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永贵

简介: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优秀教师,荣获过宁夏大学参评自治区第一次社会科学突出贡献奖和第十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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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永贵的个人经历

蔡永贵 - 基本资料

 

蔡永贵

 蔡永贵:宁夏大学人文学院教师

 

蔡永贵 - 成就

宁夏大学参评自治区第一次社会科学突出贡献奖和第十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论文二等奖:复辅音声母:一个并不可信的假说——谐声字“一声两谐”现象新探》 蔡永贵  宁夏大学学报  2005年第2期

蔡永贵 - 与蔡永贵的学术探讨

是“复辅音声母”还是“多音节字”——与蔡永贵先生商榷

摘要:蔡永贵撰文对上古汉语存在复辅音声母的假说提出质疑,并提出“上古时期汉语词汇中就存在双音节及多音节词”和“上古曾有过双音节字”的新假说。本文在回复蔡文有关诘难以坚持复辅音声母说的同时,从汉语自身特点和发展规律、语言实践事实等角度,围绕蔡文的论点、论证和论据,与蔡永贵进行商榷。

关键词: 复辅音声母; 声源性母词 ;“多音节字” 

 

蔡永贵先生撰文《复辅音声母:一个并不可信的假说——谐声字“一声两谐”现象新探》(下简称“蔡文”),认为上古时期汉语存在复辅音声母的假说“并不可信”,多种作为存在复辅音声母的证据,都可用来证明其提出的新假说,即“上古时期汉语词汇中就存在双音节及多音节词”,因此,记录这些词的汉字也就可能是双音节或多音节的[1]。

笔者赞同上古汉语存在复辅音声母的见解(笔者认为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至少有三类:a.牙音诸纽加来纽,记作“kl-”;b.舌头音诸纽加来纽,记作“tl-”;c.唇音诸纽加来纽,记作“pl-”)。在认真拜读蔡文后,笔者感到,蔡先生在对旧说的颠覆和新说的确立上都存在着一些问题,故不揣浅陋,撰写此文,与蔡先生商榷。



蔡文对上古汉语存在复辅音声母说的论据之一谐声字例表示质疑道:“那些一声而两谐的字,当初既为复辅音声母,则当初必有一个共同的韵母,如此则在分化为两个系列的单辅音声母后的第一个阶段,两个音节应该有一个共同的韵母。即同一谐声的复辅音字,声母不同,韵母应相同或相近。……应是叠韵字,类似于‘各格貉胳/路潞赂辂露璐’这样的关系。不如此,则不能成立。而事实上,复辅音声母说不能作出这样的证明。因为,只要考察一下用以证明复辅音声母的‘异读’材料——一字两切例,就会发现这一点是根本办不到的。”

笔者认为,蔡文的质疑并不具有足以颠覆旧说的杀伤力。首先,在作为复辅音声母证据的“一声两谐”的两组字中,声母不同而韵母相同、相近的字例很多,——蔡文自己列出的两组字“各格貉胳/路潞赂辂露璐”,便是一例。事实上这样的例子决非罕见,如:“卢”为声符:肤(帮纽)/芦、炉、庐(来纽),两类字鱼部叠韵;“”为声符:变(帮纽)、蛮(明纽)/峦、恋、栾、孪(来纽),两类字元部叠韵;“鹿” 为声符:鄜(滂纽)/麓、漉(来纽),两类字屋部叠韵;“” 为声符:禀(帮纽)/廪、檩、凛、懔(来纽),两类字侵部叠韵;“里”、“狸”为声符:埋、霾、薶(明纽)/貍、俚(来纽),两类字之部叠韵;“录” 为声符:剥(帮纽)/禄、碌、绿、渌(来纽),两类字屋部叠韵。——这些一声两谐的字例,前一系列皆以唇音(“帮”、“滂”、“并”、“明”诸纽)为声母,后一系列的声母皆为来纽,而前后两个系列的韵母则完全相同。在一字两切的例字中,两种读音韵母相同、相近的例子同样并不罕见,如“庞”(东部,并纽)又读“鹿同切”(东部,来纽),二者声母不同,而韵母为东部叠韵;“窌”一字三切:“匹貌切”(幽部,滂纽)、“力嘲切”(幽部,来纽)、“力救切”(幽部,来纽),它们的声母分别为滂纽、来纽,韵母却皆在幽部。

