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仁昌（1898 02.15 - 1986 07.22），字子农，江苏省武进县（今常州市）人，我国现代著名植物学家，中国蕨类植物学的奠基人，中国植物学的一位拓荒者，著名的蕨类学家、植物分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秦仁昌于1898年1月出生在今江苏省武进市的一个农民家庭。1914年考入江苏省第一甲种农业学校林科，在校长陈嵘、教授钱崇澍的熏陶下，立志学习植物分类学。1919年农校毕业后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林学系，1925年毕业并获学士学位。秦仁昌刻苦努力，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得到了师长们的器重。由于家境贫困，在大学毕业前两年被陈焕镛教授介绍到国立东南大学兼任助教，半工半读直到毕业，1927年任讲师，那时现代植物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才开始传入中国。在教学过程中，秦仁昌发现对中国蕨类植物进行研究的都是外国的学者、专家，涉及中国蕨类植物研究的文章有200多篇，全是用英、法、日、俄等国文字或拉丁文发表，模式标本也全都分散在国外，我国的学校却连腊叶标本都没有。在此期间秦仁昌对华东、华北和华中的蕨类植物进行了全面考察，并向陈焕镛教授提出了自己对植物学的一些观点，得到了陈焕镛教授的支持。1926年秦仁昌随同陈焕镛教授到香港植物园标本室工作，有机会查阅了许多标本和文献资料，得到了更深的启发，因此更坚定了秦仁昌研究蕨类植物的信心，便立志研究。为了掌握、研究各国的文献材料，秦仁昌努力学习外语，经过奋发学习，他熟练地掌握了英文、拉丁文和法文，能阅读德文和俄文，秦仁昌广泛查阅文献资料，同外国专家、学者和书商通信，通过交换、购买等方式，一点一滴地搜集和积累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同时采集标本。

1927年秦仁昌受聘于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任植物学技师。秦仁昌搜集资料一丝不苟，通过几年的努力，他基本上掌握了180多年来我国学者发表的有关中国及邻近一些国家的蕨类植物文献。但因中国植物的模式标本也全都分散保存在国外各国的标本馆内，许多问题在国内无法澄清，于是秦仁昌决定到欧洲进修考察。

在胡先骕教授的支持下，于1929年到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植物学博物馆，得到当时世界著名的蕨类植物学权威C．科利斯登生（C.Christensen）的指导，开始考察、研究蕨类植物分类学。同时，秦仁昌还经常与美国、英国、瑞士的蕨类植物学家广泛交流联系，也得到他们的帮助，从而奠定了他研究蕨类植物的坚实基础。1930年秋，秦仁昌代表中央研究院出席在英国剑桥大学召开的第五届国际植物学会议。会后，为了彻底查清中国蕨类植物的模式标本，他又到瑞典、德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等国的标本馆作了短期访问研究，查阅标本。为了研究中国的植物分类学，又到英国皇家植物园标本馆及大英博物馆进行系统研究，查阅了皇家植物园标本馆所收藏的全部中国产的蕨类和种子植物标本以及邻近国家的蕨类植物标本。

1932年秦仁昌回国，任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研究员兼标本室主任。1934年创建我国第一个植物园——庐山森林植物园；他在较短的时间内引种栽培国内外数千种植物，同时完成30万字左右的《中国与印度及其邻邦产鳞毛蕨属之正误研究》一文。之后又创建了静生生物调查所云南丽江植物工作站并任主任。1938年，由于抗日战争的影响，九江一带被日寇进逼，形势危急，秦仁昌教授把一些有关蕨类植物研究方面的图书和标本寄存在庐山美国小学里，辗转流亡到昆明。他充分利用云南这个“植物王国”的有利条件，不畏艰难困苦，广泛调查和采集植物标本，展开对植物的研究，走遍了整个云南，他建立了庐山植物园丽江工作站，在昆明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蕨类植物研究中心。1940年在昆明期间，秦仁昌发表了《水龙骨科的自然分类系统》一文，他从蕨类植物的演变规律出发，根据系统发育理论，清晰地显示出蕨类植物的演化关系，大胆提出自己的创见，将水龙骨划分为30多科、200多属。动摇了长期统治蕨类植物分类的经典系统，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和争论，震动了国际蕨类学界并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解决了当时世界蕨类植物系统分类中最大的难题，这是世界蕨类植物系统分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因而当年获荷印隆福氏生物学奖，从而一个崭新的经典的自然分类系统诞生了，后来被国际上统称为“秦仁昌系统”，填补了中国对蕨类植物系统分类方面的空白。1945年，秦仁昌被聘为云南大学生物系和林学系教授兼主任，同时，兼任了一些其它行政职务。

