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希和 - 基本资料
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世界著名的法国汉学家，1878年5月28日生于巴黎，中学毕业后开始就学于巴黎大学，主修英语，后入法国汉学中心学习汉语，继入国立东方语言学校(Eco1e Nation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 Vivantes)，专攻东方各国语文历史。曾从师法国汉学家E.E沙婉(1865—1918)等人学习，志力于中国学研究。
伯希和 - 人生经历
伯希和1899年被选为印度支那古迹调查会的寄宿生，该会创建于1898 年，次年改称河内法兰西远东学校。1900—1903年间，伯希和三次受该校派遣前往中国考察，收集了大量古物古籍，并与收藏保存者如左宗棠的后人等有所接触。1901 年，年仅22 岁的伯希和受聘为远东学校教授，在集中研究印度支那乃至整个东南亚历史地理的同时，潜心汉籍目录版本的检讨，开始尝试使用历史语音学的比较考证法来研究用汉语转写的外国人名地名，并关注中国的外来宗教和异教派别，以后又钻研中国佛教的起源与道教的关系，由此注意到中国与印度、西域的联系。其成果很快为汉学界所瞩目。
1900年法兰西学院为拓展法国学人对远东诸国文化之研究，将原有的法属安南考古团改组为法国国立远东学院，总部设在河内，研究范围起自印度、中亚、东北亚、东南亚到东亚诸国的古今各种学问，1956年该院迁至巴黎。伯希和就任职于这个学院。1905年，斯坦因（Sir Aurel stein）中亚考古新发现的消息传人欧洲后，1906 年伯希和受法国金石和古文字科学院及亚细亚学会的委派，进行中亚考察。
利用流利的汉语和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伯希和1906--1908年曾活动于中国甘肃、新疆一带，对新疆的喀什地区和库车图木舒克的脱库孜萨来以及甘肃的敦煌石窟，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对于喀什绿洲的前伊斯兰文明古迹，伯希和主要是对三个古遗址作了考察发掘：第一个发掘点是“库尔干窣堵坡”（ KourgkanTim），伯希和又称之为“库尔干墙”或“库尔干炮台”。第二个考古发掘点是红山（克孜勒－戴卜，Qyzy1-Debe），位于克孜勒苏河的故河道左岸，距克孜勒苏与土门河（Tümen）的交汇处只有三公里远。第三个是“小山”（ Kichik-Debe），位于红山以西。对于喀什地区的佛教遗址，伯希和考察了炮台山（Mori Tim）、沙山（Topa Tim）、墩库勒（Tong Kül）和阿克噶什（Aqqach）等处。1906年9 月26 日，伯希和探险团离开了汗宫，取道东南方向，前往墩库勒。那里是距汗宫有六至七公里的一片小绿洲。9月27日，他们前往阿克噶什，在那里发掘了克孜尔炮台（Qyzrl-Tim）以及尕哈炮台（Qaqha Tim，Tim本指“墙”或“窣堵坡”）。
经过在喀什地区一个多月的勘察之后，伯希和考古探险团於1906年10月29日到达图木舒克，在该地区一直停留到同年12月15日。伯希和在那里发现了库车绿洲西缘惟一的一处佛教大遗址群。伯希和考古探险团在图木舒克发掘到的物品，主要有雕塑、壁画、陶器和杂物、雕刻品或版画。
经过在图木舒克的发掘之后，伯希和考古探险团于1906年12月15日离开那里，经阿克苏和拜城，向他们的另一个重点目标库车绿洲前进，并于1907年1月2日到达库车。他们一行在库车共勘测发掘了八个月，直到1907年9月3日才离开那里，向乌鲁木齐前进。1907年12月中旬又从乌鲁木齐出发，于1908年2月24日到达敦煌。伯希和从敦煌莫高窟劫走六千余种文书，此外还有二百多幅唐代绘画与幡幢、织物、木制品、木制活字印刷字模和其他法器。他将所劫文物全部运往巴黎，同时详细查看了所有洞窟，对每个洞窟作了描述， 特别是详细记录了洞窟中的壁画题记。正是由于伯希和在敦煌的考查， 他所拍摄的莫高窟的照片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此举使之声名大噪， 对于奠定其在国际汉学界的地位起到重要作用。重返河内后，从事初步整理工作及考古报告。
