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闲祖上世袭武职，故其通武略。金猷琛所作《传》称：年轻时周闲因“家益落”和“英夷寇边”而“顾念遭际终穷，遂弃举子业，益肆力于古文诗词。书法遒劲，兼及丹青，所作花鸟皆超逸有致”。曾游幕至浙东，投身抗击英军的战斗、为葛云飞等抗英名将出谋划策，时人称其为“奇男子”。“大府罗之幕下，时英夷寇边，磨盾草檄，皆出先生手”。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浙东定海城西的晓峰岭和竹山一役，是整个鸦片战争中历时最长、最激烈悲壮的战事，葛云飞、王锡鹏、郑国鸿三总兵率五千八百名将士抵抗英军血战六昼夜，终因城内弹尽、援兵不到而相继殉国。年轻的周闲参与并目睹了鸦片战争在浙东发生的情况，并在词中反映出来，有《范湖草堂词》集三卷。他在《自记》中说：“于败簏中得十年前旧词三百首，盖最初写本犹未删定者也。词固不工，要于古今各家之外，别具一种面目，不忍弃捐，重写一过，厘为三卷，以待改削。”这些词深沉悲壮，慷慨郁勃，在词家中别具一格。词作内容广泛，有歌颂浙东军民英勇抵抗帝国主义入侵的爱国主义精神，有揭露清代统治者昏庸无能的投降本质，有对战争结局的痛心悲愤，也有自己投笔从戎、中

流击揖的报国雄心。如《水龙吟·渡海》、《月华清·军中对月》、《征部乐·领健儿戍郭律》、《大酺·陪葛云飞、王锡鹏、郑国鸿三帅夜饯定海城楼》等都是名作。《清词史》一书评周闲的词：“如果说鸦片战争中出了个诗史型的诗人贝青乔，那么，在词坛上站出来的这个周闲是足可与之并驾齐驱的。”另著有《范湖草堂诗文稿》、《范湖草堂题画诗》等。其余作品如《兵原》十六卷、《日食表》六卷、古文骈体四卷以及大部分诗文词作均毁于战乱。 周闲与任熊友契。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两人在钱塘（今杭州市）结识，彼此成为艺术上的挚友，是年周闲二十九岁、任熊二十五岁。之后任熊应邀前往秀水（今嘉兴市）寓居周闲的范湖草堂三年，“终日临抚古人佳画。略不胜，辄在易一缣，必胜乃已。夜亦秉烛未尝辍，故画日益精”。潜心研究古画并时时与周闲探讨画理，游戏于笔墨间。此后直至任熊去世的近十年间，周、任二人时聚时合，有时几乎形影不离。现存任熊绘画中常见周闲题词或题跋，词作婉约动人，跋语则多推崇之辞，印证了周、任二人间非同一般的友情。图3、4乃周闲为任熊之名作《十万图册》所作题签及长跋。上海博物馆所藏任熊杰作《范湖草堂图》设色绢本手卷，纵35.8厘米而长达705.4厘米，是任熊专门为周闲所绘，设色青绿山水描绘了理想化了的周闲寓所——范湖草堂。

蒲华于咸丰元年(1851年)成为周闲的学生，当时的蒲华还不到二十岁，小周闲十二岁。同乡又是同道的蒲华，深谙周闲的艺事，更钦佩他的人品，于是拜他为师。周闲是蒲华的启蒙老师，后两人又成为亦师亦友的知音。蒲华画风早年效法周闲，继承了后者水墨淋漓的风格。后退放恣肆，不宗一家，山水花卉无不精妙。尽管以后周闲的名气没有蒲华大，艺事也没有蒲华那样成功，但其画风对蒲华的艺术风格形成有相当影响。

周闲三十一、二岁以后辗转江南、湖南一带，为其一生中最活跃时期。一说因其“喜远游”，实际上从这期间周闲的经历可以看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江南文化之风对周闲这类文人画家的吸引。咸丰年间江南以苏州为中心文化之风仍盛，苏州作为纺织重镇，商贾云集，亦为书画家鬻画谋生之所，在上海开埠之初，仍有不少书画家寓居此地。当时苏州最富收藏者，有顾文彬及吴大澄等，而画家则有顾澐、吴大澄、陆恢、沙馥以及常到苏州的虚谷等人，其他以诗文见称者亦不在少数。而自同治初年始文化重心逐渐向上海转移。其二：通武略的他仍负“游幕致仕”之幻想。咸、同年间时局动荡，太平军和小刀会先后兴起，身为江南士绅的周闲，其立场当然是与“寇乱”为敌的。

