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建隆的印尼名字叫威廉·苏尔维查雅，１９２２年出生于印尼西爪哇的马札琅卡。其父谢石美是第７代定居于印尼的华人，在西爪哇从事小商贩。谢建隆１１岁时父母相继去世，依靠大哥照料。但他不忍大哥一人操劳，读完４年书后便辍学打工。１７岁时，只身跑到雅加达，靠修补车胎的地摊谋生，顶风冒雨，起早贪黑，聊以糊口。就这样风餐露宿地干了两年，他终于省下了一点积蓄，从而为创业提供了初步基础。

　　靠“善于认真反思”的经营要诀，谢建隆所掌管的以汽车装配及贸易业为主的集困，已佣有７家大型财团、５７家总公司和２４９家分公司，除遍布印尼各岛外，还在荷兰、新加坡、香港和东京等地设有办事处；从事的行业有汽车、金融、机器设备、造船、航运、石油、矿山等。特别是汽车业，谢建隆分别与美国、日本、荷兰、比利时、德国等签订有２５年以上的技术合作和联营的合同。其轿车、公共汽车、卡车、客货两用汽车、摩托车，就占全印尼汽车市场的６０％以上。

　　1934年，谢建隆的双亲不幸先后因病去世，全家在长兄的操持抚育下成长。谢建隆曾在当地的一间以荷兰语为教学媒介的荷华小学念了四年书，后因家贫而辍学。为了谋生，他当过铁匠学徒、派报员及搬运工等。
　　1939年，他离开马雅连加镇，只身到首府巴城（现雅加达市）谋生闯世界。对于一名只有初小文化程度、身无分文又人地两生的侨生青年来说，初到巴城谋生是十分艰辛的。最初，他在街道的林荫树下干起修理自行车的行当。当时，修补自行车胎技术十分落后，须用炭火烤热轮胎胶皮后才能粘上、补牢，工作效率很低。他后来回忆当年生活时说：“当时我下定决心，宁愿饿死，也要买一个小煤油炉。”他买了一小煤油炉后，果然提高了修补轮胎的速度与效率。
　　谢建隆修了一段自行车，省吃俭用，稍有一点积蓄，即在继续修车的同时收购一些废旧铁锌罐子，模仿制作小煤油炉廉价出售。30年代，在荷兰殖民者统治下的绝大部分印尼人民及华侨、华人都过着相当贫困的生活，因此这种价格低廉的小煤油炉成为许多百姓家庭的灶具，甚为畅销。他后来曾回忆说：“我从卖火炉赚来的钱足有10万荷盾之多。”这在当时可是个不小的数目。不久，他即买了一间小平屋，开了一间杂货店，经营各种日用百货及土特产品。
　　但是，正当谢建隆刚建立起一个谋生发展的立足点时，1942年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印尼，他的商店也遭到劫难，不久他又接到大哥病逝的噩耗。从此，谢建隆肩负起家庭弟妹们的生活重担。日军在占领印尼的三年八个月期间，实行疯狂的掠夺及压榨，造成百货奇缺，物价飞涨。谢建隆穿行于爪哇巴城、万隆、井里汶、马雅连加及马雅拉雅各地，收购各种废旧书报，出售给商贩当包装纸用，同时还经营棉纱线等其他商品，就这样度过了艰难的岁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印尼人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抗荷兰殖民者、争取民族解放与独立的斗争。谢建隆以原有的一点资金及经营渠道继续做些生意，以图发展。然而，由于印尼人民在爪哇各地与荷兰殖民军展开了激战，到处战火纷飞，交通中断，生意难以进行，且经常受到战乱的劫难。谢建隆感到在当地继续营生不易，风险也较大，同时也深感自己文化水平不高，没有什么技术专长。他意识到，要求得未来的发展，非掌握一门科学技术不可。因此，1947年，他变卖了一些家产，筹集了一笔费用，到荷兰去深造，后来他回忆说：“由于经费有限，我选读速成及可以立刻就业的课程。”他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所工业学校学习皮革制造技术。对于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谢建隆来说，学习的困难可想而知，但由于他有一定的荷文基础，加上刻苦勤奋的攻读，两年间，他较熟练地掌握了荷文、英文及皮革制造技术基础知识。
