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他但任天津青年会体育干事，同时兼任南开中学体育教练员，在他的指导下，出现了当时闻名全国的“南开五虎”篮球队。以后，到美国斯普林菲尔德学院留学。回国后，任天津青年会体育部主任董守义曾多次以运动员教练员身份参加远东运动会、奥林匹克运动会等大型国际体育活动1949年以前，他曾任华北体育联合会理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教育部体育委员会常委，并曾在北平师范大学、北平民国大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西北联合大学、浙江大学等校体育系任教授。1947年被选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被选为中国篮球协会主席、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委员、副主席。先后担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技术委员会主任运动司副司长等职1954年，他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被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又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董守义从事体育工作几十年如一日，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体育家、体育教师、体育工作者和优秀运动员，并在实践过程中认真总结经验，钻研运动技术，撰写了《篮球术》、《田径赛术》、《最新篮球术》、《篮球训练法》、《足球术》、《国际奥林匹克》等七部体育著作和150多篇文章。

董守义（1895~1978）蠡县郑村人。1907年，考入保定同仁学堂。1912年至1916年在通州协和书院读书期间，为该校篮球队、足球队、田径队队员，篮球队队长。1916年8月经天津青年会体育主任蔡乐尔（美国人）介绍，任天津青年会体育部练习干事。1917年5月参加东京第三届远东运动会。同年11月由天津青年会保送到上海青年会体育学校学习，后由麦克乐（美国人）介绍到上海东亚体专和爱国女校体育科任教。1919年任天津青年会体育干事，应校长张伯苓聘请，任南开学校体育教师兼篮球队教练。1923年任天津篮球队教练，代表中国参加日本大阪第六届远东运动会篮球赛。

　　1923年至1925年在美国麻省春田大学深造，回国后任天津南开学校体育教师和“南开五虎”篮球队教练。1927年被选为天津体育协进会理事、第八届远东运动会中国篮球队教练。1930年任北平（今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教授兼民国大学体育主任，第九、第十届远东运动会中国篮球队教练。1935年任全国体协理事、国民政府教育部国民体育委员会委员。1936年任中国篮球队教练，参加柏林第十一届奥运会和国际篮球会议，被选为国际篮球裁判会会员。曾到苏联、波兰、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美国等十几个国家考察体育。1938年后，在西北联大体育系任教，并兼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副总干事、代总干事、总干事及国民政府教育部国民体育委员会委员、专任委员、常务委员等职。1947年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同年6月到瑞典参加第四十届国际奥委会。1948年参加在伦敦举行的第十四届奥运会，任中国代表团总干事。同年，任浙江体专教授兼浙江大学篮球队教练。

　　1950年调兰州西北师院体育系任教。1951年调国家体委，任中国出席赫尔辛基第十五届奥运会代表团总教练，参加第四十七届国际奥委会会议。1954年起当选全国政协第二、四、五届委员会委员，民进中央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选为全国体总副主席，赴巴黎参加国际奥委会会议。1956年被选为中国篮球协会主席，到意大利参加第五十一届国际奥委会会议。1957年9月到保加利亚索非亚参加第五十三届国际奥委会会议。1959年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1961年任国家体委运动司副司长、全国武术协会主席。1965年被选为第二届全运会筹备委员。1978年6月13日逝世。

