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徐远举

毕业院校：黄埔军校七期

党派：中国国民党

籍贯：湖北省大冶县

军衔：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

生卒：1914—1973

死亡地点：北京复兴医院

死亡原因：脑溢血

军职：国民党军统局北方区区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兼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

徐远举（1914——1973），湖北大冶县人，《红岩》小说中徐鹏飞的人物原型，黄埔军校7期毕业，1932年加入军统，1935年随“班禅行辕”到西藏工作至1945年，先后任西昌行辕第三组组长、成都经检大队大队长等职。1946年7月调任重庆行辕二处处长，疯狂镇压学生运动，阴谋策划破坏中共重庆地下机关报《挺进报》组织，1948年指挥镇压上下川东武装起义及华蓥山起义，升任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兼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1949年9月至11月主持策划一系列大屠杀、大破坏计划，11月27日对白公馆、渣滓洞实施大屠杀及重庆大破坏后，逃往成都并布置特务潜伏计划。

1948年破坏了重庆地下党后，徐远举受到蒋介石、毛人凤、朱绍良等人的嘉奖。

被捕成了战犯后，徐远举性情也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徐远举在思想改造过程中，由于不断受到管理人员的教育和帮助，思想变化较大，不但能认真坦白交代罪行，也敢于揭发批评他人之过。因此领导常表扬他敢坦白、敢交代、敢揭发。但由于他心躁气浮，语言尖刻，不留情面，每每难为人谅。特别是那些受到他揭发批评的人，一时更不原谅他。他的老朋友，原军统大特务张严佛，曾在徐远举刚加入军统时帮助过他，在长期的思想改造过程中有些保守落后，尤其是交待具体罪行时有些遮遮掩掩，因此经常成为大家帮助的对象，徐远举批评起来也毫不留情，张严佛气恼不已，经常向别人抱怨徐远举故意跟他过不去，大骂徐远举忘恩负义。

徐远举可能是由于长期审讯人而得了“职业病”，在监狱里的学习会上，他经常对别人的发言进行分析、评论，甚至冷笑。当别人按事先准备好的思路发言时，他有时突然打断别人的发言，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使别人没法讲下去。所以很多犯人都反感他，说他总是抹杀别人的意见，总想以自己的意见压倒一切。在学习会上，生活会上，在劳动中，甚至在闲谈时，徐远举性格暴躁，容易冲动，经常与其他犯人发生口角，发生争吵，跟大家的关系都很紧张。弄得大家都不太愿意理他。徐远举不管写字、用筷子都是个左撇子，做手工活也是左手当先。他常风趣地自喻是天生的左派，别人也话有所指地笑说道：“左得要正才好，过左就过火了，在你的身上容易出毛病”。

1959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功德林监狱礼堂举行“首批特赦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大会”后，榜上无名的人都耷拉着脑袋，默默地回到了宿舍。

1949年12月9日飞往昆明，被云南卢汉起义部队捕获。后作为战犯被押回重庆白公馆关押，1956年继转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经过多年改造，对其罪恶有深刻的认识和交待，写下《血手染红岩——我的罪行实录》。1973年1月19日，徐远举所在缝纫组交活，负责检验的人员认为徐远举做的成品没有达到质量标准，要求他返工。个性倔犟、急躁难改的徐远举因此如热锅上的蚂蚁，躁动不安，埋三怨四，怀疑别人捣他的鬼，故意使他的面子过不去。当文强好意安抚他，并提出要帮他返工时，徐远举不但不领情，还暴跳如雷，大喊：“好汉做事好汉当，我没出息丢了脸，是活该，你们用不着为我发慈悲，莫要猫儿哭耗子……”说罢，如痴似呆，一言不发，好像万念俱灰一般。当晚，徐远举饭也没怎么吃，一直怒气冲冲，烦躁异常，当时是三九天，从来没有冷水洗身习惯的徐远举，竟然打了一大桶凉水在木盆里泡澡。结果，半夜里始而床上翻滚，浑身滚烫，呼吸急促，两眼突出，鼻孔出血，继而进入昏迷状态。同室发现后，立即报告，监狱领导迅速率领医护人员来抢救，初步诊断是高血压急性发作，但用药降低血压，不见效。21日上午送北京复兴医院抢救，诊断是脑溢血，经抢救无效，于22日死亡。时年58周岁零1个月。

徐远举1914年出生于湖北省大冶县，黄埔军校第7期毕业，1932年参加特务组织，1935年出任“护送班禅专使行署”少校参谋，随后在西藏开展情报活动。

1945年6月被戴笠提拔为军统局第三处副处长，1946年1月到华北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7月调任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疯狂镇压学生运动，策划破坏中共重庆地下市委机关报《挺进报》。

在徐远举亲自主持下，前后逮捕的地下党员多达13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被杀害，徐远举也由此得到了一枚四等云麾勋章，并被任命为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川、康、滇、黔四省所有保密局掌握的公开和秘密单位以及各地警察局、稽查处、公路和运输部门的警务处、组，兵工厂的警稽组等40多个机构也由该区统一指挥。

后来重庆绥靖公署升格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徐远举成为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当时西南军政长官是张群，张早就认识徐远举，对他特别赏识，所以徐远举更是红得发紫，故当时国民党军政界都称徐远举是“半壁江山，西南红人”。

1949年9月至11月，徐远举在重庆主持策划一系列大屠杀、大破坏计划。12月在昆明被云南卢汉起义部队捕获，后作为战犯被押回重庆白公馆关押，1956年转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经过改造，徐远举认识到自己罪行的严重，他向公安部门表示，对自己的问题“决不保留，决不扩大缩小，老老实实交代”。后来监狱组织关押人员撰写国民党的历史资料，徐远举最卖力，也毫无顾虑，知道什么便写什么，从不回避写自己的问题。

在庆祝建国10周年时，杜聿明、宋希濂等33名战犯被特赦，徐远举也盼望着有朝一日能被释放，但一直没有轮到他。

“文革”爆发后，停止了对在押战犯的特赦，已特赦的有的也被重新关进监狱，徐远举感到绝望了。“四人帮”为整倒一批老干部，到处逼人写黑材料，但徐远举宁肯挨骂甚至挨打，也不乱咬人。

据沈醉回忆说：“u2018四人帮u2019为了把秦城监狱的那一幢楼腾出来，囚禁忠于党和人民的革命老干部，把黄维和许多军长一级的战犯，都送到抚顺原日本战俘管理所，让军统和中统等10多名搞特务工作的留下来，逼他们提供材料，诬蔑好人——徐对此气愤异常，认为这不是共产党的传统和光明磊落的作风。”