　　1949年，印尼经过与荷兰政府三年多的斗争及谈判，终于达成“荷、印圆桌会议协定”。同年12月31日，印尼共和国政府正式接管了全印尼的政权。此时，谢建隆正好经过两年多的学习，结束了学业，重返印尼。他认为印尼政府接管政权后，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生产皮鞋、皮包、书包、皮带等日常生活用品的皮革业大有发展前途。他运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筹资办了一个小皮革厂。但是，由于当时刚经过多年战乱，人民经济能力有限，皮革制品销路不景气，所以该厂开办不到两年即收盘。1952年，谢建隆在亲友的协助下，在老家马雅连加镇创办了一家“环球桑卡有限公司”（C.V.Samgga Bvana），经营土特产等贸易。但也只经营了不到三年，由于生意萧条无法维持而倒闭。接二连三的失败，并没有使谢建隆灰心气馁，他从中吸取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1957年2月20日，经过一定时日的社会市场调查了解及商谈等准备之后，谢建隆和其兄弟谢建智（Tjia Kian Tie）、谢建鸿（Tjia Kian Hong）及友人林炳煌共同借贷筹集了一百万盾，创办了“阿斯特拉国际有限公司”。
　　创办之初，该公司主要经营软饮料，收购出口椰干、香茅油、依兰香油等。1960年开始经营输入外国的一些机器产品。在他们兄弟的团结合作下，公司逐步得到一定的发展。不过，还仍只是一家小型的进出口贸易公司而已。但这时的谢建隆毕竟已从一位街头自行车修理工、经营小煤油炉和旧纸的小商贩、小皮革厂的小业主而变成了一家相对稳定的进出口贸易公司的经理，并且经过10的奋斗，站稳了脚跟。这可说是谢建隆艰苦创业的发奋期。

　　1967年，苏哈托总统执政后，开始实施经济开放及改革的政策，先后颁布了“外国资本投资法令”（1967年）和“印尼国内资本投资法令”（1968年），大力吸引、动员国内外资本及企业家对印尼进行全方位的投资建设。印尼政府号召将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这种社会与经济背景，给众多的华人企业、包括谢建隆的阿斯特拉公司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1967年，印尼公共工程部在耶蒂鲁胡尔建设一个水力发电站。谢建隆立即抓住这个机会，经过努力和疏通，争取到了为该工程提供运货卡车的供应合同。合同中还规定输入产品价格可随汇兑而变动。“阿斯特拉国际贸易公司”获得政府批准进口800辆“雪佛莱”卡车后，适逢印尼盾贬值（从1美元兑换141盾贬至425盾），卡车也十分走俏，价格猛涨。谢建隆从中获得巨额暴利。同时，该公司又从美国输入一批发电机设备，供应印尼政府有关部门，亦获得可观利润。这两笔买卖打响了“阿斯特拉国际贸易公司”在印尼经济建设“新秩序”时期经营的第一炮，也开了谢建隆经营汽车业的先河。
　　1969年2月，印尼政府鉴于与谢建隆“阿斯特拉公司”合作的良好关系，将已收归国有的原美国通用汽车装配厂交给阿斯特拉公司主持策划经营。谢建隆即与印尼政府工业部共同组建了“卡耶汽车有限公司”（P.T.Gayamotor），注册资本为100万盾，印尼政府占40%，“阿斯特拉公司”占60%（后来“阿斯特拉公司”拥有了75.92%的股权），经营装配及销售各种汽车。谢建隆的“阿斯特拉公司”由于与印尼政府的合作关系及在汽车经营上的成绩，迅速赢得了信誉，请谢建隆及其公司独家代理销售其汽车等产品的外国企业纷至沓来。
　　1970年，“阿斯特拉公司”组建了“慕尔迪法国汽车有限公司”（P.T.Multi France Motor），独家代理销售法国标致牌和雷诺牌汽车。
