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兆麟(1893～1971)女革命家，1913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开始投入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开始做秘密工作。曾掩护大批中央领导人员。1935年到达中央苏区瑞金。1949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松江专区人民医院、松江地委供给科、专区妇委工作。1971年去世。

姜兆麟，又名姜兆林，化名姜石梅等。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出生于松江县城内。自幼随父读书识字，随母习幼科推拿，20岁时在景贤女校专修科结业。婚后9月，其夫病故，备受封建夫家折磨。在其弟姜长麟与侯绍裘的开导下，冲出封建家庭，走向社会，至景贤女校分校主持校务，并加入中国国民党，开始投入革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妹妹姜辉麟也在革命存亡关头加入了共产党，誓为革命奉献一切。姐妹俩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先后被调到中共奉贤县委工作。同志们亲切地称姐姐为“大姜”，妹妹为“小姜”。

民国14年(1925年)1月，姜兆麟入上海大学政治训练班学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做党的秘密工作，办小学校、开裁缝铺、设小儿科诊所，以各种身份掩护党的机关。大革命时期，松江中共地下组织的联络点就设在她家(松江城内中心弄19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民国17年调中共淞浦特委任内部交通，并与淞浦特委负责人严朴以夫妻名义住机关。在多次农民暴动中，她经常以家庭妇女、基督教徒等各种身份与反动军警周旋，避过检查，将弹药武器、党内文件与上级指示安全传递至农民领袖手中。后调中共江苏省委工作，省委机关被告密，情况危急，兆麟以绣戏袍作场为掩护，沉着应付密探，使省委机关安全转移，被夸为"保护机关的能手"。民国21年，上海中共中央机关遭严重破坏，姜兆麟与严朴被调至中央局机关居住，他们由假夫妻成为真夫妻。在此期间，他们曾掩护大批中央领导人员离沪赴苏区。

民国22年，姜兆麟以一双半小脚翻越虎头山封锁线，抵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先后担任财政部会计、国民经济部会计兼节省委员会和优待红军家属委员会主任等职。翌年10月，红军长征，她因患重病留下，6天后被捕，受到严刑审讯，她始终伪装成批售冬笋的贩子，8个月后获释，行乞返沪，与党失去联系，潜身佛学会任会计，并以小儿推拿为谋生职业。

1949年松江解放后，姜兆麟重新入党，先后在松江专区人民医院、松江地委供给科、专区妇委工作。1957年4月入松江城区卫生院组成妇幼科推拿研究室。此后经常向干部、学生讲述革命先烈的斗争事迹，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著有《幼科推拿入门》。

