝舜而言，娥皇、女英为其二妃；湘妃、湘君、湘夫人，是二女死后为湘水之神，后人对她们的称呼。关于湘妃形象以及娥皇、女英名字的考证，前人已有多种说法，本诗选以认定湘妃即是娥皇、女英这一说法为前提，因而在此就不在展开分析。郭璞云：“天帝之女，处江为神，即《列仙传》所谓江妃二女也。”刘向《列女传》曰：“帝尧之二女，长曰娥皇，次曰女英，尧以妻舜于妫汭。舜既为天子，娥皇为后，女英为妃。舜死于苍梧，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韩愈《黄陵庙碑》曰：“秦博士对始皇帝云：u2018湘君者，尧之二女舜妃者也。u2019”罗含《湘中记》曰：“舜二妃死为湘水神，故曰湘妃。”

　　《尚书·尧典》载：“帝曰：u2018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u2019”孔安国解释曰：“尧年十六，以唐侯升为天子，在位七十载，时八十六，老将求代也。”又《尧典》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帝尧年八十六，老将求代，四岳极力举荐虞舜，称虽其父母、弟弟对他都不好，但他却极孝顺父母，友善弟弟，从不触犯违背，于是帝尧决定把虞舜作为巽位的对象，并将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他，一则为考察他，二则为帮助他。

　　《尚书》原称《书》、《书经》，为古代经典“五经”之一，汉代改称《尚书》，意为上古之书，这是我国第一部上古史书，也是我国历史上最古老的一部历史文献，它保存了虞夏商周时期的一些重要史料。有关湘妃故事明确的史料文字记载，最早的应见于《尚书》，而孔安国对《尚书》中这段故事所作的注，应是湘妃故事最早的注解，他们最早从史料方面界定了湘妃故事的历史地位。

　　为遂父愿，得贤人继位、掌国，娥皇、女英这对帝女下嫁给了住于妫汭的虞舜。《帝王世纪》载：“帝舜有虞氏，姚姓也，目重瞳，故名重华，字都君，有圣德。”《尚书·舜典》载：“虞舜侧微，尧闻之聪明，将使嗣位，历试诸难，作《舜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浚咨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虞舜登帝位，摄天子事之前，娥皇、女英二帝女仅作为普通人家的妻子，在夫家尽心侍奉公婆。而“舜父顽母嚚，弟曰象，敖游于嫚”，“母憎舜而爱象”，《史记·五帝本纪》载：“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避逃；及有小过，则受罪。”但是舜却能很好的处理这其中的矛盾，尽心孝顺瞽叟，顺从母弟，恭谨礼让，没有异心。不但舜本身克孝如此，二帝女亦是如此。《史记·五帝本纪》：“舜能整齐二女以义理，下二女之心于妫汭，使行妇道于虞氏也”，“尧二女不敢以贵骄事舜亲戚，甚有妇道。”《列女传·母仪传》载：“二女承事舜于畎亩之中，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骄盈怠嫚，犹谦谦恭俭，思尽妇道。”除孝顺恭俭外，二妃还十分聪颖，生活中处处协助丈夫，使之不受家人的戕害，充分体现了刘向笔下的“元始二妃”形象。

　　瞽叟与象谋杀舜，使涂廪，舜归告二女，二女曰：“往哉！”舜既治廪，乃捐阶，瞽叟焚廪，舜往飞出。象复与父母谋，使舜浚井。舜乃告二女，二女曰：“俞，往哉！”舜往浚井，格其出入，从掩，舜潜出。

　　从《列女传》中这段精彩的记叙来看，二妃不仅聪颖，还很勇敢，临危不惧地为丈夫出谋划策，因而《列女传》的颂赞其二人道：“元始二妃，帝尧之女，嫔列有虞，承舜于下，以尊事卑，终能劳苦，瞽叟和宁，卒享福祜。”

　　《史记·五帝本纪》载：“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淮南子·修务训》载:“（舜）南征三苗，遂死苍梧。”高诱注：“三苗之国在彭蠡，舜时不服，故往征之，舜陟方乃死。时舜死苍梧，葬于九疑山。”任昉《述异记》载：“舜南巡不返，葬于苍梧之野。尧之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与痛哭，泪下沾竹，竹上文为之斑斑然。”

　　《礼记·檀弓》载：“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二妃未之从也。”舜南巡征三苗之时，二妃并没有同行，可能终因放心不下，后便追随而来，在二人到达零陵九疑山的时候，传来了舜亡之讯，二妃相与痛哭，在九疑山上相携寻夫，“泪下沾竹，竹上文为之斑斑然”。舜既已殁，二妃顿觉心灵无所寄托，屈原《九歌》中《湘君》、《湘夫人》篇可能写的就是二妃此时的心境。二妃回道，途经湘江，面对袅袅之秋风，下落之木叶，眇眇愁予的二人终还是捐身寒水，随舜而去了。二妃死后化为了湘水之神，后人尊之为“湘妃”，从此也就有了那泪洒成纹之斑竹的美丽传说的由来。