　　著有《国际奥林匹克》、《最新篮球术》、《田径赛术》、《足球术》、《欧洲考察日记》等。

　　学生时代的董守义

　　董守义，1895年11月20日出生于河北省郑村一户农家。十一岁时进入郑村小学，已读过几年《三字经》、《百家姓》和《论语》。

　　1907年初进入保定公理会办的同仁学堂。在一次课外活动中，新来的体育教师把两只没有底的竹筐钉在操场两端的树干上，然后对着一群身着长衫的学生说：“同学们，今天我教大家玩一种新游戏——筐球”。他双手持球，从腰前向前上方投出。球不偏不倚地落进竹筐，操场上响起孩子们惊喜的笑声和欢呼声。他要孩子们把长襟掖在腰间，辫子盘在头上，然后教他们拍球、运球。传球……董守义觉得这比兵操好玩多了，他迷上了这新奇的玩意儿。儿时拾柴、打草、爬树、上房的生活给了他健壮的体魄，渐渐地他的球艺在同仁学堂里有了小小的名气。1910年初，董守义来到通县协和书院中斋部上学，协和有重视音乐和体育的传统。每到下午课后，学生们纷纷走出教室，参加篮球、足球、田径、网球、棒球等各种运动队的锻炼。在中斋部学习的两年里，董守义的球艺和他的个子一样长得很快。他的身材、球技和为人，使他一升人大学部就成了校篮球队的队长和中锋。他又是学生体育会委员和足球队的中锋。不久，在北京天坛举行了第二届华北运动会，董守义作为协和篮球队的队长参加了运动会的篮球比赛。1914年5月ZI日全国第二届联合运动会在天坛开幕，他作为游击手的华北棒球队获得冠军。他作为中锋兼队长的华北足球队获得亚军。　

   　解放前的董守义

　　董守义大学毕业后摆在他面前的一条路是当传教士，另一条路是干体育。他选择了后者。他应美国篮球运动的创始者奈斯密斯教授的高材生一蔡乐尔（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体育干事）之邀到天津青年会体育部当练习生。不久，南开学校的物理教师兼体育主任章辑伍就找上门来了，代表张伯苓校长邀董守义到南开任教。董守义虽与张伯苓尚无个人来往，但早已久闻其名了。张伯苓是两届全运会和华北运动会的发起人、远东运动会中国代表团总领队、华北体联和天津学校体联会会长。他对提倡体育是不遗余力的。董守义欣然接受南开之聘，此后，他每天上午十点到南开领一次课间操，然后用三个下午到南开指导各种代表队训练。篮球运动在南开有一种独特的魁力，全校各个年级以至各班同学组织的各种篮球队十分活跃。在董守义和章辑伍等教师共同努力下，南开学校的篮球活动更加活跃水平迅速提高。1922年天津学校联合运动会中，南开队初露锋芒，连克实力最强的青年会队、曾获得华北运动会冠军的高等工业学校队、官立中学队以及称雄津门多年的新书学院队、北洋大学队等多支劲旅，一举夺魁。

　　1923年5月下旬，董守义被青年会推荐到美国麻省斯普林菲尔德市的春田学院进修。在春田学院的700个紧张的日日夜夜，他以自己勤奋和才能，证明了黄皮肤的中国人并不天生就是“东亚病夫”。他是美国中部青年夏令营体训班网球比赛双打冠军之一，又是棒球赛的冠军成员之一。作为春田学院网球队队长，他夺得过美国东部青年会夏令营网球比赛的单打和双打冠军。他同时又是春田学院橄榄球代表队的中锋。校方对他极为赏识，当他学习结束的时候，学院为他安排好了工作和住房，极力挽留他在学院工作。

　　董守义没有留恋美国富裕的物质生活和良好的工作条件。两年的留学生活使他深深感到，中国人并不缺乏运动的天赋，所缺乏的是练习的机会和组织，自己应该为此效力。1925年7月董守义毅然回到天津，担任了青年会体育部主任。董守义返津以后，南开学校十分高兴。已担任了全国体协董事长的张伯苓校长重新聘请董守义为南开学校的体育指导，义务指导南开学生的课外活动。

　　1927年，董守义介绍原潞河中学的毕业生齐守愚担任南开体育教师，并协助自己训练球队。南开球队突飞猛进。1928年在天津篮球联赛中异军突起，一路过关斩将，荣登冠军宝座，并获得代表天津参加华北球类运动会的资格。第五次华北球类运动会于1929年4月在太原举行，董守义担任裁判长。齐守愚担任南开队的指导。南开队在战胜山西的山左、山右两队和东北冯庸大学队以后，同拥有五名代表中国参加第八届远东运动会的北师大队争夺冠军。结果南开队以13分优势结束战斗，夺得了大学组篮球冠军。

　　夺得华北冠军后，南开篮球队声名远场。自太原返津不久，又接到上海体育协会和在沪南开校友的比赛邀请。士气高昂的南开篮球队接受了邀请，决意与上海诸强一试高低。1929年6月底由南开体育主任章辑伍率队出征，董守义随队指导。当时上海的篮球三强，一是华东冠军沪江大学队，一是西桥青年会“海贼”队，一是美驻沪海军陆战队“皮斯堡队”。南开队在董守义的指导下连胜沪江队、海贼队和皮斯堡队，名噪上海。南开队正待载誉归来，不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菲律宾托马斯大学冠军队又送来了战表，原来该队访日全胜，归途中路过上海，看了三场比赛后顿起杀心，决意与南开赛一场以便摸摸底，同时为来年的远东运动会篮球赛练练兵。

