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霖法师 - 少年出家

宽霖法师俗名王天顺，1905年4月28日生于四川新都的一个贫苦家庭。

王天顺幼年家境可谓赤贫，低矮的小茅屋里竟连一张象样的木床也没有，全家只好睡在地铺上。其父王正乾迫于生计，不得不靠替人杀猪宰羊，卖肉为生。其母李氏，亦是一个贫寒人家的女儿。王天顺幼年十分聪颖，记忆超群，因家贫无力供他上学念书，他便天天到镇上梓潼宫王家私塾窗外，踩在石头上，使他听先生王谦久（秀才）讲课。久之博得了王秀才的同情，特准他免费就读了一年。这梓潼宫乃一道教宫观，建于清初，供奉文昌帝，1953年已拆毁。

王天顺11岁时（1916年），家境更加困窘，经常无米下锅。他唯一的弟弟吃不到奶水，还不到4岁就活活饿死了。为了活命，父母只得把他送到乡下的一个小庙双桂寺寄食。次年又转到新都县城福建会馆作打杂伙计。这福建会馆乃寺院和会馆二者合一的建筑，故它除了具有一般子孙庙必不可少的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禅堂等设施外，又于寺侧建一园林。园内广植石榴、杨柳、松竹梅兰，四时花木繁茂，鸟语花香，彩蝶翩跹，风光明媚，景色宜人。会

首常将寺园作为游宴胜地，携酒备肴，摆花设盏，于春柳夏荷，秋月冬日之时聚会其间，商议公事。

民国六年农历四月初八（公历1917年5月28日），12岁的王天顺在福建会馆礼演悟和尚为师，得法名“宽霖”，法号“广深”，成为一名小沙弥。

民国十年（1921），成都文殊院香烟缥缈，灯烛辉煌，钟鼓齐鸣，众诵佛号。16岁的宽霖就在这庄严肃穆的氛围中登坛受比丘戒，开始了他弘法利生的岁月。同年，他父亲王正乾因年老体衰，生活无着，不得不在新都县白水寺出家为僧，法名通彻。

受戒后，宽霖讨单进堂，留在文殊院开始正规地学习参禅打坐，练习唱诵，学做经忏法事，同时在香积厨干杂活。闲暇之时常去少城佛学社（在今人民公园内）聆听著名法师、居士讲经说法，深沾法乳之恩。

民国十四年（1925）冬，通彻师到文殊院受比丘戒，而担任传戒大典引礼师的，正是他的独生子宽霖。受戒仪式刚结束，50余岁的通彻师即因病生西。宽霖压抑着悲伤，将父亲遗骸送回故乡，葬于白水寺后的塔院里。

宽霖法师 - 苦修学法

民国十五年（1926），宽霖被派往文殊院的脚庙—郫县觉华寺，看管周围300余亩的文殊院的庙产田地，并协助收租。这觉华寺原为道教东岳庙，后改为佛寺。此地风景宜人，春光明媚，阡陌纵横，绿畴万项，松柏参天，殿宇参差，翠竹农舍，星罗棋布，流水淙淙，远山苍苍，“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唐代常建的这几句诗，正是此地风光的绝妙写照！宽霖十分喜欢这里。时光似箭，日月如梭，不觉年底已到眼前。次年（1927），他调回文殊院，在衣钵寮担任侍者。先服侍第十五方丈禅盦常堃，不久禅盦（音an）让座退位，他又服侍第十六代方丈光老和尚。

民国十七年（1928），宽霖调到佛经流通处工作。三年后的一九三一年初春，二十六岁的宽霖背负行囊，怀揣戒牒，脚登草鞋，开始了“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的行脚参学的云水生涯。他先到峨眉山金顶锡瓦殿去祭扫他的师父文殊院第十四代方丈（后任金顶住持）明正性观的灵塔。而后顺长江东下，来到湖北武昌大东门外洪山南麓的宝通禅寺，听度厄老法师讲解《大佛顶首楞严经》。6月底讲经结束，他随侍度厄法师回到江苏南京旱西门外普照精舍，学法三月。9月底，度厄法师介绍他去浙江宁波观宗寺从谛闲老法师（1857—1932年8月）和宝静法师（1897—1940）学习天台宗教理。