严朴是早年上海农民运动的重要领导者之一，曾任中共松浦特委委员，中共松江中心县委书记。为了掩护党的机关，严朴与松江第一位女党员姜兆麟假扮夫妻，后来他们感情日增，并肩作战，结成了一对革命伴侣。　　陈云同志曾撰写《严朴同志传略》，对严朴的革命生涯作了高度评价。1898年3月出生于江苏无锡一户地主家庭。1921年，他毅然抛弃安逸的生活，只身来到上海，先后考入上海西门专科师范学校、上海南方大学读书。在校期间，他与同乡进步青年共同发起组织“中国孤星社”，开展对马列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学说的研究和讨论。 1925年 1月，严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于工人运动、学生运动，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五卅惨案”爆发，严朴带领南方大学学生冲破阻力走上街头，参加了五卅示威大游行，遭到全副武装的英国巡捕和商团的袭击，当场被捕，经营救于当年夏释放。后在党组织派遣下，回家乡无锡进行革命活动，初任地委秘书，后任总工会总务部长，领导工人运动。　　周恩来曾经说过：“三少爷毁家闹革命，尽人皆知。”这里所说的“三少爷”就是严朴，他在家里排行老三，故乡间称他“三少爷”。 当时回到无锡后，当他了解到无锡地方党团组织发展很快，革命力量日益壮大时，便决定创办一所学校，既可宣传革命理论、培养革命青年，又可作为党团组织秘密活动的场所。于是积极筹备，同南方大学两位同学凑了近 1000元，在南上塘街办起了一所江苏中学。开学没几天，办学经费就用完了。为了保存这个革命活动基地，严朴当机立断，毅然决定抵押自己的田产。严朴虽出身豪门，但从小父母双亡，分到他名下的百余亩田产由四伯父代为掌管。要想名正言顺取出田产是绝对不可能的。于是严朴回乡私下找四伯父的书童阿培商量，阿培在严家帮工多年，因严朴从不摆少爷架子，平时同情穷人，体恤“下人”，故阿培最敬重他。况且三少爷在城里办学，是行善积德的大好事，更应该帮助他渡过难关。于是，阿培按照严朴的托咐，从四伯父钱柜中“偷”出部分属严朴名下的田单。严朴将田产抵押，得大洋 2000元，维持了办学。他自己兼校长，并领导教员联合会，使江苏中学成为当时无锡共产党领导职工与知识分子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　　1927 ·年“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后，无锡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工会、农会和江苏中学都不得不封闭，革命分子遭到严重的屠杀。《传略》中说，严朴当时转入无锡乡村，领导农民抗租抗税的武装斗争，被任命为农协委员长。由于他把自己的土地交给农民，不收地租，并在反对国民党的武装清乡中领导农民经历过无数次困难危险的斗争，因此取得无锡、江阴、常熟一带广大农民的拥护，农民承认他是自己的领袖。在环境最恶劣的几个月中，敌人调集了许多军警，日夜“清剿”，四处追捕，但农民团结一致，保卫严朴，常常是一夜之间敌人追捕好几次，但每次他都被农民一村一村地安全转送，避开了追捕的敌人。在抗战时期，无锡农民还盼望着严朴同志回家。当时无锡一带的党组织就打着“严朴”的旗号，组织起抗日的武装。　　与严朴一样，姜兆麟也是早期中国共产党员，还是松江地区第一位女党员。1893年，姜兆麟出生于松江城内北仓桥堍的贫苦塾师家庭。他的父亲忧国忧民，为表革命决心，毅然剪了发辫，倡议停办私塾，创办学堂。他与友人不辞辛劳，终日奔波劳累，在辛亥革命前5年就忧郁病逝了。姜兆麟当时不过14岁，妹妹姜辉麟 8岁，还有3个年幼的弟弟。姜家一家六口，孤儿寡母，只能依赖母亲倪振尧行医（小儿科推拿）艰苦维持。为了维持兆麟、辉麟两姐妹的学业，母亲节衣缩食，积攒学费，送她们入读景贤女校。　　姜家姐妹受新思想影响，对妇女缠足的习俗极为反对，率先加入“天足会”，四处奔走，现身说法，宣传妇女解放的思想。“五四”运动爆发后，姜家姐妹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她们参加了松江地区的反帝、反军阀、反封建斗争，还率先剪去发辫，向封建传统宣战。　　1921年，侯绍裘、朱季恂接办了景贤女校，景贤女校也日益成为“反封建的堡垒，革命者的摇篮”。姜兆麟当时在景贤女校东门分校做教务工作，受侯绍裘、朱季恂等进步人士的影响很大，对革命更加向往，于 1925年加入国民党，次年在上海大学参加政训班期间，她又由张应春、姜长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后，姜兆麟受中共上海区委妇委张应春的派遣，回到松江搞妇女工作，不久，奉命至汉口任妇委文书。由于汪精卫叛变革命，党组织叫她返回上海，后赴奉贤，担任党内交通兼做妇女工作，在白色恐怖下坚持革命斗争。　　