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yajit Ray

　　男，生于1921年5月2日，印度加尔各达

　　星座： 金牛座

　　印度电影导演。生于艺术世家，曾在国际大学受教于著名诗人泰戈尔。在商业电影盛行的印度独树一帜，开创了艺术影片之路，成为国际知名的少数几个印度导演之一。代表作为三部曲《道路之歌》、《不可征服的人们》、《阿普的世界》，表现农村少年阿普的命运，充溢着印度式的抒情气息，先后在戛纳、威尼斯电影节获奖。

　　萨蒂亚吉特·雷伊于1921年5月2日出生于印度加尔各达，他的祖父是印度著名的儿童杂志的创始人，父亲则是著名的诗人和历史学家。

　　萨蒂亚吉特大学时学的是物理和商业，毕业后在一家广告公司任画师。一次在他看见让·雷诺阿和他的侄子摄影师克劳德·雷诺阿在加尔各达郊外拍摄《河》(The River)以后，便决心献身于电影事业。并开始筹拍电影《道路之歌》(Pather Panchali)，这时他的条件极为艰苦，整整三年的时间得不到任何外界的援助，他只能利用工作之余周末的时间在一个简陋的摄影棚里进行拍摄，就在他自己的资金就要耗光而影片也将被迫夭折之际，纽约现代艺术馆对这部影片产生了兴趣并注入了资金，使得这部影片得以完成。影片上映后立即引起轰动，获得了1956年戛纳电影节的评审团特别奖，并和其后的《不可征服的人》(The Unvanquished)及《阿普的世界》(The World of Apu)组成了阿普三部曲(The Apu Trilogy)，一举奠定了萨蒂亚吉特·雷伊在印度的大师级地位，很多人都把萨蒂亚吉特·雷伊和日本的黑泽明相提并论，认为他们都是能最鲜明的反映本国特质的，风格流畅自然的导演。

　　萨蒂亚吉特·雷伊的电影生涯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1955年到1966年间他的影片风格以写实为主，有着从容平缓的叙事基调。1969到1977年间他的影片风格开始转向晦涩难解，而剪辑与叙事的方式也复杂了许多，而他对社会的关注也从一些表象化的东西转入到更为深入的部分。从1978年到他去世是他电影生涯的第三个阶段，此时他努力去除影片中华而不实的元素，致力于探索和挖掘角色的内心世界。萨蒂亚吉特的影片里讨论过非常多的主题：成长的历程，精神的觉醒，女权运动，自然灾害和神秘主义等都曾出现在他的影片中，在70年代后期他还拍摄了许多儿童片，并且促成了他祖父所创办的那份儿童杂志的复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因为健康原因他被迫减少了一些活动，1989年他痊愈后重返导演岗位，执导了影片《人民公敌》(An Enemy of the People)。1992年他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这时他的健康状况已经恶化，是在病床上得知获奖的消息的，一个月后，这位伟大的导演因病去世。

　　一

　　 雷伊的电影之路

　　"那是最最令我激动的一段时光。我发现了一个新世界。看电影的时候，我对明星不再感兴趣，而是留心摄影机如何安置，看到那些剪切的画面，我在想故事是怎样展开的，不同导演的作品都有哪些特征。"

　　很多年后，在《我与阿普的岁月》(My Years with Apu)一书中，印度电影大师雷伊回忆道。那段令他激动的时光，是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难忘的经历。学经济的雷伊，当初并未想要投身电影，他的志向是做一名插图画家。他十八岁离开学院，虽满怀雄心，却未受过专业的绘画训练，缺乏谋生能力。在母亲的坚持下，雷伊前往诗人泰戈尔的乡村大学学习绘画。正是在那里，生长于城市的雷伊第一次接触到乡村生活，也沉浸于东方艺术的丰厚氛围之中。印度的雕塑，日本的版画，中国的山水画，拓宽了他的眼界。而这之前，他接触得更多的是好莱坞电影与西方古典音乐。

