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西北大学法学博士，东吴大学前校长兼法学院院长。

1900年生，上海人，父亲是基督教卫理公会的牧师。1921年，盛振为毕业于由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传教士在苏州创立的东吴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随即入读上海的东吴大学法科，1924年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受家庭和学校的影响，盛振为在东吴读书期间，接受教会的洗礼，皈依上主，成为基督徒。旋赴卫理公会发源地——美国西北大学留学，师从于当时世界最著名的证据法学家西北大学法学院院长威格摩尔，主攻证据法学，1927年毕业，获法学博士学位。

同年回国，致力于法律教育事业，任东吴大学法律学院教务长兼证据法学教授，直到1940年，共14年，是继兰金、刘伯穆两位美国著名的法学家、法律教育家之后东吴法学院第三任教务长，也是东吴法学院自1915年光荣诞生至1952年被强行解散共37年短暂而辉煌的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教务长，同时也是东吴法学院历史上首任华人教务长。随后，任东吴大学代校长，兼任东吴法学院院长（东吴法学院先后有三位院长。1927年，“东吴大学法科”扩展为“东吴大学法律学院”，开始设立院长一职，首任院长是东吴大学法科毕业、留学于美国的杰出法哲学家吴经熊，是具有“法哲学王”之称的美国联邦法院大法官霍姆斯的挚友，盛振为是第二任院长，第三任院长杨兆龙，他毕业于世界最高学府美国的哈佛大学，是世界最著名的法学家庞德的高足。三位院长除吴经熊出走躲过一劫外，其余两位留在大陆的院长均被打成“反革命”），直到1950年被撤职。盛振为担任教务长和院长职务前后20余年，在他主管法学院院务期间，还担任过国民政府台湾地区民意代表会委员，直接参与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完备形态——国民政府“六法体系”的建设。

盛振为是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法律教育家。他在东吴法学院任职期间，始终维护学院独立超然的行政地位，心想于学院，情系于学院，智用于学院，福谋于学院，力出于学院，权使于学院。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始终坚持发扬比较法教育的特色。他招聘的教授，世界著名，他们的文章著述当时领先。他的学生更是桃李中华，桃李世界，在一些重要的国际舞台上身手非凡，为法学院、为中华民族扬名。他奇迹般地为法学院建设一个远东最好的图书馆。有足够的实例说明，东吴法学院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星，盛振为则为它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盛振为还是中华民族真正英雄的幕后英雄，是民族英雄的英雄。这里有两件足以载入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重大历史事件，不应被忘记。

一是东京审判。1946年，中华民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出席远东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的法官、检察官、顾问等人，几乎全部出自东吴法学院。这些中国的法官们个个都受过系统的比较法教育，个个都是英美法的专家，他们不辱使命，出色地完成了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为国家和民族赢得了崇高的荣誉，为人类的和平与正义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是真正的民族英雄。然而问题不能到此为止，必须知道，这些法官们都是盛振为院长亲手选派的，他们或者是盛振为聘请的教授，或者是盛振为的学生。如果这些法官们是国际舞台上的最佳演员，盛振为就是舞台后的最佳导演；如果这些法官们是用法律之绳降伏战争顽凶的民族英雄，盛振为就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国际舞台之上的幕后英雄。

二是国际法官。从上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末，中国一共出了6位国际法院的法官，中华民国出了4位，中华人民共和国自70年代成为联合国合法成员国以后出了2位。这6位国际法官纯一色地全都是东吴法学院的教授或毕业生，而这些教授和毕业生不是盛振为的同事就是盛振为的学生。这些法官是中国的人才，也是人类的人才，而盛振为则是培养人才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