其次,某些异读字两种读音韵母不同,未必造字时便已如此。语音是变化的,某词(及记录该词的字)此时此地读为此音,彼时彼地则可能读作彼音。因此,即使某些异读字两种读音韵母不同,也不能成为否定复辅音声母存在的理由。在复辅音逐渐向单辅音演化的过程中,字音的改变一般来说韵变更容易发生。——这一判断可从方言中得到支持。比如表“包圆”义的“煞角”一词,太原方言为“萨旮”,而贵阳方言则为“萨过”;表“哆嗦”、“抖搂”义的“觳觫”(《孟子·梁惠王上》),在《醒世姻缘传》64回中字作“豁撒”,在太原方言中作“霍缩”,而在庆云方言中为“合撒”;——其读音变化恰恰发生在韵母,而声母未变。所以,与复辅音声符有关的异读字出现韵母不同的情况,不能证明“复辅音声符”的不存在,而只不过表明造字是个多地、多时发生的过程罢了。比如“旮旯”与“圪落(laò)”,二者前后两字的声母及组合形式相同(g-l-),只是“旮旯”二字韵母相同(-a),“圪落”二字的韵母不同(-e-ao)。但毫无疑问,“旮旯”、“圪落”是由同一个声源性母词分化而来的。“旮旯”、“圪落”读音的不同,乃是其共同的声源性母词——复辅音单音节词“gl-”,在单辅音化过程中分化的结果。

蔡文又对上古汉语存在复辅音声母说表示质疑道:“既要把北方方言‘孔’读‘窟窿’之类的现象作为复辅音声母的证据,则必须要有这样的证明:以‘孔’为声符的谐声字,一系之音应与‘窟’音相同或相近,另一系之音应与‘窿’音相同或相近。……事实上,复辅音声母说也做不到这一点。”

蔡先生的这一诘难,多少有点无的放矢。因为,以“窟窿”之类来论证“上古有复辅音声母”,并不需要作蔡文所说的“证明”。以“窟窿”之类为上古有复辅音声母的证据,是说在上古汉语中曾过一个表“中空”义的声源性母词,其声母为复辅音“kl-”(韵母可能是“-ong”,也可能因时、地不同而不同。其词义的彰显,主要靠特点鲜明的复辅音声母来实现),后在复辅音声母逐渐让位于单辅音声母过程中,其声母发生了两种方式三种类型的演变。演变方式之一是“单→单”式,即由复辅音声母的单音节词,分裂为两类单辅音声母的单音节词,一类取其母词复辅音声母(“kl-”)的第一个辅音为声母(“k-”),如空、孔、銎、釭、好、窾、腔、堀、窟等;另一类取其母词复辅音声母的第二个辅音为声母(“l-”),如笼、笭、簏等;再一种演变方式为“单→双”式,即通过母词的“双音节化”变为双音节词,这类双音节词的前一音节取其母词复辅音声母的第一个辅音为声母(“k-”),后一音节取其母词复辅音声母的第二个辅音为声母(“l-”),前后两个音节的声母以“k-l-”为组合形式,如窟笼(字又作窟窿、窟礲),从而曲折地反映出母词复辅音声母“kl-”,与由她分化出的整个词族在声母上的源流关系。

