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亚特里·斯皮瓦克 - 人物介绍
在斯皮瓦克最新的著作中，她将自己的批评视角转向了90年代的全球化、后殖民和跨文化研究。相应于已成为制度的规范化知识结构，她的批评可分成四部分：哲学（对康德、黑格尔以及马克思的阅读）；文学（重读吉普林、雪莱、柯依茨[Coetzee]、以及其他作家的作品）；历史（对档案文献的思考，以及她对自己有关“殖民地人民能否言说”[Can the subaltern speak]的一贯回答的修改与重写）；文化（对全球纺织工业及其所体现出的矛盾的关注）。
斯皮瓦克书中各章都针对一个不同的学科，但是各章所体现的研究方法却大致如一：在每一章所体现的论断都集中在对具体文本的细读上，并且她还不断提醒读者她自身所处的境域，以及她能得出这些结论的偶发性因素。的确，斯皮瓦克的修辞风格也是一条贯穿全书的中心线索，她始终在和她先前的意见进行对话；同时也是在和她自己在写作此书时那些最终被赋予了表述形式的种种想法进行对话。这种对话形式贯穿文本，在许多情况下也决定了注脚与文本之间的关系。
与当代其他几乎所有的理论家不同，斯皮瓦克将她的的作品引向了对教育方法的思考（她思考如何使学生们受到启发，并超越那些固有的思维限制进行思考，这些限制是由于他们的教育环境推崇逻辑推导而产生的），这一思路体现在其文本的构架之中——这不是一种目的论的、而是散乱但却详尽深邃的文本。在本书名为《使解构运作》的简短附言中，得出了她的结论。这一附言追溯并解释了从1965年到90年代期，德里达在其作品中对解构这一术语的使用。这是一本恰切的摘要，但却不能当作是对德里达的介绍，因为它假定读者对其所评论的文本相当熟悉。
佳亚特里·斯皮瓦克 - 主要著作
1、德里达《论文字学》译者前言(1976)
2、《底层人能说话吗》 (1985)
3、《底层研究：解构历史编撰学》 (1985)
4、《读德里达之后读马克思》 (1987)
5、《后结构主义、边缘性、后殖民性和价值》 (1990)
6、《法国女性主义回顾》 (1992)
7、《责任》 (1994)
8、《流散之新与旧：跨国世界中的妇女》 (1996)
9、《文化》 (1999)
10、《解构的开启》 (1999)
11、 《斯皮瓦克访谈：政治与想象》 (2002)
12、《底层人能说话吗——2006年清华大学讲演》 (2006)
佳亚特里·斯皮瓦克 - 中国任教
2006年3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佳亚特里·斯皮瓦克教授受聘清华大学校外语系客座教授聘任仪式在主楼接待厅举行。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张再兴教授代表顾秉林校长向斯皮瓦克教授颁发了聘书。聘任仪式后，斯皮瓦克教授做了题为《民族主义与想象》的学术演讲。斯皮瓦克在演讲中探讨了民族主义形成的基础和根源，指出“对母语和那一角土地的爱”，其实更像是一种身处其中时的“舒适感”。文学想象在当代的任务就是对语言、母亲、民族这类形象做坚持不懈的“去超验化过程”。她还提出“对等原则”应该成为比较文学学者应该遵循的要旨，学者们应该对用各种语言创作的作品进行分析。民族主义是通过“重新记忆”建构起来的一种集体想象的产物。去除这种占有性的符咒是比较文学研究者的任务。斯皮瓦克教授进而指出，“新比较文学”要进行十分艰苦的工作，要改变国家再分配方面的侧重点，要创造区域联合而非只是走“国家外”或“非政府”之类的路线。演讲结束后，斯皮瓦克教授回答了听众踊跃的提问，问题涵盖民族主义的利弊和消长、全球化时代民族主义的功能、政治参与和学术研究的关系、后殖民主义批评的策略等。
佳亚特里·斯皮瓦克 - 后殖民主义理论