　　菲律宾篮球水平历来高于中国和日本，所以这场比赛为各方所瞩目。董守义本人曾两次败在菲律宾队手下，所以也很想再与该队一决雌雄。他对队员们说，“我们和菲律宾队打法相似，实力相当。谁发挥得好，配合得好谁就能占上风，我们要敢拼敢抢、顽强奋战，争取胜利。”这时队员们又收到了张伯苓校长和许多师生发来的贺电，全队上下更是信心倍增、士气高昂。南开队连续几次漂亮的进攻，终于以六分领先战胜对手。全场观众欣喜若狂，涌进场内，把南开队员高高举起，祝贺他们为国争光。南开队在沪四战四胜，声名鹊起。他的五名队员——刘建常、唐宝坤、魏蓬云、王锡良和李国深，被誉为“南开五虎”而饮誉神州。

　　1934年中国选拔参加第十届远东运动会的篮球十二名队员中，南开的学生就有五名。董守义带领这支球队远征菲律宾，两次战胜日本队获得亚军。1935年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在上海举行，董守义担任了大会的审判委员兼篮球裁判长。同年被推选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和教育部国民体育委员会委员。1936年7月9日董守义作为中国代表团篮球队教练参加在柏林举行的第11届奥运会，在运动会期间，董守义代表中国参加了国际篮球协会会议，他和其他三人被推选为国际篮球裁判会会员。11届奥运会闭幕以后他和清华大学的马约翰先生自费考察了欧美16国体育。

　　1937年2月，董守义离开伦敦到了美国，在纽约、华盛顿的一些大学和春田学院进行了短期进修。

　　1939年2月张伯苓会长在重庆南开中学召开了全国体育协会的董事会议，商议参加即将在柏林举行的第12届奥运会的事宜（半年后，因德国法西斯燃起欧洲战火使这届奥运会没能举行），董守义在这次会上被推选为筹委会委员兼秘书。这使他与重庆方面特别是体协主要负责人王正延和张伯苓有了更密切的个人联系。

　　1941年2月1日张伯苓主持召开了全国体育协进会会议，经张伯苓提议，董守义担任协会副总干事。1947年6月18日至20日董守义出席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40次会议，他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回国后，他为筹募参加第14届奥委会的经费，往返沪、宁之间25次，费尽周折总算解决了大部分所需要的款项。

　　1948年7月董守义作为中国代表团总干事参加了在英国伦敦举行的14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因付不起较高的房租，改住一所小学内，是当时唯一不住在奥运村的代表团，比赛结果中国代表团全军覆没。回国的路费都成了问题，向政府要，教育部复电：请代表团自己解决。总领队王正廷、总干事董守义四方筹借才使中国代表团离开了伦敦。奥运会结束后，中国足球队途中又在曼谷打了五场比赛，以门票收入充抵旅费。董守义取道美国回国。在旧金山，他见到了在加州大学担任棒球队指导的老朋友金门。面对老朋友的盛情接待和关心，董守义却是阴云密布。对往事的回忆更勾起无限的惆怅。自己为中国的体育事业奔波劳累了30多年，也可算是费尽心机，鞠躬尽瘁了。看到的却是达官贵人们的尔虞我诈，忙着“五子登科”，谁肯关心国计民生，扶持体育的发展？举目远眺，国内战火四起，百姓怨声载道。真是国民党不亡天理不容！令人痛心的是运动场内外的倾轧愈演愈烈，中国在国际体坛上的地位江河日下。想起自己早年要让中华健儿扬威于世界体坛的夙愿，他不禁摇头苦笑。那个愿望似乎越来越象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神话了。想到这里，他忍不住潸然泪下：中国，你的希望在何方？体育的出路在那里？

　　新中国的董守义

　　1949年5月3日解放军开进坑州城，暂住杭州的董守义异常兴奋，彻夜难眠。1949年10月董守义筹备杭州运动会并担任裁判工作。他惊异地看到那么多普通工人和农民参加运动会，他对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充满希望和信心。

