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熙增币又叫庆历增币，是辽兴宗 重熙年间（ 宋仁宗 庆历年间），辽借北宋内外交困，迫宋增加对辽岁输的 金 帛的历史事件。

澶渊之盟以後，宋辽之间实现了稳固、持久的和平，一直维持到辽兴宗亲政。兴宗亲政以後，一方面是自己地位的不稳固，主要由於辽朝内部发生激烈的权力纷争，直至迎回法天太后，兴宗的地位仍不时受到威吓；另一方面是外部环境的变化， 宋朝方面， 宋仁宗 庆历年间(1041年─1048年)，内部财用匮乏，盗贼蠭起。

外部方面，宋朝因不承认西夏李元昊建国称帝的合法性，与西夏爆发了长达三年的战争。北宋与西夏之间发生了三川口、好水川、定川等三次大规模战役，都以宋军失败而告终。而辽朝趁北宋内外交困之际，打算南下侵宋。在征求张俭的意见后，一面派其弟耶律宗元和萧惠在边境制造欲攻宋的声势，一面派萧特末（汉名萧英）和刘六符于1042年正月去宋朝索要瓦桥关南十县地。

宋朝方面早已知情，故朝野有备，有警无忧。宋方派 富弼与辽方使节谈判，于九月达成协议，在 澶渊之盟规定赠辽 岁币基础中，再增加增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以了结这次索地之争。 兴宗还派 耶律仁先和刘六符再次使宋争得一个“纳”字，即 岁币是宋方纳给辽方的，不是赠送的。 宋仁宗也委曲求全予以应允，而条件是 辽朝须约束西夏与宋和谈。因此，在辽、宋和好之后，辽、夏关系恶化，辽、夏之间爆发了战争，兴宗两次亲征西夏，均遭失败。而西夏也愿息兵，仍旧向辽朝称臣进贡.

澶渊之盟以后，宋辽之间实现了稳固、持久的和平，一直维持到 辽兴宗亲政。兴宗亲政以后，一方面是自己地位的不稳固，主要由于辽朝内部发生激烈的权力纷争，直至迎回法天太后，兴宗的地位仍不时受到威吓；另一方面是外部环境的变化， 宋朝方面， 宋仁宗 庆历年间(1041年─1048年)，内部财用匮乏，盗贼蜂起。外部方面，自李元昊称帝，宋与西夏爆发长达数年的战争，屡战屡败，辽又迫宋增加对辽岁输的金帛，造成了 北宋中期的危机。

兴宗决定图谋 关南十县地，后听从 张俭的建议，于辽 重熙十一年（1042年）正月，辽一面在边界重兵压境，一面派遗南院 宣徽使萧英和 翰林学士刘六符与 北宋交涉，他们带去辽兴宗致宋仁宗的一封信，就以下四个问题对 宋朝进行指责：

周世宗不该夺取 瓦桥关以南十县地；宋太宗进攻燕蓟，师出无名；李元昊与辽有甥舅之亲，且早已向辽称臣，宋兴师伐夏，不应不事先告知；宋朝不应在边界上增筑工事，添置边军。

在提出各项指责后，还提出府将原辽的藩属北汉的领土及关南十县地归还，只有如此，才能“益深兄弟之怀，长守子孙之计”。

辽本想对宋发动一场突如其来的外交攻势，但在辽使到来前一个月， 北宋却己购得 辽兴宗致书提出各项要求的底本，同时对辽聚兵幽蓟、准备入侵也早有洞察，使宋有较充商的时间商量对策，但宋仍然处于被动。辽使刘六符在开封期间对宋朝官员口出狂言，声称宋经营塘泺毫无用途，“一苇可航，投棰可平，不然决其堤十万土囊遂可逾矣”。王洪辰向 宋仁宗指出：“这都是刘六符故意夸大其词，进行恫吓。兵不厌诈，他们如果真有这类计谋，岂肯向敌方透露！塘泺决非无用，设险守国应按照计划进行，不应受辽方干扰。” 宋仁宗听了王洪辰的话，即命他起草复信，对辽方提出的指责一一予以驳斥：

指出 景德元年( 1004年)双方订立好，己确认前此诸细故“咸不置怀”。宋太宗进攻燕蓟是因辽援北汉、阻挠 宋朝统一所致，曲不在宋。瓦桥关南十县地，已是异代之事，故不应重提。西夏问题，宋方认为元昊先人早已“赐姓称藩，禀朔受禄”，现在僭号扰边，理应讨除，且事先己闻达于辽。五，关于 辽朝指责宋“备塞隘路，阅集兵夫”，认为这是“边臣谨职之常”。最后提出，双方应令“缘边各守疆界，折书之外一无所求”。

六月， 富弼与副使张茂实至辽朝，由于更换了国书，因此他们的使命不是回绝辽朝的各项指责，而变成对辽表示妥协和退让。他们提出 宋、辽联姻，也可增加 岁币，二者听凭 辽朝选择其一。辽方坚持割地， 富弼不与。 富弼劝 辽兴宗与宋保持和好，说“宋辽通好则 岁币尽归人主，如对中原用兵，虏获的金币则尽归臣下，而损失则尽归人主，何况用兵并不能保证必胜。”他的话打动了 辽兴宗，于是他又提出“议婚即不增 岁币，不如增币对辽更有利。辽如能令夏国对宋臣服，则 岁币增金帛二十万，不然则只增十万。”

