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泸县人。出生在一个酿酒世家。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是年秋任四川泸县中学校长。青年时即梦想兴办实业，以实业为后盾进入政界，这在军阀混战的民国时期，无疑是具有进步性的政治思想。1927年受 王陵基的赏识并被重用，被任命为重庆铜务局事务所所长，因扭亏为盈而名声远播，被 刘湘挖去承办21军财政。刘航琛上任后，一改军阀强索硬派的封建掠夺，采取“加重税捐、争取盐税、整顿特税”之方法，以求“苛而不扰”，广收厚利，从财政上有力地支持了刘湘独霸全川的梦想。1935年任国民党重庆行营财务处副处长，翌年任四川省财政厅长。长期奔走于重庆与南京间，调处刘湘与蒋介石关系。1941年后任国民党政府粮食部特派员、政务次长兼四川粮食储运局长，兼任川康平民商业银行董事长，川盐银行董事长以及重庆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四川水泥厂等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1947年任国民党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立法委员。1948年任西南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曾为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积极奔走。1949年6月任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部长。是年底退往台湾。1975年9月病死于台北。

　　刘航琛，四川省泸县人，生于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中药业世家，举家信奉天主教，取教义中“我爱人人，人人爱我”之意，唤药铺为爱人堂。其祖父刘敬亭曾购得蒸馏器一套，并用于提取药材、花草中的有效成分和香精，发明出了一种有花香的低度甜酒，取名为“百花酒”。“百花酒”一经投放市场，便大受欢迎，刘敬亭便开设酒厂，推出兰花、玫瑰等不同香型的甜酒。酒厂大获成功，成为刘家的主要产业。

　　刘航琛之父刘子休执掌企业后，因与泸县天主教堂法籍主教交厚，主教将清政府对四川历次教案的赔款，存于爱人堂。刘则利用这笔巨款，大肆扩充“爱仁堂”业务，并向法国人学得酿造花酒技术，取名“露酒”，独创一格地由瓦罐改用玻璃瓶装酒。在泸县酒业中，遂以露酒闻名，仅亚于当时名曲“温永盛”，获利甚丰。刘子休还推出了日后著名的白酒—泸州大曲。爱人堂酒厂的成功使刘家从小作坊主一跃而为泸县富豪。

　　1916年，少东家刘航琛考上北京大学理科预科，三年预科结束后，转入北大经济系。八年的大学生涯，为其后来在财政、金融方面的纵横捭阖打下了基础。刘航琛在北大曾以携妻就读、逛八大胡同、豪赌、拒参加五四运动等怪行为同窗所侧目。刘航琛信奉实用主义，对俄式革命不以为然，认为要强国，必先振兴经济，所以和当时“要救国就必须讲政治”的主流观点背道而驰。当时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都意识到光凭帐下一群武夫，无法达到其独占四川的目的，分别遣使前往北京，在大学生中网罗川籍人才，刘湘得到了何北衡、范崇实等人，刘文辉则得到了宁芷村。对于军阀们的延聘，刘航琛一口回绝。

　　1923年，刘航琛北大毕业回乡任泸县中学校长，并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改革尽管举得了一定成效，也为学生们所拥戴，但由于被他解聘的一批守旧无能的教员对他大泼脏水，捕风捉影，呈文上告，最终刘航琛穷于应付，辞职赴渝，做起了爱人堂重庆分店的少东家。不久刘子休病危，死前重述了刘氏家规—不得做官，并立遗嘱，将家产一分为二，平分于刘航琛与其长姐刘茂先。对这份有悖传统的家产分割决定，刘航琛毫无意见，以其姐经营爱人堂驾轻就熟为由，将自己名下的一半家产也交予刘茂先打理。刘航琛在泸州过起游手好闲的生活，并因赌博与驻扎在当地的两位川军师长结识。军阀们要拉他从军做顾问，刘航琛深觉不妥，留书一封，以打理重庆业务为由，逃离泸州。

　　1926年四川军阀刘湘再度控制重庆后，设有烟酒税征收局，由原但懋辛军的参谋长兼副官长王旭东之兄王用九任局长，把玻璃瓶装酒一律视为“洋酒”，按机制酒类征税条例课以重税。“爱仁堂”的瓶装露酒，即按洋酒课征，刘航琛特为此事来重庆申诉，他递给王用九的呈文中，有这样一段话：“钧座所订规章，不问酒之洋不洋，只问瓶之玻不玻，若如钧座穿西装，着革履，遂谓之为洋人，可乎?”王用九阅后大怒，立即查封“爱仁堂”重庆分号并要逮捕刘航琛究办。刘航琛不得已求助于老同学何北衡，何北衡此时任21军政治部科长兼巴县县长，在政、商两界十分活跃。在何北衡的斡旋下，由21军第三师师长王陵基出面解决此事，但前提是刘航琛出山给王陵基做顾问。酒税风波使刘航琛大受，他意识到在这样的社会，有钱无势，毫无安全感可言，从此他抛弃祖训，走上了亦官亦商的道路。

　　1927年春节，刘湘设宴犒劳21军军政研究所所有部属，该所为刘湘模仿黄埔军校而开办的一所军事政治学校，教材也以黄埔课本为蓝本。蒙王陵基推荐，刘航琛在该所担任政治历史教官。身穿长衫的刘航琛是席上惟一未着军服者，可能是这个原因，刘湘坐到他的旁边，当刘湘得知刘航琛为北大经济系毕业生时，眼睛一亮，热情地称之为“航琛兄”，并“礼贤下士”地邀请他参加四川督办公署的经济会议。从此二刘结识，两年后刘航琛正式成为刘湘的重要幕僚，在刘湘统一四川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可谓刘湘之“萧何”。

　　1928年，王陵基兼任局长的铜元局已经亏损四十五万两银子，心急火燎的王陵基找到刘航琛，请其帮忙整顿铜元局。就任局长后的刘航琛发现亏损是经营不善所致，一方面原料不足，导致开工不足，人工和开销大量虚耗；另一方面，重庆铜元局铸造的铜元比其他军阀铸造的同样面值的铜元大一倍，等于为人作嫁。于是刘航琛到处筹款，从银行家杨粲三那里高利借得八百万两白银，用以购进铜料，并毁去大钱铜模，改铸小钱。三个月后，除偿还杨粲三本息、弥补亏空外，重庆铜元局还净余白银几万两。这样一来，迅速扭亏为盈，第一年的赚项以银元计就达40余万元之多。为刘湘的财政增添了一项巨大收入。