举个更为显豁的例子。笔者认为,上古曾存在“唇音”诸纽加“来”纽构成的复辅音,由该复辅音充当声母构成的单音节词之一表“容器”义。在复辅音声母向单辅音声母转化过程中,它逐渐分化为三类词,并通过韵母的些微变化,产生出数量不等的词义相近或相关的词汇,形成了一个产自同一声源性母词的词族。该词族中,a类为反映其母词复辅音声母第一个辅音即唇音诸纽的单音节词,b类为反映其母词复辅音声母第二个辅音即来纽的单音节词,ab类为前后音节分别反映其母词复辅音声母中唇音诸纽和来纽的双音节单纯词。词例如下:

a类:笓(捕虾的竹器),箄(捕鱼的小竹笼。),笾(盛器),箯(盛具),笲(竹器),篣(笼),篰(竹篓),箙(盛箭之器),范(模具),篚(圆筐),籓(箩箕);缾(同瓶),瓶,瓫(同盆),甂(阔口盆),瓿(圈足深腹口圆之瓦器),甒(盛酒瓦器),缶(圆腹小口有盖之瓦器),缻(同缶),皿(食器),盘,盆(盛血之祭器),簠(盛稻粱之祭器),杯 ,盃(同杯),釜(烹饪器),钫(方形容器),铺(豆属铜器),鍑(釜属),鍪(釜属)等;b类:篓,篮,箩,笼(盛器),笭(笼),簏(竹箱),籣(盛箭之器),簝(盛肉之祭器),籚(盛饭之器),籢(镜匣),罍(盛酒器),櫑(同罍),瓴(水瓶),盝(小匣),盠(箪也),盧(饭器),罏、鑪(同炉),鏤(大口锅),蠡(饮器),鬲(炊具)等;ab类:笸箩(盛器),篣筤(放茶叶的竹器), 瓿甊(甖),杯落(豆)、不落、杯笿、叵罗(酒杯),匹裂(小口大腹的木罐)等。

三类表“容器”义的单纯词,其声母一类为“唇音诸纽”,一类为“来纽”,再一类为“唇音诸纽加来纽”。——这种一致性恰恰表明,上列各词统统由一个“唇音加来纽”的复辅音单音节词分化而来,属同一词族的成员。



蔡先生称,“自古以来,汉语言里必有一部分双音节或多音节词,而在当初创造汉字记录这些词的时候,必然曾在不同地域有过一些一字记录双音节或多音节词的现象。”因此,“‘一声两谐’是上古曾有过双音节字的遗留痕迹,这就是说上古可能有双音节字(一字记录一个双音节词)”。

上古汉语确有双音节词,但其数量不会很多,在语言实践中的作用也决不会重要到不得不专门造许多“双音节字”,才能满足现实文字交际的需要。蔡文把后出的较多数量的双音节词视为上古汉语中早已存在的,把许多后来在甲、金文等早期文献中记录单音词的汉字,视为记录上古双音节词的双音节字,是不能不令人感到怀疑的。从汉语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看,古汉语越接近原始状态,其单音词在数量上就越占绝对多数,越发展其双音节词便越多;而由双音节词向单音节词演变的趋势,在汉语史上则从未有过。

世界上一切最古老的象形文字体系,除汉字外一概转化成了拼音文字。汉字的这种“反通例”现象的形成原因之一便与古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有关:“从图画变成音符,原是一切文字的通例”,但汉语“是一种孤立语,除去少数语外,每一个单语都是单音节的。……因语言的单简,所以在文字里面能尽量地把形符保存下来……,而不变成纯音符的拼音文字。”[2]“汉语构词法的发展是循着单音词到复音词的道路前进的。历代复音词都有增加。……现在汉语复音化的趋势并未停止。”“上古汉语的语音是很复杂的:声母、韵腹、韵尾,都比现代普通话丰富得多;和中古音相比较,也显得复杂些。”随着后来语音的日趋简化,“单音词的情况如果不改变,同音词大量增加,势必大大妨碍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作用。汉语的词逐步复音化,成为语音简化的平衡锤。……今天闽粤各方言的语音比较繁杂,复音词也就少得多,可以作为明确的例证。”[3]

蔡文在论证其“上古汉语几乎是单音节,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的论点时说:“是不是一个汉字就只能表示一个音节记录一个单音词呢?从现在还使用汉字的日语来看,一个汉字完全可以表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音节。”

