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英，原名蒋积英，号菊川，1898年11月6日出生于江苏省昆山县(今昆山市)一个世代书香之家。父亲蒋璧是该县头名秀才，为人正直，善诗词书法。他从小却酷爱花草树木。1917年他从苏州晏成中学毕业后，被送进上海沪江大学文学院。在这里，他除学好文科的课程外，最感兴趣的还是那千姿百态的植物，经常在校外或校园内采集各种植物标本。1919年，他毅然中断了文学院两年的学业，于次年考取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森林系，立志开发祖国绿色宝库。1925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金陵大学农学院森林系，以《花的进化史》论文获得由美国纽约大学颁发的林学士文凭。

　　1926年，蒋英带着大学时采集的两千号植物标本和一大箱书，到安徽省安庆农业专门学校任教，讲授造林学、土壤学、森林保护学和植物学等课程。不久，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迅速波及江苏。1927年，蒋英为爱国热忱所驱使，放下教本，投身到革命洪流中。他回到昆山，与陆传镛一起组织农民协会，并担任昆山县农民协会主任。1928年3月经秦仁昌介绍，蒋英到广州中山大学理学院生物系任教，兼植物研究室研究人员。此后，他一连两年在广东珠江支流的东江、北江、西江流域采集植物标本，先后到过30多个县。广州的白云山，乐昌的九峰山，从化的三角山，英德的温塘山及博罗的罗浮山等都留下了他的足迹，高要的鼎湖山更是他常到的地方。

　　1930年2月，经秦仁昌教授建议，蒋英被调到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任技师，担任植物标本室主任，兼江苏、江西、云南、贵州等地植物调查队队长。

　　1933年7月，应中山大学理学院院长陈焕镛的聘请，蒋英又回中山大学任教，协助陈焕镛为发展农林植物研究所开展科研工作。抗战八年，他随着中山大学辗转迁徙。1937年12月，他和陈焕镛等人一起，将农林植物研究所全部植物标本迁运到香港保存。后与陈少卿、梁宝汉等一批人从广州湾(现在的湛江市)进入广州，随中山大学农学院搬迁云南，后又搬迁到湘粤交界的宜章县栗源堡。

　　1941年春，荷兰国立植物标本馆发来聘书，请蒋英为他们编写《马来西亚植物志》，蒋英复信婉言谢绝，并赋诗抒怀：“挥手光阴四十春，如云逸志浥清尘；还将白雪酬初愿，谢却黄金抱璞真”。表现了一位爱国科学家的情操和矢志为祖国编写植物志的愿望。

　　１９４２年２月，蒋英任中山大学农林植物学部主任兼农林植物研究所代理主任。在抗战大后方的艰苦岁月里，他出色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并积极开展植物研究所的科研工作，带着研究生在南岭山脉的莽山、衡山、阳明山一带采集标本，一个拥有４万多号标本的植物标本室又在这里建立了。后在广东坪石沦陷之前，他又将这批标本藏到２０多里外的坪游山村。抗战胜利后，将两处标本运到广州合并。

　　１９４６年春，蒋英受中山大学的委派去台湾考察。在台期间，他担任台湾林业实验所技正兼台北植物园园长职务。当时中山大学连他的薪金也不能按时寄发。但是，为了科学事业，他每餐只吃点稀饭，东拼西借，凑了千把元法币，买了一些廉价的电影胶卷，在８个月时间内，费尽心机拍下了台湾植物新种模式标本１６００多张，收集了一千多本图书和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把这些标本资料全部献给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成为编写《中国植物志》的珍贵资料。此外，蒋英在台湾大学研究期间，还对该校搜藏的植物标本学名，做了不少订正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蒋英继续在中山大学任教。院系调整后，他先后在华南农学院、广东林学院、中南林学院、广东农林学院和华南植物研究所任教授、研究员。他是广东植物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植物志》编委会顾问，中国植物学会名誉理事长，曾当选为第二届广东省政协常务委员，第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旧中国的高等教育（包括农林高等教育）带有半殖民地色彩，有些院校采用外国教材和用英语讲授。蒋英意识到长此下去对中国农林科学极为不利。于是，他发奋编写中文教材。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后，他担任华南农学院林学系植物学教研室主任，主讲植物分类学、树木学和植物学等多门课程，努力联系中国实际，不断把科研中得到的新资料，充实到教学内容中去。在教学工作中，他还认真学习有关生物化学、细胞学等方面知识，充实到植物学、树木学和植物分类学的教材中。华南地区农林大学都在较长时间内使用他编的教材或参考书，为华南地区哺育了几代农林科技人才。