　　1927年，刘湘的财政负债已高达八九百万元，1928年，刘湘与杨森交战获胜，地盘扩大到二十八县，军队增至七万多人，但仍严重入不敷出。为此，于1929年刘湘起用刘航琛主管财政。刘航琛主动与刘湘约法三章：如果刘航琛营私舞弊，刘湘对他有枪毙权；如刘航琛与刘湘有重大意见分歧，刘湘对他有罢免权；除此之外，财政由刘航琛全权负责，刘湘不得下手令提款，也不得干预他执行预算。当时刘湘的部下动辄持刘湘手令到财务处支款，而刘湘为了笼络部属，往往听之任之，使财政亏空雪上加霜。刘航琛想把规矩立在前头，以防后患。

　　刘航琛就任财长处长后，开始实施他向刘湘提出的聚敛之策—“如仍照从前办法，仅赖征收地赋，强派捐税，决不可能筹到巨款来扩充军队。根本之计，在于加重税捐，争取盐税，整顿特税。但仍有缓不济急之时，必须仿照南京政府发行公债，化远期款为现款，以应急需。同时利用金融界和商帮的实力，作为缓急相通，不必将他们当做强派硬索的对象”。刘航琛一上任就精简机构、合并税局，这些税局往往为刘湘亲信部属及其亲朋所把持，贪污中饱，如雁过拔毛，税款到达督办公署时，已剩六成。为减少阻力，刘航琛说服刘湘兼任捐税总局总办，但捐税总局又归刘航琛的财务处管理。在刘航琛的建议下，刘湘将所有的三十多个捐税局全部裁撤，合并为捐税总局。本来打算在总局成立典礼上捣乱的师长、旅长们，见刘湘是总局总办，便都打不起精神来。合并税局后的第一个月，21军的财政赤字便告消灭，还盈余一百四十多万元，第二月结余二百七十多万元，刘航琛如数上报于刘湘，并保证，今后每月上缴金额不少于此数。刘湘惊喜之余，用这笔钱在重庆建立了一所拥有最新设备的兵工厂，此厂在刘湘、刘文辉为争夺四川主导权的“二刘之战”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其后，刘航琛便把眼光放在了盐税上，盐税作为国税，本应上缴国库，但在军阀混战时代，盐税则是军阀们稳定、可观的一笔军费。在四川，自贡等产盐区为刘文辉控制，而川盐运销的重要码头重庆则在刘湘手上。刘航琛以21军代表身份与刘文辉24军代表张富安、宁芷村谈判，经过讨价还价，两军在重庆设立财务统筹处，张富安任处长，刘航琛任副处长，宁芷村任科长，平均瓜分盐税，双方各得二十万元。

　　刘航琛还在特税（鸦片税）上下足了功夫，刘湘政府以征收重税便可压制鸦片市场活力为由，公开征收特税。而刘航琛则发明了一条新规定：对原来不产烟土或少产烟土的地区，不论是否种烟，一律征收“亩捐”，金额相当于各县一两年的粮税；另外，还加收烟土运销税，凡上过税的烟土可以在本省销售，还可运销省外。刘航琛甚至还针对烟土销售终端设立了“红灯捐”和“瘾民捐”，凡是缴纳“红灯捐”者才有资格开设烟馆，凡是按月缴纳“瘾民捐”者才能公开吸烟，否则将受到罚款。

　　对于刘湘部下，刘航琛也板起面孔，对于支款要求，一概不理，甚至撕毁过刘湘的手令。此后，刘湘再未为部下下过支款的手令，直至去世。为了应付刘湘越来越庞大的军费开支，刘航琛开始向工商、金融业大肆举债。由于此前军阀“借款”，从无偿还之时，商人对军阀的信用怀有戒心，刘航琛召集银行、钱庄、盐帮头面人物开会，向他们借款，他们虽不愿借予，但迫于压力，不得不借出一些，权当被勒索了。但借据到期，有几人抱着试试的态度拿借条去财务处兑现，结果不但顺利收回借款，还得到了刘航琛的盛情款待。盐帮是四川首富，因怕得罪刘湘，不敢去兑现，刘航琛派人去请，亲自将银子交还。刘航琛追着还钱的新闻很快传开，从此打开了向工商界大肆借钱的通道。

　　他先是以债养债，到处挪账以应付日益庞大的军费开支。到1931年，四川已成为两大军阀的竞技场，一方是刘湘，另一方是刘文辉。刘湘拥兵十多万，装备有军舰、飞机、大炮、重机枪等现代武器，并控制川东几十县，扼守着长江上游咽喉。刘文辉的防区也已发展到包括西康在内的七十余县，兵力亦有十多万。二人都想先统一四川，再称雄西南，甚至问鼎中原。此时，刘航琛通过税收、举债已不能应付军费开支，便准备化远期款为现款。刘航琛联合聚兴诚银行董事长杨粲三、美丰银行总经理康宝恕、川盐银行董事长吴受彤大量发行公债、库券，并仿照上海，在重庆设立证券交易所，并兼营申汇。这些举措，使刘湘在军事实力上明显优于刘文辉，成为在“二刘之战”中，刘湘最终获胜的主要原因。从1932年到1933年十月战争结束、刘文辉退守西康为止，21军共发行各种库券公债计有十项，总金额高达四千一百三十万元。“二刘之战”是四川二十多年军阀混战中，规模最大也是最后的一次大战，一方面，四川的统一使政治趋向正轨，人民得以休息，为后来的全面抗战构筑了一个稳固的后方；另一方面，战争也使川民饱受苦难。

　　在“二刘之战”前，刘航琛还作为刘湘特使，往返南京与重庆之间，向蒋介石示好，争取中央政府的支持。此间，刘航琛得以结识宋子文、蒋介石，刘航琛整顿四川财政的方案也深为他们所赏识。由于刘航琛得罪了刘湘的军师—神汉刘从云，又与王陵基往来密切，王后来驻防万县，扼守水路交通要道，刘湘深恐王、刘勾结，发生异端；受到刘湘猜忌，刘湘觉得刘航琛言大而夸，居心叵测，不易驾驭：所以刘湘上报中央请求批准的四川省财政厅长的人选并不是刘航琛，而是刘湘的亲信唐棣之。在宋子文的干预下，刘航琛挤掉唐棣之，成为首任四川省财政厅长。1935年2月，国民党统治下的四川省政府在重庆成立，刘湘出任主席，刘航琛也同时出掌财政厅。

