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宇，男，1943 年12 -2011年7月，安徽安庆人。

　　出版《周礼译注》等专著多部，在《文史》、《史学月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近 50 篇，主持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多项，多次获奖。

　　主要侧重从古文献、特别是《三礼》与古史的结合上，来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化，尤其侧重于中国古代礼文化的研究。本方向已形成以博士导师杨天宇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年富力强的学术研究群体，已招收和培养过多届硕士研究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学术成果。杨天宇教授曾出版学术著作3部，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获省部级优秀学术成果奖多项，现正承担着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

　　杨天宇先生是经学史专家，故其秦汉史研究偏重于儒学史、经学史、文化史。先生多年来倾心于东汉末经学大师郑玄礼学之研究。其所撰《论郑玄〈三礼注〉》一文，深入探讨郑玄《三礼注》的注经方法、体例及其得失，该文发表在《文史》第21辑。2000年又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郑玄三礼注研究》，阶段性成果已显示该项研究之周密性与功力之深。唐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提出“礼是郑学”之说，清人陈澧、今人李云光（台）于此都有很好的阐释，然犹未尽也。先生的《略论“礼是郑学”》（《齐鲁学刊》2002年期）一文在此基础上，深加讨究，指出此说原因有三：一因郑玄礼学著作甚多，特专精于礼学；二因自郑玄兼注《三礼》，始有所谓《三礼》之学；三因郑玄能将其礼学付诸实际运用，为朝廷制礼；四因郑玄能以礼律己，“非礼不动”。不唯如此，该文还发人所未发，指出了“礼是郑学”的根本原因，即：自郑玄兼注《三礼》之后，后世之治礼学者皆以郑氏为宗，而不可舍其书，自魏晋至隋唐皆然。《关于〈周礼〉书名、发现及其在汉代的流传》（《史学月刊》1999年4期），从文献学的角度，详细探讨了《周礼》一书的名称由来、发现及在汉代的流传情况，指出《周礼》原名《周官》，改名只是在王莽居摄年间的事。确认此书是河间献王从民间收集而得，献给朝廷后随即藏入密府，成帝时刘向歆父子校理秘书才重新发现。王莽居摄时立学官。东汉时，由于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加上郑兴、郑众、贾逵、马融等到一班大儒的提倡，此书得大行于世。而郑玄贡献尤大，他注《三礼》，列《周礼》于《三礼》之首，遂成为东汉古文经学的一面旗帜。《郑玄生平事迹考略》（《河南大学学报》2001年5期），在前人的基础上，简明概括地叙述了郑玄一生，真正做到了知人论世。在近年关于汉代经学研究中，今古文经学关系问题亦是热点之一。汉代今古文之争的性质，学者或认为是两个不同的学术宗派之争，或以为是围绕增立博士而争，或以为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这些说法虽有道理，但未将两汉加以区分。先生的《略论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与融合》（《郑州大学学报》2001年2期）一文则指出两汉今古文之争性质绝不相同，即西汉是利禄之争，东汉是学术道统之争。所争并非那么激烈，仅在《左传》而已。二者融合，既有政治基础，即都是为维护封建统治的；亦有学术基础，即古文经学家多通人。郑学的出现标志着汉代传统经学的改造和融合的最终完成。《郑玄论著目录考》（《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2期）一文，则在前人的基础上较为详尽地考订了郑玄的有关论著。

