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获学士学位。1947年，赴美留学，1948年，获加州理工学院硕士学位， 随即启程回国，船到檀香山被以所学专业与军事有关，遭到扣留，重返美国。然后在俄勒冈州立大学，斯坦福大学微波及高能物理实验室，芝加哥麦卡瑞斯医学研究中心从事教学和加速器研制方面的工作。1951年，获美国斯坦福大学物理系博士学位。主要从事加速器物理和技术方面的研究，领导过数项加速器建造工程，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50年代初在美国领导建成当时世界上能量最高的一台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

1951年夏天，谢家麟获得了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学位，那年他31岁，风华正茂。他谢绝了美方的挽留，登上了一艘名叫克利夫兰总统号的邮轮，拟归国。但抵达美国旅游胜地夏威夷时，美国移民局的官员和联邦调查局的特工登船，并仔细核对每位中国学生的身份，以及所学专业和目的地。之后，他们向每位中国学生出示了一封信件，内容是根据美国1918年一项立法，美国政府有权禁止交战国学习科技专业的学生离境，与此同时，联邦调查局的特工，突然提出要检查谢家麟的行李。幸运的是，检查的箱子里是谢家麟携带的书籍，由于行李搬动不方便，检查暂时中断。检查结束后，谢家麟和其他几位中国学生被押下了轮船，下船后谢家麟气愤地给白宫打了一个电话，以示抗议。不久，他们被送回美国旧金山。不能回到中国，让谢家麟心情郁闷。

从檀香山返回之后，谢家麟面临生活问题。因为他预备回国时，有的钱都买了科学仪器，手里头没钱了。可是又不能够到斯坦福大学工作。因为原来他在斯坦福大学工作，那些未检查的箱子，特工称，箱子要运回后他们还要检查。为避免给斯坦福大学带来麻烦。他就到一个工厂去当工人做纯粹的体力活。

1952年夏末，被限制的行李终于托人领回，谢家麟重新回到了斯坦福大学微波与高能物理实验室，担任助教。半年后，他受学校委派，来到了芝加哥一家医学中心，用一百万美金，开展一项世界首创的科研项目，研制一台当时世界上能量最高的医用加速器，用它产生的高能电子束来治疗癌症。他登报招聘了一名退伍兵，带着一位50多岁的机械工程师，用三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一创举，这台独特的治疗癌症装置的诞生，成为了芝加哥的重大新闻，在美国高能物理界产生了轰动。也就在这时，谢家麟接到了美国移民局的来信，要他在做美国永久居民还是限时离境回到中国上作选择。谢家麟再次选择了回国。1955年，谢家麟登上了美国总统轮船公司的威尔逊号邮轮，开始了他渴望已久的回乡之旅。

60年代初研制成功我国肪冲功率最大的速调管和我国最早的一台可向高能发展的30MeV电子直线加速器，国内第一台电子回旋加速器等，均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并在此时期领导国防任务中子管的研制。1981—1986领导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的设计，预研和建造。

1972年，中国科学界发生了一件大事，著名物理学家张文裕牵头、18位科学家参与撰写了一个报告。那一年，作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加速器专家，谢家麟刚刚度过了50岁生日，这份报告很快被送往中南海，当时身患重病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看过报告后非常兴奋，随即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 而“这件事”指的就是建造高能加速器，进行高能物理研究。

1973年初，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成立。1977年文革结束，使中国获得了有利的发展契机，对国际形势，特别是发达国家情况的了解，无不强烈感受到中国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增加了中国提升科学技术水平的急迫感。这一年，一项规模巨大的科研工程在中国拉开了序幕，工程提出的日期是那年的八月七日，因此叫“八七工程”。工程完工后，将在北京郊外出现一座当时世界上规模巨大、技术先进的高能加速器。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由于该工程性能优异，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后来从事高科技术863自由电子激光的研制，担任课题负责人，建成继美，欧之后，在亚洲第一台出光饱和的红外自由电子激光设施，获中科院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以上各奖均排名第一。1995年，获胡刚复实验物理奖，及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

通过在加速器领域的研究和建造，培养了一批有实践经验的人才，为中国实验核物理，加速器物理及技术和电真空工业的发展，起了推进的作用。发表过研究论文数十篇，并与赵永翔合著《速调管群聚理论》一书、主编《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北京谱仪》一书、与杜祥琬合编《1997自由电子激光国际会议论文集》、另著有《加速器-创造发明的故事》一书。

2012年 2月14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粒子加速器事业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著名加速器物理学家谢家麟，荣获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为他们颁奖。