　　刘航琛当上财政厅长之前，就搞了一个《整理四川财政方案》。他受任财政厅长尚未回川就职，便把“方案”抄寄给上海《申报》，以“新任四川财政厅长刘航琛谈整理四川财政方案”的标题刊登出来。　

　　四出省政府新成立时，财政上要急于解决的问题是编制1935年7月到1936年6月的年度预算，这个预算，根据全省各项开支需要将近7000多万元，还要加上省政府成立后，从2月到5月有支无收的几个月的贷款逐步筹还的数字。到1936年上半年编制7月至1937年6月的年度预算，支出约需8000多万元。在刘航琛任职期间，要解决财政上这样庞大开支，绝非易事。他重操故伎，采取整顿税收，开办新税。扩大信用，套取资金等办法，大量增加人民负担。

　　（一）极力整顿田赋收入。刘航琛为了加重田赋收入，过去曾制定田赋整顿方案，重新清理田地面积，使各县田亩，普遍增加。全川各县条粮，共计60多万两，辛亥革命后，折征银元，约每粮一两，折征为银元十几元，总共年可收入700多万元。本为一年一征，刘航琛附加3倍的所谓临时“剿赤”经费，这样实际成了一年四征，更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　

　　（二）整理田地买卖和典当的税收。过去田地的买卖和典当都要课税，各县征收单位不一致，为了划一税率，把买契税改为照契价每百元收百分之十几，典契税照契价每百元收百分之几。这样一改。两种契税，一年可收1000万元以上。　

　　（三）全川验换契纸。刘在主持二十一军财政时，曾在防区各县办理过查验契纸，大契每张收1元，小契5角，白契补税，过期不验收罚金，每契还要另贴印花，搜刮民脂不少。他现在花样翻新，税金加重，把过去各防区印税的契纸，宣布完全无效，一律换成经国民党四川省政府盖印的契纸，才算合法有效。于1936年下半年开始实施。每张契纸验换时，100元以上的大契收费3元，100元以下的小契收费1元5角，典当契照减半收费。在一定期限内拿到征收机关验换的，不管红契或白契，均一律验换，白契不罚。这办法收到实效，特别是把陈年的白契都骗出来只补税不罚就验换了。验契每张收入虽微，但集腋成裘，超过预算两倍以上，达1500万元之多。　

　　（四）加重屠宰税附加。全川各县市的屠宰税，原来系教育专款。刘航琛在正税之外，每头猪附加税收2元，以每年杀猪约四五百万头计，约可收税1000万元。　

　　（五）实行货物一税制。他在废除苛捐杂税、关卡厘金的幌子下，实行在四川境内对进；出口货物只征税一次。凭票通行，不再征税。一税制在手续上简化了，也可避免一些收税人员的勒索，但在人民负担上并未减轻。税率是值百抽五，约计全年可收入800万元。　

　　（六）继续征收禁烟税。这项税大体上分为两种区域征收：一是种烟区，一是非种烟区。对两种区域吃烟的人都要抽收红灯捐，种烟区要加抽烟窝捐。对于进出口的烟土抽过道捐，如云贵烟土运销四川，或由四川运销他省都要上税。四川省设有“禁烟总局”，各县设有“禁烟督查处”等机构，就是专管烟土种、运、售、吸等事宜，重庆一段时间还曾实行过烟土“统收统销”。刘在预算上的禁烟税收入，只列了几百万元，实际上要多好几倍。

　　（七）开办营业税。这项营业税于1936年度开办。在城市集镇各类商店就它的营业额按税率3%征收。经国民政府指拨为省地方收入。省政府还制定了营业税征收条例和施行细则，发给各县执行。开办初期，虽发生很大困难，有的县份还引起商人罢市的风潮。省政府以这项税收数字大，税源正常，责成各县县长负责贯彻实施，如果行不通，就唯该县长是问，用行政压力推行。　

　　（八）改组成立省行、收回地钞、发行辅币。省政府成立后，刘航琛即改组四川地方银行为四川省银行，加拨资本80万，凑足资本200万元，并兼任总经理。当时四川财政困难，无款增资，刘便耍了一套“空中悬伞”的把戏。他以财政厅长名义饬令省行立出一个月期的本票2张，金额各40万元，交由财政厅转向重庆美丰、川康两银行各抵借40万元，此项借款即作为省政府拨给省行的增资款。时间不到一月，财政厅用面额140万元的四川省库券向省行抵押借款80万元，省行付给即期本票80万，财政厅即用以分别偿还美丰、川康两行借款，抽出原由省行立出一月期的本票退还省行。与此同时，财政厅又以95万元的四川建设公债向省行抵借58万元。这样，财政厅在四川地方银行改组为四川省银行的时侯，名曰增资80万，实际财政厅倒套借了58万元。这是刘航琛扩大信用，套取资金，惯用的手法之一。　

　　刘航琛任省行总经理后，首先面临收回地钞问题。四川省地方银行于1934年成立，为解决刘湘军费开支的需要，一开始就发行“四川地方银行兑换券”（简称地钞）。票面分1元、5元、10元3种。截至1935年4月9日止，地钞发行额达3300余万元，而现金准备只有300余万元，不及1/10。遂致现金日贵，地钞日贱，每千元地钞掉换现金，需补水达六七十元至一百七八十元。酿成重庆、成都发生严重的挤兑现象，甚至发生挤伤人和踩死人的事故多起。人心浮动，难以平息。刘航琛以财政厅长身份，一面邀集重庆金融界商议，决定将各行庄所有地钞，尽量交由“四川地方银行兑换券准备库”封存，组织“抵解委员会”，发行一种“抵解证”。此证可在市面流通使用，每月半、月底掉换一次，每半个月应得子金即附带注明于证内。子金由财政厅负担，归执证人所有。利率若干，则于月半、月底之前一日，由“抵解委员会”召集各行庄议定之。此法实行后，重庆各行庄共封存地钞700万元。地钞发行额虽有 3000余万之巨，但以川省幅员辽阔，外县流通者占多半。重庆一地封存700余万元不用，市面筹码顿形减少，挤兑之风因此和缓。同时派专车运现接济成都，风潮始暂平息下来。另一面又求助于蒋介石。蒋的中央统治势力伸进四川，在成都设立“委员长行营”，推行其法币政策，把发钞权收归中央。几经策划，由“行营”于1935年9月15日明令公布地钞按八折以“中央本钞”收销，使四川人民蒙受重大损失。

