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于官宦世家。祖父乔人杰为乾隆三十年（1765）举人，官至湖北按察使。嗣父乔邦宪为道光十三年（1833）进士，官至刑部给事中。生父乔邦哲曾任遵化州知州。少时随父居北京。

道光十四年（1834）举人，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授工部主事，后任湖南乡试副主考，再迁郎中。

咸丰三年（1853），乔松年历任松江府（今上海）知府、江苏苏州知府，同年八月，他侦知响应太平天国起义而占据上海的小刀会与苏州潮勇秘密联系，准备起义，便迅速派兵捕杀了潮勇首领，瓦解了这支准备起义的队伍。不久，又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帮助下，镇压了上海小刀会。乔松年由此被擢为道员，奖赐花翎，同时授常镇通海道。

咸丰六年（1856），乔松年跟随两江总督怡良驻守常州，而此时太平军攻势正猛，为遏制太平军东进，乔松年建议对与太平天国有任何联系的人予以坚决镇压，防止起义势力蔓延，因而使得不少人受到牵连遇害。

同治二年（1863），乔松年被任命为安徽巡抚，在第二年走马到任、驻防临淮时招募兵勇，重兵设防，加强对捻军的防范。同年，乔松年、英翰配合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对捻军进行夹击，致使捻军重要首领张乐行、苏天福等人被害，捻军遭到了极大损失。

同治五年（1866）乔松年调任陕西巡抚，为对付捻军，他与前任巡抚刘蓉联手，实行坚壁清野，在大小乡村筑保藏粮，编立保甲，调重兵组成层层防守线，给捻军的活动和生存造成直接威胁，改变了清军被动尾随捻军的疲劳战术，最终于同治八年（1869）镇压了捻军起义。

作为忠臣，乔松年对清廷耽竭所能。在咸丰六年（1856）江苏省发生大旱灾，乔松年害怕饥民暴乱，便提出赈济，鼓励商人将粮食运入江苏，稳定了灾民的情绪。并针对战乱期间江南地区商品流通不便，便采取了便利可行的钞票法。咸丰九年（1859）乔松年被题为两淮盐运使，他设法招徕盐商，恢复盐商贸易，确保了江北大营镇压天平天国的军饷。而随着天平天国和捻军起义被镇压后，乔松年转而治河。但近二十年的军事生涯和治河工程的艰巨任务，使他身心交瘁，于光绪元年（1875）病逝，清廷根据他一生的“业绩”，赠其太子少保，谥号勤恪。

乔松年值得肯定是他要求民族自卫、坚决抵御外侮的立场。帝国主义列强为了扩大在华利益，他们在协助清军镇压上海小刀会之后，又步步紧逼软弱的清政府，英法联军于咸丰六年（1856）借口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作为清廷忠臣的乔松年闻讯后，怒不可遏，立即上书，请求督兵，以抗击列强。但由于英法利用近代化军事装备的优势迅速攻入北京，威逼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北京条约》，因而使得乔松年的愿望未能实现。

乔松年《新建金河书院记》

国家文治覃敷，士耽诵读。庠序之外，郡州邑备有书院以造士。天下书院殆千有余所，独吾乡阙而未举，邑侯程公来宰此邦，政成民和，四境蒙德，复深念乐育人才，亟谋建书院以教之。乡人翕然成风，醵资趋事，不逾年而告成，以邑中水名名之曰“金河书院”。予窃维郅隆之世，建长治久安之策者，靡不右文重学，而良吏为政亦率以崇儒兴学为先，其故何哉？盖下之风俗视上所陶成，上以断击为治，则民习于争；上以聚敛为治，则民竞于利必；上以诗书为治，然后民渐摩於礼义，而服习于伦常。是故头会箕敛之法，武健严酷之才，非不取快于一时，而以语大道之公、三代之隆辽乎。其无当士者民之表也，未有士窳而民厚者。《礼》曰：“化民成俗必由学”，又曰：“儒以道得民”，然则上之所以治下，与下之所以待治于上，其本原所在，断可睹矣。且天下事有似缓而实急，似细而实重者，深识之士见之真而为之勇，当世庸流或窃窃疑以为迂。至于数十百年后，被其泽，收其效，追溯创始之人，乃叹其所施设为不可及。以俗吏视书院，必目以细务，置而缓图。程侯顾毅然为之，既营之于邑城，复营之于清源乡倘所谓见之真、为之勇者耶。以视子游治武城，文翁治蜀，古今人讵不相及耶。若夫书院之制，固欲士之游其中者，敬业乐群，以成其德，非仅砣石乞为时文，以博区区之膏火。乡之秀良倘能弦诵是间，蔚成儒范，以追鹿洞鹅湖之轨躅，庶无负贤侯之意。余异日幅巾归里，与诸长老扶杖游观，而升堂讲论，其为欣幸，又何可量哉。院以孟冬之月落成，余方治军寿阳，邮寄此文，以诸石，既纪贤侯之盛举，且最后进之士焉。