1949年后，秦仁昌又兼任云南省林业局副局长。1952年，秦仁昌教授率领考察队，深入到云南西部的中缅边界，踏遍了中缅边界的山山水水，在芒市坝建立林场，并开始投入了橡胶林的育苗和造林工作。1953年，秦仁昌又到云南东南部的中越边界，参加营造巴西橡胶林的勘察设计工作，选定了橡胶宜林地，在云南诞生了新中国的橡胶林。

1954年，秦仁昌教授发表了《中国蕨类科属名词及分类系统》。1955年，秦仁昌教授被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同年，调北京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任研究员兼植物分类与植物地理学研究室主任。秦教授对中国蕨类植物的研究开始了新的部署，以蕨类植物形态分类为基础，深入调查我国的蕨类植物资源，并开展解剖学、孢粉学、细胞学及引种栽培等方面的综合研究，从而提高科学研究水平。1959年，秦仁昌教授被选为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委员兼秘书，同时担任第二卷至第六卷的主编，他主编的《中国植物志》（第二卷）于当年首先出版，这是我国最先出版的一卷《中国植物志》，是《中国植物志》这部历史性巨著的第一本，对发展中国和世界的植物系统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73年，秦仁昌教授完成了《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中杜鹃花科属部分，得到了中外植物学家的高度评价，美国将这部著作翻译出版。他还翻译了国外植物学的最新成就的文献资料和一部近77万字的英文版《植物学拉丁文》，为我国植物学工作提供了一本极其重要的工具书。1978年，80高龄的秦教授发表了《中国蕨类植物科属的系统排列和历史来源》这一重要论文，他积累了数十年的工作经验，用新的研究成果对自己过去的分类系统作了进一步的修订和补充，对错综复杂的蕨类植物系统发育问题作了更深入、细致的探讨。次年，秦教授完成了《近代科学技术大词典》（植物学部分）的翻译工作。相继又组织翻译《韦氏大词典》（植物学部分）及完成《西藏植物志》中的蕨类植物志的工作。在“文革”期间，虽然环境、条件极其艰苦，面对重重困难，秦仁昌教授也从未停止过对蕨类植物的研究工作。

秦仁昌教授早在20年代曾任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植物部主任；曾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兼植物分类与植物地理学研究室主任，并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及华南植物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顾问、《植物分类学报》主编；先后任中国植物学会理事、副理事长及名誉理事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曾被选为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被选聘为国家科委林业组成员及国际植物学会分类和命名委员会名誉副主席及蕨类植物学小组成员；被印度蕨类植物学会授予名誉会员；曾出席过全苏植物学会第二届代表大会；是20世纪世界上对蕨类植物系统学有卓越贡献的权威之一，因此被称为中国的蕨类学之父。1989年秦仁昌教授被授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93年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秦仁昌教授从事我国植物学研究60多年，对数千种蕨类植物，一一进行多方面的考察和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著有许多关于中国蕨类植物的专著和论文。同时，在林业学、植物学、蕨类分类植物学方面为祖国培养了不少人才。对蕨类植物学形成了自己的学派，对中国蕨类植物提出了更客观的分类观点，从而创建了最完整的中国蕨类植物分类系统。对中国的科学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秦仁昌1940年发表的《水龙骨科的自然分类》，对国际蕨类植物学界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其科属概念大都被世界蕨类植物学家所采用；1978年发表的新系统，形成了秦仁昌系统学派；1959年编辑出版的《中国植物志》（第二卷），是《中国植物志》这部历史性巨著的第一本，为其他卷册的编写起了典范作用，对发展中国和世界的植物系统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秦仁昌20年代曾任东南大学理学院生物系植物学助教、中央大学理学院生物系植物学讲师、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植物部主任。在此期间他还访问了瑞典、德国、法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标本馆，并在英国皇家植物园标本馆和大英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过。回国后任静生生物调查所研究员兼植物标本室主任。1933年和其他中国植物学老前辈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植物学会，被选为副理事长。1934年创建了静生生物调查所庐山森林植物园并任主任。抗日战争期间辗转流亡到云南，又创建了静生生物调查所云南丽江植物工作站并任主任。1940年发表的《水龙骨科的自然分类》，解决了当时世界蕨类植物系统分类中的最大难题，当年获荷印隆福氏生物学奖金委员会颁发的奖金。抗日战争胜利后至1948年到云南大学生物系和森林学系任教授兼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兼植物分类与植物地理学研究室主任，并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及华南植物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1979年以后一直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顾问、《植物分类学报》主编。先后任中国植物学会理事、副理事长及名誉理事长。1954年以后被连续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7年为国家科委林业组成员；1958年被聘为新疆综合考察队植物组组长，并赴新疆进行考察。1959年被选为《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委员兼秘书长。曾被选聘为国际植物学会分类和命名委员会名誉副主席及蕨类植物学小组成员，被印度蕨类植物学会授予名誉会员。此外，他还出席过全苏植物学会第二届代表大会。