　　1971年，组建了“阿斯特拉丰田汽车有限公司”，独家代理销售日本“丰田牌”汽车。同年，还组建了“联合摩托车有限公司”，独家代理经销日本“本田”摩托车。另外，“阿斯特拉公司”还独家代理经销日本“富士施乐（Fuji Xerox）公司”的复印机等机器产品。谢建隆及其“阿斯特拉公司”不仅从上述独家代理经销中获取了巨额利润，而且由于经营得法，生意兴隆，信用良好，在国内外经济企业界中提高了威望，并奠定了它在印尼汽车贸易中的地位。
　　随后，一些国外著名大厂商及企业集团也都委托谢建隆企业在印尼独家代理经销其产品。到了70年代末，谢建隆及其“阿斯特拉国际有限公司”已成为印尼最大的汽车代理销售商。这为其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印尼经济建设的发展，印尼政府为了扶植本国的民族汽车工业，在70年代初逐步实施关税壁垒、限制外国汽车进口额的保护主义政策，只允许外国汽车集团输入其汽车零部件在印尼组装、销售。同时，还进一步规定，到1978年，印尼国产（组装）汽车应占25%。这一政策的目的在于既扶植民族汽车工业的成长与发展，又学习外国技术，培养本国技术人才，并提供大量就业机会。为适应新形势，谢建隆又建立了一批企业，专门进口日本“丰田”、“大友”、“本田”、“大松”、“日产”及法国的“标致”、“雷诺”等各种汽车的零部件，在印尼组装、销售。与此同时，谢建隆“阿斯特拉集团”组建了一批企业，专门制造各种汽车、摩托车等的零部件，作为发展印尼民族汽车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阿斯特拉公司”日本与“蓄电池公司”、“丰田贸易公司”及“慕尔迪投资有限公司”联合组建了“印尼蓄电池有限公司”，生产汽车用蓄电池；与“日本电气装配公司”、“丰田贸易公司”和“联合拖拉机有限公司”联合组成“印尼日本电器装配有限公司”，生产汽车发动机、滤波器、散热器插头等各种汽车零部件。
　　通过上述的各种代理经销及生产活动，谢建隆的“阿斯特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取得相当大的发展。到1981年“阿斯特拉集团”已生产了173297辆汽车，占印尼汽车生产总量的41.7%；营业销售额已增至9.86亿美元，获利0.54亿美元。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奋斗，精心经营，谢建隆及其“阿斯特拉国际有限公司”已确立了在印尼汽车工业中的霸主地位，并被誉为印尼“汽车大王”了。这可说是“阿斯特拉国际有限公司”发展的第一个重要阶段。
　　但是在这个时期中，谢建隆企业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至少曾经历了两次重大考验。
　　由于印尼政府采取了吸引外国资本投资及经济开放的政策，日本资本及企业如决堤之洪水大量涌入印尼。当时，印尼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占领、掠夺及野蛮统治记忆犹新，因而对日本资本及产品的大量流入相当敏感，对被誉为“经济动物”的日本颇为反感。1974年田中首相访问印尼雅加达时，即爆发了反对日本经济势力的骚乱。一些商店被捣毁，街上的日本制汽车被焚烧。“阿斯特拉丰田汽车公司”也成了主要袭击对象之一。该公司在雅加达中心著名的苏迪曼将军大街销售各种日本汽车、摩托车的展销橱窗被砸破，汽车遭到焚烧，这使公司蒙受了一次不小的打击和损失。
　　上述事件平息之后，谢建隆总结了教训，争取及吸收一些印尼军政官员和民族企业家共同联营一些企业，因而公司继续取得稳步发展。但到了1977年，由于世界石油价格跌落，印尼国营“国民石油公司”财政拮据，因而原拟与谢建隆合作投资扩建的种植园等工程项目受阻。“阿斯特拉公司”从国外输入的价值3000万美元的推土机、挖泥机、拖拉机等被迫积压在仓库中，造成了公司资金周转的危机。后来，谢建隆通过努力，凭借“阿斯特拉集团”的声誉，取得了美国“曼哈顿银行”、“花旗银行”、“快捷银行”，日本“东京银行”及印尼“国家银行”等贷款，才度过了这场危机，重新获得了发展。