姜兆麟在工作中表现十分出色。一次，她接受了一项任务，要运送 3支手枪和一批文件至松江。在火车上，她与路警巧妙周旋，将物品安全运到目的地。不久，她调至江苏省委工作。有一回，省委机关被告密，情况危急，姜兆麟以演绣戏袍戏作为掩护，沉着应付 5个流氓密探，使省委机关安全转移，被组织上称为“保护机关的能手”。　　1928年，江苏无锡地区农民领袖严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会后调任松浦特委委员，领导松浦一代的农民运动。为了有效地掩护党的工作，严朴从无锡家里领来了3岁的小女儿爱华，因孩子的生母已于 4个月前病逝，组织上决定让姜兆麟和严朴扮作假夫妻住在机关内。姜兆麟以家庭主妇的身份在机关内做会计兼抄文件等事宜。他们配合默契，并肩作战，后来正式结为夫妻。　　1929年秋，由于这个地下机关被当局发现，严朴被捕。出狱后，他的健康受到了严重损害，但依然积极响应组织的重托，赴任中共松江中心县委书记兼青浦县委书记。松江中心县委机关设在城内中心弄19号姜兆麟的家中。　　1929 年严朴在写给省委的一封信中说：“松江工作，虽然没有找到线索，但在没有办法中间，要向群众中去，不得不有一个半公开的接头处……松江找房子大不比上海，可以随意找到的，他要经过公安局注册，相当的妥保，并且有家室职业条件。现在有机会，圣公会内有余屋出租，已请大姜的母亲去接洽好了，省下不少的手续，云是他的亲戚，做医生的，言明二十元押金，每月房金贰元……”　　1930年，因浙南农民斗争开展，严朴调任浙南军委书记，兼红十五军政治委员，参加进攻温州之役，姜兆麟也随同前往，在严朴身边担任文书工作。1931年冬，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严朴被调到上海领导机关担任掩护机关的工作。在此期内，日夜谨慎小心于自己的工作，直到大批上海领导同志安全转入江西中央苏区之后，他才启程至中央苏区工作。在此期间，姜兆麟也始终陪伴在他的身边，共同掩护同志。　　姜兆麟当时跟随严朴，由组织护送，经青溪交通站，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以一双小脚，艰难地翻越虎头山封锁钱，过永定桃源，抵江西瑞金。到达中央苏区后，严朴先在新泉贸易公司任职； 1934年福建事变时，被派驻福州担任苏区商业代表；回苏区后，任国民经济部副部长。而姜兆麟先在江西瑞金苏维埃政府财政部担任会计，后调至国民经济部做财政工作。姜兆麟在苏区中央机关工作时，认识了很多领导同志，他们与官兵同甘共苦，令她深受触动。她曾回忆道：“在苏维埃政府工作，一律平等，没有特殊化。有时偶然有少数物品，依照下、中、上的顺序选购，越是上级越挨到最后。这样的生活虽艰苦，但情绪很饱满。”而在严朴担任国民经济部副部长时，也发生了一件让她非常感动的事。当时，敌人封锁很严，外出采购物资须黑夜摸着通过封锁线。一次，严朴采购回来，路上失落一包 10斤重的盐，他即向领导打报告请求处分，提出罚做三个月挑泥苦工。领导了解严朴忠诚于党，仅罚他做了两天苦工。姜兆麟说，像严朴这样主动认错，并甘愿自罚的事，只有共产党人才能做到。　　1934年红军长征，组织上考虑到姜兆麟患了较重的脑贫血病，让她留在苏区继续开展秘密斗争。之后不久，姜兆麟就不幸被捕。国民党当局严刑审讯，她都始终不改口供，称自己是来江西做生意的。敌人无计可施，只得将她释放了。姜兆麟从江西沿路乞讨，衣衫褴褛地返回上海。由于一路上餐风露宿，饥寒交迫，姜兆麟一回到上海就患了肺病，整整卧床 3年。她非常思念严朴，化名“忆如”由孩子爱华出面在报纸上登载寻人启事，寻找严朴，希望能以暗语与党组织重新接上头，然而并没有结果。后来，她还是通过景贤女校老校长丁月心的帮助，藏身于佛学会中，后又以小儿科推拿为职业，维持生计，抚养养女姜爱华长大。　　直到 1945年10 月，姜兆麟才得知严朴已赴东北工作。 1949年6月5日，严朴在北京病逝，享年52 岁。他还志愿将自己的遗体请病理专家解剖研究。陈云在《传略》中说：“严朴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很好的党员，他艰苦朴素，只知工作，不讲地位，服从组织的分配，从不在工作上讲价钱。严朴同志的死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损失。”　　松江解放后，长期脱离党组织的姜兆麟终于经介绍重新入党，在松江地委供给科、妇委工作。1957 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她受陈云邀请赴京参加“五一”观礼。她与陈云、刘晓、吴仲超等革命战友，共聚一堂，回忆过去的岁月。此后，她经常被邀请向干部、学生等讲述革命先烈及中央领导同志的故事，进行革命传统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