我们知道,日语“当用汉字”的读法,一种叫“训读”,即只用汉字字形表词义,而读音仍使用日语原有语音,如“中”的训读为两个音节“なか”,——但这与汉语汉字“中”的读音毫无关系。另一种叫“音读”,即采用某汉字在引入日本时的汉语读音,如“中”的音读为单音节“じゅう”或“ちゅう”。日语某些当用汉字的音读的确有双音节的,如“学”读为“がく”,——但这只是因为汉字“学”被引入日本时,韵读在觉部,觉部字韵母收尾于舌根塞音“-k”。日语“学”字音读“がく”中的“く”,正是对“学”字汉语读音韵尾“-k”的模仿。该例不仅不能证明上古汉语几乎是单音词“显然是不可能的”,反而从一个侧面表明,汉语读音在展转传播中,原本一个音节内的音素,有时会分化为独立的音节。——这点,恰好支持着“古汉语中许多双音节单纯词是由复辅音声母单音节词分化而来”的结论。

蔡文在论证其“一字双音节”说时,举了一个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论据:“东汉末年,高诱为《淮南子》作注,在《主术训》中‘赵武灵王贝带鵕,赵国化之’下注曰:‘鵕读曰私鈚头,二字三音也。’……孙诒让云:‘……此注私鈚头,即《史记》之师比,《汉书》之胥纰、犀毗。’”

笔者认为,“鵕读曰私鈚头”,并不能证明“鵕”或“”是双音节字。《战国策·赵策》:“武灵王赐周绍胡服衣冠,具带黄金师比”,《史记·匈奴传》作“黄金胥纰”,索隐引张晏:“鲜卑郭落带,……东胡好服之”;师古注:“犀毗,胡带之钩也。亦曰鲜卑,亦谓师比,总一物也,语有轻重耳。”可见,“鵕”、“师比”、“胥纰”、“犀毗”,与“私鈚头”一样,统统是对胡语“带钩”一词的音译。以单音节的汉字对外来语词汇进行音译,要求音节一一对应有时难以做到,汉字音译词与被译外来词音节不同本不足为怪。如梵语“samadhi”(三音节)的汉字音译为“三昧”(二音节);“sramana”(三音节)的汉字音译为“沙门”(二音节),这不意味着“三昧”、“沙门”都是“二字三音”。再如梵语“Buddha”的汉字音译,既有使用一个汉字的“佛”,又有使用两个汉字的“菩提”、“浮屠”、“浮图”、“佛图”、“佛陀”等,这也并不表明“佛”是双音节字(“佛”古音以塞音“t”收尾,故其韵尾“-t”被用来与梵语“Buddha”的“d”相对应)。——其实,“鵕”、“师比”、“胥纰”、“犀毗”和“私鈚头”的关系,与“佛”和“菩提”、“浮屠”的关系,是完全一样的。

蔡文引述其他学者的论述以支持自己的观点云:“甲骨文里的‘凤’字,除了在{凤}的象形字上加注‘凡’声的写法之外,偶尔还有加注‘兄’声的写法。……也许{凤}的象形本来就是为双音节语素{凤凰}而造的。”愚以为,“凤”字有两种不同声符的字形,不足以证明该字为双音节字,正如“杯”字又作“柸”、“桮”一样,只不过表明充当声符的“不”、“丕”、“否”读音相同或相近罢了。“凤”之所以偶有以“兄”为声符者,同样是因为“兄”、“凡”二字声近(兄 /凡:阳侵通转)。

蔡先生又在文中列举并论证了被认定为“双音节字”的十个例字(“角”、“貍”、“笔”、“偻”、“果”、“来”、“凤”、“今”、“仑”、“辁”),来为自己新假说的确立服务。大概由于技术原因,蔡文的有关论证,不少关键处的文字未能正常印出。所以,我们在这里只能结合其部分例字,从整体上来论证它们何以不会是记录双音节词的“双音节字”。

