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隆溪，男，四川成都人。当代著名文化学者、世界级华裔学术大师之一。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及考 古学院唯一健在华裔院士、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及韦斯利大学杰出学人讲座教授。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为“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198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83年赴美留学，1989年获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曾先后师从于杨周翰、钱钟书、朱光潜诸教授。同年受聘于加州大学河滨校区，任比较文学教授。1998年起，任香港城市大学比较文学与翻译系讲座教授兼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范围包括英国文学、中国古典文学、中西比较文学、文学理论及跨文化研究。主要著述有《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评述》、《道与逻各斯》、《走出文化的封闭圈》等，在海内外学术界享有盛誉。《中华英才》杂志赞誉其为“中西方文化的摆渡者”。

　　作为四川人的张隆溪，名扬国内外学界，其早年的一部作品还被收入“川籍学者文丛”。1947年出生于四川成都的他，从小学到高中，都成绩优异，名列前茅。可是当他1966年中学毕业时，却刚好赶上“文革”开始，陡然间失去了继续求学的机会。1969年，从成都九中高中毕业的他与成千上万的“老三届”知识青年一样，插队到了四川凉山州德昌县茨达公社，在荒僻遥远的大山里，一呆就是3年。 看似单纯却十分复杂的下乡生活，磨练了青年张隆溪的意志，也激发了他在逆境中求知的欲望。但那时的张隆溪并不孤单，与他一起插队的还有好几位中学同学，其中包括后来执导电影和电视剧的著名导演谢洪。 那段知青的苦读生活对张隆溪影响至今，多年以后回想那些艰难的岁月时，他颇有感触地说，“在困苦中仍然有对知识的热烈追求，在贫乏中仍然有精神的慰藉，既有痛苦，也有欢笑，实在永远也不会忘记。” 1972年春天，张隆溪遇到了返城的机会，但是以招工的名义。这已经让他足够兴奋，因为与偏僻的德昌相比，在省城成都，他可以有更多的阅读机会。 在运输公司的岁月里，张隆溪结识了一位与他年龄相仿的工友，他知道张隆溪喜欢外文，如饥似渴地看书，遂自告奋勇为他借到了一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张隆溪颇感惊讶。这位工友遂直言相告，这本书是他一位叔辈收藏的，这位叔辈听说有年轻人喜欢英美文学，便让这位工友带话，借书给张隆溪的条件很简单：希望张隆溪翻译一首诗给他看看。 无疑，张隆溪的笔译博得了老先生的首肯。在工友的引荐下，张隆溪得以认识了这位工友的叔辈——曾经在《中央日报》担任过记者的欧阳子隽先生。欧阳先生为张隆溪提供了大量的阅读书籍，甚至还对张隆溪大开方便借阅之门——“我这些书就是你的书，你任何时候都可以来读。”在欧阳先生的支持下，张隆溪的求知欲望大大获得了满足。 当然，这位对张隆溪起着重要意义的工友也非等闲之人。虽然他没有和张隆溪一样走上文学道路，但是却凭借着自己非凡的艺术悟性与对于美术的热爱，崛起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雕塑界，终于成为当代中国最重要的美术家之一。他就是“汶川大地震雕塑公园”的倡议者，现为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委员的著名美术家朱成。 “70年代初在成都相当特殊的环境里，尽管没有学校提供条件，没有老师指点，我却由于结识了欧阳子隽先生而读了不少英国文学名著。我永远感谢欧阳先生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为我打开书的宝藏，提供精神的食粮，这对于我后来的发展，的确起了关键作用。”张隆溪回忆说。