　　但在地钞于1936年11月20日全部以八折掉换中央本钞之前，刘航琛就向财政部请示由四川省银行发行5角辅币。四川省银行同各地银行、钱庄以签订合同方式领用辅币，以扩大发行。据1937年10月四川省银行帐面记载，实际发行额为998．3万元，已达到饱和点，以后奉令停止发行。辅币券纸质低劣，极易损坏，在流通过程中，散失很多，有相当一部分未能收回，使人民又遭受一次祸殃。　

　　刘航琛发行纸币的野心，并不止此，也不因为发行条例的限制而把他束缚在只发行辅币的范围之内。相反，除了大量印刷5角的辅币外，还大量地印刷了5元、10元一张的大额钞票达一亿几千万元，不过这种大钞，碍于国民政府金融法令，没有发行出来。接着抗战爆发，刘湘死在汉口，刘航琛的财政厅长也随之垮台，他即把印制的大钞作为礼品送给宋子文，以献媚讨好的口气说：抗战发生，需要大批军费，增发钞票，势在必行。用省行名义印的钞票，只要涂去四川省银行字样，加盖财政部或中央银行图章就可发行。宋欣然接受、实行，这就增添了纸币泛滥、贬值的一部分筹码。　

　　（九）发行公债。在刘航琛担任财政厅长期间，还先后发行了“二十四年四川善后公债”、“二十五年整理四川金融库券”、“二十五年四川善后公债”、“二十五年四川建设及换偿公债”，金额共达1．45亿元。在发行这样大量的债券中，刘航琛仍采取过去办法，以各家银行钱庄作为推销债券主要对象，分别给以不同利息和按票面额六折或七折推销。　

　　（十）收兑利济期票。刘航琛任财政厅长后，重庆禁烟总局局长由唐华接任。对烟土实行“统收统销”，以便官方垄断专利。当时，重庆统收处官商合组“利济财团”（以川盐银行和美丰银行股本最多，遂由川盐董事长吴受彤、美丰总经理康心如分任财团总经理、协理），集资 500万元，作为收购基金，收购现金不足时，就开出期票收购烟商存货，再将收购烟土分发所属各县的禁烟分处销售。统收票由于存货积压，无法脱手，而烟商手上捏有不少烟土纷请收购，亦不能解决，加以派给各县禁烟分处的烟款收不回来，影响“利济”期票到期不能兑现。而“利济”期票，多数由盐商持向重庆金融界贴现，如期不能兑现，单是各银行头寸就积压 2000多万元，造成市面银根特紧。当时吴受彤和康心如为此事同唐华闹翻了，互相埋怨，大吵大骂。刘航琛在场，他当即装出竭力解决此事的关心态度说：把未兑现的“利济”期票，一齐收来拿给我，换给财政厅的期票，认二分利，统收处的存货归我出卖了来偿还。他这样作，表面上是把“包袱”转给财政厅，使市面银根活跃起来，而实际上他借机抓住这笔钱解救当时四川财政上的困难。　

　　此外，刘航琛为了培植一批亲信，发展基层势力，在1935年上半年，开办“财训班”，以刘湘为班主任，自任副主任。一共办了3期，每期3至5月不等。结业后将这批人员调往省内各地征收机关，有的充任征收局长，控制了各地的财政收入。　

　　总的，由于四川军阀防区制的打破，军事、政治、财政基本上趋于统一，在刘航琛担任财政厅长期间，由于他多方搜括民财，扭转了四川的财政困难局面，确已做到收支平衡，还有结余。

　　蒋介石派参谋团入川的首要任务，在于统一改编四川的军队。据说当时全川各军核实编完过后，尚有二百七八十个团之多。改编以后，仍由各军军长统率，按名发饷，任何部队均不得再有增加，堵塞了各军任意扩充部队的门路。刘湘部队实力虽远超其他各军之上。但其野心不死，还要利用军、政、财大权在握，暗中发展部队，不断扩充自己的力量。刘湘将在原有部队之外，增加若干团的意图，同刘航琛商量，要他在财政上想办法，并提出购买武器需要2000万元左右。刘航琛极力表示愿意效忠，还拍着胸膛说：“甫公 （即刘湘）尽管去办好了，财务完全由我负责。”

　　在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之前，刘湘就加强和扩大两个师。一个师的师长是刘树成，另一个师的师长是刘湘的舅子周晓岚。刘湘把这两个师视为对他最能效忠的部队。刘树成师驻防邛崃、大邑等县，即刘湘的故乡。周晓岚师驻防泸县、宜宾一带，即刘航琛的故乡。从驻防安排上是有其深刻用意的。这两个师扩大后的精良装备和军饷都是由省财政厅拨付。1938年 1月，刘湘死后，刘航琛仍应其遗孀刘周书的要求，按月汇给两师各1万至3万元，作为活动费用。此项汇款，由刘写立墨条交川康或川盐汇出，不久，王缵绪代理四川省政府主席，王和刘航琛间有矛盾，借口彻查财政厅帐目，下令逮捕刘航琛，刘航琛于是年5月出走香港，始停汇。

　　刘航琛素来是要以经济实力，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再以政治势力来维护经济的发展。他充任刘湘的财政干员后，倚仗权势，亦官亦商，开办川康银行，巧夺川盐银行，以两行为支柱，大肆角逐，到处扩张，插手美丰，渗入聚兴诚，硬卡重庆银行，四处投资。他担任银行、工矿贸易企业的董事长、董事、总经理等头衔就有70多个，显赫一时。与杨粲三、杨季谦、 康心如、潘昌猷并列为重庆金融界大亨。刘航琛四处搭架子、打楔子，拉到扯到，人们比之为“木匠”。

　　川康银行初名川康殖业银行，是1929年5月，刘航琛邀约卢作孚、何北衡等人发起的。最初由刘湘的副官长周见三临时负责，营业地点设在重庆曹家巷。1930年9月1日，川康殖业银行取得国民政府财政部的营业执照，迁入打铜街新建行址，正式营业。　

　　为图压倒当时的商业行庄，虚张声势，拟定资本额为银元400万。实际上是刘航琛从禁烟款项下拿出60万以刘湘名义入股，另加一点商股，只凑足100万。1935年增资50万。共为150万元。　