　　进入80年代以后，谢建隆的“阿斯特拉企业集团”经历了第二个重大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有不少有利条件。首先是印尼经过两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各方面的经济建设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成就。80年代又继续进行了第三、四、五个五年计划的建设。随着国际及国内的经济与投资形势的发展，印尼政府不断进行经济改革与开放，先后制订出台了一系列的“一揽子政策”、规定及法令，这些都为谢建隆的“阿斯特拉集团”及其他华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机会与保障。随着印尼经济建设的发展，印尼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中产阶级家庭及人数迅速增加，因而对汽车、摩托车及各种电器产品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加，从而形成了更广阔的市场。而此时谢建隆及“阿斯特拉集团”已在印尼国内外金融企业界树立了较高的信誉和威望，这为谢建隆企业集团取得融资贷款及进一步扩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然而另一方面，经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发展和印尼政府的大力扶植，印尼原住民企业集团也不断形成发展起来，其中一些企业集团也参与汽车、摩托车的装配与销售。一些华人企业集团如林绍良的“三林企业集团”也组建了专门的公司从事汽车业经营。因此，谢建隆的“阿斯特拉”汽车企业集团面临着激烈的竞争。
　　此外，进入8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经济衰退，致使印尼国内经济环境恶化。从1982年起，印尼经济亦出现衰退和滑坡。这种经济环境的恶化也同样影响了谢建隆企业集团。
　　因此，进入80年代后，“阿斯特拉企业集团”曾面临着扩展、竞争及萧条的错综复杂的形势。为了保持“阿斯特拉企业集团”的发展势头，克服资金不足、经营管理机制落后及经营单一化等弊病，谢建隆及其“阿斯特拉集团”先后采取了一系列重大调整革新措施。
　　1979年，以谢建隆长子谢汉石（印尼文姓名爱德华·塞奇·苏里亚查雅，Edward Seky Soeryadjaya）的名义，组建了“苏玛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在香港、菲律宾、西德、卢森堡、马来西亚、新加坡及泰国等国建立了一系列以“苏玛”（Summa）命名的银行或投资有限公司，专门从事国际金融业活动。“苏玛集团”的建立，为谢建隆家族及“阿斯特拉集团”争取获得国内外贷款及融资、向外扩展增添了一座桥梁。
1989年，谢建隆将最早建立的“阿斯特拉丰田有限公司”加以改组，将它扩展为“阿斯特拉丰田有限公司”、“阿斯特拉慕尔迪有限公司”、“印多丰田汽车有限公司”及“印尼丰田发动机有限公司”等四家企业，还投入760亿盾资金进行扩建。同年9月，谢建隆又接收了日本丰田汽车集团主持的“阿斯特拉汽车经销公司”的经营权，并将其易名为“2000汽车有限公司”，下属23家子公司及60家经销店。
