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作柏(1889年～1959年)， 中将，桂军高级将领，民主人士。生于1888年3月6日（清光绪十四年正月二十四）。俞作柏出生在一户耕读之家，先后在县立高等小学以及桂林初级师范学校就读。1910年的时候，俞作柏受到反清宣传的影响，秘密加入同盟会，成为了一名革命同志。

辛亥革命的爆发，使俞作柏下了投笔从戎的决心，他加入广西学生军参加北伐，后和黄绍竑、白崇禧等一起考入武昌陆军中学，又一起升入保定军校第三期习步科，又是一起回到广西陆军第1师当见习官，踏上了他军旅生涯的第一级台阶。

根据北洋政府陆军部的规定，军校毕业生在部队的见习期为半年，见习期满即可升为排长。可是在广西这个相对封闭落后的军队中，军官生普遍受到行伍旧军官的歧视。这俞作柏眼看自己见习都快满一年了，都没能成为排长，就决定另寻出路。俞作柏临走时，他的同学黄绍竑、白崇禧等都劝他再等等看，但俞去意已决，黄、白等人自然挽留不住。俞作柏没有想到，自己出走后的一个月，黄、白等人就进入了模范营当了连附，开始走上“正道”，如果俞也进了模范营，那么他将来的道路或许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俞作柏选择投奔的是林虎的护国军，林对于军官生的态度是热烈欢迎，当即就提升其级别，任命他为中尉参谋，并在一年后提拔为第7旅的上尉连长。1921年1月林虎所部改编为广西边防军第1路，俞作柏连在这个时候被编入第1支队，并认识了同在该支队当营长的李宗仁。

1921年7月林虎战败，就当俞作柏为自己的前途担忧之际，李宗仁的邀请为其指明了出路，就答应带着本部人马加入到新成立的粤桂边防军第3路，成为该路第1支队第1营营长，后又升为第1路统领。 俞作柏是个不愿长期寄人篱下的人，选择投奔李宗仁，其目的就是为求得生存，等到有其他机会时，就拉部队单干。当李宗仁任命两位支队司令的时候，俞作柏本以为会当上其中的一个司令，却没想被“外来户”的李石愚给抢了位子，谁叫人家李石愚在林虎的部队资历比自己高呢，俞作柏只得忍耐下来，并坚定了要择机自行发展。

黄绍竑的分家，使俞作柏的脱离成为了现实，在老同学、老同僚的邀请下，他二话不说，当即带着自己的两个营闪人了。俞作柏知道黄被沈鸿英任命为旅长了，如果带着自己的两个营过去，团长的位子肯定跑不掉，而且也能借此机会，将部队编成三个营。

但是他没想到，在第1支队司令李石愚的“追击”下，俞作柏实际带走的只有本部人马的一个营。本来是两营人马入了黄绍竑的伙，现到好，只剩一个营了，这使他在见到黄绍竑的时候特别尴尬。好在黄也没有说什么，依然任命他为第1团团长。由于自己只带走了一个营，那么以这个营为基础扩编的第1团也就只能先编两个营了，俞作柏就任命自己的亲信李明瑞为第1营营长，自己的亲弟弟俞作豫为第2营营长。

俞作柏之投奔黄绍竑，一来是自己早有离李之意。二来，如果黄发展的好，他可以继续在其麾下效力，并择机壮大实力，如果黄发展的不好，那么已经是团长的自己，也有了逐鹿广西的资本，无论怎么做都不吃亏。可是俞作柏又一次失算了。当他以全力协助黄绍竑解决黄炳勋和冯葆初两部人马后，黄却又重新寻求与李宗仁联合作战的路线。黄的这个决定，使俞作柏倍感意外，他没有想到，刚刚才从李宗仁那里脱离出来，现又要回去了？那他俞作柏在李、黄两人之中，成了什么角色？思之再三，他在黄与李的合作只是另一次谋略的前提下，向黄提出了乘机吞并李部的建议。

当黄绍竑严词拒绝俞作柏的提议之后，俞就明白了黄是真心要与李宗仁合作。那么自己该怎么办呢？就地脱离黄绍竑？可黄的实力很完整，并不是残部，自己脱离会有危险。他思之再三，还是决定跟着黄重新回到李宗仁的麾下。好么，这绕了一圈，又回去了。