此外，先生的研究还包括汉代礼制方面，如《略论汉代的三年丧》（《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5期），该文首先追述三年丧始于商周，但到春秋战国时已很少有人实行。接着从汉文帝临终时所制短丧诏谈起，历述武帝时即有服三年丧的情况，到西汉后期服三年丧的渐多，东汉遂成风气。概括地指出汉代统治者的政策诏令虽有前后矛盾或不一致的地方，但总地来说却是持鼓励、支持的态度。最后探讨汉代服三年丧的风气、统治者所持积极态度的原因在于汉代盛行经学，而东汉统治者特别提倡名教礼法。从而清楚地揭示了“三年丧”这一礼制的渊源、在汉代的变化及其原因。在经学与政治关系方面，我国史学界大多认为，在西汉末年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中，王莽是古文经学的后台，王莽的篡汉和改制，主要是利用古文经学作为理论武器。杨天宇先生所撰《论王莽与今古文经学》一文（《文史》第53辑），从王莽篡汉与今文经学的关系、王莽改制与今古文经学的关系两个方面纠正了这一片面性的说法。文章认为王莽篡汉利用了西汉中其以来今文经学所制造的种种理论，如汉运中衰当让国传贤易姓受命说、汉为尧后当火德之运说、阴阳灾异和符命谶记之说等。而王莽改制的依据大体有三个方面。其一，缘旧制而加以变更；其二，出其心裁；其三，根据经义。以上三方面往往交错而用之。其根据经义者，或用今文经传，或用古文经传，或杂用今古文经传，而更多的还是依据的今文经传。所以本文的结论是：今古文经学在王莽新朝享有同等被重视的地位，两者并不存在“对抗”问题。还有《刘秀与经学》（《史学月刊》1997年3期），论述了刘秀与东汉初年经学恢复的关系及重要意义。文献学方面，如《论〈礼记〉四十九篇的初荜确为西汉戴圣所编纂——兼驳洪业所谓“〈小戴记〉非戴圣之书”说》（《孔子研究》1997年1期），该文确证《礼记》初本确为西汉礼学家戴圣编纂，驳正了洪业几成定论的误说，即“《小戴记》非戴圣之书”的说法。

　　杨天宇：(1972-),男,吉林省吉林市人，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1994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经济管理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97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经济学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200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

2001-2003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作博士后研究，2003年晋升副研究员职称，2004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国民经济管理系，任副教授 ，现兼任北京市价格协会理事。

　　主要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

　　主要学术作品：

截止2007年4月已出版个人专著2部， 合著4部，发表论文80余篇，主持和参与国家和省部级课题13项。主要研究成果有：

《产业经济管理》，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Adam Smith’s Works in China，In Critical Bibliography of Adam Smith, Pickering & Chatto Publishers，2002

《收入分配与有效需求》，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经济制度批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中国居民收入水平与边际消费倾向之间的倒U关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和谐社会中的经济利益矛盾调整模式》，《上海经济研究》2006年第12期，《新华文摘》2007年第5期全文转载 《政府管制、收入差距与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冲突》，《上海经济研究》2006年第4期，《新华文摘》2006年第20期全文转载 《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一个现代阐释》，《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1期 《城市化对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卡莱茨基和温特劳布的有效需求理论述评》，《南开经济研究》2005年第3期 《高税率的逆向选择效应研究》，《经济学家》2004年第3期 《宏观经济过热的形成机理和判断标准》，《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国有企业宏观效率论辨析》，《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我国财政收入分配职能的重新定位》，《改革》2000年第4期，《新华文摘》2000年第10期全文转载

《中国投资需求不足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宏观经济过热的形成机理和判别标准》，《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亚当斯密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经济学动态》2003年第1期

《论我国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1年第11期

《国有商业银行对民营企业的信贷配给行为研究》，《经济科学》2002年第4期

《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中的企业所有权安排》，《中国工业经济》1998年第8期

《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性障碍研究》，《改革》2003年第6期

《高税率的逆向选择效应研究》，《经济学家》2004年第3期

《政府审批制的经济学分析》，《经济学家》2003年第1期

《收入分配与乘数效应》，《经济学家》2002年第2期

《城乡收入差距与有效需求：一个马克思主义模型》，《经济学家》2001年第3期

《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新视角》，《经济学家》2000年第6期

　　中国第八支驻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副队长杨天宇

在中国第八支驻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中有一位33岁的“老维和警察”，从2003年至今他已有四次参与维和行动的经历。

　　2003年，从武警学院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数年的杨天宇经过层层严格选拔，成为了中国派驻东帝汶的一名维和警察。 “（第一次）接触维和是01年9月份，全国在公安民警里面，包括现役的和非现役的里面选拔，02年到武警学院维和中心去培训了3个月，03年9月份就被派往东帝汶作民事警察，一直到05年的5月份。在东帝汶主要是做技术顾问，给当地的警察进行培训、指导、训练。”

　　2003年12月，由于工作出色，杨天宇被任命为所辖地区边防维和警察的负责人。一转眼，杨天宇在东帝汶工作了近20个月，这期间的维和经历也为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维和警察奠定了基础。

在结束东帝汶维和任务仅仅一年后，杨天宇又奉命参加了中国第四支驻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2007年12月，他跟随中国第六支驻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重返海地。2009年6月，杨天宇作为中国第八支驻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的副队长第三次抵达海地，而这支防暴队的构成非常特殊，所有成员都有过海地维和的经历。

杨天宇是近年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事务的亲历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