　　雷伊对电影与音乐的兴趣始于少年时代，他经常阅读好莱坞的电影杂志，也常去跳蚤市场淘碟(挑选留声机唱片)。还在学院念书时，他就订阅了英国电影杂志《视与听》(Sight & Sound)。1982年，雷伊接受美国电影杂志Cineaste magazine采访，大谈东西方两种文化对他的影响：“就纯粹技术而言，电影是西方人发展起来的。这种靠时间才能存在的艺术，完全是西方而非印度的观念。”但他又说，印度的文化背景与结构堪称东西方的融合，在印度的都市，受教育者熟悉英国文学经典，他们对西方的了解远远超过西方对印度的认识，西方的音乐、文学、艺术在印度影响颇大，而一个接受西式教育的人，对电影的理解应该比纯粹本土的艺术家更为容易。

　　1955年，受过东西文化熏陶的雷伊，借助于电影这一"舶来品"，啼声初试，却拍出了一部纯印度的电影(由于印度是个多语言国家，准确的说，故事发生在孟加拉，讲孟加拉语，也可以说是一部纯孟加拉的电影)。他后来说："我拍电影时从未想到西方的观众，我想的是孟加拉(笔者注：此处的孟加拉并不等于现在的孟加拉国)的观众们。我努力让他们跟得上我，而且我也做到了。"

　　其实，不管雷伊拍片时有没有想到西方观众，跟上他的远不只孟加拉或全印度的观众。《阿普三部曲》的第一部《道路之歌》(Pather Panchali)，让世界影坛从此记住了雷伊这个名字，而印度电影也不再只是艳丽歌舞与廉价道德剧的同义词。不过，更让人惊叹的是，雷伊的这部处女作，技巧与风格的成熟，叙事的老练与艺术的高超，丝毫不逊色于世界影坛上已负盛名的电影大师，而当时的雷伊只有30来岁，《道路之歌》仅仅是一个开始！

　　二

　　《道路之歌》改编自印度作家Bibhuti Bhusan Banerjee的同名小说，讲述印度孟加拉偏远乡村一家人的生活经历。雷伊与《道路之歌》的渊源说来话长，1946年，他在加尔各答一家英国人开的广告公司工作，受命为《道路之歌》的缩写本画插图。那时雷伊的一位同事告诉他，这个缩写本可能适合拍成一部很好的电影。

　　1949年，法国导演让·雷诺阿来到加尔各答，为新片《大河》找寻外景。在这之前，雷伊和一帮热爱电影的朋友组成了加尔各答第一个电影社团，他不仅给报刊写英文与孟加拉文的影评，也开始写作剧本。雷诺阿抵埠后，素昧平生的雷伊直接去到他下榻的酒店相见。很快，他就伴随着这位法国人在加尔各答的郊区寻找外景。当雷诺阿问雷伊是否想过投身电影时，雷伊向他讲述了《道路之歌》的大纲。这时的雷伊，对将来似乎只有一个模糊的轮廓，他唯一拥有的，只是对电影的热诚。

　　不过，第二年的伦敦之旅却异常关键。在十来天的海上航程中，雷伊记下了《道路之歌》的拍摄构思，他想要这部电影在真实的现场拍摄，并且使用非专业的演员。但这之前，雷伊的想法早已被朋友们看作异想天开。接下来的六个月，雷伊趁在伦敦公干之余，看了近百部电影，其中最让他念兹在兹的，当数意大利导演德西卡的《偷自行车的人》。正是这部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坚定了雷伊的信念，真实的现场，非专业的演员，他要拍的就是这样的电影。在返回印度的船上，雷伊终于完成了《道路之歌》的拍摄构想。

　　在所谓资深电影人眼中，《道路之歌》的拍摄人马可谓相当业余，从导演、摄影到艺术总监，都是些几乎没有任何拍摄经验的后生小子。雷伊找到原著作者的遗孀商讨版权事宜，幸运的是，后者很欣赏雷伊为小说画的插图，一口应承下来，甚至谢绝了其他更为优厚的改编报酬。但是，电影的资金来源颇成问题，不仅没人愿意出钱，还有好心人劝告雷伊不可在室外拍摄，按照当时的惯例，他们建议下雨的场景应该在设备良好的摄影棚内拍摄。无奈之中，雷伊只好挪借自己的人寿保险，向亲朋好友求助。

