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扬道夫妇

甘扬道于1910年2月出生在保加利亚中部卡赞勒克地区的一个农民家庭。原名扬托u2022卡内蒂，到中国后取名甘扬道。他以一生的两个重要决定——加入“保卫马德里”的国际纵队和援助中国抗日战争——弘扬了救死扶伤、舍生取义的人道情怀。

1936年，西班牙佛朗哥军队在意大利和德国政府的武装支持下，发动内战，反对刚刚成立的西班牙民选共和国。当年11月，来自54个国家的3.5万名志愿者组成“国际纵队”，与西班牙人民一起保卫马德里，保卫“纯洁、带着微笑和恬静面容”的共和国。这其中就包括甘扬道和白求恩。1939年，马德里被攻陷，共和国覆败。国际纵队的成员半数以上葬身西班牙低矮的橄榄树下，而甘扬道等许多幸存者一度被关押。

加入国际纵队时，甘扬道刚毕业于保加利亚最高学府索非亚大学医科专业，本可以留在本国做医生，过安稳日子，但他选择了另一种生活：翻山越岭，跋涉数月，来到马德里，与西班牙人民一起反抗法西斯强权。许多年后，回忆起人生的这一选择，他这样说道： “因为那是一个自由的火种，值得用生命去维护。”

1939年，第二次选择来临。应“国际医药援华会”的招募，甘扬道和其他20余名医生护士远涉重洋，来到中国支援抗日战争。

他们在香港受到“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的接待，之后，到达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所在地贵州图云观，和中国医生混编成若干个医疗队，甘扬道被任命为第三医疗队队长。此后，他带领医护人员巡回在湖南、江西、广西、云南、贵州等地，开始了长达六年的战地救护工作。

甘扬道曾多次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赠送捐款，并见到了周恩来。周想安排他到后方医院工作，但是甘扬道说：“我们绕过大半个地球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家，就是为了到第一线参加反法西斯战斗，为什么要去后方呢？”

医疗队冒着生命危险到离前线最近的地方开展救护，沿途公路遭到破坏，车辆拥堵难行，医护人员肩挑马驮，携带沉重的医疗器械四处辗转，被称为“流动的医院”。

数十年后，年迈的甘扬道还记得，当时大家挤在一个破仓库里，睡梦中只要感觉身上有东西在动，就得立即起来抖掉，否则鼻子或耳朵就会被大耗子咬伤。

比起生活条件来，他们的工作条件更艰苦。没有病房、没有手术设备、没有足够的医护人员，更难找到翻译。甘扬道刻苦学习中文，自己编写教材，并亲自培训医护人员。他们还想方设法，自己动手制造医疗设备，研制药品。比如，他回忆说，用竹子搭起太阳能淋浴槽，让士兵们一批批去洗澡，然后把他们脱下来的衣服统统塞进大木桶，再将桶架到烧开的锅上。蒸汽升腾到桶里，衣服里的虱子就成群结队往外爬，掉到锅里全部烫死。

在战争中，甘扬道慢慢进入了中国文化，他喜欢臭豆腐、京戏和竹子。他说，有时累了、烦了，面对成片的竹林坐坐，心情就会开朗起来。甘扬道还邂逅了毕业于燕京大学护理专业的中国姑娘张荪芬，并结为夫妻，后生育二子，分别名为保中、保华。

1945年，甘扬道携妻子回到保加利亚。1946年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成立，甘扬道被任命为普列文军区主任医师，并获颁“共和国勋章”。政府给他分配了“高干房”，层高和格局都相当好，电梯里有小凳子，可以在等待的时候稍作休息。

但是好景不长，50年代中后期中苏关系破裂，属于苏联阵营的保加利亚与中国的关系也陷入低潮。此时，中国经历和中国妻子，已不会给甘扬道带来任何荣光。他失去了组织的信任，转去索非亚医学院放射科，从此事业波澜不兴。

