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陶晓清开始主持中广节目《中广热门音乐》，于节目中介绍当时的西洋流行音乐。当时台湾音乐界，以慷慨激昂的爱国歌曲与怀念故土的乡愁民谣为主轴。陶晓清的节目，引进新颖的西方流行歌曲，为广大青少年所青睐，一时蔚为风潮。

1971年，台湾退出联合国；

1975年，台湾国际地位慢慢降低，而青少年们仍沉浸在西式文化之中，在音乐这块领域亦是如此。“旧上海”式风花雪月的歌曲，与日本及西洋的翻译歌曲，仍是当时主流。而在这种氛围之下，创作属于“台湾人的歌曲”，这种想法慢慢开始萌芽。

1975年，陶晓清在中广开辟了《热门音乐》节目，其中另辟一个“中西民歌”时段，介绍由台湾青年学子自行创作的歌谣。这些实验性的歌曲，得到了听众的回响喜爱，要求延长播出时间与次数。1975年，杨弦的“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有如辛亥革命的第一枪，拉开了民歌运动的序幕。

1976年，在李双泽的高呼之下，“唱自己的歌”成为了国民运动，各种台湾歌谣的创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此时，陶晓清以电台广播人的身份，联合了广播界与艺文界人士，召开“中国现代民歌”演唱会，包含了胡德夫、杨弦、杨祖珺、吴楚楚等民歌运动健将。陶晓清并策划了“第一届中国现代民歌之夜”演唱会，与《我们的歌》专辑出版。民歌运动，由陶晓清催生主导，成为1970年代中期后，台湾音乐界齐头并进的方向。

陶晓清与中国现代民歌的崛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陶氏对中国现代民歌抱持着“歌词不需翻译，清晰明白，使人一看就懂”、“能代表现代中国的创作”，这样的观念，使陶晓清与传统学院派出身的音乐人士屡起歧异。由余光中提出、陶晓清所引用的“宽大为怀”相比，旧学院派遵循严谨精细的传统，对现代民歌的定义和创作，并不视为与中国民歌同类，常攻击现代民歌一派。对此，陶晓清明白，为了使中国现代民歌运动，能够更枝开叶蔓的广布，需要传统学院派的支持。然而几次的座谈会下来，对于“中国”、“现代”、“民歌”的名词意含，双方仍无法取得共识。在正名无法解决之际，对“中国现代民歌”背后正当性的疑虑也日渐增多。慢慢地，“中国现代民歌”融入了继之兴起的“校园歌曲”；对故土的感怀，转成游子远赴他方的乡愁，与对生命的热忱。校园学子这样一个广大的族群，投入了对歌曲的创作，使得“校园歌曲”与流兴音乐间的差异逐渐消失。有有鉴于此，陶晓清奔走筹备，成立了一个音乐组织——“民风乐府”，想借由流行歌曲的风潮，再次带动“中国现代民歌”的兴起。然而市场机制已不再支持非流行的歌曲，加上民风乐府是非营利的组织，不会完全偏倾市场导向，是以这个组织并没有带来太大的回响。

即便没有完全达成目的，陶晓清仍在民歌运动的二十年间引领风骚。江山代有才人出，接续民歌运动的罗大佑等人，在舞台上耀眼发光，此时陶晓清已慢慢淡出台前。1988年，陶晓清的《中广青春网》，成为台湾第一个以青少年为主要族群的音乐频道。1992年，陶晓清自中广退休，结束广播人生涯，并赴加拿大进修心理成长方面的课程。1993年，创办了“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为音乐创作人交流的平台，并担任第一届与第二届理事长。2000年，获颁金曲奖的特殊贡献奖。

“台湾民歌之母”陶晓清，虽不再是当年叱咤风云的广播人，她在音乐方面的贡献，与这些年来的经验，将由其子马世芳承继，继续为台湾音乐界打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