秦仁昌于1914年考入江苏省第一甲种农业学校林科后，在校长陈嵘、教授钱崇澍的熏陶下，立志学习植物分类学。1919年农校毕业后考入金陵大学林学系，由于他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在毕业前两年就被陈焕镛教授介绍到东南大学任助教。那时现代植物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才刚刚传入我国，在教学过程中，他发现中国的蕨类植物全是外国人在研究，包括英、法、美、德、意、日、俄、奥、瑞士等国的学者、军医、传教士、外交官和旅行家等，涉及中国蕨类植物的文章有250篇，全是用拉丁文或英、法、德、日、俄等国文字发表的，模式标本也全都分散在国外，而我们的学校却连腊叶标本都没有。他决心白手起家，锲而不舍地把蕨类植物的研究工作搞起来。他希望研究蕨类植物的这一想法得到了陈焕镛的支持，并于1926年随同陈焕镛到香港植物园标本室工作，查阅了许多标本和文献资料，更坚定了他研究蕨类植物的信心。为了研究各国的文献，他努力学习外语，熟练地掌握了英文、拉丁文和法文，还能阅读德文和俄文，他广泛查阅文献资料，并与外国学者和书商通信，通过交换、购买或照相等方式，搜集和积累文献资料，并采集标本。

1927年他受聘于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任植物学技师。经过几年的努力，他基本上掌握了180多年来外国学者发表的有关中国及邻近国家（特别是日本、中印半岛和印度）的蕨类植物文献。但因中国植物的模式标本都保存在欧洲各国的标本馆内，许多问题在国内无法澄清，于是他决定要到欧洲进修和考察。在胡先骕的支持下，1929年到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植物学博物馆，在当时世界著名的蕨类植物学权威科利斯登生指导下研究蕨类植物分类学。在学习期间，他和导师讨论并共同认为，当时世界流行的Diels和胡克两个分类系统都是不自然的，这一点可以说是秦仁昌1940年建立新系统的思想启蒙。其间他还经常与其他蕨类植物学家广泛交流联系，并得到他们的帮助，如美国的C．B．科泼兰特（Copeland）、C．U．摩尔通（Morton）、瑞士的H．克利斯特（Christ）和英国的R．E．霍尔通（Holttum）等，奠定了他研究蕨类植物的坚实基础。翌年秋，他代表中央研究院出席在英国剑桥大学召开的第五届国际植物学会议，会上又结识了许多国家的植物学家。会后，为了彻底查清中国蕨类植物的模式标本，他又到瑞典、德国、法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标本馆作了短期访问研究，查阅标本。最后在英国皇家植物园标本馆及大英博物馆进行了系统研究。为了发展中国的植物分类学，他查阅了皇家植物园标本馆所收藏的全部中国产的蕨类和种子植物标本以及邻近国家的蕨类植物标本，拍摄模式照片18300张，并作了详细记录，大量阅读了该馆珍藏的植物学名著和各种刊物，积累了大量珍贵资料。经过几年的努力，自1753年林奈首次发表中国蕨类植物以来，180多年以来各国学者所发表的中国蕨类植物标本，除了一张存放在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地下室无法找到以外，其余全部都被秦仁昌观察过，作了详细研究并写了笔记或卡片。这些宝贵的资料为产生他的新系统以及今天中国的植物分类学研究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要研究好中国的蕨类植物就要充分掌握中国的蕨类植物标本材料。从1923年到1928年他调查了江苏南京附近、浙江南部、安徽南部、湖北西部、青海、甘肃、内蒙古、广西及广东等地的植物，实地考察和采集了大量标本，探索蕨类植物的特性与生长条件，并对标本进行鉴定。1932年回国后任静生生物调查所研究员兼标本室主任期间，他将从国外收集的资料综合整理，结合自己采的标本资料，修定了他1930年编写的《中国蕨类植物志初稿》。此志的打印稿虽然一直未正式发表，但这是中国人研究蕨类植物最早的两本专著之一。全稿70多万字，参阅了280多篇有关文献，记载了11科86属1200多种中国蕨类植物，是第一部比较完整的中国蕨类植物专著，被永久保存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图书馆供国内外学者参考。1934年他被胡先骕派去江西庐山创建森林植物园，任植物园主任，他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引种栽培了国内外植物7000多种，并完成了约30万字的《中国与印度及其邻邦产鳞毛蕨属之正误研究》一文，第一次清晰地阐明了这群植物的发育系统和亲缘关系，这篇专著中颇为新颖的见解立即引起了各国蕨类植物学家的重视，也为他日后在世界性研究上取得更大的成就打下了基础。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年，科研停顿。1938年他辗转流亡到云南，他久闻云南植物惊人的丰富，一直想亲自去看看，正好趁此机会对云南植物调查一番。在云南，他又建立了庐山植物园丽江工作站，充分利用云南这个“植物王国”的有利条件，不畏山高水急、路险人稀，广泛进行蕨类植物调查和采集，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这批珍贵的标本为他以后对那些以我国西南山地为分布中心的蹄盖蕨、鳞毛蕨、水龙骨等几个大类群的世界性研究准备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时期，秦仁昌却在昆明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蕨类植物研究中心，困难在一个强者面前变成了他取得更大成就的阶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没有对中国植物的了解就不可能对世界植物更好地研究，没有对世界植物研究的了解也不可能更好地研究中国植物。经过多年的标本资料积累和对蕨类植物的外部形态、解剖结构以及生态环境的比较研究，他没有局限于前人之见，也没有局限于研究中国植物，而是对当时包括有全世界1万多种的“水龙骨科”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在自1930年以来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科属概念的重要文章以后，终于在1940年发表了“水龙骨科的自然分类”一文，大胆而科学地把100多年来囊括蕨类植物80%的属和90%种的混杂的“水龙骨科”划分为33个科249个属，清晰地显示出了它们之间的演化关系，解决了当时蕨类植物学中难度最大的课题，在世界蕨类植物系统分类发展史上做出了重大突破，后来被称为“秦仁昌系统”。文章一发表，立即引起了国际蕨类植物学界的重视和争论，有力地推动了蕨类植物系统学研究的发展，当年即获荷印隆福氏生物学奖。这个系统结束了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被胡克系统统治的沉默状况，使蕨类植物分类系统的研究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自此以后，蕨类植物的新系统在国际上相继出现，但它们都或多或少地采取了秦仁昌的一些科属概念，受到了秦仁昌系统的影响。例如，科泼兰特1947年发表的巨著“真蕨属志”中一些属的概念和自己1929年的“水龙骨科的东方的属”文章中的概念有很大不同，就是因为他汲取了秦仁昌的许多概念作为他的新思想的重要基础。50年代以后，蕨类植物细胞学迅速发展，积累的染色体资料也证实了秦仁昌系统中的许多见解是正确的。