　　二妃与舜这凄婉而伟大的爱情故事，使得后人对湘妃二人的高洁品质十分推崇；又因二妃最后殒身于湘江，化为湘水之神，湘水流域的百姓时常向她们祈福，因而湘江流域修建了不少湘妃庙。湘妃庙又有二妃庙、湘妃祠、湘山祠、湘夫人庙、尧女祠、英皇祠、黄陵庙、潇湘庙等多种称法。《永乐大典》（残卷）卷五千七百六十九《长沙府》十八载：“韩愈《黄陵庙碑记》：湘旁有庙曰u2018黄陵u2019，自前古立，以祠尧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古碑，断裂分散在地。其文剥缺，考《图经》，汉荆刑牧刘表景升之立，题曰u2018湘夫人碑u2019。”此处所指为湘阴县之黄陵庙。郦道元《水经注·湘水》：“大舜之陟方也，二妃从征，溺于湘江，神游洞庭之渊，出入潇湘之浦，故民为立祠于水侧焉。”《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还，过彭城，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此二处所指的是位于洞庭湖君山之上的湘妃祠。又舜死九疑，葬于苍梧之野，也就是零陵，即今天的永州，二妃寻夫到此，投水湘江，正因此永州的湘妃庙更多。康熙九年刻本《永州府志》卷八《山川》宁远县载：“潇湘庙，旧在潇湘西崖。唐贞元九年三月，水至城下，官民祷而有应。至于漕运艰阻，旱干水溢民则叩焉。洪武壬戌，知县曹恭增置殿宇，四年奉勅封为潇湘二川之神。”此处所提的潇湘庙应为永州苹岛对岸的湘妃庙。另外还有永州祁阳县的潇湘庙，徐霞客《楚游日记》载：“祁江从北至此，南向入湘；而甘泉活水，又绕学前，透出南胁，而东向入湘。乃三交会之中，故桥曰潇湘桥，亭曰潇湘亭，庙曰潇湘庙，谓似潇湘之合流也。”宁远县九疑山也有湘妃祠。在潇湘二水之畔还有不少虽不出名，但确是存在的祭祀湘妃的庙祠，供人们祈福、凭吊。

　　二妃的故事留给了历代诗人太多的抒写空间，吟咏二妃的诗歌就有很多。诗人们或是身到潇湘之地，亦或是虽人未到潇湘，而闻知二妃的故事后有感而发；或是经谒二妃庙堂，联想到其人其事后抒怀畅叙；或是由斑竹、斑管、湘灵之琴瑟而起，睹物思人，因韵而生，咏怀二妃，有所寄托。笔者身为永州人，且已在湖南科技学院求学三载，受湘妃故事感染熏陶，在接触了一些湘妃诗后，发现湘妃诗虽多，但却很零散，不成系统，没有人将之整理成集。笔者因着这层地缘关系，并在导师的指导下，认为将历代的湘妃诗整理成集很有必要，因而笔者在前人众多诗作的基础之上，遴选了130篇或以湘妃意象为内容，或以与湘妃相关意象为内容而创作的诗篇，形成了湘妃专题诗集，并对它们加以简注。

　　诗歌的编排，总体是按照朝代及作者出生年代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列，其中有些特殊情况需要照顾的，如为把《湘灵鼓瑟》的五首诗归放在一起，就在这五位诗人内部按其出生年代排序，而这五首诗在全书整体上的位置则以钱起的出生年份为准，再按照总体的排列原则予以安置；另外陈诗与罗绕典的《斑管次韵》皆是和李承膺的《斑管》所作，因此将这三首排在了一块，每一朝代无名氏的诗，都放在本朝的最后，排名不分先后。诗选所收录的诗均以与湘妃意象直接相连或相关为标准，对于一些只是游离于诗篇中，仅有潇湘、斑竹、九疑等个别意象的，则略去了没有遴选进来。

　　围绕着同一个主题，这130篇诗作不仅在内容上，即便在形式上也有着不少相同及相传承之处，如同一个意象，在不少的诗篇中都以相近的言语方式出现：从钱起的《湘灵鼓瑟》“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开始，后人在这个意象上就有不少诗作都有化其而用之的现象，如汪元量的《湘夫人祠》“行近祠南默惆怅，倚筇江上数青峰”，周星的《潇湘夜雨》“酒醒忽惊千里梦，曲终难觅数峰青”，更有滕宗谅的《临江仙·洞庭湖怀古》“微闻兰芷动芳声，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则是直接借用。另外诗作对“灵”字的运用更是普遍，从屈原的《湘君》、《湘夫人》“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九嶷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刘向《江妃二女诗》的“灵妃艳逸，时见江湄”，左芬的《虞舜二妃赞》“妙矣二妃，体灵应符”到之后的唐宋元明清各代的诗篇中都有提到。再还有“鼓瑟”、“潇湘”、“云”、“雨”等等意象，都被竞相运用。