道光三十年（1850年），周闲三十一岁，春，与任熊偕往吴中，交陈埙、黄鞠等辈，又游镇江金山、焦山、北固山，而太平天国于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1851年1月11日）兴起。咸丰元年(1851年)，三十一岁，春，周、任仍在镇江；之后周独自前去湖北、湖南，这时清廷正与太平军在广西、湖南、湖北作殊死搏斗，一般文人避之尤恐不及，而周往之，虽其间经历未详，但不难想见仍应是游幕从戎之志使然；冬，周闲回到家乡“范湖草堂”，任熊亦前往依之；是年蒲华学画于周闲。咸丰二年(1852年)，三十三岁，与任熊同赴苏州，又结识了不少吴门文人画家。咸丰三年(1853年)，三十四岁，春，太平军攻入南京；夏秋之交，小刀会在沪兴起，波及吴中，周闲在吴县知县丁国恩幕下参与平定小刀会,剿灭嘉定周立春军，以军功赏戴六品蓝翎；是年任熊归居萧山。咸丰五年(1855年)，周闲三十六岁，延请任熊一起前往京口（镇江）投周士法幕下效力，士法字矩庵，是周闲的世交，浙江黄岩人，当时奉调为长江水师总帅，驻镇江拒太平军。咸丰七年(1857年)，周闲与已患肺疾的任熊同游天台山，及本地的湘湖、湘云寺，任熊死前一月，仍抱病与周闲载酒泛舟；同年十月任熊不治去世，周闲为其后事奔波不迭。同年周士法积劳病故军中。咸丰八年(1858年)，三十九岁，居苏州，与吴大征、倪耘、黄鞠、包栋、陶淇结画社于虎丘白公祠；陶淇、黄鞠、倪耘、陈埙、秦炳文合作《范湖草堂图卷》赠周闲。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进占常州、苏州。咸丰十一年(1861年)，胡公寿为流寓上海的周闲题《范湖草堂图卷》，四十二岁的周闲开始融入早期的海上画坛。而周闲知江苏新阳县（今昆山市）则是在同治二年(1863年)湘军又夺回江南地区之后的非常时期，这年他已四十四岁。这时，战争使得原本富庶的江南地区“……一望平芜，荆榛塞路，有数里无居民者，有二三十里无居民者。间有破壁颓垣，孤嫠弱息，百存一二，皆面无人色，呻吟垂毙。”满目苍夷，百废待兴，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县令这类地方官员为官施政难度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形下，不难理解在《范湖草堂词》中对社会黑暗有所揭露的“性简傲” 的周闲会“与大吏龃龉”，“挂冠去”也成为唯一选择了。

罢官后的周闲已届中年，流寓海上成为早期海上画坛的重要画家，这期间与其过从者不少。郑逸梅《艺林散叶》载：“周存伯貌清癯，飘然欲仙”。同治六年（1867年），任颐为周闲作《范湖居士四十八岁小像轴》，其时任颐初至沪申，以一手写真绝技一再为海上名流写像作为自荐之举，可知当时周闲已名重艺坛。同治七年（1868年）秋，周闲与胡远、虚谷、杨伯润、齐学裘等人相聚赏菊，杨氏作《仁寿堂雅集歌》中称周闲：“公谨中年颇好道，敝屣一官去亦好。”将周闲比作三国时的才郎周瑜，对他去官不仕深表理解。这应该是当时书画同道对周的才情和际运的共识。俞樾《春在堂随笔》载：“同治八年夏四月，范湖居士周闲，退楼主人吴云重刻板桥润例于沪上。此后范湖、退楼书画润笔，皆准板桥所定，即以此贴仿单，不复增减。” 周闲以文人画家身份鬻画海上，直至五十六岁去世。

海上画坛受周闲的画风影响所及，蒲华、倪田之外，还有“海派”中的大家赵之谦和吴昌硕。赵氏画作属金石家之画，识者不多，后在花卉上或多或少地受了周闲的影响，浓艳酣畅，古媚高格，别开生面；吴氏也同样，他们的画中不时可见“仿范湖法”的实录。

晚清、民国期间，周闲作品颇为市场看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其画名为任伯年、吴昌硕所掩，遂不显于时。八十年代后艺术品市场复兴，但正规拍卖行中仍罕见其画作流通，一般民间书画店及民间市场的售价，约在每方尺200-600元上下。九十年代后其作品价格逐步走高：1995年秋纽约苏富比拍卖周闲《树石图》立轴（设色纸本，180.3×94cm）以4025美元成交，1998年秋香港苏富比拍卖其作品《风定池莲》立轴（设色纸本，159.7×45.7cm）成交价为34500港币。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周闲作品升幅较大，其中其花卉手卷极受欢迎：2004年7月朵云轩春季拍卖会上周闲《花果清芬》手卷（设色绢本，30×621cm）以人民币82500元成交，2005年9月中国嘉德四季第三期拍卖会上周闲《墨卉》手卷（水墨纸本，36×522cm）成交价人民币57200元。周闲扇面作品最高成交记录为2005年5月浙江佳宝春季拍卖会上的《素花墨叶》设色金笺，成交价达人民币75000元，而同件作品于2002年6月在上海敬华春季拍卖会上仅以人民币11000元拍出，是幅作品曾被作为周闲扇面范本著录于《中国扇面珍赏》第208页。

周闲常用印鉴有：周闲、周闲之印、周闲私印、周闲翰墨、周闲长乐、周闲长生安乐、庚辰周闲、周存伯、存伯、存翁、范湖、范湖居士、范湖余事、范湖居士余事、范湖居士周闲之印、退娱堂、大德不逾。周闲署款“周”字大于“闲”字，“周”字中土字一竖贯穿双横，是其落款习惯。喜行楷，一生字体变化不大。

周闲曾得铁笛一支，请戴行之刻斫以“龙肠”二字，又制一铁箫相配，临风吹奏，清越悠扬。擅奏箫笛而以铁铸之，通武略的文人画家周存伯儒雅而又刚健的气质人所不及。如此不难理解其画作常同时表现出精致秀美与雄健大气的美学特色，又因工于篆刻，作品金石味颇浓，这些都是后世作伪者所难以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