1945年他被聘为云南大学生物系和林学系教授兼主任，还兼任了一些其他行政职务，对云南省农林业方面的发展提出了许多良好的建议。1949年后，他又兼任云南省林业局副局长，领导并计划云南省金鸡纳和橡胶宜林地勘察及育苗造林工作。在此期间，他仍坚持不懈地研究着蕨类植物，1954年发表了“中国蕨类科属名词及分类系统”，为当时全国各大标本室所采用。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调任北京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兼植物分类与植物地理学研究室主任。秦仁昌利用北京的优越条件把蕨类植物的研究中心转移到了北京，对中国的蕨类植物研究的发展作了宏伟的新部署。为了使我国的分类学研究与世界上日趋发展的实验分类学同步，他认真研究世界上有关蕨类植物分类和进化的细胞学、配子体形态学、孢粉学以及人工杂交实验等最新的著作和文献，大力培养人才，招收研究生，率先开展结合蕨类植物分类的形态解剖和细胞学等实验研究，使我国的分类学研究从单纯的标本观察逐渐扩大到形态、解剖、孢粉、细胞、生态、植物地理、古植物和栽培利用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1959年他被选为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委员兼秘书长，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在年轻同志的协助下于当年首先出版了《中国植物志》（第二卷），这是《中国植物志》这部历史性巨著的第一本，为其他卷册的编写树立了一个典范。按计划《中国植物志》中蕨类植物共五卷（第二至第六卷），到1964年，他已为其他四卷蕨类植物中的近三卷准备了初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他受到了冲击，但对于一贯酷爱自己事业的秦仁昌来说，他从来没有停止蕨类植物研究工作，仍然密切注意国际植物学研究动态，收集分类学、形态学和细胞学等各方面的有关资料，不断充实和修改自己的分类系统，于1978年发表了《中国蕨类植物科属的系统排列和历史来源》一文，使他的蕨类植物系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该系统已为全国植物学界和各标本室所采用，1989年被授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秦仁昌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还是一位诲人不倦的老师。除了现在全国各地的蕨类植物学工作者都是在他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以外，他还培养了不少林业和植物学人才。为了使年轻的中国植物分类学工作者能更快成长，他翻译了80多万字的《植物学拉丁文》一书，编译了《现代科技辞典》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的植物学部分，组织和审改了《韦氏大辞典》植物学部分的译稿。他编写的《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中的蕨类植物部分和杜鹃花科部分被广为使用，其中杜鹃花部分在美国已被译成英文本。60多年来他共发表论文160多篇，出版专著和翻译书15本。