形势的需要将乔松年推上了军事舞台，但不可否认的是乔松年也是一个正统的儒者。在战争余暇,他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同时著书立说。在其《论语浅解》中，乔松年认为治国的根本是对人民实行纲常教育，人人奉行“礼”，便使社会各阶层有了各自的行为准则和伦理规范，人们便不会产生份外的思想和欲望，更不会举行农民起义。并希望从各方面加强对孔子的崇拜，以达到稳定封建秩序和封建统治的目的。这是他思想僵化的一面。但同时，乔松年受明清“经世致用”的影响，也赞同讲求实用、进行变革的观点。面对国门被开、社会矛盾迭生的现状，“天朝上国”的弊端完全展露，遮遮掩掩已经不能麻醉人们的精神，务实的乔松年同洋务派一样，主张在中国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变革，但这种变革只是一点一滴、不触动政府威严的变革。并且主张“君民一体”“民生为先”，反对空洞的口号，提倡切实的行动。

总之，乔松年一生转战疆场，为重新整顿清朝的封建统治秩序而效力，为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起义而奔波，是历史上反动的一面；但在国家主权面临外来威胁、民族尊严受到挑衅时，又能挺身而出，也是值得肯定的。他既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又是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志士，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塑造的一个典型的忠臣形象。

乔松年，字鹤侪，山西徐沟人，清朝官吏。道光十五年进士，授工部主事，再迁郎中。咸丰三年，以知府发江苏，除松江，调苏州。会匪刘丽川据上海，省城潮勇潜与通，松年侦知之，白上官诛其为首者。丁父忧，总督怡良奏留，从克上海，擢道员，赐花翎，授常镇通海道。六年，从怡良驻常州，署两淮盐运使。八年，丁本生父忧，总督何桂清复奏留。

九年，授两淮盐运使，兼办江北粮台。十年，奏劾南河河道总督庚长擅提淮北存盐变价充饷，又截留山西解江北粮台饷银；复劾庚长在清江闻警犹演剧设宴，迨寇急，仓皇退守。命侍郎文俊往按得实，庚长褫职逮问。又疏论用勇不如用兵，请发京师护军营暨北五省绿营赴江北防剿。英吉利、法兰西兵入犯，京师戒严，松年请赴畿辅督兵御敌，谕止之。十一年，设江南北两粮台，仍命松年办理。叙劳，以按察使记名。

同治二年，擢江宁布政使，仍留办粮台，擢安徽巡抚。三年，抵任，驻防临淮。时苗匪已平，李世忠亦解兵柄，捻匪窜河南、湖北。松年增募勇千人，就颍、宿间设防，奏请雉河集地处交冲，当建县设官，从之。又奏苗沛霖馀党自非积恶，请予宽贷；李世忠散遣勇丁，恐流为盗，饬州县整顿捕务。粤、捻诸匪自湖北麻城、罗田东窜入皖境，松年移军寿州，急调英翰自湖北回援，令朱淮森屯正阳关，蒋凝学迎击於英山，克金家寨。英翰等败贼於陶家河、黑石渡，僧格林沁大军追至合击，诸贼穷蹙，纷纷乞降，先后凡十馀万。贼首陈得才后至，为蒋凝学击败，服毒死，获其尸。上饬英翰等移军进剿，松年请留英翰防皖境，郭宝昌援河南，蒋凝学赴湖北。

四年，僧格林沁战殁，上命曾国藩督师山东。松年奏：“国藩久治军务，气体较逊於前。李鸿章才识亚於国藩，而年力正强，如以代国藩督师山东，必能迅奏荡平。”疏上，报闻。时捻匪大举犯皖北，围英翰於雉河集，国藩遣援军至，乃击走之。

五年，调陕西巡抚，前任巡抚刘蓉奉命留陕办理军务。时捻匪张总愚窜入陕境，松年初至，与蓉意见不合，奏劾蓉军政隳坏，留陕无益，蓉亦劾松年掣肘，贪利徇私。十二月，贼逼省城，蓉军溃於灞桥。六年正月，提督刘松山援军至，破贼雨花寨，连战皆捷，省城始安。迭奏请师，鲍超军援陕迄不至，皖军郭宝昌应调来援，偕刘松山转战泾、渭之间，屡捷。总愚窥同州，欲渡河，未得逞，趋陕北。六月，总督左宗棠至陕，军事始有统辖。松山、宝昌等连破贼於北路，至冬，总愚由垣曲渡河，循太行东趋，松山、宝昌尾追。七年春，宗棠率师入卫畿辅，陕西自捻匪出境，西路回氛仍未靖，松年以病乞假归。九年，病痊，授仓场侍郎。

十年，授河东河道总督。奏言：“今日言治河，不外两策：一则堵铜瓦厢决口，复归清江浦故道；一则就黄水现到处筑堤束之，俾不至横流，至利津入海。权衡轻重，以就东境筑堤束黄为顺水之性，事半功倍。前数年大溜全趋张秋，后又决胡堰、洪川口、霍家桥、新兴屯诸地，黄流穿运，节节梗阻。惟有尽堵旁泄之路，自张秋西南，沙河迤北，就旧堤修补，为黄河北堤；又自张志门起，至沈家口、马山头，筑新堤一百八十馀里，为黄河南堤：俾仍全趋张秋，借以济运。”下廷臣议行。十三年，奏请裁东河总督，以巡抚兼领河工，下部议，格不行。光绪元年，卒，谥勤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