　　蒋英在教书和编书过程中，深感植物名称的重要。他常对学生说：“不知道植物的名称就不会认识事物。”虽然我国古代书籍如《诗经》、《尔雅》、《救荒本草》、《本草纲目》、《群芳谱》、《植物名实图考》及各种医药、农、圃、说文书籍及数千省、县志书都载有植物名称，但这些中文名称应用到科学上来，还远远不够。古籍上的名称无实物为证，有图可稽者不多，且多为常见植物，深山僻野尚有许多无名的植物，所以俗谚有“草木无名”之说。如两广茶科共２２０种，真正有中名的仅１６种而已；又如１９３５年蒋英研究广东番荔枝科植物共６２种，中名方面通用及古籍有名者仅２种而已。其余如紫玉盘（Ｕｖａｒｉａ ｍｉｃｒｏｃａｒｐａ），蚁花（Ｍｅｚｚｅｔｔｉｉｏｐｓｉｓ ｃｒｅａｇｈｉｉ），澄广花（Ｏｒｏｐｈｅａ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银钩花（Ｍｉｔｒｅｐｈｏｒａ ｔｈｏｒｅｌｉｉ），嘉陵花（Ｐｏｐｏｗｉａ ｐｉｓｏｃａｒｐａ），瓜馥木（Ｆｉｓｓｉｓｔｉｇｍａ Ｏｌｄｈａｍｉｉ）等等都是蒋英创立的名称，５０多年来一直被全国普遍使用。其他经蒋英创立的各科植物名称更多，如中国夹竹科、萝藦科植物共４２１种，真正通用及古籍有名者仅２１种，其余４００种也是蒋英首次创立。为了教学和科研生产的应用，蒋英参阅了大量文献资料，编订了《两广乔灌木名录》，共有５０００多种名称，有中名、土名或别名和拉丁学名，由广东林学院（１９６２年）刊行，至今仍有科学价值。

　　蒋英讲授树木学和植物分类学课程时，主张在讲课前集体备课，一人宣讲，这样可以充实内容、条理清晰，也可以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和学生的学习效果。他和教师们一起认真研究改进教学方法。早在宜章栗源堡时期，为了上好农学院学生的植物学课程，蒋英及其助手带领学生赴郊外，手提小黑板，挂在适当地点，将采到的植物标本，扼要介绍，使学生获直观效果。他创造了“陈列辅导”教学法。这种方法是在学期结束前夕，把课程和实验的全部内容，用各种直观教材、挂图、显微镜照片、生活标本、蜡叶标本等，连同说明、讲义分门别类陈列展出，辅以解说，就象举办展览会一样。他住在陈列室里，几乎整天充当“讲解员”。这种教学法能使学生系统、深刻地掌握植物学知识。在１９５２—１９５７年学生考试成绩评比中，植物学、树木学和植物分类学课程都是名列前茅。植物学教研室被评为广州地区自然科学先进单位，蒋英也两次被评为教学先进工作者。后来，“陈列辅导”教学法由高教部在《高等教育通讯》上介绍推广，各地许多高等学校都派人前来参观学习。