1973年冬，徐远举在劳动期间因工作不合格而受到批评，脾气暴躁的徐远举情绪激动大吵大闹，当晚又用冷水冲澡，本来他就患有高血压，结果刚走出卫生间就晕倒，后经医院抢救无效，终因脑血管破裂不治而亡。

1914年出生于湖北省大冶县，自黄埔军校七期毕业。

1932年加入军统。

1935年出任“护送班禅专使行署”少将参谋，在西藏开展情报工作。

1945年6月被戴笠提拔为军统第三处（行动处）副处长。

1946年1月到北平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

1946年7月调任重庆行辕二处处长，策划破坏中共重庆市工委机关报《挺进报》，指挥镇压上下川东武装起义。

1948年任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

1949年9月-11月在重庆指挥策划一系列大屠杀和大破坏计划。

1949年12月，在云南昆明被卢汉起义部队捕获，随后当战犯被押回重庆白公馆看押。

1956年，被押往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经过多年改造后，对内战历史有了新的认识。

1973年病死于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徐远举字希哲，号嘉庆，曾用名徐鹏民、徐鹏飞、徐远甫，化名江克难，绰号徐猛子。

1914年12月出生于湖北省大冶县（今湖北黄石大冶市）城关徐家垴的八斗巷，他祖父是前清的钦赐进士，以商致富，他父亲更是广置田地，经营实业，家境虽不显赫，但是殷实富有。

徐远举排行第四，自小衣食无愁，顽皮却聪慧伶俐，5岁便入学读书，那时他读的是私塾，课程内容从《三字经》、《五言经》开始到《四书》、《五经》和《左传》等，由一个前清的老秀才给他们照本宣科地讲课，徐远举他们的任务就是把学的内容背下来，谁能背得全，谁就学得好，背书不好的就要挨板子，而徐远举记忆力超群，从来没有因背不下规定的内容挨过板子，连《左传》那样的长篇他也能背下来，老秀才特别喜欢他。一次，老秀才要徐远举背《左传》的一段内容，徐远举一口气背下来，一字不差，老秀才高兴地对人说：“徐远举不愧是徐家的子孙，虽然顽皮却不影响学业。你们看他鼻子高大，带钩像鹰，眼睛鼓圆如铃似鹞，来日定能大鹏展翅，鹏飞万里！”老秀才的一番话，徐远举听在耳里，虽年纪尚小，也觉得有些飘飘然，从此自视高人一筹，后来他还曾以“鹏飞”二字为名，抒发志向，《红岩》小说中以他为主要生活原型的第一反派人物的名字也取名为徐鹏飞，不知是否与此有关，现已无从考证。读完私塾，又读完高等小学后，由于县里的初中经费困难而停办，徐远举只好辍学在家，不知今后该怎么办。这一年是1926年，徐远举12岁。

于是，经一个远房亲戚的介绍，1928年，徐远举加入桂系集团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随营军官学校当学生兵。

1929年，蒋桂战争结束，获胜的蒋介石南京政府接管了第四集团军随营军官学校，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就这样，徐远举作为黄埔军校第七期的学员，学习到1930年7月毕业，被分配到陈诚的部队里先后任少尉排长和中尉连副，在江西参加了围剿红军的作战。

那时，国民党军队与红军作战老是占不到便宜，经常吃败仗，部队的士气很低，徐远举日益觉得这样下去没有什么前途，加上他和连长的关系不好，两人经常吵架甚至动手，一气之下，就脱下军装逃离部队，跑到武汉躲起来。

几个月后，徐远举迈出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步。

1932年3月，蒋介石主持成立了三民主义力行社，并任命戴笠为力行社特务处处长，戴笠通过力行社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广泛吸收特务组织成员，特别重视吸收失业的黄埔军校毕业生。正感到前途渺茫的徐远举得到这个消息，天性机敏的他立刻捕捉到其中所包含的不可言喻的信息，他仿佛看到自己正迎向一条实现人生抱负的光明大道。经过多方打探，徐远举终于凭着黄埔军校第七期学员的毕业证书，在南京加入了团警干部训练班受训，半年受训结束时，经戴笠亲自个别谈话、挑选，被派往南京洪公祠参谋本部特训班受训，加入戴笠军统局的前身力行社特务处，正式成为军统特务组织的成员。这一年，徐远举18岁。

特训班里，徐远举对特训班的课程有着特殊的兴趣，笔记做得最为详细，学习用功，各科成绩都很拔尖，戴笠把他树为勤奋学习的典型，多次奖给金笔以资鼓励。

虽然受训时成绩优异，但由于个人没有背景，参加特务工作后，徐远举只做着一般特务职员的工作，开初在南京任通讯二组组长兼管邮检工作，同时参加力行社外围组织复兴社的组织与训练工作，后来又调到特训班当学员队长。

尽管在军统中下层骨干的位置上尽职尽责，任劳任怨，但徐远举长期未能受到重用，有一次还因一点小过错，被戴笠斥为不服从命令而监禁三个月。在这个令人战战兢兢而又能获取普通人所没有的特权的团体里，徐远举忍耐着，幼时在心中立下为国效力、造福社会的壮志，已在满眼所见的贪污腐败、尔虞我诈的现实面前一点点消散，而立誓要做“人上人”的雄心，却越发强烈，经常陷于亟求升迁摆脱下层地位而不得的苦闷中，但他并不气馁，窥伺着一切可以转变命运的机会。

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随着日寇的侵略势力自北自东推进，国民政府把经营目光转向西南、西北。在西藏，由于英帝国主义势力长期渗透，挑动达赖脱离中国，并于1924年将亲中央政府的九世班禅排挤出西藏，中央政府长期不能对西藏行使有效的主权管理，在加强经营西北的策略下，南京中央政府多次与十三世达赖交涉，反复协商，终于说动达赖同意班禅返回西藏。1934年12月，中央政府决定组建护送班禅回藏行署，戴笠派徐远举在行署任政治指导员和军事参谋，徐远举的军衔也由上尉升为少校，此时徐远举刚满20岁。1935年，护送班禅回藏行署从北平出发，准备经陕西、甘肃、青海、西康进藏，由于达赖根本不愿意班禅回藏，经常派出藏军化装成马匪沿途阻碍骚扰，有一次还把他们包围起来，把班禅随身携带的金钹、金罄、金锣等法器，全部抢走了。班禅行署只能走走停停，直到1937年才到达青海玉树的藏民区。这时达赖又提出只准班禅和藏民进藏，汉人一律不准入藏，更不准中央政府委派的行署成员入藏，行署只好停下来，和达赖交涉了一年的时间，仍没结果。1938年，九世班禅因回藏受阻，气病交加，在青海玉树逝世，中央政府的进藏计划也就此破灭，1938年5月，已迁都重庆的中央政府宣布解散护送班禅回藏行署，10月，徐远举奉调到重庆。