莫高窟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历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十个朝代，是建筑、彩塑、壁画为一体的综合性佛教艺术宝库。现尚存492 个洞窟，保存了世界上最好最完整的佛教艺术。伯希和曾说过：“千佛洞(莫高窟) 是中亚及东亚古文化整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敦煌处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汇合的前沿阵地，因此它使得亚洲古代诸文明与远东贯通， 正是通过这块绿洲，昔日最伟大的旅行家横穿东西……”
1911年法兰西学院特设中亚历史考古学讲座，聘请伯希和主讲。这是伯希和汉学地位奠定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伯希和曾参加战役，并于1916年奉派至北京法国使馆任陆军武官次官。1921年被选为法国金石铭文与文艺学院院士。这是其汉学事业的鼎盛期。其后20余年，除研究讲学外，还负责主编欧洲的主要汉学杂志《通报》。1935年出任法国亚细亚学会主席。1939年，被聘为中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伯希和是语言天才，精通13 种外语，而且博闻强记。他与中国学者交流， 得力于汉语能力强和熟知中国学术。他是传教士以外，西方汉学界中罕有的能讲流利北京话的学者。
伯希和的汉学研究精湛渊博，于我国目录版本、语言文字、考古艺术、宗教文化、东西交通，以及边疆史地等方面，都有论著。这也得力于他精通亚洲各种语言，较注意版本校勘及新史料的搜求应用。有人认为他的毛病是过于偏狭琐屑。但他的治学也有求精确不求广阔，至专门不求闳道，宁失之狭细，不求其广泛的长处。后期致力于蒙元历史研究。但其《元朝秘史》研究与《马可?波罗游记》注释二书皆未能完成。其著作单行本极少。大多数见于各种学术期刊中，如《河内远东学报》、《通报》、《亚洲学报》等。考古学著作主要有：《敦煌洞窟》（ 1922—1926）、《敦煌洞窟一伯希和笔记》(1981—1984)。
《摩尼教流行中国考》是伯希和及其老师沙畹的共同著作 (商务印书馆1931，1933)。这篇文章分前、后两个部分，前一部分主要是疏释摩尼教的教义；后一部分则是对摩尼教在中国流行始末的论述。在后一部分中，作者搜集了《大唐古域记》、《佛祖统记》、《册府元龟》、《通典》、《九姓回鹘可汗碑》等众多材料中有关摩尼教的记叙，按时间顺序加以排列并一一加以诠释。与中国学者王国维、陈垣等人对摩尼教的研究相比，由于此文能够自如地运用波斯文、康居文、突厥文及梵文等材料，因而显得研究范围较为宽阔，成为摩尼教研究中的名篇。
《郑和下西洋》(《通报》，1933，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35年)原名为《十五世纪初中国的伟大海上旅行》，原是一篇书评，书中主要考察了有关郑和下西洋史实的四部重要著作。即：(1)《瀛涯胜览》；(2)《星槎胜览》；(3)《西洋番国志》；(4)《西洋朝贡典录》。该文详细考证四部书的版本和流传。对于郑和下西洋的史实，汉学家们做过不少研究工作，但伯希和此书有他的独特之处，对此冯承钧先生曾评述说，原先的汉学家在地理名物方面的研究固然有不少发现，“但是寻究史源勘对版本的，只有伯希和一人”。本文的一大半内容，都集中在《瀛涯胜览》等四部典籍的流传过程及版本的考证方面，对郑和下西洋的年代及所经之地也作了许多有益的探讨，从而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创造了条件。
他的道教著作有：《摩尼和（化胡经)》(载《法国远东学院通报))Bulletin de l’Ecole Francaise d’ Extréme-Orient，1903年第3期)、《围绕(道德经)译成梵语的问题》(载1912年《通报》T’oung Pao，第13期)。伯希和的文章大多为考据性的，故文中常是旁征博引与细考详证，篇幅冗长。