　　虽同以湘妃为主题，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各时间段之间的诗作也有着各自的特征。

　　唐以前有十二首，除《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两首历代注家极多之外，其他十首却不太容易为大家所发觉，注者则更为稀少，且《二女歌》《有虞二妃颂》《江妃二女诗》，在《湘妃诗选》以前的文学作品中并未以诗的形式单独出现过，然这非但不能削减其在湘妃诗中的地位，更凸显出了他们的特殊性。《二女歌》出自洪兴祖《楚辞补注·天问章》所引古本《列女传》，原文中这段是二妃与帝舜的对话。清石玉昆《小五义》第二十二回中提及湘妃的这段故事时，作者描写道：“（舜）正无可奈何，忽闻二女在廪下作歌道”、“二女在上面看见，因抚井作歌道。”石玉昆认为文中的那两段话是当时二妃唱出来的，注者也同意这种理解。古代的诗歌都是可以唱和的，那么二女的唱词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诗歌形式。同时它也符合诗体的一般要求，结构较为工整并且有韵，于是注者将其拟题为《二女歌》，本诗是史料记载中由二女本人创作的唯一一首诗歌，也是至今流传最早的湘妃诗作。《有虞二妃颂》、《江妃二女诗》分别选自刘向的作品《列女传》、《列仙传》，二首结构相近，《有虞二妃颂》本为《列女传·母仪传·有虞二妃》的篇末“颂”，也因其符合诗体要求，且与二妃相关，故遴选进来。张衡的《四愁诗》前人多未指出其所思者究竟为谁，其中的第二首注者以“桂林”、“湘水深”为突破口，认为其所思美人为湘妃，将其作为汉代吟咏二妃诗的代表。阮籍的《咏怀之二》所写的是刘向《列仙传》中江妃二女的故事。左芬、庾阐的二首题名为“赞”，左芬是直赞二妃其人，庾阐则是二妃的像赞。古本《列女传》有图有颂，绘有二妃的画像，画像与传文同时传播，或在书中，或在画屏上，供后人警示。二首因其整齐、简洁、有韵，所以被遴选进来。沈约、王僧孺、吴均的三首均为南朝梁代的作品，其形式更趋成熟而与唐代相近。

　　较之唐前十二首，以叙事为主，直接以湘妃或湘妃故事为创作对象而言，唐及以后的诗创作则转向了抒情，以湘妃意象或以与湘妃相关意象为写作内容，且所咏对象都是已成湘水之神的湘妃。

　　唐代为吟咏湘妃的高潮，其诗歌作品最多。唐诗多以斑竹泪或湘妃祠为兴感缘由，把湘妃作为独立的文学抒写对象，并不多将湘妃与帝舜同时提及，或只是由湘妃意象而说及帝舜，以竹上之斑斑泪痕，及鼓瑟之湘灵表现二妃对帝舜的深切思念，使得诗文意境凄美而婉转哀怨。这种区别可以从以下诗歌中明显的感受出来这两个时段的差别来：唐前娥皇、女英自己所唱的《二女歌》，记叙了二妃帮助帝舜逃脱危险的故事经过，体现其机智聪颖；刘向的《有虞二妃颂》，简要的概述了二妃的一生，体现其贤良淑德；阮籍的《咏怀》诗，则讲述江妃二女与郑交甫的故事。它们均以叙事形式为主要表现手法，这与唐后的诗篇表现为以抒情或托物言志为主的手法则形成了鲜明对照。

　　诗选中宋代诗词并举，宋元明诗篇总体数量不多，但较之唐代诗作而言，这段时期的诗歌意象开始有所转化，他们或从前人诗词中提取，或是另辟新径，这便使得诗文的意象更为丰富、宽泛，而诗文内容不似唐代晓畅。

　　清代诗歌的一大趋向就是以“湘竹”、“斑管”、“斑竹岩”、“湘妃祠”等单个相关意象为题，特别是以“斑管”为意象的诗文，多用书法名词及书法术语。

　　湘妃诗作虽未受前人太多关注，但其总体风格凄婉、哀怨，诗文精巧、雅致，内容通俗、晓畅，相信渐渐定能为后人所更多的接受。

　　着作《孟子》等，都有对其故事的直接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