1989年，中保关系早已恢复正常。甘扬道携妻子回到中国贵州图云观，缅怀当日战斗情景。但随后，数次经历革命的甘扬道再次目睹了剧烈的社会变革。

东欧剧变，前苏联解体，一个时代结束了。而此时，甘扬道和妻子已经退休，战士老矣。虽然退休金在索非亚已高于普通水平，但是面对更高的物价，他们的生活非常拮据。从生病到去世的数年里，甘扬道没有住院，也请不起人看护，一直由年过八旬的妻子照顾。作为一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当时惟一一位在世的兼而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医务人员，甘扬道已经慢慢被遗忘。

在甘扬道的葬礼上，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到场，西班牙和越南大使馆也送来了花圈，但保加利亚只有社会党的地区领导人前来吊唁。关于他的去世，保加利亚大小媒体没有只言片语。此后几天，人们前往他的公寓探望其遗孀的时候，以往意味着特殊地位的电梯已经老旧不堪，即使有小凳子，乘坐上下时也很颠簸，不再舒适了。

  悼念会

作为国际援华医疗队的成员，甘扬道的确是“最后一位在世的外籍医生”。他参加过反对西班牙佛朗哥政权的“国际纵队”，曾被关押在法国的古尔德斯集中营。在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工作了6年多，同中国姑娘张荪女士结为终生伴侣。甘扬道是国际援华医疗队的历史见证人，他的经历，他的事迹，他的中国情感人至深。

甘扬道1910年诞生在一个保加利亚的农民家庭，原名lanto Karxeti（扬·卡内蒂），甘扬道是他的来中国后才取的名字。卡内蒂改名甘扬道，是他在中国生活的开始，饱含中国情结。他的家境贫寒，从7岁起便在一家奶酪工厂当童工，以微薄的收入补助家用。这个穷学生靠着奋发努力，终于考入了索菲亚大学的医科，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完成了学业。1935年毕业后，应聘为国家医生，过着安稳、富裕的生活。1936年佛朗哥颠覆西班牙民主政权的事件，激起了欧美各国人民的愤怒，卡内蒂出于义愤，放弃了高薪的职务，远走巴黎。他从法国偷越国境，翻越高峻的比利牛斯山进入西班牙，在那里丢掉了大衣和鞋子，历尽千辛万苦，参加了“国际纵队”。战争残酷地进行着，许多反法西斯战士倒在血泊之中。国际纵队寡不敌众，退出了西班牙，幸存者又翻过比利牛斯山来到法国，被关押在地中海边的古尔德斯集中营。

卡内蒂在集中营度过了一年多的铁窗生活，受尽折磨，深感“正义一方未必成功，暴力有时可能征服精神”。他更加渴望民主、自由，痛恨法西斯，在这里加入了共产党。世界形势使他越来越感到不安，法西斯在欧洲、亚洲发动战争，疯狂奢杀人民。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英国援华医药会到集中营招募医务人员，内卡蒂志愿申请加入了国际援华医疗队。离开集中营后，他去到英国，因为没有赶上第一批来华队伍，便与奥地利医生富华德、德国医生白尔、罗马尼亚医生杨固一起，改乘火车至利物浦，然后搭上“安尼亚斯”号海轮前往中国。

离开了西班牙那个令人伤心的地方，踏上了新的征途，他们4人在船上喜笑言开，遥望那波涛滚滚的海洋，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1939年底到达香港，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设宴招待了他们，晚宴上用多种语言合唱的《国际歌》给他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因为粤汉铁路被日军封锁，从越南河内走滇越铁路又没有得到法国的签证，于是在宋庆龄与英国援华医药会驻香港代表塞尔福·克拉克夫人的安排下，乘机直飞重庆。

