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初（1621年），张慎言受任往督畿辅屯田。天津、静海（现归天津郊区）、兴济之间，有沃野万顷，但却无人开垦。只有同知卢观象垦田三千余亩，在田的沟渠水边、房前屋后，均有种植。张慎言提出“可仿而行”，并在此实施了上官种、佃种、民种、军种、屯种五法。以后，广宁失守，辽人转徙入关者甚多，张慎言也把他们招集到津门（天津），让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去开垦这里的荒地，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东林党的领导之一赵南星，原是张慎言推荐。由于他在推荐赵南星时，上疏弹劾了冯铨，所以冯铨对他怀恨在心。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当张慎方请假回家时，冯铨便买通曹钦程，指使曹钦程假造情况，诬告张慎言盗曹县库争三千两，致使张慎言因此而被贬谪肃州（今甘肃酒泉一带）。直到崇祯元年，起用故官，打击魏忠贤阉党的进修，张慎言才被昭雪，并提升为太仆少卿、太常卿、刑部右侍郎。以后，由左侍郎迁南京户部尚书、吏部尚书，掌右都御史事。

　　崇祯十七年三月（公元1644年），明都京师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陷，五月，福王又立于南京，并任张慎言理部事。但不久，张慎言因后疽发背而卒，终年六十七岁

　　第一案指的是，神宗在位时，愿想废太子朱常洛（后来的光宗）而改立郑贵妃所生的儿子为太子。顾宪成等认为这将产生宦官外戚之祸，极力反对。神宗只好取消原来打算。但顾宪成却受到拥立郑贵妃的宦官魏忠贤一伙的排挤，被赶回故乡。顾宪成在故乡无锡，修整了南宋学者杨时的东林书院，约学生友月前来讲学，评议时政，后被称为东林党。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有人手持木棍闯入东宫，谋害太子朱常洛。经查，此人名张差，与郑贵妃有关，但很快被宦宫阉党以疯子为名，把张差处死了。此为“挺击案”。

　　第二案指的是，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神宗死，光宗（即太子朱常洛）继位才几十天，因身体不佳，大学士、宦官、阉党成员方从哲便指使鸿胪寺宫李可灼向光宗进红丸（即以汞炼成的丹）。光宗初服一丸稍好，再服一丸即死。此即为“红丸案”。

　　第三案是指，光宗死后，光宗妃李选侍与郑贵妃勾结，仍据正宫，东林党左光斗等人极力反对，逼使李选侍不得不移出乾清宫。此即“移宫案”。

　　东林党与宦官阉党的“三案一争”，实质上是东林党反对宦官阉党的专权。对于此事，张慎言认为，不必再去追究张差的党羽，为的是“全父子之情”，然而必须搞清楚为此而玩弄权术的人，以“明君臣之义”。

　　张慎言 为学颇有见地，思想和成就更为引人注目。他酷爱读书，勤于著述，其文其诗，皆为时人所重。他死后由别人辑刻而成的《洎水斋文钞》、《洎水斋诗钞》，保存了他的大部分诗文。从之可以看到他的一些思想。首先他肯定的提出本末兼治、“恤商”的经济思想。他认为一国经济要有长远眼光，不能只顾眼前，反对随便开采矿山资源，任为国用不足，应该发展生产。在当时民生凋敝，矛盾迭生的情况下，必须制止耕地大量荒芜的现状。同时，放宽对商人的限制，给商人一定的活动空间，使其乐于从事商业活动。他的这种“恤商”在当时赞同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的统治阶级中是难能可贵的。明代，理学是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正统思想。张慎言虽然自幼接受了儒家正统思想的教育，并酷爱五经，但思想方面却坚持反道学的民主思想。

　　张慎言在关于天理人欲之辨中，他旗帜鲜明的反对道学家们历来标榜和鼓吹的“存天理，去人欲”。他认为人之所欲即天理。用封建礼教规定人们的行为是扼杀人欲人情，大胆对传统道德提出批评。这与跟他基本上同时代的李贽的思想相似。而李贽当时颇遭统治者迫害和道学家们的攻击，而张慎言对李贽其极为钦佩。这在道学长久统治思想界的时代，他以一个思想家的睿智和胆识，对封建传统道学提出挑战，具有极重要的进步意义。而作为一位诗人，他创作的许多诗篇书法他的真情实感，同样散发着熠熠光彩。张慎言政事繁忙却不废诗。当时，学子们大部分以八股为务，很少有人将时间浪费到诗文上。而张慎言却不认同，并以诗文闻名。他反对抄袭模仿，主张自然真情。这对当时文坛上复古倾向严重，一味摹拟剽窃，只重形式技巧有很大意义。他矫砭时弊的做法与湖北公安袁宏道诸人（即公安派）主张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