　　1989年9月19日，谢建隆首次将“联合拖拉机有限公司”在雅加达挂牌上市。每股首发上市价为7250盾（票面价值1000盾），总计270万股。同年11月25日，又将“阿斯特拉格拉菲亚有限公司”的375万股挂牌上市，每股首发价为8550盾（票面价值1000盾）。谢建隆将这两家公司股票上市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为集中资金，另一方面也希望减轻该企业集团被印尼社会指责不公开上市的压力，也为未来企业集团的股票挂牌上市取得经验。
　　通过以上调整，加上1987年以后印尼经济形势逐步好转，“阿斯特拉集团”的汽车营业销售总额也逐年有所增加。到1991年，其销售总额约达25000亿盾左右，占印尼全国汽车销售总额的50%以上，从而保持了“汽车大王”的地位。

　　70年代初，谢建隆在重点经营汽车业的同时，即已着手经营其他企业。由于当时印尼开始了全面建设，因而，“阿斯特拉国际有限公司”积极参与了重型机械、不动产的经营及城市的开发建设。
　　70年代以来，“阿斯特拉集团”不断地向多元化企业集团方面发展。
　　在重型机器业方面，谢建隆除组建了“联合拖拉机有限公司”代理经销日本“小松制作所”的重型机车机械产品外，还组建了“印尼小松有限公司”，组装生产由“小松制作所”提供零部件的推土机、挖泥机、拖拉机、装货机等。此外，还组建了独家代理经营加拿大“梅西—福格森公司”产品的“努桑塔拉拖拉机有限公司”，组装生产各种矿业机械的“努山打拉·帕尔沙达巴玛有限公司”，生产各种大型机械的“班都·达雅塔马·巴特里亚有限公司”等。
　　在森林工业方面，“阿斯特拉集团”曾先后在西伊里安省及苏门答腊地区向印尼政府承包租赁一批“森林租借地”，从事木材及纸浆的生产经营。
　　在农产品贸易方面，“阿斯特拉集团”主要的分公司有15家，分别经营橡胶、棕榈油等农副产品的种植、生产、提炼及进出口贸易。
　　在电子电器工业方面，“阿斯特拉格拉菲亚有限公司”是谢建隆最早建立经销日本“施乐公司”各种办公电器用品、计算机、复印机等的公司。后来他又组建了生产计算机的“珍德奇亚雅有限公司”，组装计算机的“慕尔迪马特拉普拉卡沙有限公司”及“格拉哈电器有限公司”，组装生产通讯电器的“英德特尔·努沙·帕尔达玛有限公司”等。
　　在金融服务业方面，谢建隆的“阿斯特拉集团”在“苏玛集团”的金融企业中拥有一定的股权，并在“环球银行”（Bank Universal）中拥有51%的股权，此外还先后建立了8家金融融资服务企业。
　　由上可见，“阿斯特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已从一个单一的汽车企业发展为多元化企业集团。
　　1957年，谢建隆在创建“阿斯特拉国际有限公司”时，只有4个人，凭着借贷来的100万盾起家。1970年，企业开始发展时，职工人数总共也只有50人。而到1989年，已有分公司70家，子公司260家，拥有职工29000人，集团营业总额达29970亿盾（约合15亿4千万美元），拥有资产31600亿盾（约合16亿4千万美元）。1991年总资产更增至46000亿盾，营业总额达117800亿盾（约合60亿美元），全企业集团职工总数也达30300人。在美国《幸福》杂志上，“阿斯特拉集团”被列为美国以外的世界500家最大企业集团的446位。据印尼《经济新闻》杂志社的调查统计，1991年东南亚地区最富有的50位大企业家中，谢建隆个人财富约有15亿美元，排列第5位。谢建隆个人资产或企业集团资产（包括营业总额）在印尼都仅居林绍良及其“三林集团”之后，排名第二位。

　　谢建隆在向记者发表谈话时说过：“阿斯特拉是印度尼西亚民族所有的企业，是民族经济的资产。”“阿斯特拉企业的总体哲学是成为有益于民族的企业，成为印尼民族的财富。”谢建隆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去经营发展他的企业的。