民国二十一年（1932）春，宽霖进入观宗寺义务学校预科班学习。次年春，他到苏州护国寺，参礼被誉为“莲宗十三祖”的印光老法师（1861—1940年）及其高足德森法师（1883—1963年1月），探究净土法门。9月，他又回到观宗寺，担任西序堂主，负责管理学僧。为了亲礼更多的高僧大德，不久，他移住宁波七塔寺，跟钟镜法师学习中国古典文学。次年（1935）秋，正在江西九江讲学的宝静法师函请其前往襄助，他欣然前往，和宝静法师同往九江能仁寺。后登庐山，参礼东林寺。

民国二十四年（1936）初，宽霖返川途中，应重庆华岩寺方丈钟镜法师函邀，在华岩寺和附近的三学精舍为僧侣、居士讲经说法，前后达一年余。次年（1937）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开始。不久，宽霖回到了阔别六年之久的文殊院。此后的一段时期，他先后在成都骡马市街尧光寺（今已不存）、北效昭觉寺、绵竹县祥符寺、新都县宝光寺、峨眉山万年寺毗卢殿和金顶瓦殿讲授经论，主持盂兰盆会。

1931年，宽霖向文殊院告假，出外行脚参访，朝礼天下名山大剎。他自重庆东下，抵达上海，转往宁波，在四明山观宗讲寺，入弘法研究社受学，聆听谛闲老和尚、宝静法师讲天台教观。后来因成绩优良，宝静法师命他担任弘法研究社学监，及观宗讲寺堂主，他也依宝静法师学习古典文学。三年之后，他又赴杭州参访，向摩尘、心慈、静修等法师求教法义，并曾到苏州报国寺为印光老和尚礼座、依德森法师修习净土法门。后来曾随侍宝静法师同去九江，登庐山礼远公祖师道场，时值黄龙寺方丈圆寂，寺中两序大众推请他代理方丈。1936年，重庆华严寺方丈宗镜法师，一再函邀，请宽霖法师返回四川，到华严寺讲经。宽霖返回四川重庆，先后在华严寺、三学精舍讲经，次年回到成都，先后在照觉寺、宝光寺、绵竹祥符寺、峨嵋山毘卢殿等道场宣讲经论。由此道誉日隆，缁素钦仰。1944年，回到文殊院担任藏主，潜心研读大藏经，并讲授佛学。后出任堂主并兼代知客。

宽霖法师 - 讲经弘法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宽霖法师仍驻锡文殊院，先后担任知客、监院等职务，协助老方丈道悟禅师管理寺务。1953年，老方丈道悟为他传法授记，由他接受衣钵，出任文殊院住持。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宽霖法师多次被批斗、殴打，戴高帽、罚劳动，受到了种种精神上的虐待。这时法师已年逾花甲，他以佛家忍辱的精神，忍受种种肉体上的痛苦，精神上的屈辱，但是他坚决不离开寺院。他困守在文殊院中，率领着一些未离寺的僧众，坚持护寺工作，尽量使文殊院的建筑设施和所珍藏的历代文物减少损失。

1978年改革开放，落实宗教政策，寺院恢复活动，宽霖老法师被宗教部门委任为文殊院方丈，负起清理和修缮文殊院的重任。经过数年努力，修缮工程告一段落后，文殊院恢复旧观，继而开始了寺院弘法活动。老和尚为法忘身，以八十余岁的高龄，为了佛教的复兴，他席不暇暖，奔走各地，讲经弘化。1986年，宽霖老法师又受命兼任云南省鸡足山祝圣寺方丈，他不顾年迈途远，到鸡足山晋山视事，以后并常去照应寺务。