　　川康召开第一届股东会时，刘湘亲自出席，刘航琛任董事，由何北衡任董事长，卢作孚任总经理，周季悔任协理，汤壶峤任经理。希图借重这些商界闻人，以冲淡川康的政治色彩，而实际上川康的一切，由刘航琛代表刘湘主持。川康主要是为军阀刘湘和刘航琛私人服务。因此，对于一般商业银行经营的业务，如存、放、汇兑等，只不过聊备一格，并不重视，同聚兴诚、美丰相比，这些业务的发展大为逊色。但是，刘航琛运用所掌握的地方军阀财政大权，扶植川康，壮大经济力量，则是一般商业银行所望尘莫及。突出的有以下一些：（一）二十一军总金库收不抵支时，其经理兼收支组主任邹汝百（一作邹汝伯）发出大量期票（即“邹票”），川康首先办理“邹票”贴现业务，带动金融业相率经营，使军费获得暂时周转；（二）二十一军大量发行库券、公债，川康带头认购，在重庆金融市场上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二十一军防区扩大到下川东沿江各县，向省外采购军火都由水道运输，在申汇价高无划时，川康就锞现到上海代刘湘交付军火价款；（四）替刘湘部队承汇转发军饷等等。这些方面部获利丰硕，单就1933年结算来看，川康赚了54．6万余元，其中利息和汇水收入就占收益额中的90%。此外，1931年刘航琛利用其财政大权，以“安定重庆金融”为理由，经刘湘批准，川康发行1元、5元、10元3种“无息存票”100万元，在市面流通。这种“无息存票”，名为存款收据，可以随时向银行兑取现金，其实就是变相发行钞票。川康还用刘航琛的招牌，向各军政机关吸收存款。这样，川康的活动资金大量增加，对刘湘的财政周转十分有利。

　　1937年，抗战爆发，全国和地方发行的公债暴跌，握存者无法抛售。重庆各银行钱庄投资公债办理押借的1200余万元，到期必须赎回。重庆利济、安济两财团所出的7底期票340万元。宣布延期兑付。中央银行现钞短缺，规定每户存款取现500元。重庆7底、8半银根相继抽紧，整个金融市场，突然陷于风雨飘摇之中。川康殖业银行历年投资各企业和债券不少，又握存桐油3000担在手，积压头寸，出现紧张局面。但有刘航琛这块招牌，东拉西扯，勉能应付。为要发展，必须改弦更张。当时重庆平民银行由宁芷邨任总经理、刘航琛任董事，资本为100万元，资金运转比较灵活。四川商业银行系范绍增任董事长、刘航琛为董事，资本为100万元。投资公债数字虽小，但在上海赌公债多头，行情吃亏，且难脱手，加以修建打铜街新行址，积压了36万元，以致资金周转出现严重危机。刘航琛乃极力倡议三行合并经营，谋求发展。在进行磋商时，各行主持人，各有打算。刘航琛认为兼并平民、商业两行后，资本共为350万元，倘凑足400万，就可超过聚兴诚、美丰两行资本的总和，而成为重庆最大的一家商业银行，执四川金融界的牛耳；在资金周转方面，平民银行资金是活动的，商业银行资金虽暂有困难，但其新建行址和经营的四川饭店全部家俱已商妥转让给交通银行，可得 40万元现金，三行合并后的资金是可以应付裕如的。宁芷邨考虑，重庆为抗战后方，市面金融如有波动，资力有限，恐难支持，川康有刘湘作后台，可以得到政治上的帮助；刘航琛共事有年，认为颇有应变之才，预计前途，合并有利。范绍增则想到商业银行资负相抵，股本仍然存在，如果停业清理，有伤体面，只好承认出售新建行址，合并经营。在研究行名时，经过—番商量，为保留其递嬗历史，决定三行各取两字成为“川康平民商业银行”，这样大家心安理得，各无异议。最后于1937年9月21日正式宣告三行合并。　

　　1937年10月12日召开三行合并后第一次股东大会，选出周见三、范绍增、夏仲实等15人为董事，甘典夔、汤壶峤等5人为监事。董事会推出周见三、范绍增、罗震川、刘航琛、宁芷邨为常务董事，刘航琛为董事长；决定聘宁芷邨为总经理，周季悔、戴矩初为协理，不久戴任银行公会主席，改由范众渠继任，衷玉麟为渝行经理；确定资本为法币400万元，原川康殖业银行占200万元（实际收足150万元，余由刘航琛凑足），原重庆平民银行、四川商业银行各占100万元。　

　　刘航琛担任川康董事长后，即提出集中人力财力，整理内部和谋求对外发展的经营计划。他口称胸无成见，一秉“大公”，实则大搞排挤，独揽大权。许多重大事件，如为了他个人政治目的的对外巨额投资，既不通过董事会，也不让常务董事晓得，以致引起常务董事周见三愤而辞职。代表商业银行大股东范绍增的范众渠（范部军需处长）出任川康协理，只能按月领工资，没有实权。当时范绍增已投靠蒋介石任蒋军第八十八军军长，住在重庆，由于开支大，曾多次向川康用款，常被刘卡住，造成隔阂。范部的编余人员，要求在川康工作，刘也拒不接受。这样加深了范、刘之间矛盾。范扬言：“我的钱是一枪一炮打出来的，刘航琛要我的钱，我要他的命。”直到抗战胜利前夕，由杜月笙、顾嘉棠出面，约集刘、范2人当面调解，协议由范退出川康，其股本每万元退给17万元计算，范将所退股金买了复华银行，为该行董事长了事。刘航琛同宁芷邨两人早在北京念书时相识，及至二十一、二十四两军在重庆设立财务统筹处时，刘、宁关系更密。但由于刘航琛有独霸川康野心。当川康增设天津、西安、衡阳各分行时，对经理人选，竟独自决定，不仅未通过董事会，连常务董事兼总经理的宁芷邨亦未预闻；刘航琛又好睹成性，随便支用川康公款，有次刘同杜月笙、顾嘉棠、康心如等赌牌九，一夜之间输了10余万元，他开出墨条向川康支取，适因市场银根甚紧，宁即拒付，以至刘、宁矛盾日益加深。抗战胜利后，刘航琛把川康所存外汇美金30万元投入利济轮船公司，事前宁毫无所知，因而宁感到川康底子挖空，前途险恶，职责所在，有拖累之虞。乃决意脱离川康。经王陵基出面调解，以范绍增为例，退股分家。按原股每万元退21万计算，共约退法币20多亿元了结。　

　　刘航琛排挤了商业、平民两行的势力，退掉了范、宁等人的股款，扩大了他的股权，就是以刘湘名义投资的股款，也七转八转的化为己有。随着川康的不断增资，到1949年，刘已攫取川康股额70%，完全控制了川康。