　　1974年日本田中首相访问印尼时发生的“阿斯特拉公司”及其代理经销日本汽车的商店与展销厅遭到捣毁、焚烧一事、引起谢建隆极大的震动与反思。他敏锐地意识到，要使企业长期生存和继续发展，必须实现企业的当地化、民族化。1975年，谢建隆即拟将其企业公司股票公开挂牌上市，但由于当时政府尚未制订出相关的政策及规定，因而无法实现。1989年，谢建隆将其企业集团的两家分公司的股票正式挂牌上市，可说是谢建隆的“阿斯特拉企业集团”走向公众化、民族化的第一步。
1990年3月，苏哈托总统在茂物达坡斯（Tapas）牧场召见了印尼31位民族大企业家。会上苏哈托总统号召企业家们将其企业的25%股份转让给印尼民族合作社。谢建隆立即响应，并提出愿将“阿斯特拉企业集团”的核心企业“阿斯特拉国际有限公司”的250万股份无偿赠给印尼合作社。其中200万股赠给该集团所属职工合作社，另外50万股交给印尼政府合作社部，由该部分配给其他农村合作社。股票总值达371.25亿盾。谢建隆在阐述他采取这种行动的原因时说：“如果转让股份的目的是出于造福大多数民众的纯洁的愿望，那么最好是将这些股份赠送给他们。我们是托上帝之福和恩赐而获得这些成就的，为什么我就不能同样地捐赠出来呢？”尽管印尼政府婉拒了他的建议与捐赠，但从此举中，可看到谢建隆在使自己的企业公众化、民族化方面所作的努力。
　　1990年3月，谢建隆的旗舰企业“阿斯特拉国际有限公司”正式宣布将该总公司的3000万股票，挂牌上市（股票交易总额达4455亿盾），成为印尼第一家将其集团总公司股票上市的企业集团。谢建隆在公开讲话中谈到这个行动时一再说：“u2018阿斯特拉国际有限公司u2019股票的挂牌上市是自公司发展以来我们多年的愿望。”他又说：“将阿斯特拉企业股票挂牌上市，是我们家族将我们已享受到的富裕与兴旺还给人民和国家。”与此同时，他还逐步努力使“阿斯特拉集团”从家族企业转为专业化（专家主持经营管理）的企业集团。“使u2018阿斯特拉集团u2019成为专家治理的企业，也是长期以来我们的愿望和理想。”“我可以说，现在，在u2018阿斯特拉企业集团u2019300名高级经营管理执行人员中，只有2人和我们家族有关系。”这两人即总经理特尔多勒·帕尔马迪·拉赫马特（Theodore Permadi Rachmat，谢建隆的外甥）及副总经理爱德文·苏里亚查雅（Edwin Soeryadjaya，谢建隆的次子）。随着“阿斯特拉企业集团”的扩展，近几年来，它每年录用的工程师达600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印尼原住民中受过高等专业训练的人才。谢建隆本人及其家族从来都不把其企业集团看作华人企业集团，而一再以各种方式表达其作为印尼民族企业集团的身份和作用。
　　谢建隆夫妇及其子女可说没有受过中文教育，不懂中文，不会讲中国话，在社交、家庭生活及企业经营中都讲印尼语。全家都是印尼籍公民，笃信基督教。谢汉石的妻子还是一位印尼爪哇族原住民女子。这种家庭历史及教育、社会背景，使他们与中国原籍家乡已失去了联系。他们早已自认为是印度尼西亚人，印尼民族的一分子，印尼才是他们的祖国。

　　天有不测风云。正当谢建隆及其“阿斯特拉集团”的事业欣欣向荣、如日中天的时候，1992年，谢建隆家族却被迫将其在“阿斯特拉集团”的绝大部分股票出售转让，从而走向衰败甚至濒临破产的境地。这是完全出乎于谢建隆本人及其家族意料之外的事，也是震动印尼朝野、社会各界的重大悲剧。
　　这个悲剧的产生并不是由于谢建隆经营“阿斯特拉集团”企业不当所造成的，而是由于其长子谢汉石经营“苏玛银行”及“苏玛集团”不善，形成无法偿还的巨额债务而造成的。谢建隆含辛茹苦、历尽艰辛积累起来的财富和事业毁于一旦。