首先,蔡文列举的例字如果真是“双音节字”,那么这些字的音长就应当是一般单音节字音长的两倍。但语言实践材料表明,事实并非如此。翻翻讲究音节对称的《诗经》就会发现,在所有使用了这些例字的诗句中,这些字的音长都只能是单音节而不可能是双音节。比如,《诗经·唐风·葛生》“角枕粲兮,锦衾烂兮”,上下两句的诵读停顿皆为“××/××”;《召南·行露》“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上下两句的诵读停顿皆为“××/×××”。倘若“角”字果真如蔡文所说的那样是个双音节字,那上句势必多出一个音节,这样上下句的节奏便荡然无存了。《豳风·七月》四章“取彼狐貍,为公子裳”,上下句音节数量一致,节奏对称齐整,这表明“貍”字也不可能是所谓的双音节字。《豳风·东山》“果之实,亦施于宇”,“果”、“”二字各占一个音节。可见,“果”字并非像蔡文所言,是记录双音节词“果”、“果蓏”的双音节字;否则“果”二字岂不是要读成“果”了吗?《小雅·伐木》:“宁适不来,微我有咎”,又《小雅·出车》:“今我来思,雨雪载塗”,这些诗句中的“来”字、“今”字也只能是单音节;尤其是“今我来思”一句,倘若“今”、“来”二字是双音节字,那么该句便成了6个音节,这显然有悖于诗歌节奏。《大雅·卷阿》:“凤皇于飞,翙翙其羽”,“凤”、“皇”各占一个音节。若按蔡文的说法,凤是读为“凤鸾”或“凤凰”的双音节字,那么,“凤皇”岂不是要读作“风鸾皇”或“凤皇皇”了吗?蔡文认为“鸾”字包含“凤鸾”两个音节。若果真如此,《大雅·烝民》:“四牡彭彭,八鸾锵锵”,“四牡骙骙,八鸾喈喈”,《大雅·韩奕》“八鸾锵锵,不显其光”等诗句中的“八鸾”,又该如何读呢?可见说“鸾”是双音节字,亦不足信。

这里我们还想指出,蔡文在对某些“论据”的选择上,显得过于轻率、粗疏。比如,蔡文称“以‘凤’字表‘鸾’音,则作声符而有‘岚’字”。笔者按:事实上,“岚”字根本就不是形声字。唐释慧琳《一切经义》三八《金刚经光焰止风雨陀罗尼经·岚颲》云:岚“音蓝。此岚字诸字书并无,本北地山名,即岚州出木处是也。亦北藩语也。后魏孝昌于此地置岢岚镇。……城西有山,多猛风,因名此山为岚山。” 以“风”为“岚”字之声符,乃是误把会意字“岚”认作了形声字。又如,蔡文称“今晋语陕北方言称‘今’为‘而个’相当于文言的‘而今’。因此,‘今’字在上古可能为类似于‘而个’的双音节字。以其前音节之音为声则有‘念、捻、埝’等谐声字;以其后音节之音为声符,则有‘衿、矜’等谐声字。” 笔者按:晋语陕北方言“而个”的来源,有多种备选的可能性。北方方言常把“今日”称为“今儿个”,“而个”或许竟是“今儿个”的转音,这应该也是“可能性”之一种。至于以“今”为声符,有“念、捻、埝”和“衿、矜”等形声字,也难以证实“今”字曾是读音类似于“而个”的双音节字。以“今”为声符的形声字,还可举出“含、黔、贪、岑、吟、衾”等,这些字的声母可归于不同声纽甚至不同声类,差别很大,但韵母却都在侵部,故诸字表现出严格的叠韵关系。