徐远举参加班禅行署，虽然没有完成护送班禅回藏的任务，但他在路途的几年中，学会了藏民的各种礼仪习俗，而且还学会了藏语，成为中央政府更是军统组织人员中少有的西藏通，他沿途调查收集各种情报及时报送给中央政府，并沿途建立由军统掌握的情报组织，对西北大大小小的封建割据势力进行渗透和瓦解，客观上起到了维护祖国统一的作用。

1939年1月，刚满24岁的徐远举，被派任为军统西昌站中校站长兼西昌行辕第三处（即情报处）处长，后又兼任西昌行辕禁烟督察专员。

1942年底，28岁的徐远举被调到成都，任财政部四川缉私处上校副处长，并由戴笠亲自保荐兼任国家总动员会成都经济检查大队大队长，后兼任军统川康区副区长代行区长职权，领导军统的成都站、自贡站、康定站和西昌站。1945年6月，徐远举奉调回重庆，任军统局局本部行动处副处长，2个月后，抗战胜利，徐远举到广州押解陈璧君、褚民谊等大汉奸到南京受审后，又到军统上海办事处，参加查处汉奸案。

1945年底，31岁的徐远举奉调到西安，升任为国民党第一战区官长部调查室少将主任、河南处理汉奸委员会主任兼军统局北方区区长，管理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察哈尔、山东六省及北平、天津两市的军统特务机构，是当时军统外勤单位中最大的一个区。古人说三十而立，徐远举自1932年加入军统特务组织，在中下层干了十三年，千辛万苦，终于在刚过而立之年就跻身于将官之列，从小立下的要做“人上人”的人生目标，就像一座金璧辉煌的殿堂，向他敞开了大门。此时的徐远举更加踌躇满志，信心百倍。

抗战结束，国内的矛盾焦点由全国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转为战后蒋介石政权维护一党独裁专政、武力消灭共产党与人民渴望建立和平、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的矛盾斗争。如果说军统特务组织在抗战时期多少做了一些有功于民族抗战的事情，那么这时的军统，其全部的力量都放到了维护国民党蒋介石一党独裁专政和镇压人民民主革命运动之中。

徐远举作为军统的大特务，为此使足了全身的干劲，用他自己话说，就是“竭尽忠智，为非作歹，罄竹难书”。

第一宗罪：积极反共

1946年1月，徐远举任军统北方区少将区长，5月离任，在短短的任期内，徐远举即奉行蒋介石破坏“双十协定”挑起反共内战的方针，对关押在西安劳动营的十八集团军干部进行迫害，清查出400多人准备加以残害，结果事机泄漏，引起强大的社会舆论的抨击，才不得不放弃杀机。

1946年5月，国民政府由重庆迁回南京，在重庆设置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何应钦任主任，由张群代理主任职，张群指名调徐远举任行营第二处处长。

（这里稍作说明：重庆行营最早成立于1935年11月，是国民党政权既为协调西南军阀参加围追堵截红军的行动，也为中央政府借机控制西南地区而设立的中央派出机构，主任先后为顾祝同（贺国光代理）、张群；1938年底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1939年1月，重庆行营撤销，同时在成都设立国民政府主席行辕，先后主任为贺国光、张群；1946年4月，恢复重庆行营，成都行辕撤销；1946年10月，重庆行营改称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辕，先后主任为何应钦、张群代理主任、朱绍良；1948年5月，改称重庆绥靖公署，先后主任为朱绍良、张群；1949年5月，改称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为张群）

7月，徐远举到任，同时，由军统局改组的国防部保密局指派徐远举兼管重庆、四川及西康的特务工作，他把监视中共在重庆的代表活动、《新华日报》社人员及各界民主人士的活动作为工作的重点。徐远举到重庆时，正值国民党政权疯狂镇压民主革命运动时期，著名教授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相继被暗杀，重庆、川康各界纷纷举行追悼大会，徐远举一看到集会心里就反感，多次与部下密谋破坏，终因不敢惹众怒而作罢。

第二宗罪：捣毁《新华日报》，驱逐中共代表

1947年2月，蒋介石彻底撕下和平的伪装，下令驱逐中共代表，致使第二次国共合作完全破裂，徐远举在重庆联合重庆警备司令部、重庆市警察局等军、警、宪、特，查封了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机关和《新华日报》、新华书店等，用武力强行遣送中共人士回延安。

第三宗罪：“六一大逮捕”迫害民主运动

由于国民党政府不顾人民的意愿顽固地发动内战，并把大量的教育经费挪用于内战，致使国统区的教育危机日益严重，加之内战使民生凋敝，物价飞涨，靠工资的教师朝不保夕，靠助学金和贷金的学生食不果腹，挣扎在失学失业和饥饿衰亡威胁中。1947年5月20日，南京、上海、苏州、杭州等地的大专院校学生5000多人在南京中央大学会合后，举行了“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喊出了“向炮口要饭吃”的呼声，游行队伍遭到宪兵和警察的镇压；同日，北平和天津的约万名大中学生也发动了示威游行。“五·二○”事件后，重庆、武汉、广州、长沙、昆明等全国各地60多个大中城市的学生、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发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声援运动，重庆各高校准备联合于6月2日举行总罢课一天，6月1日，重庆国民党当局根据国民党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制定的武力镇压学生运动的要求，出动大批军警宪特武装，冲入各高校、报馆、商会等，逮捕师生、新闻界、文化界及工商界人士共约260人，这就是有名的重庆“六一大逮捕”事件。在此镇压行动中，徐远举率领部下积极冲锋陷阵，并将已关闭的渣滓洞监狱重新开监，关押被捕人士，在国民党当局迫于社会压力同意释放被捕人员后，徐远举仍继续监禁几十名“六一事件”被捕人员，并在“11·27”大屠杀时杀害了其中5名被捕人员。