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作为后殖民理论的另一位颇有影响的代表，其理论无论在系统性和一贯性方面都无法与赛义德相比较，正如《斯皮瓦克读本》编者所总结的，“在过去的十五年里，她的学术生涯是循着一条复杂的知识轨迹发展的，通过对解构理论的深刻的女权主义视角考察，然后是对资本和国际劳动分工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接下来便是对帝国主义和殖民话语的批判，一直发展到对与民族性、种族性、迁居者的身份以及与一个民族或作为一个新殖民世界上的后殖民文化形式相认同的东西相关联的种族问题的批判。这样的知识轨迹为斯皮瓦克赢得了相对说来参次不齐的国际读者”。在中国学术界和文学理论批评界，斯皮瓦克仅以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著述的翻译者和阐释者而著称，并未被人们当作一位有着自己理论体系和独特评论方法的后殖民理论家，但实际上，除了已为人所知的解构理论翻译者的角色外，斯皮瓦克在美国学术界和自己的祖国印度还扮演了双重角色。应该承认，她对西方主流文化的挑战和批判仍然局限于西方文化语境之内部，尽管她不时地指涉印度的非殖民化进程和反霸权斗争，并试图为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声张正义。但是正如她自己所表明的，她的“灵活”的立场和态度致使她常常扮演多重角色，“我想为后殖民地知识分子对西方模式的依赖性辩护：我所做的工作是要搞清楚我所属的学科的困境。我本人的位置是灵活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我太代码化了，女权主义者认为我太男性化了，本土理论家认为我过于专注西方理论”。
这种直言不讳的自白倒是真实地描述了她本人不断变化的学术兴趣和理论专长，而她也确实因此而颇受第三世界学者的批评和攻击。此外，从她本人对第三世界学者的高傲态度来看，很难认可她作为一位第三世界批评家或后殖民地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她所进行的反后殖民尝试实际上是为了吸引西方主流学术界的注意，以便实现其从边缘步入中心最后消解中心的“反俄狄浦斯式”的事业。一但她完成了这一过程，她便暴露出其本来的有着第三世界背景和血统的文化精英的真实身份。也许这正是以斯皮瓦克为代表的不少后殖民理论家的独特意义和价值：一方面他们有着东方血统和文化背景，另一方面却又有着更为厚实的西方教育和理论素养。既然他们在西方世界接受了多年的教育，那么他们的西方文化基础也就大大超过了本民族的文化素养和理论基础。他们在西方却总是因其固有的东方民族血统而以“他者”的身份出现；而当他们来到东方时，却又无法摆脱他们所深深置身其中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因此他们在东方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当作了“他者”来看待。也许这正是大多数后殖民批评家所不得不面临的两难。
这些后殖民理论家有着如此复杂的政治和文化背景，在理论方向上又有着如此相似和差异交织一体的特征，那么对他们的研究和批判性分析就决不能采取简单化的态度。应该看到他们所面临的一种无法回避的两难：一方面，他们总是通过不断地从自己的独特的（东方或第三世界）角度批判西方文化和理论达到推进自己学术研究之目的，但是另一方面，既然他们生活在西方世界，使用着西方的语言（英语），那么他们便无法摆脱西方话语的阴影和西方文化的影响，而且他们所使用的英语也与真正的东方和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所使用的带有当地土音的“英语”有着一定的差别。
由于他们在文化身份上的特殊性，他们与非西方学术界也无法在同一理论层面上进行真正平等的交流和对话。因此对于广大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实际上也扮演了双重角色：西方殖民主义的批评者和之于东方的一种新殖民主义的鼓吹者。他们对西方文化的批判只不过是一种解构的策略而已，而一种新的殖民话语就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地被建构了出来。他们的非殖民化尝试“往往发生在边缘地带，但也发生在中心乃至核心地带”，或者说更多地是在第一世界而非第三世界。但毕竟，后殖民主义已经进入了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的语境中，并且对我们的文化策略和写作话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