秦仁昌是中国蕨类植物学的奠基人，是作出卓越贡献的世界蕨类植物系统学权威之一。正如美国蕨类植物学权威科泼兰特1947年在其巨著《真蕨属志》一书的序言中所说：“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秦仁昌不知疲倦地为中国在科学的进步中赢得了一个新的地位。”秦仁昌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为中国和世界的植物学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898年1月16日　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

1914—1919年　在江苏省第一甲种农校学习林业。

1919—1925年　在金陵大学林学系林科毕业，获学士学位。

1924—1925年　任国立东南大学理学院生物系植物学助教。

1926—1927年　任中央大学理学院生物系植物学讲师。

1926年　访问香港植物园标本馆。

1927—1932年　任南京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植物部主任。

1929—1932年　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植物学博物馆进修；访问了瑞典、德国、法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标本馆，并在英国皇家植物园标本馆和大英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

1932—1934年　任静生生物调查所研究员兼植物标本室主任。

1934—1938年　创建静生生物调查所庐山森林植物园并任主任。

1938—1945年　创建静生生物调查所云南丽江植物工作站并任主任。

1941—1944年　任农业部丽江金沙江流域国有林区管理处主任。

1945—1948年　任云南大学生物系和森林学系教授兼主任。

1948—1950年　任云南省建设厅农业改进所所长。

1950—1954年　任云南省农林厅林业局副局长。

1955—1979年　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兼植物分类与植物地理学研究室主任。

1979—1986年　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顾问。

1986年7月22日　病逝于北京。

1　Ching R C．Some New Species of Ferns from Kwangsi．Sinensia，1929，1（1）：1—13．

2　Ching R C．The Monograph of Chinese Ferns．打字本，1930，450页，存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图书馆．

3　秦仁昌．中国蕨类植物图谱，第一、二、三、四卷．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1931，1934，1935，1937．第五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中国蕨类植物图谱（1-5卷合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4　Ching R C．A Revision of the Chinese and Sikkim—Himalayan Dryopteriswith Referenceto Some Species from Neighbouring Regions．Bull FanMem Inst Biol Botser，1938，8（4）：157—286．8（5）：275—334，pl．6—7．8（6）：363—507．

5　Ching R C．On Natural Classification of the Family u2018Polypodiaceaeu2019．Sunyatsenia，1940，5（4）：201—268．

6　Ching R C．Report of the Expedition in Southern Mongolia and KansuProvince，China Contr U S Nat Herb，1941，28（4）：573—593．

7　秦仁昌．中国的铁线蕨属以及邻邦有关种类的研究．植物分类学报，57，6（4）：301—355．

8　秦仁昌．原始观音座莲属的正误研究．植物分类学报，1958，7（3）：201—224．

9　秦仁昌．中国植物志，第二卷，蕨类植物门，瓶尔小草科—条蕨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10　秦仁昌．关于胡杨林和灰杨林的一些问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自然条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173—200．

11　秦仁昌．亚洲大陆的金星蕨科的新分类系统．植物分类学报，1963，8（4）：289—335．

12　秦仁昌．关于蹄盖蕨科的一些属的分类问题．植物分类学报，1964，9（1）：41—84．

13　秦仁昌，王铸豪，吴兆洪．海南植物志，第一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64．

14　秦仁昌．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第三册（杜鹃花科）．北京：科学出版社，1974．

15　秦仁昌．中国现代蕨类植物地理分布概况——《中国蕨类植物孢子形态》第一章．北京：科学出版社，1976．

16　秦仁昌．中国蕨类植物科属系统排列和历史来源．植物分类学报，1978，16（3）：1—19．16（4）：16—37．

17　秦仁昌．喜马拉雅—东南亚水龙骨科植物的分布中心．云南植物研究，1979，1（1）：23—31．

18　秦仁昌，武素功．西藏植物志，第一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

19　Ching R C．Problems in Indian Ferns．Indian Fern Journ，1984，1：47—50．

20　秦仁昌，邢公侠．中国植物志，第三卷第二分册，蕨类植物门，蕨科—水蕨科．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