八月， 富弼等人再次使辽，兴宗要求 宋朝对辽输送岁币应称“献”，富弼认为此乃下奉上之词，不可用于两个对等的朝廷之间，且宋为兄，辽为弟，岂有兄献于弟之理。辽退而求“纳”， 富弼亦坚决不从。兴宗见他不肯让步，遗 耶律仁先及刘六符使宋。 富弼上奏不可答应辽方。但 宋仁宗讲和心切，听从晏殊的主张，许称“纳”。

由于 宋仁宗缺乏坚定、明确的立场，他选定右正言知诰 富弼为回谢辽方信使，除了复信外，又带去了妥协退让的口信。后 富弼赴辽途中他怀疑国书与口信不一致，发书视察内容，果然不同。又驰还见仁宗。仁宗同意惠换国书。

辽在此次，经济与政治方面皆有巨大的收获。之后 辽兴宗为了实现与 宋朝《 重熙增币》之约，于明年正月派遣同知 析津府事 耶律敌烈、枢密院都承旨王惟吉谕令西夏与宋讲和。 李元昊不满辽方借 宋夏战争谋利，开始侵扰 辽朝边境，招诱部落，向 宋称臣求和以避免两面受敌。而 辽朝于1044年、1045年、1049年三次对夏作战，皆败。增币之后，宋辽关系趋向缓和，而辽夏却不时出现紧张。

“重熙增币”是继辽宋澶渊之盟后，双方达成的又一和 平协定。尽管对宋来说遭受到一些物质上的损失，但从当 时的历史实际来看，这应是较圆满的解决方式。重熙增 币”以后直至两国的衰亡，辽宋双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基本 延续了自澶渊之盟后的和平友好关系，并且也为之后辽道 宗（北宋为神宗时期）时期辽宋双方的边界纷争提供了解决 的依据，因此这一事件的和平解决对双方之后的政治、经济 等方面的交流和发展有着突出的意义。并且此事件对当时 辽、宋、西夏三方关系方面，以及各民族问的迸一步交往无 疑起着积极而深远的作用。 

宋朝自建国以来，已与辽朝发生过多次冲突，如高粱河之 战、歧沟关之战和澶渊之战等，双方互有胜负，但由于军事 开支庞大，消耗巨大，给两国的百姓带来了无尽的灾难，使 南北双方均蒙受了巨大损失，而和平友好的环境无疑是有 利于双方发展的，因此。重熙增币”也为双方的文化交流和 发展进一步创造了条件。 

宋朝方面，在当时其官员和 军队人数不断激增而使得财政开支加大，以及宋统治集团 为享乐而大肆挥霍，进而导致国库入不敷出的形势下，“重 熙增币”则更加剧了宋朝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使“积贫”的 局面更加严峻；辽朝方面，这一事件仍以宋朝的妥协退让、 输钱纳绢为解决条件，使得辽朝从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 益，这对本来就缺少铜钱的辽朝具有重要的意义，进一步推 动了辽境内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在另一方面，辽朝在经过 此次谈判获得增币后，尽管对其国内各方面的发展有着积 极的促进作用，但对于契丹族统治者来说这是一笔可以满 足其挥霍欲的“财富”。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讲，此次增币也 进一步加重了辽统治阶级的腐化，并延及之后的道宗、天祚 帝，并最终成为其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西夏方面，尽管它 并没有从辽宋双方的和议中获得直接的经济利益，但是在 这一事件的影响下，宋夏之间也达成了和议，双方重新决定 在两国交接的地方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这对物资较为 匮乏的西夏和同样深受战争侵扰的西夏百姓来说，无疑是 极为有利的。 

辽 朝不仅利用宋夏交战之机从中获得了经济上的利益，并且 答应了宋朝希望辽方向西夏施压的要求，这从某种程度上 压制了西夏势力的进一步扩张，有益于维护三方基本的均 势局面；宋朝则通过辽、夏之问的关系，采取“以夷制夷”的 策略，借与辽方此次的谈判之机，用额外增加的十万岁币为 诱，促使辽方向西夏施压，迫使其放弃了进一步侵宋的计 划，从而使北宋从宋夏战争的泥潭中走了出来。但是在这 一事件之后，由于宋“内部财用匮乏，盗贼蜂起。外患内忧， 造成了北宋中期的危机”。正是在这一积弱的形势 下，才最终导致了宋廷内部由范仲淹、韩琦等人发起的“庆 历新政”。尽管这次改革以失败而告终，但它在一定程度上 稳定了宋朝的统治，并为以后其他士大夫继续改革弊政提 供了参考。

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重熙增币”也是促成宋 庆历改革的重要因素之一；对西夏而言，后来尽管在辽、宋 的压力下，为避免处于孤立的境地而放弃了对外扩张，甚至之后因不满辽朝单方面的背盟而与其刀兵相见，但“重熙增 币”还是为西夏内部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外部环境， 这对西夏各方面的发展和进步还是十分有利的。因此，重熙增币”对当时辽、宋、夏三方均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它基本上继续维持了当时三方的对峙格局，这在一定程度 上对各个阵营的和平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北宋立国之初即立志要收复辽据有的幽蓟地区，于979年、986年两度北伐，皆为辽军所击败。为了解决辽、宋之间的长期对抗，以避免 契丹世袭贵族地位的加强，进而威胁皇权。 统和二十二年（ 宋真宗 景德元年， 1004年）， 萧太后与圣宗亲率大军深入宋境。 宋真宗畏敌，欲迁都南逃，因宰相 寇准坚持，无奈亲至 澶州（今河南濮阳）督战。宋军士气大振，击败辽军前峰，辽将 萧挞凛战死。辽恐腹背受敌，提出和约。主和的真宗于次年初与辽订立和约，协定宋每年贡辽 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双方各守疆界，互不骚扰，成为兄弟之邦。并互遗使贺正旦及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