第四宗罪：破坏《挺进报》和中共地下党组织

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在重庆办了八年的《新华日报》被徐远举一伙掏毁后，重庆的政治生活顿时陷于一片沉闷压抑的氛围中，当局实施的白色恐怖政策，更使很多进步群众对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未来感到万分迷惘。为了让重庆人民听到真理的声音，了解国家发展形势和人民解放战争进程的真实情况，陈然、蒋一苇、刘镕铸等几个暂时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地下党员，把从香港寄来的新华社通讯稿的内容摘编下来，刻印成一份无名小报，在一部分进步群众中散发传看。小报后来流传到中共重庆地下市委领导手中，市委委员彭咏梧辗转与小报编辑组接上关系。经重庆市委研究，决定将这份小报办成市委机关报，并命名为《挺进报》，于1947年7月正式出刊。

1948年初，随着解放战场上解放军的步步胜利和国民党军队的节节失败，中共川东临委根据上级关于“加强统一战线，开展对敌攻心战”的指示精神，决定扩大原来主要用于组织内部学习使用的《挺进报》的发行范围，使其成为针对国民党统治当局开展攻心战的武器，从第13期开始，《挺进报》大量向国民党军、警、宪、特机关和重要官员寄发，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造成严重恐慌。1948年4月，徐远举利用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的叛徒，破获了中共重庆地下党市委机关报《挺进报》，并通过《挺进报》的线索，大肆逮捕中共地下党员，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破坏和逮捕行动从重庆城区逐渐扩展到郊县、扩展到四川地区，包括成都，徐远举还亲自带着特务到上海、南京去破坏和逮捕中共中央负责西南地下党工作的领导机构和领导人，因党的机构及时转移而未得逞，但仍逮捕了8名地下党员。

这次由《挺进报》案件引发的大破坏和大逮捕行动，一直持续到1949年1月才告一段落，总共逮捕中共地下党员及进步群众133人，除上海、南京外，重庆及四川地区有125人被捕，其中，有56人被杀害；有32人下落不明；有25人脱险或获释；有8人叛变后参加特务组织；还有4人虽叛变，但因徐远举认为他们有的叛变得不彻底，有的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仍然将他们处死。

第五宗罪：镇压川东武装起义

解放战争时期，四川成了国民党打内战的重要粮源和兵源之地，四川作为抗战的大后方，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抗战胜利后，四川人民未得到一口喘息，又被拖入内战的深渊。为了解救在苦难中挣扎的人民群众，中共重庆地下党以“抗丁、抗粮、抗捐”为号召，发动、组织农民群众武装自救，在上下川东（现重庆市东部和四川东北部地区）领导了多次武装起义。在破获《挺进报》案的同时，徐远举又配合罗广文的部队对川东武装起义进行残酷的围剿和镇压，派出大批特务组成“识别队”、“搜索队”、“情报组”，疯狂逮捕游击队员和掩护游击队的进步群众数百人，有的当场杀害，有的抓回重庆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最后也惨遭杀戮。

第六宗罪：查封民盟，迫害民主人士

中国民主同盟是中国主要的民主党派，由于它反对蒋介石一党独裁、内战乱国的政策，于1947年11月被国民党当局强迫解散。早在民盟被当局解散前，徐远举就长期派特务监视民盟组织和盟员的活动，还借“六一大逮捕”之机抓捕了一大批民盟成员关押在渣滓洞监狱，随后又查封民盟在重庆的机关，继续搜捕民盟成员。

1948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徐远举派出“红旗特务”打入民革组织内部，监视、跟踪民革西南负责人杨杰将军。杨杰是国民党陆军上将，曾任陆军大学校长、军令部次长、驻苏大使、国民党中央执委，抗战胜利后致力于和平民主运动。1949年9月，徐远举亲自率特务赶到昆明，与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一起去逮捕杨杰，因杨杰机警，先一步化装逃到香港而未成，徐远举又将自己掌握的线索和杨杰可能的去向详细报告给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毛人凤据此另派特务在香港将杨杰将军暗杀。徐远举还在重庆和四川逮捕了原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新蜀报》总编王白与等一大批民革成员，并加以杀害。

第七宗罪：昆明“九九整肃”

抗战时期，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迁至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使昆明的民主气氛高涨，抗战胜利后，李公朴、闻一多为民主和平事业先后在昆明被特务暗杀，更激起了云南人民争民主反内战的运动的高潮。在人民民主运动的影响下，云南省参议会大多数参议员长期坚持反内战、争民主，影响很大，深为蒋介石所嫉恨。1949年9月9日，徐远举以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的身份，亲率大批特务飞赴昆明，大搞“整肃”，查封了省参议会和多家报馆，逮捕省参议会、新闻界和文化界的民主人士三百多人准备加以大规模杀害，由于云南省主席卢汉软磨硬抗拖延时间到发动起义，才使这数百人幸免于难。

第八宗罪：屠杀杨虎城、“小萝卜头”

杨虎城将军与张学良将军联合发动“西安事变”，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是中国人民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民族千古功臣，但“西安事变”后，杨将军即被逼出国流亡，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杨将军主动回国抗日，却遭到军统特务的秘密扣押，并被监禁十几年。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已成定局，蒋介石对杨虎城将军更加愤恨，决意在撤离大陆之前置之于死地。徐远举积极参与策划、布置屠杀杨虎城将军的密谋和行动，并在毛人凤召集的会议上提出，如果将杨虎城将军在贵州拘押地就地杀害容易暴露目标，应提押回重庆在集中营范围内秘密杀害，会议最后决定提押回重庆在集中营的松林坡秘密杀害。1949年9月6日半夜，杨虎城将军、将军的小儿子和小女儿，以及曾给将军当过秘书的《西北文化日报》总编宋绮云、宋的夫人徐林侠和他们的小儿子“小萝卜头”等6人同时在松林坡戴公祠遇害。

第九宗罪：大破坏、大潜伏、大游击

当人民解放军解放西南的炮声打响时，保密局加快了“大破坏、大潜伏、大游击”部署，徐远举也明白国民党政权已无力支撑下去了，这时，他多次极力向当局和保密局鼓吹拖队伍上山打游击的重要性，提出把原中美合作所遗留下来的武器装备用起来，组成强大的游击武装，并在重庆解放前夕指使手下特务拼凑了数支流窜反共武装部队，如由他的副处长杨元森组建的“四一部队”，由刑警处长张明选组建的“重庆卫戍总部警备支队”，由保密局西南特区行动总队组建的“西南反共救国军”第三纵队第二支队等，但这些特务武装在解放军的打击下一触即溃，使徐远举的算盘落空。对于特务潜伏，徐远举以他对共产党和解放地区的了解，虽然认为没有什么大作用，但还是积极布置，亲自落实人员和寻找潜伏点，但所有潜伏的特务随着解放后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的自首纷纷落网。