有人评价说：“伯希和不但是法国的第一流汉学家，而且也是所有西方的中国学专家的祖师爷。”“没有他，汉学将像是一个失去父母的孤儿一样。”伯希和与为数众多的中国几代主流学者的交往，很大程度反映甚至代表了本世纪上半叶国际汉学正统与中国国学主流的相互交汇，不仅推动欧美汉学界加深了解认识中国学术文化及学者，更重要的是对中国本土的学术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有人论及“百年来影响我国的六十洋客”，将伯希和列于“七位华风西被的汉学家”的第二位。而以学术造诣论，伯希和无疑位居首席。
伯希和是今日欧美公认的中国学领袖，其影响遍及欧美日本及中国。然而伯希和与中国学者交往，开始却并非友谊佳话，而是以让炎黄子孙愤慨痛惜，也令他本人蒙羞的敦煌盗宝为开端。
伯希和没有一般汉学家对中国当代学术的轻视，充分认识和肯定清初以来的学术发展与成就，认为：“中外汉学大师之造就，堪称殊途而同归，尤以清初康熙以来，经雍乾而至道光，名家辈出，观其刈获，良足惊吾欧洲之人。此果何由， 亦由理性之运用与批评之精密，足以制抑偏见成说，其达到真理之情形，实与西方学者同一方式，无足怪也。”因此，他对于继承前贤的当代中国学者，也“寄有无限之敬重与希望”。更为重要的是，伯氏此说并非当面市好，1926 年10 月26 日，伯希和在德国法兰克福讲演中国戏剧，提出：“治‘中国学’须有三方面的预备：11 目录学与藏书，21 实物的收集，31 与中国的学者接近”；并批评德国的中国学“殊不如人”。
1932 年底，伯希和为调查近年中国文史学的发展，并为巴黎大学中国学院采购普通应用书籍，再度来华，经香港、上海到达北平。在平期间，他受到学术界的热烈欢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燕京大学、辅仁大学、营造学社、与学术界关系密切的《北平晨报》馆以及当地的学者名流，陆续举行欢迎宴会或约其讲演。
随着地位的提高和声望的增长，伯希和除了继续与中国学者交流学术外，还致力于促进中法文化交流。20年代初，北京大学为加强学术研究，成立了文科研究所国学门。在促进该机构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合作方面，伯希和起了重要作用。
1935 年5—6月，年近花甲的伯希和携夫人最后一次来华，所负使命，一是出席6月在上海举行的法国公益慈善会向东方图书馆赠书典礼， 二是以1936 年初将在伦敦举行的国际中国艺术展览会选择委员身份，到上海选定准备运英的古物。1945年10月29日伯希和去世。
伯希和本人曾写过一批敦煌学论文。他一生中始终注重于其著作中徵引敦煌文书。但他生前未出版过一部专著。自从他1945年逝世，到2000年的五十多年间，其弟子和其他学者们，共出版其遗作十卷。
伯希和 - 生平
1878年5月28日在巴黎诞生。曾就读巴黎斯坦尼斯学院。毕业后入法兰西学院师从汉学家沙畹 （édouard Chavannes）和印度学家烈维（Sylvain Levi）。
1900年初伯希和被派往在法属印度支那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工作。同年二月他被派遣到北京为学院的图书馆收罗中文书。
1901年伯希和22岁，返回河内，成为远东学院的汉学教授。同年第二次到中国考察，为远东学院带回大批汉、蒙、藏文书籍和艺术品。
1902年伯希和第三次到中国考察，收罗大批书籍和雕刻艺术品。
1903年伯希和将元周达观著《真腊风土记》翻译成法文并加注释在巴黎出版。
1904年离越南回国。同年在巴黎发表《交广印度两道考》。
1906年6月15日，伯希和与军医Louis Vaillant和摄影师Charles Nouette一起从巴黎出发前往中亚探险。3人乘火车经莫斯科和塔什干进入了中国的领地新疆。探险队8月末到达喀什，在俄罗斯总领事馆逗留了一阵子。中国的官员对伯希和流畅的中文感到吃惊，并为探险队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方便。探险队离开喀什，第一站到达了图木舒克村，然后前往库车。