1.《速调管群聚理论》谢家麟，赵永翔著。科学出版社，（1996）

2.《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北京谱仪》谢家麟主编，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3.Xie J.Du XW,Free Electron Lasers 1997,North-Holland,Elsevier,Amsterdam,1998

4.《加速器-创造发明的故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谢家麟90寿辰

2010年8月8日，是我国著名的加速器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家麟90寿辰的日子。北京中关村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迎来了前来向谢先生祝寿的学生、同事和领导。大家看到谢先生鲐背之年，耳聪目明，精神矍铄，都非常高兴，纷纷询问先生健康长寿的秘诀。谢先生幽默地回答：“我正在返老还童！”

60多年来，谢家麟以2项世界原创、3项填补我国空白的科研成果，奠基和开拓了新中国的高能粒子加速器事业，为我国高能粒子加速器从无到有并跻身世界科技前沿，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加速器放疗

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放疗已和手术、化疗一起，成为治疗肿瘤的重要方法。但许多人并不知道，最早使用放射性元素产生的射线治疗肿瘤的，是居里夫人。后来人们发明了X光机，加大了辐射的杀伤作用，但X射线的穿透力很强，会导致肿瘤后面的组织也受到损伤。因此，科学家们设想，研制医用的高能电子加速器，使辐射的杀伤作用仅限于肿瘤局部。这种对人体更安全、更有效的治疗深度肿瘤的放疗装置，正是由谢家麟1955年初在世界上第一个研制成功的。当时，这个创新项目曾轰动了美国高能物理界，成为芝加哥媒体上的重大新闻。

从1947年去美国留学，到获得加州理工学院硕士、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谢家麟只用了4年时间。他就读的斯坦福大学物理系，很早就开始了世界上最早的高能电子直线加速器的研制，由此形成的“斯坦福加速器中心”，先后产生了4位诺贝尔奖得主。谢家麟的两位博士论文导师，后来双双入选美国科学院和工程院任两院院士。

1951年9月，刚刚获得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的谢家麟，满怀对新中国的向往和对亲人的思念，乘船踏上归国旅途。船到夏威夷，却被美国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的人拦住，被迫返回美国本土。

一年后，谢家麟被斯坦福大学微波与高能物理实验室派往芝加哥，研制当时世界上能量最高的医用加速器。他只有100万美元的经费，自己招聘的助手是一名退伍兵和一名50多岁的机械工程师，经过两年废寝忘食的工作，这套世界首创的装置成功问世并用于临床。正当他一举成名之际，美国移民局给他来信，要他在做美国永久居民和限期离境之间选择，他毫不犹豫决定回国。由于他归心似箭，甚至没来得及把自己的这个重大创新项目整理成文发表。

谢家麟说，留在美国工作只是锦上添花，而返回祖国却是雪中送炭。

1955年7月，谢家麟回到祖国，立即投入到新中国火热的建设和科研当中。他不仅继续在加速器的研制上辛勤开拓,还到清华等大学讲课，到各地做学术报告，通过科研项目培养学生。在我国高能粒子加速器事业往前迈进的一个个里程碑上，都有谢家麟洒下的辛勤汗水。

从斯坦福大学的试验室回到中国，谢家麟面临着极其落后的科研条件。他回忆说，建国初期，国家一穷二白，科研人员短缺，经费投入有限。他当时开展的加速器科研项目，本来应该建立在最尖端的技术、设备和材料基础之上，但国内却没有，国际上则对我国禁运，苏联老大哥也以国家机密为由拒绝出售。谢家麟迎难而上，他形容自己是“想吃馒头，先种麦子”：给新分来的大学生补“核物理”、“电子学”、“微波技术”、“电子直线加速器理论”等课程；没有试验用的元器件和装置，他带着学生动手制作。1964年，他们终于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可向高能发展的加速器。

这台加速器的问世，大大推动了我国电子直线加速器的建造和应用，带动了大功率微波电子元器件的研制，在辐射消毒灭菌保鲜、肿瘤治疗、集装箱检测、环境保护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

与此同时，谢家麟还承担了牵头研制中子管的任务，为我国原子弹爆炸的辐射模拟试验和其他研究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持。

1990年12月7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BEPC)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谢家麟作为这项工程的主要领导者和总设计师，在获奖人员中排名第一。

对于普通人很难完全弄懂的这个高精尖项目，媒体是这样报道的：这是中国继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人造卫星上天之后，在高科技领域的又一重大突破性成就，为我国高能物理实验和同步辐射应用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同时也为我国尖端领域的科研培养了大批人才。