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要求重庆守不住就要让它变成一堆废墟，徐远举积极执行，他拟订了对重庆进行大破坏的行动计划，得到保密局的认可并由保密局统一部署实施，徐远举也全力以赴安排力量加入其中。虽然由于中共地下党针对性地采取了组织护市、护厂、护校的行动，人民群众和社会民主人士也多方阻扰，特务的大破坏还是在重庆市区造成了破坏机器动力66754千瓦、各种器材67408吨损失，并殃及民房无数和一些无辜群众的伤亡。

第十宗罪：主持对政治犯的大屠杀

国民党当局在溃败之际，还制定了屠杀政治犯的方针，徐远举虽然后来承认当时认为国民党的败局已到了这个地步，再多杀人也毫无作用，徒增罪恶，但他还是积极、残暴地执行了这一方针，并亲自主持了重庆地区的大屠杀。

他亲自主持拟订屠杀计划，开列屠杀名单，布置屠杀行动，于1949年10月28日至11月29日一个月时间内，对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新世界临时监狱、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看守所的政治犯进行了分批集体大屠杀，仅这一时期就集体屠杀了约287人，光是11月27日下午至28日凌晨一夜之间，就在白公馆、渣滓洞集体屠杀了207人，连未满周岁的婴儿也不能幸免，屠杀后，还放火烧毁了渣滓洞男牢房以图毁灭罪证。

从上面列举的徐远举的十宗罪行，徐远举从一个少年具有为国效力、造福社会的热血青年，为了实现做“人上人”的人生目标，而泯灭了良心和人性，自甘堕落为维护国民党一党独裁专政的机器、镇压民主运动的鹰犬和屠杀革命人士的刽子手。1948年，徐远举因破获《挺进报》案有功，获得了一枚上等官佐四等云麾勋章，同时，保密局还为奖励徐远举，专门设立了一个西南特区，委任徐远举为特区区长，负责指挥保密局在重庆、四川、西康、云南、贵州的各个公开和秘密的特务机构。这时，徐远举的权势达到他一生的最高峰，他誓做“人上人”的人生目标基本上实现了。

可惜好景不长，仅仅一年后，随着重庆解放，徐远举在大陆已无立足之地，他先逃到成都，继又逃到昆明，正准备再逃往台湾继续做他的“人上人”美梦时，却被卢汉的起义部队逮捕关进监狱，他从人生的顶峰陡然落到了阶下囚的地步，他一生追求的做“人上人”的人生目标也就此终结。他被捕的时间是1949年12月9日，这个月，他刚好满35岁。

命运无情，一心想做人上人的徐远举成了国民党战犯。

所谓战犯即国民党战犯，是指在解放战争中俘狱的，以及新中国建立后在土改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逮捕的，犯有严重罪行的国民党军队的将、校军官，国民党政府省主席和厅（局）长级官员，国民党、三青团中央委员、省（市）党部书记长和委员，以及特务系统的处、站长以上的人员。

1951年，徐远举作为战犯从云南押送到重庆，关在西南公安部战犯管理所，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有意安排，拘押地正是他曾经关押和屠杀革命者的白公馆，他与其他一些高级战犯关在楼上。真是天网恢恢、天道好还、现世现报、天公地道！徐远举坐在白公馆大牢里，感慨万千，心情久久无法平静。这里的一切他太熟悉了，多少往事涌上心头。不到一年前，他还在这里发号施令，决定别人的命运，生杀定夺全凭他一句话，而如今却沦为阶下囚，像一只被关进笼子里的狗，任人宰割，坐以待毙。如果说被关在云南的时候还不清楚共产党如何处置自己，现在到了白公馆这个与死亡连在一起的地方，自己杀人如麻，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罪孽深重，在与共产党的关系上，别人可以不死，特务不能不死，特务可以不死，他不能不死！这次必定死劫难逃。对狱方的管理和审训，他采取了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抵制态度。

白公馆的楼道口设有岗哨，按规定战犯可以通过楼道口到院坝活动，但出入必须向哨兵报告，征得同意后才行。徐远举他们这些过去长期作威作福、养尊处优、颐指气使的高级战犯，刚开始总挂念着“想当初八抬八座，到如今是肩挑背磨”，心理上难以承受，很反感，不断发生与哨兵对抗的言行。徐远举最为突出，他经过哨位有时不报告或故意压低声音，哨兵令他站住他竟然故意不理睬，昂首便走，哨兵既不能离开岗位去拉他，更不能鸣枪，弄得很难堪。这还不够，徐远举甚至向管教干部提出“取消哨兵，出入自由”的要求。听了管理所的报告后，西南公安部第一处处长、老红军段大明来到拘留所。

段大明的目光在徐身上扫视了几秒钟，然后坐在徐对面。短暂的对视和沉默，气氛显得有点紧张。看着面前这只凶恶的狼，想到成百上千革命者的惨死，段大明不由得火起，他指着徐远举，厉声质问道：

“听说你吹胡子瞪眼睛地要什么自由。你徐远举在重庆的所作所为，你自己清楚，人民政府清楚，老百姓也清楚。在这里，人民政府给你们按中灶标准开伙，你过去对关在白公馆、渣滓洞的共产党也是这样的吗？你给他们多少自由？你还要我们给你什么自由。”老红军停下来，扫视了同室的周养浩等后接着说：“我是泥巴脚杆出身的江西老表，同你们国民党打了20年仗，好多战友都牺牲了。要是依我的脾气，你这种人一天都不能留，抓住就该枪毙。历史已经证明：人民是胜利者，你们是失败者。失败的原因很清楚，你们是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卖命，遭到了人民的唾弃，你们还有什么不服输的？”段大明一席话，打下徐远举他们的嚣张气焰，也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罪犯地位。

徐远举自以为长期与共产党打交道，对共产党的政策了解得很，但他根本不了解共产党对他们战犯的政策就是以改造为主，从一开始就制订了对战犯不应简单从肉体上消灭，而应通过改造成为新人的方针。

徐远举在监狱的日常管理中，亲身体会到了管教干部对犯人不打不骂，不刑讯逼供，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维护犯人正当的人格尊严，使犯人感受到极大的人道关怀。

另一件事是，有一天，几千群众来白公馆附近烈士死难现场搞纪念活动，爆发出雷鸣般的口号声，而且口号声越来越近，就象是冲着白公馆而来。徐远举他们怀疑是政府组织愤怒的群众来对他们实行“群众专政”，想到自己有可能死于群众的乱拳之下，一个个都吓得面色惨白，缩成一团。

