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宗晋 - 求学历程
1933年1月4日， 马宗晋诞生于吉林省长春市，一岁随父母迁居吉林市。他的父亲，曾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部下，做过吉林省司令李杜的参谋长，后曾在黑龙江省的方正县作过一任县长。日寇占领东北后，谢绝仕途，在家赋闲。这是一个没落的家庭，有十几间房子，开了一间小百货店，再加上收点地租，还有过去的积蓄，以此度日。1951年，马宗晋赶到北京参加大学考试。因为没有钱，十几个人就住在北京前门外打磨厂的一间小旅店里。马宗晋的前4个志愿填的都是地质，如果考不上，就去学航空。马宗晋和十几位年轻人，有8个人被录取了。
1951年马宗晋进入了北京大学地质学系，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他又进入了新成立的北京地质学院。他活跃在课堂上和野外实习中，不仅喜欢地质学，而且酷爱文学。他在一篇散文中，这样描写参加野外调查的感受：“当打开岩石寻找化石时，犹如护士打开裹在患处的纱布那般谨慎……”
毕业后，马宗晋留校当助教。为了把海水质点原地做圆周运动而波浪式向前传播的现象向学生们讲明白，他用铁丝做了一个模拟教具，把这一现象模拟得活灵活现，当年的学生们现在回忆起来还津津乐道。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马宗晋决心报考研究生，他思来想去决定投奔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一则李四光是他心目中“忠心爱国，心怀远志”的学者偶像，二则他和李四光还有一点私人交往，1956年，他就自己对地质学的一点“认识”写信给李四光，没想到李四光很快就给他回了信。
马宗晋考取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导师是伴随李四光先生一直从事地质力学研究的孙殿卿教授。入学后不久，有一天，导师高兴地对他说：“李老师在杭州想见见你。”马宗晋听了一时不免有些忐忑不安，唯恐这位大名鼎鼎的地质学家考他问题答不出来。当时，李四光已年近7旬，但精神矍铄，见面时他问马宗晋是哪里人？在北京的学生生活过得如何？在这位和蔼可亲的长者面前，马宗晋不再局促不安了。稍后，李四光笑吟吟地拿出来一块弯曲了近90°的石头，问道：“这块石头挺硬的，为什么会变形？”马宗晋思索片刻，回答说：“大概是因为岩石长时间的受力作用，造成塑性变形吧？……”就这样一问一答，两小时难忘的会见结束了。最后，李四光对马宗晋说：“我给你一个任务，你从南高峰到北高峰，再到黄龙洞，做个地质剖面图，做好了剖面图再来找我。”接受了李四光布置的任务以后，马宗晋早出晚归，用10天时间在5—6公里的范围内，做完了地质剖面图并送给李四光看了很满意对马宗晋说：“地质工作比较直观，但也容易流于浮泛与浅薄。从中深思熟虑，发现新的东西并不容易，要搞清其中的道理就更难了。你应该花力气去补学数学和物理，我建议你到北京大学再学一年，希望你把经典地质学再向前推进一步。”
最后，李四光给周培源写了一封信，让马宗晋带回北京，嘱托周培源安排马宗晋在北京大学学习。作为中国地质力学的第一个研究生，马宗晋进入北京大学深造。他和国内一些数学和力学的高等学校老师在一起参加进修班，科学的思维习性受到了熏陶。后来，他自责说：“可惜我的底子太差，数理推导的能力没有多大长进，辜负了李先生的期望。”在研究生期间，他通读了李四光先生的一些关键性着述，逐步理解到李四光先生为什么那么注意小构造的基础意义，也理会到了由小构造到区域构造，进而全球构造的知识扩展途径。李先生的一个提问——“一个小构造现象，一个区域构造现象为什么会在地球的那个地方、在那个时间、以那种方式出现？”给了他地学思维求理的启发和深刻影响。这些读书心得激发了他对地学思维的思考。他和马文朴、傅家谟等研究生同学还组织了一个“地质思辩学”不定期讨论班，这对他后来的研究工作，在思维方法和从现象如何求理的抽象思维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研究生毕业以后，马宗晋留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从事构造力学的研究。