每当提起BEPC，谢家麟总是说，BEPC的顺利建成是党和政府，特别是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的决策和前后一贯支持的结果，是整个科研团队共同努力和攻关的结果，也是与国家各部门通力合作、国际科技交流协作分不开的。

参与BEPC研制的叶铭汉院士曾动情地说，谢家麟在我国选择建造高能加速器道路的关键时刻，以深入细致的分析，说服了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最终确定了BEPC的正确方案。BEPC技术难度很大，“以至于当时有人说，我们好比站在铁路月台上，要想跳上一辆飞驰而来的特快列车。如果跳上了就飞驰向前，如果没有抓住，就会摔下来粉身碎骨。”

由谢家麟担任对撞机工程经理的团队，最终跳上了飞驰的特快列车。他们仅用了4年时间，就创造了国际同类工程中建设速度快、投资省、质量好、水平高的奇迹。

在科技领域里辛勤耕耘60余年，谢家麟获得了一长串共10多项科技大奖：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中科院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胡刚复物理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等等。进入80岁高龄，他还带着博士生，开展创新研究，从整体结构上成功改造了低能电子加速器，使这种应用广泛的装置降低了造价。

回顾自己的科研成果，谢家麟说：我这个人很喜欢自己动手，我的很多成果之所以能“因陋就简”研制成功，和自己的动手能力，和自己乐于动手是分不开的。谢家麟会多种焊接技术，会使用车床，试验中设备器材出的一些小问题，他总是自己动手解决。上世纪50年代，他跑遍南京无线电厂等国内工厂，也没找到加速器需要的微波源，便自行启动了尖端的制作速调管的工作。他说起自行启动做过或调试过的东西，例如:高导无氧铜的波导管、加速腔,电解槽等,一个个部件的名称脱口而出。

谢家麟经常告诫年轻的科技工作者，要学会自己动手、手脑并用。他说，仪器设备是创新研究的物质基础，虽然今天许多仪器设备已成为工业产品，但这只限于标准的仪器设备，真正创造性的科学实验所需要的仪器设备，仍然需要实验者自己去动手研制。“如果自己不动手，犹如开车时由一人观看路面情况，再告诉掌握方向盘的人调整方向，这样是很难高效地前进的。”

谢家麟是一位不断奋进的科学家，更是一位胸怀宽广、淡泊名利的学者。当他总结自己漫长的科研人生时，最让他念念不忘的，是在科研道路上曾经和他一起工作的领导、同事、助手、学生。

如今55年过去了，谢家麟先生仍真诚地感激他研制医用加速器时的两位助手，感激当年“慷慨将检测设备借给他使用”的芝加哥大学的几位工程技术人员。提起回国初期的工作，他深深怀念中科院电子所首任所长顾德欢，“他原是浙江省副省长，为了发展我国的电子学事业，他不惜以高位低就。他谦虚正派，对于不熟悉的业务就像小学生那样孜孜不倦地问个究竟。”研制中子管，他高度评价陈俊美的业务能力和组织能力。就连三年困难时期，主持单位“给我送来黄羊肉、白糖等物”，谢家麟至今仍心存感激。

回顾攀登BEPC高峰的日子，谢家麟常向人们介绍中科院高能所张文裕所长，“他为了我国的高能加速器事业呕心沥血，献出了晚年的全部精力”。他说，朱洪元教授“对BEPC的物理目标、能区选择、方案论证等，都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钱三强副院长对我国高能物理的发展，正像对核科学技术一样，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张厚英副所长“有着丰富的科研管理经验、充沛的精力与干劲”；李政道教授“在我国高能事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和方面，都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投入了无限的精力，做出关键性的贡献”……

谢家麟常说，青年人应该立志建大功、立大业，但也要能够耐得住“平凡”。“一个人没有成为伟大的人物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需要特殊的能力与机遇；但若没当好一块‘平凡’的砖瓦，却是不可原谅的，因为作为一个有道德的、勤奋敬业的优秀公民，是谁都应该而且可以做到的。”

为祖国“雪中送炭”的激情造就了谢家麟的不凡人生。殊不知，除了抽象的物理学和精密的仪器设备，谢家麟还有着诗词、小说、音乐等众多爱好。他说：人应该有广泛的兴趣，世界上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你一点不知道是很遗憾的。读些闲书可以扩大视野，了解社会和人生。“我现在读小说，听音乐，浏览诗词，连好的电视剧也不放过，临睡前还要读点英文小说。”