过了一会儿，听到口号声没有再逼近，徐远举用袖子擦着汗，故作镇定，慢慢站起来向窗口张望，他看到监狱大门和侧门都闭的紧紧的，从门前长长的石阶直到下边的公路上，增加了很多解放军战士的岗哨，还有大约一个排的解放军战士，像是刚从别处调过来，正坐在楼下，脱帽擦汗。这说明是为了防止愤怒的群众冲进来，监狱临时加强了警卫。看到这情景，徐远举这些过去看惯了别人痛哭流泪而无动于衷的人，这时也都禁不住流下一串串感激与悔恨的热泪。

再有一件事是，被关进白公馆不久，徐远举患了肛门蜂窝组织炎。这个病由细菌感染引起，发病后可迅速蔓延到腹膜后组织、腹股沟、腹壁、会阴和股部，因病情急骤，发展迅速，容易引发败血症而危及生命。管理所及时组织救治，经上级批淮，以何炳洲的化名，将徐远举送到沙坪坝中渡口第二工人医院住院治疗一个多月，管理所派了一名干部前往照管，公安警卫部队也派了六名战土日夜站岗守护，以防万一知道真相的愤怒群众伤害徐远举。后经动手术治愈出院回所，徐对此感激涕零，一再表示共产党救了他的命，是他的再生父母，说今后一定要好好改造思想，报答共产党恩情，就算最后枪毙了也没有怨悔。

通过这一个个的事例，徐远举不断地反思，过去我们对待革命人土，是那么野蛮残暴，而今天人民对待我们，却又如此宽宏大量；过去在这里听到的是一片愤怒的斥责与苦痛的呻吟；今天听到的，则是朗朗读报声和谈笑声。这些过去指挥过屠杀人民的手，现在却捏着棋子，在“黄河为界”的棋盘上，悠闲地对“杀”。从监狱的管理就可以充分说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与蒋介石国民党大搞特务恐怖统治的反动政权，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政权，蒋介石天天把革命、民主、自由挂在嘴边，而共产党才是真正的为国谋福、为民谋利的革命党。从此，徐远举就彻底换了一个人，遵守监规，配合审讯，认真学习，积极参加活动。

徐远举积极配合管理所对一些抗拒交待罪行的历史反革命犯进行帮教，促使其交待罪行，对配合审讯起到了积极作用。当时管理所经常组织“帮教会”，挑选出来参加“帮教会”的战犯，都是本人罪行已基本交待，认罪态度较好，愿争取立功赎罪，又能说会道的人。“帮教会”由审讯该犯的预审干部或直接管教该犯的干部主持，先让被帮教人交待罪行，然后让到会人犯进行帮教，而且由干部指定一名中心发言人。在帮教军统特务时，往往指定徐远举为中心发言人。他表现积极，而且能抓住要害，有分析，有揭发，时而现身说法，启发对方解除思想顾虑；时而声色惧厉，痛斥对方不识时务，抗拒交待罪行与人民为敌只有死路一条；时而阐述共产党的政策，大谈向人民认罪，向真理低头才有出路的大道理，终于迫使对方打开缺口，然后乘胜追击，经过几个回合就能缴械投降。这种“帮教会”起到了干部所不能起到的独特作用。

军统局白公馆看守所代理所长张少云，1949年11月从重庆乘飞机逃到昆明，任云南保防处中校参谋。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后的三天，张少云改名刘继汉，化装成商人潜逃，在贵州安顺场被当地公安机关抓获后送押到重庆。在看守所，张少云拒不坦白罪恶事实，于是把他押到白公馆，徐远举等8位知情人，列举一桩桩事实，证实张少云是参与杀害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军委委员车耀先的凶手。罪证确凿后，张少云被判处死刑。

战犯们的思想得到转变后，不少人成了“活字典”，为弄清某些历史事件提供了线索或佐证。1955年春，一个印度代表团提出要参观抗战期间尼赫鲁先生（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在重庆的居住地。查找居住地的公安人员来询问徐远举。徐远举先是故意卖关子说：“王芳舟（王陵基）知道”。当王陵基连连摇头说不知道时。徐远举说：“就在你王公馆旁边嘛”。经王、徐和沈醉回忆，找到了尼赫鲁先生的居住地：枇把山原国民党外交部招待所。再经寻访当年替尼赫鲁抬过滑竿的轿夫和当地保长进一步得到证实。

徐远举性情暴躁，情绪容易激动，思想反复性大。1956年初，人民政府组织战犯参观时，出于安全考虑，派便衣警卫。在参观重庆人民大礼堂时，徐远举又发起牢骚来，说：“既然要我们出来参观，何必派带枪的跟着，不相信，怕我们逃跑！”

在旁的工作人员当即反驳道：“当年先生抓到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除了种种酷刑，能举出组织参观的先例吗？就是你们的住地，原军统u2018乡下u2019办事处，u201811·27u2019大屠杀—次就杀了200多人。你们制造那么多孤儿寡母，如果群众出于义愤，活活把你打死，该是你自己负责呢，还是我们工作失职呢？”

“失言！失言！”工作人员的一席话，说得徐远举羞愧难当，哑口无言。

1956年初，徐远举等人被送往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他的编号是12号；在这里，他更加积极进步，主动痛悔罪恶，改造思想。

原国民党上将、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曾参加制造1927年在重庆杀害中共领导人杨闇公（原国家主席杨尚昆的哥哥）及爱国群众的“三·三一”血案，但他一直推卸责任，没有勇气作出交代。徐远举就在“挑战应战专栏”里贴出短文，质问王陵基为何不敢坦白承认自己是那次惨案的刽子手。王陵基气坏了，在背后大骂徐远举“龟儿子”，还到处传他作的打油诗，什么“上将不可当，宁愿挨一枪。特务万恶小鬼头，看你自己去遭殃”。第二天，徐远举又贴出一篇文章，说：“泼妇骂街者应该反省自责了，请问为何如此不讲理？难道撒野就可过不交代问题的关吗？我劝你老人家放老实些，面向自己认错，自觉进行思想改造。政府的政策是坦白从宽，知罪者不究，请你有理说理，有事实说事实，再不要做鸵鸟了！为了我们的共同进步，希望你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大家纷纷写稿，批评王陵基的顽固态度。在真理面前，王陵基嚎啕大哭，彻底承认了他在“三·三一”大屠杀中犯下的罪行。通过这次激烈的思想交锋，王陵基的觉悟大大提高，徐远举也因此被誉为“打虎英雄”。

