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维屏（1614-1679）文学家、诗人、隐士。古文为易堂诸子所推崇。品质高尚廉洁，不义之财分文不取，且意志慷慨，若急人难，虽去千金亦不介意。性沉静寡言，常与人对坐终日不发一言。如有疑难请教于其，则剖析如流，从早到晚娓娓不倦。读书多玄悟，古文词造诣深湛，尤精易数、律历及西洋算术，且都无师自通。

　　桐城方以智来访，与其演算术后，对人言道：“此神人也。”青州翟世祺守饶州，性傲慢，蔑视天下学者，独倾倒于维屏，曾七次下聘相请。后维屏居翟家三年，翟以师礼相待，维屏为之演易数，通西算要略，翟感恩不尽。维屏为人坦率端重，对己对人均要求严格，年逾六十，仍每日往返翠微山中教学。他曾在给魏禧信中写道：“拒谏饰非者大恶也。不拒谏而尝自拒谏，不饰非而尝自饰非，尤恶之恶也！足下敢于自信，自处有故，而持之以坚，拒谏饰非，盖有如此者？”禧得书痛服。维屏临终前遗书诫子：“食有菜饭，着可布衣，无谲戾行，堪句读师。”彭士望称：“此十六字元气包裹，令人浓心，妄想一切都尽，可为则世。”

　　著有《周易剿说》十二卷、《松下集》十二卷、《邦士文集》十八卷并行于世。其生平事略《清史稿·文苑传一》、《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中国人名大辞典》、《国朝诗人征略》均有载。

　　邱维屏(1614-1679)江西宁都人，“易堂九子”之一。明万历四十三年甲寅生于宁都河东坊，即今宁都县河东堂角村。字邦士，谱派曰＋，亦自号慢庑老人，石堂病农。人或称松下先生(2)。祖父一鹏，是明万历间的举人，官至湖广按察司佥事。邱维屏23岁补诸生，名列第一。邦士先生扬芬千秋的原因，得益于“易堂九子”们共同的节操文章和邱邦士对自然科学、哲学的深刻研究。

　　1644年的甲申之变，不管是对明皇孙的八大山人来说，还是对邱维屏来说，都是一件影响至深至远的极重大事件。八大山人自此东躲西藏，先是新建的西山，然后是进贤、奉新“住山二十年”。而邱维屏则于1645年冬，避乱由河东迁居宁都以西的翠微峰(3)。以后几年虽有往返，但最终在1647年，邱维屏三十四岁时，“挈家徙居翠峰”，与诸子在翠微研究故史等，定堂名为“易堂”。以邱维屏一生的所作所为及年谱所载史实来看，邱维屏一生仅为节操文章而已，并无实质上的“抗清”之举。后虽有出游，足迹远至山东的青州、泰山等地，但宁都县的河东、翠微两地，则一直是其为文居家的老巢。直到康熙十八年已未(1679)六十六岁，病逝于宁都河东家中。

　　纵观邱维屏一生并无抗清的史实，有关“八大山人从其抗清”的说法，当然是子虚乌有的事。

　　八大山人与邱维屏共议抗清的说法，既然是后人凭空想当然而得出地结果，那么，小于邱维屏12岁的八大山人，是否与邱维屏有过实质性的交往呢？检索《邱邦士文集》、《宁都邱氏河东东关七修族谱》以及“易堂九子”等诸家的文集，均不见有二者相交的记载。只是在《邱邦士文集》中，见有一首约写于康熙四年乙巳(1665)的《寄寿熊养及尊公见可先生》诗，起首二句为：“赤石三千仞，高揖送熊颐”。熊颐·养及是魏禧的门生(4)，与邱维屏有交是意料中的事。熊颐·养及亦与八大山人有交，时间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重阳日后，由方士＋介绍而相识。二人相交，鸿鸣在拙著《八大山人印款说》225至226页中，有详细的考证。熊颐与八大山人，与邱维屏存在着交叉的相交关系，从记载来看，时间相差二十五年。因此，亦很难说八大山人与邱维屏有实质性的交往。

　　邱维屏有北游之举，其地远至山东的青州、泰山、临汾等地，这在邱维屏《送邹九侯自翠微还归序》一文中有明确的交代。在此北游之际，八大山人一直在介冈灯社、奉新芦田耕香院等地“住山二十年”。二者是否有交，亦不见记载中有任何的蛛丝蚂迹。仅是鸿鸣在考察时，于宁都翠微峰金精洞道观处，购得一本《翠微峰志》(5)，在该书的“人物·游仙人物”一节中，有一条八大山人“……曾游盱江至宁都、游览金精山许多名胜古迹，与易堂九子相处一个多月而去”的记载。此一记载，因未注明资料来源，故不辨八大山人何时所游翠微峰拜访“易堂九子”。而在道光四年甲申(1824)刊行，黄永伦、杨锡龄篆修的《宁都直隶州志》卷23·人物志·寓贤·州·四中，有一条八大山人游宁都的记载云：“八大山人者，前明之宗室也。隐姓名，号雪个。山人后持八大人觉经，又号八大山人。工书画、皆劲健古秀，不染烟火气。尝游盱江，至邑寓累月，邑人争礼之。所遗笔墨真迹，至今宝贵。”从道光《宁都直隶州志》所载的史实，与鸿鸣已掌握的八大山人云游赣南的时间，是在八大山人还俗后定居南昌的1691年，即康熙三十年辛未以后，这与《翠微峰志》中记载所用“八大山人”之名的时间亦是相符合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间，已距邱维屏去世十二年矣。距其他“易堂九子”的李腾蛟去世二十三年，魏祥去世十四年，林时益去世(朱中尉议＋，八大山人本家侄子)去世十三年，彭士望去世八年，曾灿去世一年。“易堂九子”已去世七人，仅魏礼、彭任在世。八大山人云游翠微峰，何来与“九子相处一个多月而去？”据此，又可知后世所编《翠微峰志》中所载八大山人“与易堂九子相处一个多月而去”是不准确的。

　　在八大山人相交的人物当中，与“易堂九子”有关联的人物，鸿鸣已知的还有二人，一是罗牧·饭牛；一是梁份·质人。罗牧是宁都钓锋人，又是林时益的门生，其制茶从林时益“芥茶法”，这是史料文献中多次出现的。罗牧与八大山人有厚谊，交往长达几十年。二人的关系请详见拙著《八大山人生平及作品系年》、《八大山人印款说》、《南方文物》1999年第1期、《江西派画家罗牧》。梁份是魏禧的门人，相随魏禧多年，至康熙九年魏禧去世，梁份亦以门人从行(6)。梁份与八大山人有交，见于梁份康熙四十三年出游至昌平，偈明十三陵后给八大山人写的一封信。该信载《怀葛堂文集》。从罗牧及梁份的史料中可以得知，虽然二人都与八大山人和邱维屏存在着交叉相交的关系，但却从未发现八大山人与邱维屏有直接相交的史实。

　　由于八大山人与邱维屏并无相交的史实，又因李旦文中的“传说”一说，鸿鸣专程采访并多方搜集有关邱邦士的传说。但是，在有关邱维屏的传说中，其事迹仅为智慧趣事而已，无一涉及抗清事实，亦无任何“传说”表明八大山人与其有交。

　　邱维屏本人一生并无抗清之事，因此，八大山人“曾与宁都邱邦士等计议抗清”之事的说法，纯属李旦个人的杜撰和臆说，是一种误导后人，极不负责任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