　　植物标本是研究植物分类学和树木学的基本资料。蒋英为了采集标本，踏遍青山觅宝藏。１９３０年２月，他带着科学调查队，从綦江人贵州省境内。第一站是桐梓，在那里驻扎一个多月，每天带着干粮上山，早出晚归。后南下经遵义、息烽到贵阳。以贵阳为中心，先到贵州省东南部和南部的贵定、都匀、独山、荔坡、平塘、罗甸、安顺一线，然后挑着标本转回贵阳。再从贵阳去贵州省西部的黔西、毕节一直到靠近云南的草海。最后到贵州省东部的施秉、镇远、玉屏、铜仁江口、印江、湄潭等地，然后转到遵义，再经桐梓人川。在川采完标本后，顺长江东下返回南京。

　　此行历时一年零两个月，生活非常艰苦，每天仅吃些简单的饭菜，有时甚至连饭都吃不上；住的是破庙和茅棚，不管刮风下雪，不管日晒雨淋，天天翻山越岭，辗转跋涉在６０多个县的深山老林或悬崖峭壁之中。在这次采集到的各种植物标本中，有许多是前人没有认识的植物，还发现了许多稀有名贵植物。如在贵州、四川交界梵净山中的“长苞铁杉”就是这次在海拔２３００多米高的山顶上发现的。他们在结冰的树上剪下冻枝，用火烤融化露出枝叶，经鉴定证明是松科铁杉属新种。从此，长苞铁杉在我国植物志上才占有一席位置。在独山县一个叫丹林的林荫里，他们还发现一种叶子象漆树，果实象榆树的乔木，采集了４０多个花、果、叶标本和锯下４０多个圆盘木材标本。这种被誉为“千花树”、“漆榆树”的树木，后经鉴定是我国特产的马尾树，为新科、新属、新种，是速生优良树种和造纸好原料。

　　１９３１年５月，蒋英继续带领科学调查队向江西进发，从九江经南昌、安义、奉新、高安、万载等地，转回南昌，再向临川、崇仁、宜黄、永修一带，然后登上庐山。

　　１９３３年春，蒋英带着助手黄志、陈少卿等人经越南到达昆明，计划去西双版纳采集。这次入滇，他收集了大量科学资料和标本。雇了当地３５名挑夫随行运送标本和仪器。不料被挑夫偷走了蒋英的衣服、照相机、放大镜和５０００元滇币，使他在经济上和物质上遭到重大损失，只得中止了这次西双版纳之行。途中，他意外地认识了昆明市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位主持人。这位主持人请蒋英到教堂演讲。蒋英讲到中国植物分类学上的混乱，以及植物标本、苗木和资料的大量外流等问题，还提到常驻云南丽江、大理一带的英国神父洛克，曾长年雇用３０多名壮汉采集动植物标本，寄往英、美，领取经费。最后，蒋英激动的说：“明朝李时珍著《本草纲目》，比西方植物分类学创始人林奈的《自然系统》要早一个半世纪。我们祖国漫山遍野的u2018绿宝石u2019，万万不能在我们这代人手里让洋人攫走。”蒋英的演讲，使那位主持人十分恼火，同时使在座中国人对英国神父洛克表示愤慨，甚至还痛骂不已。

　　为了觅绿色宝藏，蒋英整整６个年头没有进过家门；他的足迹走遍了半个中国的山山岭岭。采集到植物标本１７０００多号，如按每号１５份计，总共２５万多份，还有上千号的木材标本。这批标本，已成为编写《中国植物志》和研究中国植物区系及地理分布等学科的珍贵资料和财富。

　　１９５１年，蒋英被委任为两广野生橡胶资源调查队队长。他带队到广西东南部的六万大山和十万大山，天天翻山越岭，寻找野生橡胶植物。后转往广东沿海一带，在斗门县三灶岛发现一种含胶量达３５％的优质野生橡胶藤，名为花皮胶藤。经过两年的辛勤劳动，他们摸清了华南地区橡胶植物资源情况，除花皮胶藤外，还发现了酸叶胶藤、红杜仲藤、毛杜仲藤、鹿角藤等多种含胶量高的野生橡胶植物，受到国家农垦部嘉奖。当时，蒋英感慨万千地说：“１９４３年，国民政府交通部和农林部要我组织一个湘桂粤汉铁路枕木供应勘查团，经过两年多的勘查，跑遍了湘南１２个县，写好《勘查纪要》送上去，结果却如石沉大海，更加证实当时政府并非有意开发植物资源，造福人民。”