自1959年12月起，国家开始分批特赦国民党战犯，到1966年4月，已特赦了六批。国家特赦战犯，使徐远举更加坚信共产党的转变思想、给出路的改造政策，面对一批批送走的同狱战犯，他很清醒地知道自己罪孽太深，只有安心改造，以实行悔改行动才能赢得人民的最终谅解，但特赦战犯的政策，也使他对自己今后的新生道路充满了希望和期待。

1964年，政府组织几个特赦人员到秦城监狱给尚在改造的战犯作报告，介绍到各地参观的情况和感受，鼓励在押犯争取早日特赦。报告会后，徐远举拉着第二批特赦出去的原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向他了解外边知不知道沈醉就是《红岩》小说人物严醉的原型，沈醉告诉徐远举说，外边不但知道，而且不少剧团、电影厂还让沈醉去介绍有关的情节，没有一点歧视。徐远举听后很高兴，他认为他出去也可以毫不避讳地说，他就是“徐鹏飞”。分手时，他高兴地握着沈醉的手说：“你等着为我接风吧，我相信我能争取特赦的。”这一年，他写成了彻底认识、反省自己罪恶的交待材料《我的罪行实录》，1997年，公安部档案馆将这份材料以《血手染红岩——徐远举罪行实录》编辑出版。他在文中说：

我血手染红岩的罪行，是震骇中外，令人发指的。

我沉痛地悔恨自己过去的罪恶。即使人民处以千刀万剐之罪，也难慰革命烈士及其死难家属的英灵于万一。

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改造人类、改造世界的宽大政策，将我这个危害人民、作恶多端、怙恶不悛的大刽子手，从深渊中拯救出来，给以改恶从善，重新做人的机会。

在政府的耐心教育之下：使我逐渐恢复了人性……使我分清了是非善恶，认识到谁恩谁仇。痛恨蒋介石将我由人变成了魔鬼，感谢毛主席把我由鬼变成了人……我坚决跟着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虽然肝脑涂地，万死不辞。以报答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德于万一。

正当徐远举努力改造，争取重新做人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时间，即使在与世隔绝的监狱里，也感受到了风暴震撼，一些已经特赦出去的战犯又被关进来，在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的情况下，徐远举感到特赦之路已成奢望，整个监狱被沉闷的空气笼罩着。

随着运动的深入，各地造反派跑到监狱来日以继夜地对战犯逼供，套取整斗老干部的黑材料，搞得大家苦不堪言，而徐远举因为当年所处的地位，自然成了重点对象，弄得他成天愁眉苦脸。一位很了解徐远举的军管人员托人带话给徐远举：“告知12号，一切相信党，服从真理，要做正直的人，切记不要顺竿爬。”有了这样的鼓励，徐远举虽然对前途很悲观，但他坚定地表示：“这样搞，只能生死由之，反正我只有用一条命来顶住，不能听别人指鹿为马地顺竿子爬。我的宗旨是：第一，要重历史，不能在共产党的脸上抹黑；第二，不能无中生有的冤枉好人，不给老干部抹黑；第三，不能胡编乱造夸大自己的罪行，也不给我自己抹黑。”同犯们对他这种连命都不顾的有原则、守信义的态度，非常感动，连平时对他抱有成见的人，也对他表露出钦佩。很多有来头的人和造反派，不顾秦城监狱的有关规定，点名要徐远举出具谁是叛徒、谁是特务等显然不符合事实的材料，否则将对他实行“专政”。对此，徐远举严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出具的材料都是合乎客观实际的。他还对要材料的造反派的人说：“解放前我犯了罪，经过共产党的多年教育，我再不能犯罪了。”

1971年9月，发生了林彪外逃摔死事件，之后，很多党的优良传统又回到监狱管理中，狱中政治空气焕然一新。战犯们对新的人道主义管理制度，无不感激涕零，一致认为内乱即将结束，这是国家之福，人民之福，战犯前途也趋向光明。

长时间处于悲观状态的徐远举，在新的形势下，开始从愁城中跳出来，又显得乐观活跃了；这个时期，徐远举呈现出崭新的姿态。除加强政治学习外，他还拜师学理发，拜师学农艺，拜师学缝纫，拜师学作古典诗词……总之，他门门都钻，样样都学，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

徐远举跟文强学作古典诗词，数年不懈。开始时，他连平仄韵律都不懂，写出来的东西，全无古意，很不通顺，念起来味同嚼蜡。经过一段时间的琢磨和练习，加之他的天赋，慢慢写得像一回事了。他曾写了一百多首诗，其中一首叫《盼赦》：人间无永寿，天地有常情。盼赦如饥渴，忧忧不欲生！

1973年1月19日，徐远举所在缝纫组交活，负责检验的人员认为徐远举做的成品没有达到质量标准，要求他返工。个性倔犟、急躁难改的徐远举因此如热锅上的蚂蚁，躁动不安，埋三怨四，怀疑别人捣他的鬼，故意使他的面子过不去。当文强好意安抚他，并提出要帮他返工时，徐远举不但不领情，还暴跳如雷，大喊：“好汉做事好汉当，我没出息丢了脸，是活该，你们用不着为我发慈悲，莫要猫儿哭耗子……”说罢，如痴似呆，一言不发，好像万念俱灰一般。当晚，徐远举饭也没怎么吃，一直怒气冲冲，烦躁异常，当时是三九天，从来没有冷水洗身习惯的徐远举，竟然打了一大桶凉水在木盆里泡澡。

结果，半夜里始而床上翻滚，浑身滚烫，呼吸急促，两眼突出，鼻孔出血，继而进入昏迷状态。同室发现后，立即报告，监狱领导迅速率领医护人员来抢救，初步诊断是高血压急性发作，但用药降低血压，不见效。21日上午送北京复兴医院抢救，诊断是脑溢血，经抢救无效，于22日死亡。时年58周岁零1个月。

徐远举的死亡报告很快送到国务院，周恩来总理立即批示公安部查清死亡原因。调查的关键是19日夜发病后即不省人事，为什么到21日的上午才送北京复兴医院抢救，中间隔一天多的时间？调查结果是：

开始，监狱按脑溢血进行抢救，监狱负责人怕路上车子颠簸出问题，想待徐远举病情稳定后再送复兴医院住院治疗，这种考虑不能说是过失。报告也是及时的，而且提出要立即住院治疗。但在当时办事多头，报告层层送，这样多多少少延误了一些时间。加上与医院联系，路上的警卫等问题，一天多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根本原因还是徐远举因工作发生争执后极度激动，不顾自己长期患有高血压症，自虐性地寒冻天洗冷水澡，冷水浇头，结果受凉引发高烧，血压猛升致脑血管破裂。