1907年探险队在库车发现了用婆罗米文书写的久已失传语言的文件。这些失传语言后来被伯希和的老师烈维译解为乙种吐火罗语。探险队在同年9月先行到达乌鲁木齐，伯希和到焉耆调查，10月抵达乌鲁木齐。伯希和在乌鲁木齐获得澜国公赠送的沙州千佛洞写本一卷。
1908年2月，为了查阅敦煌出土的法华经古抄本，探险队到达敦煌。英国的探险家斯坦因在前一年（即1907年）已经从敦煌的莫高窟窃取约七千余卷古文书。伯希和与保护莫高窟的王道人谈判进入藏经洞的事项。这里伯希和流畅的中文又一次发挥了作用。伯希和经过3周调查了藏经洞的文件，并选出最有价值的文件约二千余卷。伯希和与王道人谈判，计划重建莫高窟的王道人最后同意以500两银子（约90英镑）的价钱把这些文物卖给伯希和。因为斯坦因不懂中文，他带走的文件中有很多没有价值的东西，相反通晓包括中文在内的13国语言的伯希和选出的文件全都是绝品，其中也包扩新发现的唐代新罗僧人慧超所著的《往五天竺国传》。同年伯希和在《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发表《敦煌藏经洞访问记》。
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向直隶总督端方和一些学者如罗振玉、王国维等出示了几本敦煌珍本，这立即引起中国学界的注意。伯希和发表《中国艺术和考古新视野》向欧洲介绍罗振玉、王国维的研究成果。
探险队一行于1909年10月24日回到了巴黎。不过伯希和意外地受到了远东学院的同事们激烈的指责，说探险队浪费公款并带回了伪造的文件。他们认为英国的斯坦因已经拿走了敦煌所有的文献。后来斯坦因于1912年出版了《探险旅行记》，宣布还有大量的文件被留在敦煌，对伯希和的疑惑才消释了。此后，伯希和发表了《敦煌千佛洞》等多部论文，对汉学带来很大的影响。
1911年-1913年伯希和和沙畹合著《摩尼教流行中国考》。
1921年5月当选为法兰西金石金美文科学院院士
1923年任《通报》主编。
1927年在《通报》发表《纪念王国维》。
1933年发表长篇论文《十五世纪初年中国人的伟大航海上旅行》。
1934年发表《吐火罗语与库车语》
1935年12月任亚洲学会主席。
1939年当选为中国中央研究院通讯院士。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伯希和作为法国武官在北京逗留，1945年在巴黎死于癌症。有人评价说：“如果没有伯希和，汉学将成为孤儿”。巴黎的Guimet博物馆有一个画廊以伯希命名，伯希和收集的很多文件的被法国国立图书馆保存。
伯希和著有大量汉学专著，其中《十五世纪初年中国人的伟大航海上旅行》、《交广印度两道考》、《四天子说》、《支那名称之起源》、《玄奘沙州伊吾间之行程》、《魏略西戎传中之贤督同汜复》、《中国载籍中之梵衍那》、《库车阿克苏乌什之古名》、《高昌和州火州哈喇和卓考》、《吐谷浑为蒙古语系人种说》、《犁靬为埃及亚历山大城说》等书有冯承钧翻译本。
伯希和 - 著作
《伯希和西域探险记》(法)伯希和等著 耿升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1 ISBN 7-222-03187-1
《敦煌遗书》
《蒙古与教廷》(法)伯希和撰 冯承钧译 中华书局 1994 ISBN 7-101-01119-5
《卡尔梅克史评注》 （法）伯希和 耿升译 中华书局 1994 ISBN 7-101-01192-6
《真腊风土记》元周达观著 伯希和译
《吐火罗语考》 (法)伯希和,列维著 冯承钧译 中华书局 2004 ISBN 7-101-04083-7
《中国印刷术之起源》
《十五世纪初年中国人的伟大航海上旅行》
《诸蕃志译注》
《交广印度两道考》
《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
《摩尼教流行中国考》（法） 沙畹，伯希和著 冯承钧译
《中古时代中亚细亚及中国之基督教》
《吐鲁番之路》
《蒙古秘史》
《论马可波罗》
《哈刺火州考》
《四天子说》伯希和著 冯承钧译