　　1952年10月27日，《道路之歌》终于开机。由于雷伊那时还在广告公司工作，他只能在星期天拍片。他们拍摄的第一个场景，是阿普与姐姐在芦苇丛中发现火车的段落。关于第一天的拍摄，雷伊后来说："摄影机与演员教给我的东西，远远多过书本。"但不幸的是，等到下一个星期天，他们再次前往拍摄时，外景地的芦苇却被牛群吃光了。摄制组只好等到下一个季节才补拍完这一场景。

　　三

　　从开始拍摄到完成后期制作，《道路之歌》总共花了近3年的时间。因为资金问题，拍摄时断时续。最困难的时候，雷伊不得不当掉妻子的首饰。然而天无绝人之路，雷伊的制片人建议他去找孟加拉政府。1954年，政府终于同意资助《道路之歌》，但由于款项需分批拨出以及审计的缘故，拍摄工作始终不能一气哈成。对此马拉松式的摄制过程，雷伊后来打趣道：第一，幸好小演员阿普没有变声；第二，饰演阿普姐姐的演员没有长成大姑娘；第三，出演姑姑的八十高龄老演员没有去世。--说到出演姑姑的八十高龄老演员Chunibala Devi，这可能是《道路之歌》给观众印象最深刻的角色。在拍摄这部电影前，Chunibala已有30年没有上过银幕，因为她是个瘾君子，薪水都用于吸毒。Chunibala在《道路之歌》中出色的表演，使她获得了马尼拉电影节的最佳女演员奖。

　　1954年秋天，纽约现代美术馆馆长蒙罗·韦勒(Monroe Wheeler)来到加尔各答，为即将在纽约举行的印度艺术展作准备。在一个偶然场合，雷伊给韦勒看了《道路之歌》的剧照，后者答应安排《道路之歌》在纽约现代美术馆首映。六个月后，美国导演约翰·休斯顿(John Huston)来到印度，为自己的电影《The man who would be King》寻找外景，同时他也受韦勒之托，查看《道路之歌》的拍摄进度。在看了该片十来分钟没有音效的初剪后，休斯顿赞不绝口。于是，《道路之歌》在纽约现代美术馆的首映安排正式敲定。

　　《道路之歌》的后期制作特别是其中的配乐工作值得一提。看过该片的观众，可能很少对电影的音乐无动于衷(依笔者的体会，丝毫不逊色于50年代初黑泽明享誉国际影坛的《罗生门》配乐)。印度音乐大师拉维·香卡(Ravi Shankar)不仅为电影作曲，也是传统乐器锡塔尔琴(Sitar)的演奏高手。据说当时香卡因为繁忙的巡回演出，只看了这部电影的一半，就不间断录制了11个小时的音乐。雷伊后来写道："那真是马拉松式的演奏，让我们既疲惫不堪又乐得不行，因为大部份音乐都棒得不得了。"

　　在最后阶段，为了赶上纽约的首映，雷伊和剪辑师连续工作了十个昼夜。电影的第一个拷贝终于在发往纽约的前夜赶出，而这时，他们既没有余钱也没有时间来为电影加上字幕了。几个星期后，雷伊收到纽约现代美术馆的来信，详细描述了观众对《道路之歌》的热烈反应。1955年8月26日，《道路之歌》在加尔各答正式上映。在广告公司工作的雷伊"近水楼台先得月"，为自己的处女作设计了五个广告牌。公映第三个星期，观众的口碑不胫而走，上映该片的三个电影院都挤满观众。由于这三家电影院只安排了六个星期的上映期限，《道路之歌》只得在另一院线又公映了七个星期。1956年，《道路之歌》参加戛纳影展，由于放映正好安排在某个假日的午夜，大部份评委都未出席。在安德烈·巴赞等影评人的努力下，电影节为全体评委另外安排了专场放映。最终，这部电影获得了评审团特别奖"the Best Human Document"。

　　因为《道路之歌》的成功，雷伊决定放弃广告公司的工作，全心从事电影拍摄。这条路，他一走就是近40年，直到1992年离开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