谢家麟的父亲是当年哈尔滨的名律师，在历史、文学、诗词、书法等方面也有造诣，年轻时曾与同学李大钊诗词唱和，晚年到了北京又常和著名文物鉴赏家张伯驹在一起“打诗钟”或游公园。受父亲影响，谢家麟很小就背诵了大量诗词名篇，后来在燕京大学学物理，却同时选修“苏(东坡)、辛(弃疾)词”课程，还在当时的报纸副刊上发过文章。

1951年，谢家麟首次回国受阻，心情郁闷的他写下一首诗：“峭壁夹江一怒流，小舟浮水似奔牛。黄河横渡混相似，故国山河入梦游。”十年浩劫，他用诗作表达如焚忧心；BEPC对撞成功，他写诗抒发跻身科学前沿领域的豪情；外出游览，他也会情不自禁赋诗，表达自己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

如今，每个星期一，谢家麟仍按时出现在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虽然已远离重大科研项目，但他仍带着一名博士生，研制创新课题，继续着“没有终点的科学旅程”。衷心祝愿谢老健康长寿！(杨丽琼)

谢家麟194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1951年在斯坦福大学获博士学位，回国途中受阻。1955年他冲破重重阻力回国，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和高能物理所工作。曾任高能所副所长、“八七工程”加速器总设计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经理等职。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全国科学大会奖、中国物理学会胡刚复物理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等。

在50多年的科学生涯中，谢家麟主要从事先进加速器技术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科学成就，是国际著名的物理学家，我国粒子加速器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1955年他在美国芝加哥医学中心，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台以高能电子治疗深度肿瘤的加速器，开拓了高能电子束治癌的全新领域。

1955年他回国开展高能加速器研究，当时所需尖端器材受国际禁运，所需工艺远超当时国内的工业水平，他从研制基本关键部件做起，在没有人员派出、引进和采购国外器材的条件下，自力更生，奋斗八年，建成我国第一台高能量电子直线加速器，跨越式地赶上国际先进水平。该加速器建成即投入国防急需，为两弹研制做出重要贡献。通过该加速器的研制，发展了大功率速调管、加速管和微波管等一系列先进技术，带动了我国加速器事业的发展，奠定建设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人才、技术基础。

上世纪80年代，他领导建成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他针对建造中国高能物理加速器的建议，组织数十次研讨，反复权衡质子打静止靶和正负电子对撞两种装置的优缺点，最终确定2.2GeV的正负电子对撞机方案。实践证明决策是正确的，使中国高能物理研究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他还确定了高能物理和同步辐射 “一机两用”的方案，既为高能物理研究提供实验装置，也为同步辐射提供的应用平台，同时填补两项国内空白。在方案设计过程中，他提出“六条”关键原则成功指导了对撞机设计，他带领工程团队精心设计、精心组织、精心研制、精心调试数千台设备，1988年高质量完成了建设任务，创造国际加速器建设史上的奇迹，受到国内外的广泛赞誉。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性能优异，我国从此在τ-粲物理领域占国际领先地位，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成为世界八大高能加速器中心之一。

他擅于把握国际加速器发展动向，不断拓展新领域。90年代，他基于国内的工业基础，领导建成亚洲第一台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研制总投资只是国外同类装置的十分之一。这是亚洲第一台产生激光并实现饱和振荡的装置，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使中国成为继美国及西欧之后实现红外自由电子激光饱和振荡的国家，奠定了我国自由电子激光光源发展的基础。这一重大突破受到国内外科技界的广泛重视，被列入当年全国十大科技新闻。

2000年，谢家麟院士突破加速器设计原理，将电子直线加速器几十年沿用的三大系统精简为两个系统，简化了加速器结构，大大降低制造成本。经过四年努力，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台简易结构加速器样机，验证了设计理论的可行性，并申请了国际专利。

谢家麟院士还是我国有重要影响的高能加速器发展战略专家。他十分重视和关注我国加速器发展战略，多次就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重要建议和指导意见，对促进我国加速器领域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他发表科研论文40多篇并出版数部专著，其中《速调管聚束理论》已成为是我国加速器方面的经典著作。他兼任清华等多所大学教授，培养了一大批加速器技术专业人才，极大地提升了我国加速器研究水平，为相关技术在我国国防和科学工程中的应用做出重大贡献。

谢家麟院士热爱祖国，学风严谨，毕生坚定不移地奉献于高能加速器研究，为我国粒子加速器从无到有并跻身世界前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现在仍活跃在加速器技术研究和建造的第一线，为我国高能物理和加速器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做贡献。

2016年2月20日，谢家麟因病在京逝世，享年9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