秦仁昌院士是中国蕨类植物学研究的奠基人，被国际同行誉为“中国蕨类植物之父”。早在1929年就发表了中国人研究中国蕨类植物的第一篇论文，并于同年只身到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跟随当时世界著名蕨类分类学大师C. Christensen教授学习，后来又在伦敦的邱园植物标本馆和自然历史博物馆进行了长期研究，期间也到过斯德哥尔摩、柏林、巴黎、维也纳、布拉格等作短期访问。

1930年秦仁昌系统地总结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蕨类植物研究的成果，完成了一部中国蕨类（真蕨类）专著The Monograph of Chinese Ferns， 该书稿约有70多万字，包括11科，86属，1200多种。遗憾的是，该书未曾正式出版。

1932年秦仁昌回国时带回了18300张在邱园标本馆拍摄的中国蕨类和种子植物的模式照片，为国内学者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奠定了和促进了中国植物分类研究的进程。自1929年开始，秦仁昌基于自己大量的野外采集调查和在欧洲主要标本馆对文献和模式标本的研究，针对中国及邻居地区的蕨类植物的分类学问题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发表了一系列分类学文章和专著，期间还出版了高质量的《中国蕨类植物图谱》5卷本（胡先骕，秦仁昌1930，秦仁昌1934，1935，1937，1958），建立了许多蕨类植物新科，发表了许多新属，大量的新种及新组合，对许多科属的植物进行了修订研究，如锡金—喜马拉雅鳞毛蕨属的研究（1936—38），金星蕨科（1963），蹄盖蕨科（1964）等等。

秦仁昌1940年发表的水龙骨科的自然分类（On natural classification of the family “Polypodiaceae”）一文，是上世纪国际蕨类植物系统学研究最具影响的论文之一。秦仁昌在Christensen（1938）对水龙骨科（广义的）的科下分类的基础上，大胆而科学地把一百多年来囊括蕨类种的90%以上，属的80%的混杂的水龙骨科划分为33个科，249属的系统方案，并提出了5条谱系线展示它们之间的系统发育关系，从而结束了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被胡克分类系统长期统治的影响，为现代蕨类植物分类系统迈向自然分类开创了新的历史局面。随后国际上相继出现的蕨类分类系统都受到了该文的影响，秦仁昌建立的许多科在国际上也普遍得到采用。秦仁昌因此荣获了荷印Rumphius生物学奖。1954秦仁昌又用中文发表了中国蕨类的科属分类系统，在国内广泛使用。秦仁昌院士完成的《中国蕨类植物科属的系统排列和历史来源》荣获1993度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该成果对当代蕨类植物，特别是分布于亚洲的蕨类植物的一些重大分类学问题进行了评论，提出了一个新的中国蕨类植物分类系统。将蕨类植物门分为5个亚门，63科，223属，阐明了科、属的起源及其演化关系。该系统比诸旧的蕨类植物分类系统更为合理，得到国际蕨类学界的普遍重视，许多科的分类得到国际上同行的采用，在中国植物志的编著和国内标本馆标本系统排列上已得到广泛应用。

除了在蕨类植物研究上作出卓越贡献之外，秦仁昌先生在对其它植物的研究方面也是深有造诣。他对杜鹃花的研究尤其值得一提。1929—1935年，秦仁昌赴云南及其他地区进行野外考察时，采集了大量的杜鹃花标本。并在1940年发表的Flora of lijiang和《云南三大名花》中详细介绍了分布在云南地区的杜鹃花种类。1970—1972年，秦仁昌对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馆藏的杜鹃花标本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鉴定，并在1975年出版的《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第3册中详细描述了280种我国杜鹃花属植物。凡经其查看过的有疑问的标本均作出注释。后人据其注释发表约20个新种，包括细瘦杜鹃（Rhododendron tenue）、卓尼杜鹃（R.joniense）、茂汶杜鹃(R.maowenense)、长管杜鹃(R.tubulosum)等。