　　川盐银行前身是“重庆盐业银行”，一直是当时盐运使王缵绪支撑的。1932年7月，经改组更名为重庆川盐银行，由吴受彤出任董事长，实行董事长制，大权独揽。资本主要是盐商筹集，资力较为雄厚。刘航琛对川盐一向垂涎，他极力拉拢吴受彤，曾助吴投机印花烟酒库券，使吴得利甚丰。1935年又同康心如、潘昌猷等，支持吴受彤当上重庆银行公会主席。吴对刘亦十分钦佩。吴、刘2人平素间互相标榜，彼此赏识，大有“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的知遇情愫。在川盐选举第二届董事会之前，吴便拉了刘航琛和唐华、甘典夔等二十一军财政干员入股，使刘得以当上川盐银行董事。1937年吴病危，他召见行内主要负责人再三嘱咐：“刘航琛是个人才，办法多，各方面走得通。川盐董事长一职，非刘莫属。”“托孤”后不久，吴病故，董事会即推举刘航琛代理董事长职务，并由石竹轩、陈丽生、何说岩、曾子唯、马绍周等人赴大溪别墅迎刘劝驾。刘是一个以扩经济实力而发展政治势力的野心家，对于这个已经打好基础的川盐银行，觊觎已久，当然乐于接手。1938年春，董事会正式改选，刘即真除董事长。　

　　川盐向被王缵绪视为掌中之物，刘航琛夺得董事长，战胜王缵绪，即以四川财政厅驻渝办事处主任何九渊为川盐董事会主任秘书，代行董事长职务，以田习之为川盐稽核室主任，以四川省银行上海办事处主任席文光为川盐香港办事处主任，牢牢控制着川盐。随后，刘航琛为王缵绪所迫，逃去香港时，表面上以曾子唯作董事会临时召集人，暗中仍以何九渊联络渝帮股东，田习之联络江津帮股东，掌握实权，把王缵绪亲信、西充帮的郭松年、杨鼎新等人排斥在外。渝帮同江津帮联合起来。以重庆警备副司令兼参谋长谢秉之（江津帮）代理董事长，保证“刘来谢走”。王缵绪仍未夺得董事长，愤而派人刺杀了何九渊。1940年1月，刘航琛由港返渝，谢秉之交卸，川盐仍归刘掌管。

　　1949年，刘先后收买了石竹轩、王缵绪、唐华、邓宅华、郭松年、陈介生等人的股本。通过这次收买，刘航琛在川盐的股权达资本总额70%。

　　刘航琛挟持川康、川盐两行的资力，俨然是重庆金融界的巨头。在工商各业四处插手，广为投资，进行扩张，一时声势赫赫。　

　　1930年，军阀、盐商曾子唯，挟持康心如，强迫美丰银行退股。刘航琛借此插手，以刘湘名义收购曾子唯的股票。康心如为了投桃报李。送刘2万元股本，并安为美丰银行董事。从此，刘对美丰视同川康一样，遇事都给照拂。康心如想利用刘航琛主持的川康银行力量，以加快美丰发展速度。而刘航琛则因川康的政治色彩浓厚，利用美丰的资力以巩固川康。经康心如与刘航琛商定，仿照上海南四行成立联合公库的先例，于1934年10月，成立“川 （康）美（丰）联合营业事务总所”，由两行董事会推刘航琛任总所主任，康心如任副主任。首先在成都开辟业务，由总所派康心远、胡浚泉分任美丰、川康成都分行经理，分工合作，统算盈亏。但办了一年，在业务上、人事上、房屋使用上，都发生问题，终以得不偿失而解体。刘、康两人关系却始终拉得很紧。　

　　杨粲三主持的聚兴诚银行，素称殷实，刘航琛向欲染指。他组织川康殖业银行时，便以聚兴诚的杨粲三、张茂芹为董事。1931年申汇大跌期中，刘与杨合作，由川康、聚兴诚两行从上海锞回现洋八九百万元，彼此分润不少。1933年中汇大涨时，刘航琛又叫川康借给聚兴诚银元50万元，并代为办妥打锞护照，使聚行赚得一笔可观汇水。但杨粲三对军阀势力素有戒心，尽管在1930年口头上曾对刘航琛表示：“我们先订合同，如果你将来下台，请到聚行担任总经理。”实际上生怕军阀势力的渗入。1935年，聚行存户陈子安等3人，具名向四川省财政厅控告杨家经营的谦吉祥和外国贸易部亏折甚大，杨家人实际上已无条件再作无限责任股东，故须查帐等等。刘航琛抓住这一机会，以财政厅长身份密令重庆市长张必果到聚行查帐。将聚行的财产目录、往来帐、房地产帐等提去。继后又迭次派员到聚行索阅事务委员会、股东会的会议记录、立案文件、资产负债表等。杨粲三对这突如其来的横祸，一时莫名究竟，乃叫任望南出面，向各方探询情由并进行调解。这时何北衡以探告人的代表身份出现。提出只要改组聚行公司组织，查帐问题即可解决。并还具体要求，要让刘航琛及其相近的几个人都参加聚行股份。杨始恍然大悟。乃就近求情于重庆行营秘书长杨永泰，由扬永泰专电刘航琛谓：“……搁而言之，殊非善策，万一因此而发生川省金融之剧变，则吾辈责任又不能避也。”嘱对聚行查帐一事早作处理。结果迫使杨粲三于1937年将聚行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接纳刘航琛为常务董事，入股4万元了结此案。　

　　潘昌猷经营重庆商业银行．倚仗其兄潘文华的势力，在重庆金融界争衡，同刘航琛素来不和。1936年，国民政府发行“统一公债”，规定公债按票面七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拍板成交。潘购进大量公债，进行睹博。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全国各地金融市场掀起巨大风潮。银根奇紧，公债狂跌，重庆银行损失颇大，每天提存挤兑。吵闹不休，出现严重危机，弄得潘昌猷焦头烂额。刘航琛知道后，想趁机进行宰割。重庆银行向四川省银行借款应急，刘以省行总经理，断然拒借，还煽起商界向重庆银行提存，甚至去“下架子”。同时又以财政厅长身份去见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和财政监理处处长关吉玉，主张在这次金融风潮中，关闭重庆银行等几家投机惨败的银行。以解救其他银行渡过难关。经潘昌猷向顾祝同等亟力表白，顾、关考虑到潘文华的关系，乃没有采纳刘航琛的意见，并叫潘昌猷向四川省银行办理抵押日拆，以应急需。刘航琛还是只同意办理3天日拆，卡住潘昌猷。后由于杨粲三的主动支援，调拨头寸，潘才渡过难关，没被刘航琛卡死。　

