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交官，1887年2月6日生于福岛县，1908年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毕业后进入满铁，后辞职回家帮助父亲打理家族产业，破产后经岳父资助通过外务省文官考试。1915年成为驻广东领事，因为热病回国疗养，在矶部温泉和柴山兼四郎的知遇。康复后任天津领事，由于当地物价高涨，欠下了3000元债务，最后还是同文书院的师兄援助才摆脱困境。1918年任旧金山领事，1920年任驻美大使馆二等书记官，当时的大使是币原喜重郎，馆员有佐份利贞男，广田弘毅，山本五十六，龟井贯一郎等。1922年10月调任驻墨西哥公使馆三秘。1921年华盛顿会议日本代表团随员，1925年通商第三课课长，负责向中南美各国的移民业务。1927年任驻英大使馆一等书记官，在这个时期爱上了打高尔夫球。

1929年被任命为驻上海总领事，再次在中国工作。之后根据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的意向成为了驻吉林总领事。是万宝山事件的当事人之一。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中，在吉林省政府和日军第二师团之间进行沟通，劝说吉林省政府留守人员投靠日本。对满洲国的成立持批评态度，声称他所知道的东三省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是支持独立的。对于李顿调查团的询问，他说限于立场不方便说真话。1932年被任命为上海总领事。和上海市长吴铁城混的很熟，声称保持国际城市上海的和平是自己的使命，对记者说：“要保持上海的天空不再有风暴。”

1936年任驻暹罗大使，1937年3月被提拔为外务省东亚局长。卢沟桥事件时主张不扩大方针，通过广田弘毅外长向军部主张不进行动员,不过，7月11日三个师动员方案在内阁会议的通过后。石射递交了辞呈，但被广田挽留了。石射和陆军省军务科长柴山兼四郎大佐继续在为不扩大事态活动,不过由于通州事件和广安门事件的发生，中日战争全面开始。

石射由于听说1937年7月29日昭和天皇和近卫文磨首相有过“这件事通过外交谈判解决问题怎样”的言词。立即派遣船津辰一郎到上海与高宗武亚州司长会见，打算铺平停战谈判的道路,但是由于第二次上海事变的爆发，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11月，德国大使陶德曼进行为日中和谈协商（陶德曼调停）。1937年12月13日审议这个方案的五相会议召开，石射也列席会议。由于战况对日本有利，日本决定加重要价的筹码，石射尽管没有发言权，但还是禁不住发言了“这样中国方面无论如何也不会答应停战了。”不过他的发言被无视。1938年1月6日，石射猪太郎在日记中记载：“上海来信，详细报告了我军在南京的暴行。信上所说的掠夺、等惨不忍睹。呜呼，这就是皇军吗？这也许是日本国民民心颓废的表露吧。”他将该报告立即送交了陆军省军务局长，其后陆海外三省举行联席会议。他在会上说，既然称为圣战，称为皇军，对这样严重的事态，就应切实采取迅速严厉的措施。1月末，陆军省特地派本间雅晴少将前往当地，调查日军的军风军纪问题。不久，松井石根就被召回。

1938年5月，宇垣一成陆军大将代替广田成为新的外长。进行以蒋介石下野为条件的中日和谈，并委托石射在香港找中间人进行谈判。石射感到权利没有保证，就辞职了。1938年11月调任驻荷兰公使。1940年10月变成了驻巴西大使。1942年1月巴西受到来自美国和英国的政治的压力，对日本和德国，意大利宣战，他就被软禁起来，直到8月回国。战败前夕的1944年8月，突然被任命为驻缅甸大使。当时都认为“不能平安返回吧”，不过，1946年7月总算完成了回国，回国后的8月7日，向外务省提交辞呈。1954年2月8日死于东京都私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