秦仁昌1978年中国蕨类植物分类系统

1．Huperziaceae

2．Lycopodiaceae

3．Selaginellaceae

4．Isoetaceae

5．Equisetaceae

6．Psilotaceae

7．Helminthostachyaceae

8．Botrychiaceae

9．Ophioglossaceae

10．Marattiaceae

11．Angiopteridaceae

12．Christenseniaceae

13．Osmundaceae

14．Plagiogyriaceae

15．Gleicheniaceae

16．Schizaeaceae（Schizaceae）

17．Lygodiaceae

18．Hymenophyllaceae

19．Dicksoniaceae

20．Cyatheaceae

21．Monachosoraceae

22．Dennstaedtiaceae

23．Lindsaeaceae

24．Taenitidaceae

25．Hypolepidaceae

26．Pteridiaceae

27．Pteridaceae

28．Acrostichaceae

29．Stenochlaenaceae

30．Sinopteridaceae

31．Adiantaceae

32．Parkeriaceae

33．Hemionitidaceae

34．Antrophyaceae

35．Vittariaceae

36．Athyriaceae

37．Hypodematiaceae

38．Thelypteridaceae

39．Aspleniaceae

40．Pleurosoriopsidaceae

41．Onocleaceae

42．Woodsiaceae

43．Blechnaceae

44．Peranemaceae

45．Dryopteridaceae

46．Tectariaceae（Aspidiaceae）

47．Bolbitidaceae

48．Lomariopsidaceae

49．Elaphoglossaceae

50．Nephrolepidaceae

51．Oleandraceae

52．Davalliaceae

53．Gymnogrammitidaceae

54．Dipteridaceae

55．Cheiropleuriaceae

56．Polypodiaceae

57．Drynariaceae

58．Platyceriaceae

59．Grammitidaceae（Grammitaceae）

60．Loxogrammaceae

61．Marsileaceae

62．Salviniaceae

63．Azollaceae

时间地点

1923：浙江、宁夏、内蒙古、甘肃采集标本；

1924：福建，湖北西北；

1925：江苏、安徽南部、浙江采集，所采标本中有新属永瓣藤属MonimopetalumRehd.（卫矛科）；

1925—1927：浙江；

1926：江苏；

1928：到广西九万大山及西部凌云、凤山等地采集；

1934：江西；

1936：四川；

1937：夏季与曲桂龄一起到峨眉山采集；

1938—1939年到四川灌县采集；

1938—1955：由一些助手和纳西族人（如赵致光等等）在云南丽江、鹤庆、剑川、洱源、大理、漾濞、龙陵、腾冲、盈江以及其他一些县采集了大量的植物标本，其中新植物有64种（蕨类植物19种，种子植物45种）

1956—1957：新疆。任考察队队长，采集到埃及苹，盐桦（Betula halophila Ching）等稀有植物。

秦仁昌是国际著名的中国植物采集家之一，他所采之标本存国内及美、英、德、奥地利、瑞典等国一些著名标本室，从中发现有新属和新种，如新属叉序草属ChingiacanthusHand.—Mazz.=DidissandraClarke（漏斗苣苔属，苦苣苔科）、马尾树属RhoipteleaDiels et Hand.—Mazz.（马尾树科），秦氏蛇根草Ophiorrhizachingii Lo（茜草科）、秦氏荚蒾Viburnumchingii Hsu（忍冬科）等等。

秦仁昌贺兰山植物采集记略

秦仁昌著，华莱士译

摘要：

民国十二年（1933年）春，美国华府国立地理学会派吴立森氏（F.R.Wulsin）来华组织甘蒙科学考察团，分人文及动植物三组。余承东南大学陈焕镛、胡步曾两教授之介绍，主植物组事。自包头出发，经内蒙之大青山、河套、金沙滩、吉兰泰盐池等地，于五月初抵达阿拉善旗之定远营（王爷府），其东南有一大山曰贺兰山，横亘约二百里，为昔日宁夏与内蒙古天然分界线。余于五月十日前往山之北部采集植物，自哈拉湖沟入，经五子沟，王得林子沟，水磨沟而远北寺沟，为时凡七日，因时季尚早高处积雪未化，仅得早春著花植物标本百余种。全山景象，殊为干燥荒凉，其外表为尤甚，然入其内部高处，云杉及短叶松森林尚富，供宁夏及定远营两地之需，惜因滥伐无度，行见童山濯濯矣。

正文：

1923年，我参加了由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组织的内蒙—甘肃科学考察团。主要的一次植物采集是在定远营（又称王爷府）以南，贺兰山北部的西坡。根据我的采集记录和经由各国专家鉴定的标本，以下是自5月10日至5月16日的简要纪录。其中一套标本保存于斯密森研究院，采集植物名录由沃克博士发表于学会会报。

贺兰山位于黄河以北，地处宁夏—内蒙边界，呈东北—西南走向。位于定远营和银川两个重要城市之间。山的西北部由一些几乎平行的峡谷分隔，每个峡谷大约宽20—300码，长约14—40里不等，间有大致宽度的溪流而出，灌溉这山下的平原地带。

植物组考察的第一个地点叫做哈拉湖沟，从定远营衙门经过大约30里的一个缓坡和驴道，我们于5月10日到达沟口外约7300英尺的地方。沟内道路崎岖，间有巨石、溪流纵横。我们的驴子在这样的路上走起来非常吃力，徒步倒还可以忍受。沟口内几里路都是裸露的山坡，间或有一些云杉（Picea asperata）幼树, 谷底主要覆盖者几种有花灌木(Salix capreaL.、S. miscrostachyaTurcz.、Populus cathayanaRehd.)沟谷中每隔10—15里便有伐木人的小窝棚。