《支那名称之起源》伯希和著 冯承钧译
《玄奘沙州伊吾间之行程》伯希和著 冯承钧译
《魏略西戎传中之贤督同汜复》伯希和著 冯承钧译
《中国载籍中之梵衍那》伯希和著 冯承钧译
《库车阿克苏乌什之古名》伯希和著 冯承钧译
《高昌和州火州哈喇和卓考》 伯希和著 冯承钧译
《吐谷浑为蒙古语系人种说》 伯希和著 冯承钧译
《犁靬为埃及亚历山大城说》伯希和著 冯承钧译
《沙州都督府图经及蒲昌海之康居聚落》
《中国干漆造像考》 伯希和著 冯承钧译
《景教碑中叙利亚文之长安洛阳》伯希和著 冯承钧译
《汉译突厥名称之起源》伯希和著 冯承钧译
《塞语中之若干西域地名》伯希和著 冯承钧译
伯希和 - 其他信息
东方语言学家
敦煌学创始人
保罗·伯希和既是一个学者，又是一个曾经从事文化掠夺的强盗。他与王国维、陈寅恪等人，是我国敦煌学的创始人。27岁来到敦煌，他是年轻的汉学家，被选为1906年中国远征队的队长，那时，他才华横溢，22岁便成为设在越南的远东学院教授。伯希和早年毕业于法国国立东方语言学校，是著名汉学家沙畹的高足。除汉语外，他通晓世界上13种语言和文学，而且曾在北京担任使馆的秘书，经历过义和团运动。
伯希和登上由莫斯科前往塔什干的火车，辗转前往中国。在隆隆前进的火车上，伯希和又学习了俄语和突厥语。上火车前，他对俄语还一无所知，等在喀什下车时，他已经能用俄语跟人交谈了，这使坐在他周围的人吃一惊。这个人长的什么脑子，记忆力这么好，一个俄国商人嘀咕着。伯希和同他眨眨眼，带着瓦兰博士和奴埃特下了火车。
到了敦煌，伯希和通过与王道士唇枪舌剑，多次会谈，终于以500两银子成交，从而获得了6600卷精品，其中古藏文2700卷，非藏文卷子3900卷，被打包装车。与英国斯坦因相比，伯希和来到敦煌虽然晚了近一年，但他的收获，却要丰富得多。他是一位汉学家，精通汉文、俄文、藏文、突厥文等多种语言。并曾在法国驻华使馆任职，对汉文尤熟悉。因此他窃去的敦煌遗书，虽不如斯坦因多，但却是精品，好多都是孤本，可说价值连城。
遗书运往巴黎
1909年，伯希和让手下携大量敦煌遗书运往巴黎，自已仅带一小部分到了武汉，经当时湖广总督端方介绍，来到北京，认识了王国维、柯劭忞。王国维对伯希和的学术赞不绝口，两人遂得相互论学往来。罗振玉等人看到这些古代写本，都啧啧称奇。当时缪荃孙上前说：“伯君，如此精品，世所罕见。这些宝卷随你回国，再也见不到了，可否将这些经卷拍成照片，赠送给我们一份。”做贼心虚的伯希和连忙答应，他劝中国学术界，敦煌石室中还有8000余卷遗书，应早日派人前往保护，以免被别人夺走。他告诫自己，再也不能到中国西北搜掠宝物了，此后，伯希和再未踏上西北一步。
陈寅恪在巴黎学习期间，通过王国维认识了20世纪欧洲著名东方学家伯希和。与伯希和结识以后，陈寅恪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到以敦煌文献为主的各种新发现的材料，学术眼界大为拓宽，而伯希和利用其广博语言知识处理各种新材料的本领，给陈寅属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执掌国际汉学牛耳的一代宗师法国的伯希和说：“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唯王国维及陈（垣）先生两人。不幸国维死矣，鲁殿灵光，长受世界士人之爱护者，独吾陈君也。”伯希和与陈垣结缘，开始于摩尼教研究。1923年4月，陈垣发表《摩尼教入中国考》，此文所引材料用探讨问题较前人详备，或认为论及此事者虽有蒋伯斧、伯希和、王国维等数人。具体解决者，仅只有陈援庵一人。
伯希和在说这段话时，陈寅恪先生还未学成回国。所以他说当时史学界只有王国维和陈垣二先生较为突出。王、陈两先生都较寅恪先生年长，故有是说。由于那时国家极弱，当权者只知花天酒地、糜烂腐朽地生活，对文化和文物的丧失，完全无动于衷。所以东、西方很多国家都参加了这场文化掠夺。伯氏深知这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出于内心的惭愧，以后再也未踏进中国，还算是一个知羞愧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