　　刘航琛以川康、川盐两行为支柱，大搞扩张，大量投资各工商企业，发展经济势力，适应其政治上的需要。方式上，有的是他主动创办；有的是别人创办约他参加，以壮声势；有的趁增资改组时打入；还有的是迫使企业请他参加。投资范围，在工矿企业方面：有重庆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四川水泥厂、大华生丝公司、川康兴业公司、华西兴业公司、益和木材公司、润记营造厂、平光机器厂、华源织造厂、西安益世印刷厂、四川绢纺厂、民生公司、利济轮船公司等等；在商业方面：有中国国货公司、和源猪鬃公司、重庆猪鬃公司、南洋烟草公司、中复公司、四川旅行社等等；金融保险方面：有重庆银行、美丰银行、聚兴诚银行、华康银行、大夏银行、和通银行、兴华保险公司、太平洋保险公司等等，还有新闻事业的《商务日报》、《新民报》、《益世报》等。他自己说：“除了没有做大粪生意而外，其他的生意大概部做了。”他投资金融、保险、信托事业，是企图利用资金渗入或加强联系，俾能获得巨额利润分配；投资商业则主要是囤积投机，以图暴利；投资新闻事业，是希图成为他在政治经济活动方面的工具。例如他投资《益世报》（天主教主办）完全是为了攀附天主教南京主教于斌，另有所图。他到处投资，大大扩张了个人实力。

　　1945年抗战胜利了，刘航琛认为是发展个人野心的良好机会。他说：“抗战期中，重庆是经营重心。抗战胜利，上海是经营的前线，重庆是后方。将来纽约是经营的前线。上海是后方。”因此，他在重庆以川盐、川康两行联合了宝元、沱江、渝新、电力、水泥、丝业、广利、华西、沪西等公司、银行、厂矿、行号共18家，设立了一个“联合经济研究室”，以刘正华为主任，拨资2万美金．搜集有关经济情报，打算发行《经济通讯》月刊，以应各单位发展，业务之需。同时，他又在上海九江路川盐银行二楼成立了川盐、川康、和源、利济、电力公司等5单位的联合办事处，以涂重光任总秘书，以期实现他所渭的“使业务日臻现代化”。　

　　1947年他又把川康总管理处迁到上海，并再度调整机构，在总管理处之下，划上海、重庆两个管理区。以汉口、南京、天津、广州、香港等地分行属上海区，成立上海区行。以西南各地的分支行处，属重庆区，成立重庆区行。两个区行的一切业务经营人权由刘航琛独揽。　

　　他把经营的重心移到上海之后，于1946年，他伙同四川旅行社总经理汪代玺，拉上青帮头子杜月笙、顾嘉棠积极筹办利济轮船公司，刘航琛任董事长，由其亲信涂重光任总经理，汪代玺任协理。于斌答应把天津教区现有的一艘轮船交刘经营。李宗仁也表示，他正筹设一家海洋轮船公司（刘航琛曾挪用川康一笔外汇投资该公司），将来可交刘航琛办理。刘满以为有李、于的支撑，一定可以压倒垄断川江航运的民生公司。进而可以向海运事业发展。他为了开办利济轮船公司，挪用了川康、川盐两行大量外汇作为投资，由汪代玺介绍收买了“利济”、“利华”两条破烂不堪，载重3000吨的海轮，花掉美金60万，经过多次大小检修，才勉强航行于津、沪、穗、港之间。公司计划另订新船两艘，一艘取名“利镛”（杜月笙名镛），另一艘叫“利航”（刘航琛），准备航行国外，扩大海运事业。由于“利济”、“利华”两轮耗去的检修费和遭受停航损失太大，连同购船价款，总计花了百万美金以上，订造新轮，还须另筹资金，乃未实现。

　　刘航琛野心勃勃，正图力求一逞；国民党政权由于发动全面内战，受到致命打击，也正在土崩瓦解，东逃西散，财政金融全面崩溃。在这样情形下，刘航琛倾注全力经营的利济轮船公司，李宗仁、于斌的许诺都未兑现，而海运业务清淡，本身人员臃肿，财力薄弱，经营不善，“利济”、“利华”两轮长期停在香港，拖至1949年下半年，船员工资发不出而罢工，汪代玺无法解决，最后由总经理涂重光亲到香港把轮船卖掉遣散职工了事。利济的破产，给川康、川盐两行带来了重大灾难。特别是川康，从1946年起，陆续投资利济法币439．85亿元，1948年又增资金圆券9．6万元。川盐投入利济股本美金20万。刘航琛还挪用了川康美金30万和川盐美金25万给利济周转。还把和源猪鬃公司外汇40万美金，强作对利济的投资。更妙的是杜月笙、顾嘉棠见势不妙，将投入利济股本美金20万，逼着刘航琛以部分投资转为川康借款。这样，川康就为利济背上了沉重包袱，亦成为川康破产的另一致命伤。　

　　1949年10月，刘航琛携眷逃窜香港后，川康银行已面临内外交困绝境，衷玉鳞出任董事长，当时川康急需解决的：一是对外负债中有部分系军款，催提甚急；另一个是决定裁遣职工90余人的遣散费和留行数百职工的生活费，需巨款应付。衷玉麟为此曾两次飞香港要求刘航琛解决，刘不得已，先后交由他女儿刘敬蓉带来黄金200余两，并挪用经济部资源委员会港币200万元汇渝，由川康和重庆猪鬃公司各用半数，终无济于事。截至1949年11月半期，川康对外负债尚有28万银元之巨。在重庆解放前夕，军官们向川康逼提存款愈趋严重，危及生命安全，所有经副襄理都逃避一空，衷玉麟成了刘航琛的替罪羊，只好施展脱身之术，匆匆宣布川康停业，带着被盖到龙王庙警察所投案，借以暂时获得庇护至重庆解放。