哈拉湖沟有两条岔道，一条在沟内13里处，往东南方向，叫五子沟。另一条往正北方向，叫王得林子沟，可以通向水磨沟。我沿着五子沟前行了约15里，爬上山脊，花了3个半小时爬到了12，200英尺。令我惊讶的是，距离其它山脊还有很远，估计海拔在15，000—16，000英尺左右。冰雪仍然覆盖者背阴的北面山坡和峡谷，10，000英尺以上的树林被冰冻的苔藓覆盖者，地面的腐殖质刚刚解冻，高处的山脊依然积雪。唯一的道路就是沿着几乎垂直的山坡上的伐木道，攀爬极为困难，砍伐的木材沿着山坡一直滚到谷底。哈拉湖沟南面的森林为云杉纯林，一直倒海拔14，000英尺，再往上，除了一些坚韧的低矮灌木几乎没有什么植被了。

第二天，我沿着哈拉湖沟前行10里，采集植物，然后，转向另一条岔道，王得林子沟。这条山谷坡度较昨日为缓，但同样崎岖难行。跨过突出的大石头时，驴子不断绊倒，我们不得不经常卸下驴子身上的负重。经过4个小时费劲地攀爬，到达11，200英尺的一个山脊顶峰。在一个伐木工窝棚里，我们休息了2个小时。右侧是一个圆形的山峰，大约15，000英尺，在它侧面有条山路供运木材的驴子将北坡砍伐的木材运到南边，再下山运到黄河岸边的银川。

在下山前往水磨沟的途中，我们穿过一片云杉密林，这是一条与王得林子沟近乎平行的贺兰山最大峡谷，有40里长。在峡谷尽头，又与另一个朝向东北的山谷相连，其长度未知。

水磨沟尽头甚为崎岖，我们又续行8里，日落前宿于另一处伐木者窝棚旁。帆布床、包被褥的包袱和一些标本夹都在日间行走于崎岖道路上时磨坏了。

水磨沟与先前经过的峡谷有着显著的区别，这里全部是油松（Pinus tabulaeformisCarr.） 纯林，而并非云杉，不知如何解释这种变化。Populus tremulaL.常见于低处山坡，常与松林形成混交。两条峡谷林下的灌木较相似，只是水磨沟的紫丁香Syringa oblatavar.giraldii（Lemoine） Rehder 为数较多，正值花期，开出大量的紫色花朵，令人愉悦的芬芳，随风飘荡，仿佛人间仙境。

午后，我们经过一个利用松树伐桩熬制松香的蒸馏锅。 这个蒸馏锅象个烧木炭的窑，是个埋在地下有5英尺深的圆柱，直径也有5英尺。侧边一个小洞，冒出浓烟，深褐色焦油一样半流体的树脂流进下面一个柳条筐。每个蒸馏锅大约可以容纳600斤砍好的木材，12小时出产60斤松香，就地销售，主要用来治疗骆驼的创伤。

在距离峡谷出口10里的地方，生长着大量亮花朵的黄刺玫(Rosa xanthinaLindl). 晚间，我们在那里宿营。

第二天，我们为雨水和寒冷所阻。直到下午，当风暴渐缓，高处的山上覆满积雪，我们被告知，即使夏天的雨季，也常常会如此。

水磨沟的峡谷出口距离另一个大峡谷—北寺沟，有40里远。我们经过了一个小峡谷—木清杨子沟，因为这里的植被与先前山谷较为相似，所以没有深入考察。北寺沟得名于山谷内有一座喇嘛庙。大约10里长，有道路可以通行，路上星散的种植着榆树（Ulmus glancescensFranch）. 周围的山也较低，大约8，000—10，000英尺。植被也较其它峡谷更为稀少。由于喇嘛庙的保护，这里的松树比水磨沟的要粗大的多。虎榛子（Ostryopsis davidianaDecaisne）在8，000—9，000英尺的山坡上形成一道稠密的灌木丛带。

5月16日，我们返回了定远营。

总的来说，贺兰山北部的西坡相当荒凉，但是在其高处和人迹较少到达的部分，还是有较多的云杉和油松。尽管这两种树的材质都较差，但事实上，自第一批移民迁居至此，砍伐是如此的彻底，以致于途中所见之树少有直径1英尺以上的。这里没有政府管制，任何人可以随意砍伐木材。这里砍伐的木材，绝大部分运往定远营。木头非常的便宜，尽管其它几乎任何物品都相当的昂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