1993年春，文殊院举行传戒，宽霖老法师任得戒和尚，遍能老法师任羯磨和尚，惟贤老法师任教授和尚。在一个月的戒期中，宽霖老法师由于在文革期间两腿两脚受过伤，加上风湿严重，行动极不方便。但传戒是佛门大事，他不敢稍有怠忽。他忍受着肉体上的痛苦，每天仍然坚持由侍者掺扶着升座，为戒子讲开示、授戒、举行佛事等。他谆谆告诫受戒的青年戒子，要精进修学，管好寺庙，发心住持正法。苦口婆心，真挚恳切，使听者无不感动。从1990年开始，他先后主持了文殊院、宝光寺、祝圣寺等大寺院的首次传戒法会，戒子遍及四川云贵各地。

1980年以后，宽霖老法师除了担任文殊院方丈外，还先后担任着成都市佛教协会秘书长、副会长、名誉会长；四川省佛教协会副会长、会长；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及成都市、四川省政协常委等职务。1999年6月8日，宽霖老法师世缘告尽，在成都文殊院示寂，世寿95岁，戒腊80夏。

宽霖法师 - 主持道场

文殊院落于天府之国成都市中心，占地90余亩，初建于隋朝，原名信相寺，迄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明朝末年，该寺毁于战火，康熙年间，慈笃禅是由在废墟中结茅打坐，诵经修持，于禅定中出现红光，化出文殊菩萨形象，谓其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因此改名为文殊院。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文殊院先后出现了慈笃、本圆、能海、宽霖等许多世界著名的高僧，同时，寺内供奉有唐玄奘法师顶骨，稀有经书等绝世珍宝。因此，文殊院受到了历代朝延、政府的重视保护。

在宽霖法师的领导之下，修建了素食餐厅，六也亭和碑廊；按照宽霖法师祈求世界和平的誓愿，新建了中国目前最高的铸铁“千佛和平塔”，使这座古老的寺院，展现出新的活力。为打造文殊院在海内外知名度，还组织了文殊阁的修建规划，领导了蓝图的设计并组织施工。完成文殊阁及上客的修建主体工程。使文殊院才具有现在的规模。

寺内新建的“文殊阁”是继文殊院初创、中兴之后的又一大型主体建筑，它气势雄伟庄严，造型精美古朴，功能新颖丰富。它屹立于文殊院中轴线之最后，总面积达四千余平方米。文殊阁的竣工，结束了文殊院没有文殊菩萨殿的历史，实现了广大僧众居士们的夙愿。为了将文殊阁建成又一珍贵的佛教文化圣地，文殊院反复研究论证，报请成都市政府民宗委同意，决定将文殊阁自下而上建成"极乐堂"、"空林讲堂"、"空林佛教图书馆"和"万佛殿"四层。

文殊院坐北朝南，建筑面积11600 平方米，殿堂房舍190余间。天王殿、三大士殿、大雄殿、说法堂、藏经楼庄严肃穆，古朴宏敞，为典型的清代建筑。两旁配以禅、观、客、斋、戒和念佛堂、职事房，形成一个封闭的四合院。两相对峙的三檐式钟鼓楼，钟楼里悬有4500多公斤的铜铸大钟一口。观音大士像为青铜铸造，可称雕塑精品。护法神韦驮像，为清道光九年（1829年）第七代方丈本圆用青铜翻砂而成，工艺精细，童颜神态，体现了“童子相貌，将军威仪”的风度。还有一尊列为“空林八观之一”的缅甸玉佛，是院僧性鳞和尚于民国11年（1922年）历尽艰辛，步行募化到缅甸请回的。另外，院内还有大小300余尊佛像，无论是石刻、铜铁铸造，还是木雕泥塑，均具有文物艺术价值。

文殊院还珍藏有许多珍贵文物和佛经、文献上万册，如院僧先宗等3 人于每日清晨刺舌取血书写的“舌血经书”；明神宗的田妃绣的千佛袈裟；清杨遇春长女以自己头发绣制的水月观音。院内所藏唐僧玄奘顶骨尤为珍贵；1942年在南京发现3块唐僧顶骨，现1块留存南京，1块送西安，因成都是唐僧的受戒地，1块就送成都。文革中，文殊院方丈宽霖法师为保护顶骨终日将其缠在腰间，这才使顶骨度过特殊时期，至今无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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