　　1949年4月，川盐银行万县帮石竹轩掀起倒刘风波，刘航琛改组董监会，以何兆青任董事兼总管理处业务经理，准备整顿业务，终因蒋政权面临覆灭，市场混乱，渝分行头寸尚差黄金400余两，多方设法填补无着，情况极为窘迫，更由于刘航琛到处投资，把资金扼死在许多企业里，“摇得动，扯不出来”。只好自食恶果，被迫接受高利贷借款来维持。但是，付出高利金额日增，差额更大，形成无法填补差额的严重局面。到6月8日川盐已无力应付存户的大量提存，只得关门暂时搁浅。一时聚集在行内数百户存款人，要求偿还本息，责骂不休。何兆青急电香港刘航琛请求接济，刘派女儿刘敬蓉飞渝携带黄金400两、美钞2000元。继后，川盐又派张政绩飞香港向刘取回黄金100余两。以这些金钞掉换成银元，陆续偿付各存户，8月中旬后业务逐渐恢复。不久国民政府发行银元券当硬洋使用，不到两月，贬值如废纸，闹得市面无市，许多商业银行无形搁浅，川盐亦不例外，只有第二次关门。解放后清理，资不抵债，宣告破产。

　　刘航琛投在刘湘麾下，并不满足于地方势力，总想投靠蒋介石的中央政权，攫取更大的权势。1933年，刘湘联合邓锡侯、田颂尧打败刘文辉，称雄全川，但慑于川北通南巴根据地的红军威力，又眼见中央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万里长征势不可挡，乃求庇于国民党中央，投靠蒋介石政权。后蒋派遣参谋团、别动队来重庆，伸势力于四川；刘湘也派刘航琛为驻南京代表。从此，刘航琛就极力钻营四大家族，依附政学系，尽力巴结何应钦、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等文武要员。他办理川康殖业银行注册立案手续，即向时任财政部钱币司司长的徐堪送过一笔贿款。后来，孔祥熙在抗战中来渝，刘航琛还特邀他做大女儿刘敬蓉的证婚人，密切关系。　

　　1934年冬，刘湘率领大批随员去南京，提出四川省政府人选名单。关于财政厅长一席，刘湘征询周焯（见三）意见时，周曾相告：“甘典夔整不烂，整不好；唐棣之（华）整得烂，整不好；刘航琛整得烂，也整得好。”而刘湘仍提名唐华。财政部长宋子文召见唐华，询以整理四川财政的办法，唐胸无成竹，无从答对，为宋不取。刘湘改提周焯，宋不知周为何许人，乃迳行提出：“刘航琛不是你们四川的人才吗?”还说：“今后四川全省财政事务繁重，要是整理不善，中央是不会有补助的。”刘湘虽有不欲，也只得从命。原来刘航琛早已觊觎财政厅长席位，自行拟就《整理四川财政方案》，投合了宋子文所好，终于当上了四川财政厅长。1935年夏，蒋介石改参谋团为重庆行营，在行营设立财政监理处，关吉玉为处长，刘航琛便以财政厅长而兼副处长了。　

　　当了粮官：1940年1月，刘航琛趁王缵绪垮台，从香港返回重庆。他在港已投到杜月笙门下，从港飞渝时由顾嘉棠护送。返渝后，刘大力整顿川康、川盐两行，大搞黄金、棉纱、药材等投机生意，扩大经济势力，以图在政治上再求一逞。　

　　那时，抗战已到中期，重庆粮食供应屡见危机。当时徐堪任粮食部长，曾以粮食供应委诸石孝先，不得解决。乃委刘航琛为粮食部特派员去省内各地催调粮食，刘抓住这一机会，带领川康、川盐两行的一批亲信，分路巡视全川各县，利用他过去分布在各地的“财训班”人员和封建袍哥势力，为重庆筹集了一批粮食。由此，经徐堪推荐，于1942年担任粮食部政务次长兼陪都民食供应处处长。他又借此将其一批亲信安插在各地粮食部门，乃至充任民食供应处处长，如内江为周季悔，绵阳最初是朱大为，继后为何乃仁等，把持那些地方粮政。　

　　刘航琛当了粮官，就把重要码头的购销粮款，交由他经营的川康、川盐两行包揽汇解，以川康承汇尤多，使川康、川盐两行从中得到好处。另外，粮官和银行勾结，挪用粮款委托银行办理存放，更是常见之事。但是，刘航琛毕竟是地方势力，并不为四大家族所深信，他那个粮食部次长实际上有名无实，刘航琛极为不满，但亦无可如何，他的“粮官”也就“无疾而终”。

　　抗战初期，白崇禧来重庆，开初住刘航琛的房子，刘便和桂系搭上了关系。抗战胜利后，刘航琛组织利济轮船公司，又欲进一步靠拢李宗仁。　

　　1948年春，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刘航琛竭尽全力，把全部“筹码”压在这一“宝”上，希图孤注一掷。他积极为李宗仁竞选拉选票，特在南京中央饭店长期包用几个房间，招待国大代表和有关人员。妓、抽大烟、开赌场。还每天午、晚在南京蜀中饭店大摆酒席。凡愿去吃的都欢迎，有陪伴，闹得乌烟瘴气，直到4月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止，这笔庞大竞选活动费用，通由刘航琛出具墨条向川康南京分行报销。李宗仁当上副总统后，刘航琛喜形于色，以为官运在望，这一“宝”赢定了。殊不知蒋介石历来搞独裁，刘想当官，李宗仁不能作主。蒋介石原想扶持孙科当副总统，竞选失败才酬以行政院长职务，孙科当然不会容许替对手李宗仁竞选的刘航琛在行政院当官。这一年王陵基出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从刘、王的关系而言，本可谋得省府厅长之类席位，但刘只愿接受四川省政府高级顾问头衔，而不愿放弃李宗仁这个门路。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总统职权交副总统李宗仁代理。3月，孙科因与李宗仁关系不好，辞去行政院长职务，改由何应钦继任。6月，刘航琛才爬上了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席位，此时，国民党政权已总崩溃，刘航琛这个经济部长也同丧家之犬，东奔西逃。

　　1949年4月20日，代总统李宗仁秉承蒋介石旨意，拒签国共两党代表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4月21日，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强渡长江，23日直捣国民党政权的老巢南京，在此前夕国民政府仓皇逃迁至广州。10月，衡阳、宝庆战役中歼灭了白崇禧的主力后，国民政府又流窜到重庆，蒋家王朝即将全面覆灭。刘航琛从南京一直跟着国民政府辗转逃窜到重庆，旋于10月中旬，由重庆携眷逃去香港。　

　　刘航琛逃往香港后，曾经把民生公司漂流在海上的轮船组织起来。打出民生公司招牌，自任总经理，到台湾去布置业务，并打算向蒋介石再求—官半职。殊不知蒋介石以刘航琛过早弃职逃港，经济部事务交代不清，命令逮捕追究。经何应钦、张群向蒋邀情，取保释放。刘在台湾无法立足，乃折返香港，郁郁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