其次,如果蔡文列举的例字真的是“双音节字”,那么由这些字所记录的双音节词,其前后音节两个辅音,就应当是随机的、没有必然联系的。但事实上,被蔡文认定为“双音节”的字例,其两个音节中的辅音,却是按照某种固定的组合形式,合乎规律地联系在一起的。比如“笔”又称“不律”,“不律”前后音节的两个辅音以“b-l-”为组合形式相联接,便决非偶然、随机,而是有明显规律可循的。如,山包曰“部娄”(《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注)、“培塿”(《玉篇》)、“嵝”(《淮南子》高诱注)、“塿”(祁彪佳《寓山注》)、“附娄”(《说文》)、“垺塿”(《篇海类编》),坟包曰“马鬣”(《礼记·檀弓》),花包曰“碚礧”(《玉台新泳·有所思》)、“蓓蕾”(徐夤《追和白舍人咏白牡丹》),小肿为“痱瘤”(韩愈《嘲鼾睡》)、“痱磊”(《埤雅》);木病肿曰“苻娄”(《尔雅》),用弓发射的石箭头曰“碆卢”(《战国策》)。这些双音节词前后音节中的两个辅音,都是以“b-l-”(此处“b-” 指上古声母中的唇音诸纽)为组合形式联系起来的。这实际上是一个词族,来自于一个表“包”义的声源性母词,而该母词正是由复辅音“bl-”来充当声母的。

或有诘难者曰:“你所讲的声源性母词,为什么一定是以‘bl-’为复辅音声母的单音节词,而不会是以‘b-l-’为单辅音声母的双音节词呢?”答曰:该声源性母词是以‘bl-’为复辅音声母,这点,从“b-l-”这一组合形式在古代双音节单纯词中出现的数量之多,可以推知。

“bl-”这个复辅音声母,除用于表示“包”状物及其引申义的词汇中外,还见于表示其它多种意义的词汇中。如:两足左右偏斜行走不便曰“丿”,字又作“撇捩”、“撇烈”、“瞥列”(按:上三词当训“踉跄貌”。旧释“疾驰貌”,不可从),倒言之,则为“剌”、“剌跋”、“剌犮”、“猎跋”(《说文》:“足剌也”;“犮,走犬貌,从犬而丿之,曳其足则剌犮也”;“,步行猎跋也” ),字又作“剌八”、“剌扒”(《金瓶梅词话》),作“狼”(《声类》)、“狼贝”(《后汉书·任光传》)、“狼狈”(李密《陈情表》);又作“伶俜”、“竛竮”(《广韵》)、“竛”(陈维崧《薄媚摘遍·偶感》)、“连翩”(曹植《吁嗟篇》)等。风曰“孛览”(孙穆《鸡林类事》),风神曰“飞廉”(《离骚》王逸注)、“蜚廉”(扬雄《反离骚》),下旋之风曰“焚轮”(《尔雅》郭璞注)。遮蔽、模糊、不分明曰“幂历”(左思《吴都赋》)、“幎历”(潘岳《射雉赋》)、“幂”(王融《咏幔》)、“羃”(唐王建《早起》)、“迷离”(《乐府诗集·木兰诗》)、“眯瞝”(玩花主人《妆楼记》),又音转为“漫澜”(《鬼谷子》),倒言之为“澜漫”(《淮南子》),字又作“烂漫”(《庄子》)、“烂熳”(杜甫《太平寺泉眼》)。日光不明曰“曚曨”(唐李贤用《陇头吟》),模糊不清曰“朦胧”(支遁《咏怀》),字又作“矇眬”、“朦眬”、“蒙胧”、“蒙眬”、“蒙笼”、“濛胧”、“濛笼”等。分散貌曰“被离”(扬雄《反离骚》)、“被丽”、“披离”(宋玉《风赋》)、“配黎”(扬雄《甘泉赋》),音转为“布路”(《左传》)、“幡纚”(司马相如《上林赋》)、“漂沦”(高适《东征赋》);人离散曰“仳离”(《诗经》),倒言之为“离披”(《楚辞》)。影子外层的淡影曰“罔两”(《庄子》注),字又作“魍魉”、“罔浪”(班固《幽通赋》);引申之,无所依据貌、胡涂混沌貌亦曰“罔两”(东方朔《七谅·哀命》)、“魍魉”(《金瓶梅词话》);土木之精怪亦曰“罔两”(《左传》),字又作“罔阆”、“魍魉”、“蛧蜽”、“挝W”、“方良”等。面食名有“”(《寒山子诗集》);虫名有“负劳”、“螟蛉”(《尔雅》);木名有“冥灵”(《列子》)、“宾郎”(《北史》)、“宾连”、“平露”(《白虎通》);草名有“马蓝”、“勃茢”、“苻蓠”(《尔雅》)、“扶留”(左思《吴都赋》)、萆荔(《山海经》);鱼名有“鳗鯬”(徐鮌《稽神录》);鸟名有“百鹩”(《大戴礼》)、“伯劳”。分割曰“分剺”(扬雄《长杨赋》)、“分梨”(《汉书·扬雄传》);附着曰“附离”(《庄子》)、“附丽”(左冲《魏都赋》)。高起貌曰“冯隆”(左思《吴都赋》);旋转貌曰“蹒连”(何逊《七召》);众声宏大四布貌曰“酆琅”(马融《长笛赋》);水势起伏汹涌貌曰“濆沦”(木玄虚《海赋》);眼珠转动发亮貌曰“曼睩”(《楚辞·招魂》);枝叶枯落树荫稀疏貌曰“毗刘”、“暴乐”(《尔雅》)等等,诸如此类按“b-l-”组合形式联接两个音节声母的单纯词还可举出很多很多,另外,一些古姓氏、古地名也显示着同样的组合规律,限于篇幅,兹不再多列。