从1961年开始主要从事小构造研究，主要是岩石的节理，按孙殿卿先生的教导，这是为了打基础。他在京西、湖北、贵州、浙江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观察，为了认识节理的力学性质和分期、配套关系，他曾在三峡的一个露头观察了好几天；为了验证节理定性结论的普遍性，他几乎跑遍了北京近郊出露较好的岩石露头。他不仅到野外观察，在市区、室内、飞机场、地铁车站、百货商店、公园的假山，甚至在研究所的厕所，他都时时刻刻地注意各种裂缝。有时还砸玻璃、砸硬塑料板来进行裂缝实验。那段时间里，地质所的们叫他是“裂缝迷”。不久（1956年）他的一篇题为《节理定性、分期、配套》的论文发表了，论文中的观点受到当时地质界的普遍重视，其观点在国内的高等学校地质构造教材中被广泛引用。他在“裂缝”方面的研究也被应用到实践中，曾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与石油部联合组建的“裂缝型油气藏联合研究队”队长，奉命入川，去探讨川中和川南缝洞型油气藏的分布规律。
马宗晋 - 地震研究
1966年3月， 河北邢台地震，前后共死亡八千余人，地震牵动了上至中南海党中央，下至华北人民乃至中国人民，人们迫切希望了解地震的成因及其预防措施。一大批地学工作者奔赴灾区，开始他们本不熟悉的地震预报工作。作为一个地质构造研究人员，马宗晋深深地感到：必须把地质学知识与地球物理知识结合起来才能开拓地震预报科学。他和同事们开始了地震构造研究，注意到了地震与活动构造的密切关系，注意到了地震活动十几年的分幕性，增强了研究的信心。不久，他被调到京津地区地震办公室（国家地震局前身）担任分析预报组组长。1968年，江苏沭阳地区出现了罕见的地裂缝，当地群众惶惶不安。马宗晋被派到现场调查连夜进行了调查，经过调查发现，当地地面出现裂缝和地震没有关系，而是由于长期抽水造成的地下深层失水干裂现象。他们向群众讲清原因后，地裂缝的风波很快就平息了
1969年，渤海又发生了7.4级地震。当天下午，马宗晋跟随李四光到国务院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详细地询问了华北地区的地震形势及山东的灾情。次日，周总理又在国务院召集会议，了解渤海地震以后海上航运的情况，询问会不会发生海啸？是否需要停航？汇报一直持续到午夜，周总理请大家吃面条。在听汇报过程中，周总理询问马宗晋的年龄以及工作经历等，并鼓励他努力地探索地震的成因，探索地震预报的可能性。
马宗晋潜心研究唐山地震的余震发展规律，他代表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天天到人民大会堂向国家领导人汇报余震会商意见，以供指导抗震救灾参考。最后，根据国家地震局专家们总的意见，在国务院秘书长的领导下，由他和高旭起草的报告，经中央批准，决定撤销中国东部地区的地震警报。
“一个地震前兆一个图像，一个观测井一个脾气”，一位科技人员曾这样形容地震前兆的复杂性。要掌握这样复杂多变的震兆，不仅需要大量占有观测资料，综合分析，还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细致的工作。为了探索前兆多变的地震预报难题，马宗晋他们开始探索对地震作综合预报，这需要多学科专家的合作。经过几年的努力，1972年马宗晋和他的同事们正式提出长期、中期、短期、临震的渐进式预报思想，他们还制定了年度会商、月会商和周会商的地震预报工作程序，对地震活动规律进行了研究，提出“千年级地震活跃世、二三百年级地震活跃期和一二十年地震活跃幕的多级韵律性震史分析”。在这之后，他还对以中国大陆区为代表的大陆地震构造进行了多方面的力学分析，提出中地壳是大陆区的“易震层”、主要蓄积能量的“能干层”的概念。通过对地震群发和地震线交织成网络现象的研究，提出“多应力集中点场”的假说，形成了包括全球构造系统、大区域构造系统及局域场点应力系统3个层次的地震蕴育空间。在这些基础上，为了把地震预报发展成为一门综合性学科，他又提出“震因学”、“震史学”，“震兆学”。他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地震预报理论见解，贯穿在他和他的同伴们集体完成的《1966—1976年中国九大地震》这本专着中，赢得了各国同行专家们的刮目相看。在多地震的日本列岛，科学家们称“长、中、短、临预报是中国式的地震预报模式”。