　　1950年3月董守义应西北师范学院之邀赶赴兰州在体育系任教。在此期间他应邀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运动会顾问。协助四军举办全军运动会。经周总理指示，1952年5月26日，董守义赴京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秘书长黄中等商议有关中国参加第15届奥运会和第47届国际奥委会会议事宜。同年7月24日深夜，周总理接见了中国体育代表团荣高棠、黄中、董守义等人。对参加15届奥运会作了具体指示。7月29日代表团到达赫尔辛基。7月31日，中国代表团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董守义发言说只有在新中国，政府才真正重视发展体育运动，重视国民健康。8月9日荣高棠、董守义向周总理作了汇报。总理充分肯定了赫尔辛基之行的重大意义。

　　1952年11月中旬，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调董守义到北京体总和国家体委工作。从1952年到1956年，董守义参与筹备和组织

　　工作的大型运动会13个，在各种报刊上发表的文章29篇。1954年上半年董守义当选为体总副主席并先后为全国政协第二、四、五届委员。1955年6月与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荣高棠等一行六人飞抵巴黎参加国际奥委会第50届会议。

　　1956年回月底到2月初，国际奥委会第sl届会议在意大利科蒂纳举行，董守义等在会上会下积极工作，广泛接触了国际奥委会委员，新中国的体育成就引起了普遍的注意。

　　1956年11月董守义参加在墨尔本举行的国际奥委会会议。会上董守义与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阐述了中国奥委会的原则立场，为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进行了坚决斗争；会下与奥委会委员，台湾体育界的老朋友进行了广泛接触，介绍了新中国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针对国际奥委会在少数人的控制下采取敌视中国的态度，执意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局面，1958年8月19日董守义在给当时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的信中声明：“今天……奥林匹克精神已经被蹂躏遗。为了维护奥林匹克的精神和传统，我正式声明拒绝同你合作，拒绝同你把持的国际奥委会发生联系。”他宣布辞去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职务。从1947年6月到1958年6月整整十年的国际奥委会委员生涯结束了。作为一个亲历中国体育今昔剧变的老体育工作者，在他所代表的国家和他本人受到不公平对待时，他只能做出辞职——这唯一的选择。当年共和国最高体育负责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曾这样评价他在任国际奥委会委员期间的表现：“董先生参加几次国际奥委会会议，表现很好，是站在社会主义国家立场发言的。”

　　1959、1965年董守义参加了第一、M届全国运动会的筹备工作。1959年夏天董守义开始系统整理体育史的资料，不到半年，仅关于各种体育事件的记录就写了十万多字。1961年担任国家体委运动司副司长和全国武协主席职务。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火燃遍神州大地，董守义也在劫难逃。

　　1973年3月董守义重新担任了国家体委运动司副司长之职，他开始频繁地出现在迎送各国和港澳体育代表团的仪式或观看比赛的赛场上。8月初的一天，周总理在接见由日本参议院长河野谦三先生率领的日本体育协会代表团时指示要董守义参加。总理送走日本客人后，问候了董守义的健康之后，又问起了当年南开学校的毕业生郭毓彬、黄春谷、张彭春等人的情况。他回过头来问：“董先生今年高寿？”董守义回答已经78岁了，总理扬起眉毛惊异地说：“真的吗？真看不出来，董先生比1月份见面时看起来气色好多了。”他叮嘱董守义要保重身体，又对体委领导人说：“当年我在南开读书时，董守义先生就在南开工作了，董先生是我的先生。”董守义非常感动。

　　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后不久，董守义在亲友们的欢笑中度过了他80岁的生日，他的学生和老朋友们都前来祝贺。刚刚进入1976年不几天，就传来了周恩来总理去世的消息。噩耗传来，董守义肝胆欲裂，他颓然跌坐在桌前，眼前一片昏黑。好半天才清醒过来，他拿出日记本颤颤巍巍地把总理逝世的消息记在本子上。泪珠大颗大颗地滴在本子上。南开的球场、青年会的宿舍、重庆南开校友会，几次出国的会见……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董守义不顾因肺气肿引起的阵阵胸闷气紧，不顾阵阵头晕腿软，亲自到医院向周总理遗体告别，到人民大会堂参加追悼会。

　　1978年6月13日董守义先生因患癌症逝世。终年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