——上述例子表明,在古代双音节单纯词中,以“b-l-”为组合形式联系前后音节两个辅音的词,数量上是相当多的。如果这些词都是直接源自上古汉语中的双音节词,而不是复辅音声母单辅音化的结果,那么,除上古时期竟存在如此大量的双音节词令人生疑外,至少它还难以讲通,何以这么多双音节单纯词两个音节的辅音声母,都是以“b-l-”这种组合形式联接起来的?众所周知,相对于单音节词来说,双音节词的长处就在于它可有效地减少同音词,以克服语言交际的障碍;那么,在双音节词中使用这种固定的声母组合模式,岂不是与发挥双音节词长处的目标背道而驰吗?所以,我们认为,上述例词,并非直接源自上古汉语中的双音节词,而是由以复辅音“bl-”为声母的单音节词演化而来的。既然这些词在上古汉语中并非双音节词,那么,所谓记录这些词的“双音节字”,当然也就不存在了。事实上,上古汉语中表一个词素的双音节词数量很有限,所以除少数词需造两个专字(如“鸳鸯”、“匍匐”等 )来表示外,多数词(如“仆累”、“委蛇”等)皆用已有的两个字来记录其读音,而这也正是大量联锦词起初往往会“字无定写”的原因。

同理,蔡文所举出“双音节”例字中的“貍”、“来”,也是由以复辅音“bl-”为声母的单音节词分化而来;而“角”、“果”、“偻”、“仑(轮)”,则由以复辅音“kl-”(此处“k-”指上古声母中的牙音即“见”、“溪”、“群”、“疑”、“晓”、“匣”诸纽)为声母的单音节词分化而来的。道理前面已经讲明,无需重复论证。

最后,笔者还想强调指出:上古汉语中存在复辅音声母说的确立,并非仅以“一字两谐”为论据。一些被蔡先生视为不重要的辅助材料(如联绵词,异读,亲属语言,方言等),其证明作用同样不容忽视。我们不能因其“间接性”便轻易予以否定,——关键是要看这些“间接”证据之间是否存在相互支持、相互印证的自洽关系,倘若这些“间接证据”能够构成相对完整的“证据链”,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不予采信。

参考文献

[1] 蔡永贵.复辅音声母:一个并不可信的假说——谐声字“一声两谐”现象新探[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2):5-11.

2]唐兰.古文字学导论增订本[M].济南:齐鲁书社,1981,111-113.

[3]王力.汉语史稿中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0,342.

蔡永贵

更新日期:2024-0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