　　谢汉石于1979年在菲律宾马尼拉亚洲工商管理学院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后，在谢建隆的支持协助下，开始独自创业，建立了“苏玛国际有限公司”，后来逐步扩展为经营多种企业的“苏玛集团”。谢汉石雄心勃勃，想把“苏玛集团”发展成为像“阿斯特拉集团”那样的著名大企业集团。他采取大量贷款的办法，不断收购一些酒家、工厂、银行房地产等企业，不断扩展在国内外经营的规模和范围。短短几年间，确实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到1990年，“苏玛集团”属下的公司企业已达70个，总资产达20000亿盾（约合10亿美元）。1990年的年营业总额达7000亿盾（约合3500万美元），一跃而成为印尼200家最大企业集团之一，排名第26位。“苏玛银行”的资产总额也达到近2万亿盾（约合10亿美元），成为印尼十大华人银行之一。
　　然而，“苏玛集团”的发展壮大是建立在巨额贷款及“苏玛银行”吸收巨额存款的基础之上的。加上谢汉石本人急于求成、求快、求大，不断采取收购、扩大的行动，对企业发展、资金筹措、偿还能力、经营管理等缺乏深思熟虑的计划与安排，加上经营管理不善，缺乏素质高的专业人员，经济效益差，因此1990年印尼财政部颁布实施紧缩银根政策后，印尼房地产等业陷入困境，“苏玛银行”收不回放出的贷款，形成巨额呆帐、坏帐；而另一方面，“苏玛银行”债务又无力及时偿还。　　1992年，其债务已达约16000亿盾（约合8亿美元）。1992年12月14日，“苏玛银行”终因无法按期偿还到期债务，而被印尼中央银行及财政部吊销营业许可证而倒闭。
　　从1991年起，为了解决“苏玛银行”及“苏玛集团”的债务问题及营业危机，谢建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收购接管了“苏玛集团”及“苏玛银行”的大部分股份，并亲自出任“苏玛集团”董事长，免去了谢汉石在该集团及银行的主要领导职务。谢建隆由于一时无法拨出巨额资金挽救“苏玛银行”，因而被迫采取出售其家族在“阿斯特拉集团”中的股份来获得资金以偿债。到1992年底，事实上谢建隆已经出让了其家族所拥有的“阿斯特拉集团”的1.46亿股股权（占总股份的60%）。
　　为集中精力解决“苏玛银行”及“苏玛集团”的问题与困境，谢建隆辞去了“阿斯特拉集团”董事长职务。75岁高龄的苏米特罗教授（印尼前商业及经济部长）在经过与印尼某些高层领导人商议后，接受了谢建隆的邀请，于1992年8月接任了该集团董事长职，全权领导处理“阿斯特拉集团”事务。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无法使“苏玛银行”起死回生。谢建隆虽然想尽办法，极力奔波，但正如他本人所言：“我已把35年来辛苦赚来的十多亿美元拿出来还债，我已想尽一切办法。但是，在目前的银行制度中，我像一个染上麻疯病或艾滋病的病人，人见人怕。”因此，最后，谢建隆只好将其家族所剩余的“阿斯特拉集团”的股份出售。1993年1月15日，在印尼银行官员的监证下，谢建隆在印尼中央银行大厦正式签订了出售股票协约。这样一来，谢建隆被完全排除在他本人所创建和呕心沥血经营多年的印尼第二大企业集团、执印尼汽车工业牛耳的“阿斯特拉集团”之外，结束了他在“阿斯特拉集团”的辉煌事业。
　　不少人都十分关注谢建隆本人及其家族今后的动向，谢建隆及其家人曾表示：“我们家族希望今后u2018阿斯特拉集团u2019能继续发展，能成为成千上万人们的工作场所和护佑所，成为印尼民族的资产。”
　　谢建隆家族虽然已丧失了在“阿斯特拉集团”中的资产及财富，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和挫折，但是，像谢建隆这样一位老练的企业家，他在国外及印尼尚拥有一些不属于“阿斯特拉集团”的企业，仍然可以运作。在印尼《经济新闻》杂志社1993年3月排出的50位东南亚最大的富豪中，谢建隆仍居于第46位（原为第5位，个人财富约18亿美元）。当然，这些统计数字未必确切，不过谢建隆仍具有一定的个人财富和企业实力，则是很清楚的。不过在短时间内东山再起的可能性是不大的。而且，谢建隆本人也已72岁高龄，因此，希望寄托在其四位子女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