　　５０年代末至６０年代初，治疗高血压病的蛇根木被外国垄断起来，禁止此药物向中国出口，即使要买一点蛇根木生物碱，每两要价９３７元。蛇根木是夹竹桃科萝芙木属植物。蒋英不相信在中国找不到蛇根木或近缘种。１９６１年，他经过８个多月的调查研究，终于在云南南部发现了野生的蛇根木。同时摸清了我国萝美木属植物资源，共有９个种，其中云南萝芙木、广西萝芙木、海南萝芙木是他发现的新种。经过临床试验，它们也含有丰富的可治疗高血压病的生物碱，副作用比蛇根木小。此研究成果为我国医药工业作出了贡献，也为中国人民争了一口气。

　　１９７３年，蒋英从国外文献中看到一种每年可长几米高的树—黄梁木。他立即翻阅了早年的调查笔记，查到我国广西十万大山等地有野生的黄梁木，便把文章译出送交有关部门，建议广西林业部门组织采集种子。现在，这种被誉为“奇迹树”的黄梁木，已被列为全国速生丰产树种。

　　１９７４年，蒋英来到广东从化温泉疗养院。一天，他从一位中医大夫处得知许多中药缺货，给治病带来困难，便主动组织了一个由医生和疗养员组成的中草药调查小组，到疗养院周围采集中草药，同时指导助手编写了当地草药的小册子，供疗养院医生和当地赤脚医生使用。以后又在这个基础上编写了一本记有１０００多种植物的《广东从化地区经济植物简编》。

　　研究中国夹竹桃科、萝藦科和番荔枝科植物编纂《中国植物志》

　　１９３３年，蒋英开始对夹竹桃科、萝藦科和番荔枝科植物进行系统研究，成为我国较早开始植物专科研究的植物分类学者。他先后发表了《亚洲夹竹桃目植物之研究》（１—５）、《广东番荔枝科植物》、《中国夹竹桃科植物一新属》、《印度尼西亚膜质藤属植物之研究》等多篇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从此，他的名字为国内外植物学家所熟悉。

　　蒋英认为夹竹桃科、萝藦科和番荔技科植物对中国技术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他献出了自己的几乎全部课余时间和假期，大力搜集这三个科的资料。多少年来，他为搜集过去失落的中国植物标本和邻国植物标本，特别是模式标本及原始文献，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他利用自己与各国植物学家和研究机构在学术交流中建立的友谊，先后向美、英、法、德、荷兰、瑞士、瑞典和东南亚各国共２６个国家借用或请他们代拍照片和抄打、复制原始文献资料，有时还自费向国外购回中国流落异国的许多模式标本碎片和照片。为了工作，他每天５点起床，有时整个白天在实验室解剖植物，晚上查阅有关书籍和摘录文献直至深夜。几十年来，他基本收齐了夹竹桃科和萝藦科植物的原始文献和模式照片或碎片。他把文献做成一式两份，一份归人植物标本室内，另一份留给自己研究，并按科属种做成两万多张植物卡片。１９３３—１９４９年，他主要从事这３个科的专属分类研究，并将发现的新分类群，先给予发表。《亚洲夹竹桃目植物之研究》（１—５），是蒋英对夹竹桃科和萝藦科植物的专科专属研究论文，文内有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植物新种、种的分布新记录、新组合和新异名，为编写《中国植物志》提供了主要参考文献。

　　１９５８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决定在１９８５年之前完成出版８０卷中国植物志的任务。蒋英被聘为编委，毅然接受了两卷的编写任务。他勤奋工作，每天清晨，戴着草帽，挂着背包，步行来往于华南农学院和华南植物研究所之间。每天行程１２华里，天天早出晚归，三伏酷暑，汗流浃背，一天也不知更换多少次布衫。１９７３年，在广州召开了“三志”会议（中国植物志、中国动物志和中国微生物志），蒋英受到了极大鼓舞，认为应珍惜有生之年，倾注全部心血，努力写好植物志，给祖国后代留下一把打开绿色宝库的钥匙。