马宗晋 - 踏出国门
1977年8月，在罗马尼亚的佛朗卡发生了7.6级地震，《美国之音》广播说还有更大的地震发生，人们惊慌不安，当地的居民纷纷离家逃生。罗马尼亚政府邀请了中国、前苏联、日本、西德4个国家的地震专家赴罗，中国派出了由卫一清副局长带队，马宗晋、许绍燮等4人组成的专家组，同时也带去了中国自行研制的DD1型地震仪。
到达罗马尼亚后，马宗晋立即用地震震中点染法勾画了深部的构造图像及地表地质构造，编了喀尔巴阡山及其东南端的地震构造图，还做了该构造与意大利西西里岛地质构造的对比和构造机理的讨论，又做了地震活动的时间分布图。许绍燮等布置了地震现场监测网，作了地震序列的精细分析。工作20天之后，他们提出震情判断意见：这次7.6级地震以后，近些年该地不会再有破坏性大震发生。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罗马尼亚的科学家们在与中国专家们共事讨论时，他们赞叹说：“马宗晋教授对欧洲板块的地震活动非常熟悉，他的工作结果说明他在欧洲至少工作了10年。”实际上，马宗晋这一次赴罗马尼亚是他第一次离开中国的国土。
1978年，马宗晋随顾功叙教授、丁国瑜教授一起赴巴黎参加了第一届国际地震预报讨论会，会议期间召开了一次专家小组工作会议。被邀的专家共有20余位，中国就占了3位（马宗晋在内），日本被邀请两名。从这个数字，很能看出中国的地震科学及中国的地震专家在国际上的地位。
1978年，马宗晋被评聘为副研究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0年，马宗晋随马杏垣团长一行6人赴南美参加阿根廷的地震会议，会后参观考察了秘鲁、委内瑞拉、阿根廷、智利等4个国家。从这次国外访问和板块边缘带的实地考察开始，他进入了全球构造的研究境地。多次访问美国使他惊讶地发现美国本土的地震构造与中蒙的地震构造竟是那样地相似，进而从访问法国、意大利、罗马尼亚、土耳其等国之中再度明确了中蒙构造区与南欧山原地区和中亚的山原地区也具有很好的可对比性。由此形成了沿北半球20°—50°之间在全球尺度存在一个纬向的大陆构造系统的观点。这个构造系统，包括4个很相似的构造区，即中蒙、中亚、北地中海和美国本土，它们均是以一条南北向的中轴构造为界，西部是高原山地，东部是低原丘陵山地，构造活动西强东弱，恰呈反对称格局，使他惊喜的是这4个相似构造区连成一排，而又是孪生的关系。
80年代的前几年，马宗晋通读大量文献和精图，陆续引伸，终于在1982年正式提出了全球尺度的三大构造系统，挑战性地描述了现今全球构造，即以板块深俯冲带为代表的环太平洋构造系、以板块巨大开裂边界为代表的三大洋脊构造系和北半球以陆内纬向造山与造原为代表的纬向山原构造系。更使他惊讶的是，这三大构造系在全球坐标系中的球面分布正好反映了全球构造应力场全面的非对称性。
马宗晋 - 当选院士
1988年4月，马宗晋离开了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调任国家地震局地质所任所长。他卸下了地震预报前沿岗位的担子，又担起了科学研究的重担。
1987年，第42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169号决议，决定把1991—2000年的10年，定名为“国际减灾10年”，呼吁各国政府和科研机构积极行动起来。1989年，由国家科委联合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共同成立了“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马宗晋被任命为组长，由此，他和来自7个不同专业减灾管理部门的科研专家共二十余人，开启了一条综合减灾的研究道路。从事水利、农业、林业、地质、地震、海洋、气象等七大类灾害研究的专家，研究的对象、科学术语和思维习性都差别很大，坐在一起真可谓东言西语、天地各一。“需要沟通，需要磨合”，这是他第二次感受到多部门、多学科交叉共事的难点。