徐远举，这个历史的罪人，新生活的勇士，在春天到来之前就这样走了，永远离开了这个充满希望的世界。徐远举死了，长江在倾诉他的罪恶，春雨在滋润他的灵魂。

1975年，政府特赦了所有在押的战犯，文强也得以出狱。

文强想起了徐远举，想到他盼望特赦而不得的遗憾，离开监狱时，文强来到徐远举居住过的地方默默告别，抚今追昔，百感交集，他吟出一付对联来凭吊亡友：毁誉已鲜明，难得临终好评论定，君可无恨；死生安足道，追思莫逆特赦埋名，我尚长悲。

徐远举是一个非常注重个人前途的人。他1932年加入特务组织后，虽然那会儿年纪不大，但对个人前途的规划远超出一般同龄的人。他不像其他很多特务那样，利用权势整天沉湎于酒色。他深知如果象一般人那样迷恋于女色，或者聚敛钱财，在特务组织森严的纪律下，工作很容易出差错，必定会因小失大，难以实现做“人上人”的人生目标。因此他处处尽职尽责，不断受到上司的嘉奖。

徐远举还在老家时就由父母定了“娃娃婚”。女家姓马，也是大冶县的殷实富户，与徐家算是门当户对。徐远举的未婚妻叫马紫英，排行第八，人称马八妹，比徐远举大3岁，所谓“女大三，抱金砖”。本来父亲早就想让徐远举把马八妹娶进家里来，因徐远举一直在外奔波而没有机会，加上徐远举本人不想因婚姻拖累个人前程，而且他对马八妹也说不上感情二字，这事就这么拖下来。加入特务组织后，由于受“团体纪律”中成员结婚必须审查批准的规定限制，徐远举更是不想去找那些麻烦，给家里的信也日渐写得稀疏。马家怕徐远举在外官当大了退亲，有失体面，于是便三番五次地去找徐远举的父亲，让他给儿子尽快完婚。父亲多次给徐远举写信催婚，却总不见回音，徐远举父亲与马家商量后，决定亲自带着马八妹去南京给儿子完婚，一来可免伤两家的和气，二来也可迫使徐远举就范。

徐远举当时青春年纪，对男欢女爱的婚姻生活也有些向往，父亲自亲带马八妹到来，也不想拂逆父亲的愿望，对成亲一事无可无不可，只是碍于“团体纪律”，自己难以作主。徐父得知此情，只好硬着头皮去找戴笠，述说原委请求，戴笠创业初始，正要笼络年轻特务，又见马八妹是个典型的大家闺秀，对徐远举情真意切，估计结婚后不会对工作有什么不良影响，于是顺水推舟，同意他们结婚。

抗战时期，徐远举调任西昌站长期间，西昌行辕主任是张笃伦，当时张笃伦带着妻儿和寡居的妹抹张笃和及外甥女耿家姐妹一同生活。徐远举因工作关系，经常到张笃伦的公馆请示汇报，一来二去，就与张笃伦的外甥女耿家姐妹混得十分熟热。

徐远举不露声色地先把感情的触角伸向耿家三女，结果没多久被耿、张两家察觉到情况异常，因徐远举是军统特务，耿、张两家也不敢轻易得罪，于是也不露声色地将三女出嫁。一计不成，徐远举自然不甘心，他生就了一个不安分的性格，转过头来，马上又悄悄地去接近耿家的另一个女儿耿德荫。耿德荫比徐远举小l1岁，正当二八年华，不仅貌美，温柔多情，而且受过良好的教育，举止风度颇带几分洋派，只是父亲早亡，虽有舅父接济，总不免有一种寄人篱下之感，也十分渴望找个如意郎君，好有个依托和归宿。她见徐远举一身戎装，干练清朗，不苟言笑，谈吐大气，是她所接触到的少见的优秀人物，特别是徐远举往往不经意间目送款款深情，使她这个不谙世事的少女怦然心动。就这样耿五陀不知不觉地落入了徐远举精心编织的情网之中，两人经常结双成对出入舞厅、剧院。耿、张两家见状，想如法炮制三女儿的前事，无奈耿德荫已痴情满怀，只好同意他俩结婚。

徐远举与耿德荫结婚的事情被人告到了军统局。军统局有规定，抗战时期军统特务不许结婚，何况徐远举还是瞒着元配马紫英的二婚，相当于娶妾，更是犯了大规。本来徐远举为这事很难说会受什么样的严厉处罚，但由于毛人凤出手相救，使他度过这一关口。

徐远举的原配夫人马紫英得知徐远举另又他娶，曾大闹了一场，但见徐连连赔礼道歉，而当时社会上金屋藏娇之事比比皆是，自己又无所依靠，也只好忍气吞声。但马、耿俩人谁为正室，谁为偏房，仍未解决。尽管马自己坚持是正室，但耿家势力之显赫，岂有作妾之理。因此，徐远举回避此事，既和耿德荫朝夕共处，也和马紫英保持夫妻关系。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后，马紫英带着子女回武汉寄居于徐远举长兄徐俊人家，两人才算分居。1948年徐远举与马紫英办理了离婚手续。全国解放前，徐远举将马紫英及其子女送往台湾，托付给堂侄徐兴华。

徐远举与马紫英育有二子二女，长子：徐兴慰，次子：徐兴渝；长女：徐继秀，次女：徐继蓉。现分住于台湾、美国、加拿大等地。

徐远举与耿德荫未有生育。耿德荫抱育了一养女，1951年前后，耿德荫曾携带养女到监狱探监并规劝徐远举认真改造。

1954年12月，耿德荫要求与徐远举离婚，后经重庆市一区法院判决离婚。

《红岩》小说中，徐远举是大特务徐鹏飞原型人物。

长篇小说《红岩》中写到有一个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徐鹏飞，这个人物的原型是徐远举。徐远举是湖北大冶人，老家就在大冶老城关徐家垴。

小说中的特务头子徐鹏飞，原型名叫徐远举，身份是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处长，是个双手沾满革命志士鲜血的魔王。

在他的口供里，记载着当年中共地下组织怎样被特务机关破坏，以及被捕人士在狱中表现的情况。

此人被俘后曾在重庆地区被审讯，后被关押到公安部战犯管理所，在那里他对自己的罪行作了详细的交代，交代材料被当作绝密档案保存；后来有关部门节选其部分交代材料，出版过《血手染红岩》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