　　蒋英治学严谨，在编写植物志工作中，对每一个植物分类群名称、形态和植物各器官，都经过认真细致考证，一丝不苟。为了纠正外国专家在我国罗布麻属植物分类上的错误，他详细解剖了我国该属植物各个器官，花了一年半时间才得出结论。我国的鹅绒藤属植物，过去一些外国专家把它划为８个属。蒋英经过两年半时间深入研究，解剖了２０００多朵花，终于得出这个属各种植物的副花冠特征大致相似，应该归并一个属的正确结论。萝藦科的花粉器是由花粉块、花粉块柄和着粉腺三个器官组成的总体器官，过去所有书籍把这个总体器官，称为花粉块，这是不恰当的。蒋英把它改为花粉器［Ｐｏｌｌｉｎａｒｉｕｍ（ｐｏｌｌｅｎ—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他的夙愿实现了，《中国植物志》第６３卷终于在１９７７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蒋英看到这本自己几十年心血的结晶，感概万千，在新书赠阅本的扉页上写下一首七律，其中四句是“植物图经八十卷，葱笼大地斐成章；……耄年自喜心犹赤，渭水才惭尚父姜。”这本书是一部概括我国夹竹桃科、萝藦科植物的种类、分布、经济价值、用途及植物进化的科学著作，记载２个科，６个亚科，９１属，４２０个种，６６个变种；其中１个亚科，６个属，１６７个种，３０个变种，是蒋英发现和创立的。同时纠正外国专家关于这两个科分类上的错误共１６０多处；取消和更正法国Ｈ勒威依（Ｌｅｖｅｉｌｌｅ）的错误４０多个；澄清并归并德国Ｒ．施累希特（Ｓｃｈｌｅｃｈｔｅｒ）的一个萝藦属（Ａｐｈａｎｏｓｔｅｍｍａ）；瑞士Ｆ．马格拉夫（Ｍａｒｋｇｒａｆ）一个狗牙花属（Ｐａｇｉａｎｔｈａ）；苏联Ｅ．Ｇ．普比其莫娃（Ｐｏｂｅｄｉｍｏｖａ）一个鹅绒藤属（Ａｎｔｉｔｏｒｉｃｕｍ）；法国Ｍ．皮雄（Ｐｉｃｈｏｎ）的纽子花属（ｐａｒａｂｅａｕｍｏｎｔｉａ）、长珠节属（Ｐａｒｍｅｒｉｏｐｓｉｓ）、鳝藤属（Ｆｏｒｍｏｓｉａ）三个属；美国ＲＲ．伍德森（Ｗｏｏｄｓｏｎ）的罗布麻属（Ｔｒａｃｈｏｍｉｔｕｍ）等。这卷书大部分是药用植物及工业原料植物，可为农、林、牧、副、医药、工业、环境保护和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基本资料。这卷书比较突出的是按照植物系统发育的进化规律排列，并提出其进化理论。图版较多，包括详细的解剖图。因此，这卷书出版后，得到国内外植物学界的重视和好评。《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审稿的评语指出：“这是一部巨大创作，是蒋英教授积数十年的努力钻研成果。描述形态构造方面，配合图版，作了系统的分析，十分清楚，使读者很容易了解，并且在每属种方面，说明其经济用途，十分详细。总的来说，这本著作无论在科学内容方面，还是在实用方面，均具有高度水平，“１９７８年，英国爱丁堡植物学杂志发表的一篇整理有关植物标本名称的论文，在夹竹桃科和萝藦科中，声称全部根据取之《中国植物志》第６３卷。１９７８年，蒋英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并受奖。该书也荣获１９７９年林业部科技成果一等奖和１９８２年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