　　1977年11月，全国恢复高考。这个消息对于“蛰伏”多年的张隆溪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没有上过大学的他，在川大副校长谢文炳的鼓励下，并不满足于只参加高考，而是想以“同等学力”考生的身份，参加“文革”后第一届全国研究生入学资格考试，当时他的志愿是四川大学外语系。 此时的张隆溪，因为有人介绍，把一种新制药物的说明书翻译成英文，所以已被调入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生物研究所做翻译，并已翻译了两本科普读物。他自我感觉考上川大外语系没有大问题，但是他又觉得川大外语系的方向是语法学与英语教学，而不是英美文学。当时只有北京大学招收英美文学的研究生。一个念头在30岁的张隆溪脑海里腾起：我到底要不要改考北京大学的硕士呢？ 多年以后，张隆溪回想自己当年的选择，都觉得有些莽撞。但是，这勇气除了来自于自己的自信之外，更是来自于妻子——当时还是女朋友的支持。女友当年那句“如果不去试，你怎么知道自己能不能考上北大？去试过了，才免得将来后悔”，坚定了张隆溪向北大冲刺的信念。 当时，张隆溪在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生物研究所做翻译工作，而分院院长是兼任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马识途先生，他读过张隆溪翻译法国历史家泰纳著《英国文学史》莎士比亚的一章，很赏识张隆溪的才能，愿意为张隆溪向北大咨询一下相关的招生政策。马老将张隆溪的英语习作转给了自己当年的地下党同事、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的许师谦，因许教授并非英文专家，他又将这篇习作转给了北京大学西语系，博得了西语系主任李赋宁教授的首肯。 许师谦教授马上给张隆溪写信，要他改报北大。收到信后，张隆溪异常兴奋。直到现在，当他回想起那段往事时，都觉得自己的选择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作为“文革”后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张隆溪在北大燕园五载，除了自己的导师杨周翰教授之外，还结识了两位让他终身受益的老师：朱光潜先生与钱钟书先生。蒙受3位学术前辈的亲炙，张隆溪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与幸福。在硕士毕业并在北大任教两年之后，张隆溪选择了赴美留学。与赵毅衡、赵一凡等学者一道，成为了上个世纪80年代出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文化先行者”。 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的几年，张隆溪又与史华慈、张光直等海外前辈学者有了深刻的交往，甚至对于餐饮文化颇有研究的张光直老先生，还时常带他去哈佛周围的餐馆一边讨论学问一边品尝美食。这一切使得张隆溪眼界大开，时隔多年之后，他对于当年的哈佛岁月仍有着极大的感情。 在美国，他结识了很多学界同行，在与这些同行的相互切磋砥砺之下，他从哈佛获得博士学位之后，遂受聘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几年之后，张隆溪凭借着自己在北大和哈佛打下的学术底子，与学农、务工时锻炼出的“坐冷板凳”的功底，使得自己很快在国际学术界拥有了一席之地。 香港回归后的第二年，张隆溪受聘香港城市大学，任香港城市大学比较文学与翻译讲座教授。此时的张隆溪，已经在海外出版了《道与逻各斯》、《强力的对峙》等多部学术专著，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学术影响。尤其是近10年来，张隆溪的足迹遍布欧美、亚洲各地区，又出版了多部英文著作和多篇学术论著，也在国内出版了几本著作，使其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东西海之间的思想摆渡者”。 2009年2月，又从遥远的斯德哥尔摩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张隆溪成为继冯至、夏鼐之后的第三位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及考古学院华裔外籍院士，也是目前该院健在的唯一的华裔院士。

　　为张隆溪从事的是颇为艰深的东西方哲学比较研究，尤其是对于“道”和“逻各斯”的研究在海内外享有盛誉，这种艰深的学术命题并非是每一个人甚至是每一个学者都可以理解的。 张隆溪的作品一直受到各方的关注、好评与热情的推荐。譬如，在亚马逊网站上就有读者为他特意撰写的书评，里面有这样一句：“张隆溪教授始终致力于探寻穿越u2018中国文学u2019这一丛林的路径，在方式上他借鉴于西方，但又不从属于西方。”这句话正反映了张隆溪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探索、求证的研究方式。 近年来，张隆溪成为国内最热门的文化学者之一。国学热、教育问题、中国形象、现代性进程中的文化力量——这些有时代意义的话题，都是张隆溪去努力关注、思考，并予以解读的学术难题。 作为一名文化学者，张隆溪对于中国文化有着一种特有的自信与热爱，他坚信文化作为“软实力”之于一个社会、国家甚至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一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文化是最主要的，文化可以说是一个脊梁骨，没有脊梁骨就没有发展，而科技的发展也是文化的发展。一个国家的发展最终还是依靠文化的发展”。 张隆溪，这个被许多记者认为“举手投足都很成都”的国际知名学者，他对于自己的国家有着难以表达的热爱与崇敬，而西方则是他曾经生活、了解并反思过的所在。因此，他数十年如一日地在东海与西海之间承担着“思想摆渡者”这一重任，虽历尽千辛万苦，但始终未曾有任何懈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