李、黄的再次合作，使俞作柏明白了在乱世中谁都靠不住，只有靠自己的道理。对于勉强回到李宗仁怀抱的俞作柏来说，只有争取战功，扩编部队，加大影响力，才能使自己将来有独立的资本。于是在接下来的讨陆（荣廷）、讨沈（鸿英）、击唐（继尧）诸战中，俞作柏的讨贼军第1纵队（后改称广西陆军第2军第1纵队）皆卖力作战，其在联军的地位因此不断提高，俨然成为了一个在李、黄、白三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新桂系第四号人物。

随着俞作柏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他的存就逐渐威胁到新桂系的团结了。李宗仁和黄绍竑自然不会坐视不管，就在联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7军时，让只当了两个月都不到的第2旅旅长（原第1纵队改编）俞作柏改去搞军校，借此机会使他离开了部队。

俞作柏也不是傻子，什么搞军校培养干部啊，实际上就是要夺取他的兵权。可这个时候不能轻举妄动，因为当时的广西已经完全被李、黄所掌握，加上广东当局的支持，如果此时闹独立，等同于拿鸡蛋去碰石头，于是俞作柏只能忍气吞声的跑到南宁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去了。不过俞作柏虽然走了人，但是却以自己在军中的威望，全力举荐自己的亲信团长李明瑞接任旅长。而李、黄两人也不想将事情闹大，为了不使该部生变，也就同意了俞的要求，只要你俞作柏可以走人，一切皆可商量，毕竟北伐大业才是当务之急嘛。就这样，俞作柏虽然在南宁当他的军校校长，但是第2旅的一切行动，还是很及时的由李明瑞派人报告给他。

俞作柏是绝对不甘心长久当一个军校校长的。恰巧当时的东兰县闹起了由韦拔群领导的反对新桂系统治的农民运动，俞作柏就利用手中职权暗自支持，主动提供给他们一些枪支弹药，不久之后又赞助给鹏化民军一批枪支。不料这批枪支在农军船运到贵县时，被当地驻军发现，双方发生交战，致使农军死亡四十七人，此为“碧滩事件”。　 这件事的发生，使李、黄了解到俞作柏在后方的种种小动作，就干脆借着四一二清党的由头，将俞作柏定性为“支持共党闹事”，决定将其逮捕。好在俞作柏事先知道了风声，赶紧逃出南宁，这才脱离危险。此后，俞作柏遭到通缉，不得已避居香港。

俞作柏在香港闲居时期，积极地与中共人士往来，并在李立三等人的介绍下，参加了中华革命行动委员。“八一”南昌起义时，俞作柏被派为东江军事专员，前往东江策动起义，并接应南昌起义军的南下，但随即因起义部队遭到多路围攻被迫北上，俞作柏只得重新返回香港。

1929年4月的蒋桂战争，给了俞作柏复出的机会。蒋介石为了分化收买新桂系的一批实力派，就想起了在香港的俞作柏。蒋派遣代表找到俞，并表示只要他能策动桂军部分军队反正，就任命他为广西省政府主席，执掌广西的军政大权。对于如此优厚的条件，俞作柏自然十分乐意接受，当即策动自己的老部下李明瑞在武汉反水，给了新桂系一记沉重的打击，使李、黄、白的下野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

此后，李明瑞等反正部队率部返回广西，并收编黄绍竑第15军的残部为广西省警备军。1929年6月12日，俞作柏见李明瑞事成，就从香港返回南宁，正式通电就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和广西省警备军司令，其掌握广西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俞作柏虽然成为了广西的新主人，但是蒋介石并不信任他，就派遣了以郑作民为首的政工人员前往广西军队任职，暗中监视。俞作柏自然知道自己的处境，他就开始积极与中共合作，并在中共的帮助下，改组扩建了广西省警备军。 随着实力的迅速扩张，俞作柏开始错误的高估起自己来了。这不，连三个月都没到，他就公开支持汪精卫的反蒋运动，并于29年10月1日就任护党救国军南路总司令，率领李明瑞第15师、杨腾辉的第57师、吕焕炎的新编第16师，以及警备军所属各大队宣布反蒋。