五年多的工作，马宗晋完成了《中国重大自然灾害及减灾对策》总论和分论，编了七张各灾类的综合灾害频度与强度综合分布图（挂图），统编了七大类灾害统一体例的灾害年表。这是一项对解放以来中国灾情资料比较全面比较系统的发掘整编和统计研究。由此查清了中国自然灾害的直接损失占全年财政收入的1/4左右，其严重性是显然的。理清了各类灾害危及社会的特点和程度。
1991年，年近六旬的马宗晋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当时他的心境是：“这既是荣誉，又是无情鞭策。”为了战天斗地，为了认识地球，为了打破中国的科学事业仍然蒙受某种殖民色彩的压抑，争得中国地学自立于世界科学之林的重要一席，他又继续本着“取板块之精华，列立论之疑点”（1979）的认识，向探索全球整体变动的规律方向冲击。为了地球整体构造变动的全球同时性与非同时性这个古老而深刻的“构造幕”问题，他想从展布于全球2/3以上面积的大洋洋脊构造动态信息中求得新认识，他仔细分析了三大洋脊的开启时间和洋脊演化中的一系列变格、跳位和变速现象，从中真的发现了三次三大洋脊同时变化的事件，与大陆的构造事件也可比较，他认为这可作为真正的全球同时性或准同时性构造变动的证明，过去只在占全球面积1/3的大陆上争论构造幕是否具有同时性，其空间立论是不足的。同时，在洋脊增生过程中，他也发现了非同时性、迁移性的构造表现。全球整体变动的同时性和迁移性难道真是地球整体变动两种基本方式吗？它们的动力学根据是什么，是否与地球的体积变化有关，是否与地球分圈层自转中的角差运动及其耦合作用有关，是否与地幔上涌的局域性有关，是否与多种天文动力因素的作用有关，这是他正在进一步探索的问题。与此相关，近年他又注意到地球系统科学因为找不到可行的研究切入点而处于徘徊的局面。在思索调研中，他发现由Larsion（1991）提出的中白垩纪事件群的现象可以作为从地核贯穿到大气层的通体事件群，可能是一个可以用深部热流体的广域穿层效应，进行多圈层相互作用研究的典型事例。目前他正在不遗余力地加以宣传，予以组织和推动。
马宗晋 - 学术思想
马宗晋把地学的发展归纳为四个阶段：蒙昧地学时代、解析态地学、综合态地学、复杂态地学。他指出，随着“全球分层”观念的形成综合态地学遇到种种困境，综合态的地学开始向“整球多层”阶段发展，地球多圈层的相互作用，不同于简单的分层研究，是更高一级别的研究，是整球的动态研究，包括地心的偏离和微动态的研究，21世纪前期可能在“整球”的研究方面有很大的发展和突破。
马宗晋指出，21世纪的中后期地学将是“复杂态地学”。传统的地学发展到了今天，碰到了一系列不可逾越的障碍，地球是一个复杂态的最典型例子，挣脱学科无限细分的桎梏，抛弃旧的思维模式，用整合的观点通过学科间的交叉与融合来认识地球，以攻克一个个地球科学大难题来推进地学的发展，这可能是“复杂态地学”的一种方式。“复杂态的地学”不是对解析下来的成分进行简单的叠加或综合“回归”，而是直接从复杂源、复杂体出发对地球进行研究。“复杂态地学”所依托的技术基础可能集中体现在“数字化的活地球实验体”的建成。他认为数字地球不仅仅是地球表层数字化及其集成的应用，而是可以自由旋转、运动的整体虚拟地球，而且可实现对其整体与局部的自身演化的正、逆向可视化。随着GIS、GPS、RS、人工智能技术等的发展，在下世纪发展这样的“数字——活地球”已成为可能。21世纪的数字地球是一个虚拟的“数字——活地球”，将是一个宏大的、灵活的科学实验载体工具，是一个有关地球科学实验基本模型框架。可以借助于数字地球来模拟、还原自然的演化，来预测地球的未来。
马宗晋对21世纪初期的地学学科结构也作过推想。他指出，21世纪初期，地学的学科结构可初步归纳为如下三个领域：地球理学、地球工学、地球社会学，到了21世纪，地学中“地球工学”和“地球社会学”的地位将大大加强，“地球工学”将不仅仅是工具，而且是推动地学发展的核心力量，是攻克地学难题的一把钥匙。通过技术工学的手段，将解决一大批理学难题。
马宗晋多次呼吁加强中国地学中的“技术工学”。他曾在“千百万人才工程首届地学高级研讨班”上谈到，中国的地学内部结构和地学教育都是“重理轻工”，从而导致了中国的“地球工学”相当薄弱，中国要实现在21世纪初期“从地学大国走向地学强国”，其关键在于地球科学内部的学科结构是否得到了合理的调整，“资源”是否得到了优化配置。发展中国的“地球工学”是中国由地学大国变为地学强国的技术保障，力争在21世纪初期培养出一批掌握高新技术的地学工学人才是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