俞作柏没有想到，这次踌躇满志的反蒋运动，只进行了短短四天就失败了。其主要原因是俞作柏在广西的根基不稳，加上在反蒋之前的各种举动被负责监视的政工人员及时报告南京。蒋介石就派人去拉拢不服俞作柏的杨腾辉和吕焕炎，并使他们的两个师宣布反俞。而本可仰仗的第15师也是问题多多，虽然第15师师长李明瑞是忠于俞作柏的，但所属旅长黄权、团长封赫鲁却先后反俞，就连视为嫡系的警备军六个大队也走了三个。这样一来，俞作柏手中只剩下六个团（大队）的兵力了，以此实力对抗蒋介石根本不可能。

俞作柏开始后悔了，他后悔当初没有听中共代表的劝阻，无奈错已铸成，只得和李明瑞等人跟随由中共领导的警备军三个大队退守龙州和百色。而到了龙州后，俞作柏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一方面部队少，另一方面经费也缺，在这种情况下，失败是迟早的事情。他就决定以前往香港筹集军费为由，让李明瑞和俞作豫留下指挥残部，自己闪人跑到日本“考察”去了。后来俞作柏又避居上海的法租界，与中共失去了联系。

俞作柏就这样离开了争夺新桂系老大的舞台，但是却加速了李宗仁重返广西的步伐。此后他再也没有回过广西，而留在百色的李明瑞和俞作豫则参与并组建了红军第7军和第8军，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革命道路。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俞作柏在全国抗战的一片呼声中重返军旅。但蒋记中央对于这位曾经的背叛者并不信任，只是名义上委任他为忠义救国军的总指挥，实际兵权则操控在军统头子戴笠的手中。俞作柏见这个名义上的总指挥再当下去也没什么意思，就灰心丧气的提出了辞呈，此后一直挂着军事委员会参议的名头，直到抗战胜利。

1946年7月，俞作柏正式退役并移居香港。1956年8月，他选择返回大陆，在广州定居。俞作柏的回归，在当时受到了人民政府的热烈欢迎，并任命他为广东省参事和省政协委员。1959年2月26日，俞作柏因膀胱癌不治在北京去世。

俞作柏（1888—1959）

生于1888年3月6日（清光绪十四年正月二十四）。广西北流人，字健侯，号柏坚。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毕业。

1916年8月军校毕业后派任广西陆军第1师（师长陆裕光）第2旅（旅长翟汉华）第3团（团长谭儒汉）少尉见习官。

1917年4月出任广东陆军第2军（军长林虎）中尉参谋。

1918年4月升任第7旅（旅长李思广）第13团（团长何文圻）上尉连长。

1921年1月所部改称广西边防军第1路（司令林虎）第1支队（统领黄业兴），仍任上尉连长。7月所部编入粤桂边防军第3路（司令李宗仁），升任第1支队（司令李石愚）第1营少校营长。

1922年5月所部改编为广西自治军第2路（司令李宗仁）第1支队（司令李石愚）第1路，升任中校统领。8月所部改称广西陆军第5独立旅（旅长李宗仁）第1支队（司令李石愚）第1路，仍任中校统领。

1923年2月调升广西陆军第8独立旅（旅长黄绍竑）第1团上校团长。7月所部改称广西讨贼军（总指挥黄绍竑）第1团，仍任上校团长。

1924年7月升任讨贼军（兼总指挥黄绍竑）第1纵队少将司令。11月所部改称广西陆军第2军（兼军长黄绍竑）第1纵队，仍任少将司令。

1926年3月所部编入国民革命军第7军（军长李宗仁），改任第2旅（辖两团）少将旅长兼学生队队长。5月1日调升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南宁分校）中将校长。6月5日兼任广西省政府（兼主席黄绍竑）委员。

1927年4月因“清党”受到牵连被迫辞职避居香港。9月参加中华革命行动委员会。10月任东江军事专员。

1929年6月12日出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同月20日兼任广西警备军中将司令。10月1日率部反蒋，任南路讨蒋军（辖第15师、第57师、新编第16师）上将总司令。同月5日被国民政府免职。11月因反蒋失败再次避居香港。

1933年8月移居上海。

1936年12月25日叙任陆军少将。

1938年3月出任忠义救国军（兼总指挥戴笠）中将副总指挥兼教导第1团团长。7月升任忠义救国军（辖三支队）中将总指挥。

1939年10月调任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

1945年9月调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戴笠）中将设计委员。

1946年7月31日晋任陆军中将，退役后定居香港。

1956年8月移居广州。11月出任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

1957年2月当选政协广东省（主席陶铸）委员。

1959年2月26日在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