他们翻山越岭走了4天，来到贵阳图云关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总队长林可胜博士和医务部主任荣独山接见了他们，4人提出了到新四军去的申请，林总队长明确答复“申请不能批准”，但安慰他们说：“也许在以后什么时间再送你们去新四军”。后来，他们通过八路军贵阳办事处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取得联系，并与王炳南同志成为亲密朋友。1942年，王炳南和他的妻子王安娜，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与甘扬道和傅拉都一起合影。经王炳南介绍，甘扬道见到了周恩来，甘扬道又提出要去解放区工作的要求，周副主席考虑到全国抗战的全局，劝他们安心在后方医院工作。甘扬道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说：“我们绕过大半个地球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家，就是为了到前线参加反法西斯战斗，为什么要去后方呢？”周恩来终于说服了甘扬道，于是留在救护总队作战地救护工作。

他换上了灰色的制服，穿上一件棉大衣，与富华德、白尔、杨固在图云关救总队合影，开始渐渐融入中国生活，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战争。林总队长聘甘扬道为“本部顾问”，后来又聘他为“本总队部卫生勤务指导员”，月薪120元。救护总队申请给他们办了护照，可以在“各地从事救护工作”。1941年，救护总队实行改革，将外籍医生分配到各战区服务，甘扬道被任命为第三中队队长，经常用马驮行李到战地救护伤兵。后来又分配到驻云南的第十大队，任012医务队队长，配属驻安宁的54军，直到抗战胜利。甘扬道的聘任书、薪金通知书、工资表格以及他所填写的表格，现均存贵阳市档案馆。

甘扬道刚到中国时是一个29岁的青年，个子高大，英俊、潇洒，说话幽默、诙谐，很有情趣，工作又挺出色，可以说是国际援华医疗队中的“帅哥”。就在救护总队任职期间，他在图云关结识了张荪女士。张荪是北京人，原是燕京大学护理系的学生，在国难当头之际，她独自一人离家出走，坐船由北京绕道上海至香港，然后从香港经越南海防转赴昆明，从昆明搭汽车来到贵阳图云关。她见到了林总队长，被分配到预备大队第八中队工作，与波兰医生戎格曼、罗马尼亚医生柯让道和柯芝兰在一起。第八中队调往广东韶关，他们乘坐一辆装载器材和药器的卡车去了广东，在一间四周都是稻田的破旧小屋住了下来，这就是所谓“战地医院”。当她随小队长伊宝林到乡间工作一段时间回到驻地，这个“战地医院”已被日机轰炸烧光了。在这里艰苦地工作了几个月，1940年底调回图云关总部医务科，常在贵阳开设的门诊部为市民服务。就在幽静的图云关认识了来自保加利亚的甘扬道。

张荪棻正当妙龄，体形娇小柔美，能歌善舞，不但说一口标准的北京话，而且英语很流利，特别引人注目。有一天，张荪正领着一群人唱歌，突然发觉歌声中夹杂着一个极不和谐的男声。她终于发现，人群中有一个外国人，他跟着学，但发音总不正确，这个人就是甘扬道。张女士温和地对他说：“我还是先教您学中文吧！中文说对了，歌也就唱好了。”甘扬道满心高兴，于是经常来找张荪学中文，见面也结结巴巴地说中国话。他们在密林中相会，有一次甘杨道满怀激情地唱起了一支俄文歌曲《共青团之歌》。当他唱到“再见吧妈妈，别难过，别悲伤”的时候，引起了张荪的共鸣，两人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泪。甘扬道问：“您有妈妈吗？”张荪说：“她在沦陷的北京。”张荪反问甘扬道：“您的妈妈呢？”甘扬道回答说：“她在德国法西斯统治下的欧洲。”说到这里，两人都陷入了痛苦的沉思之中，然后不约而同地说：“只有打败法西斯，我们才能回到母亲的怀抱。”

相遇、相知、志同道合使他们走得越来越近。在战时的山城贵阳，他们经常进城看电影、听京戏，一起吃中国的饭菜，共同语言越来越多。在一个宁静的夜晚，两人漫步在林间小道上，月光柔和似水，风儿轻轻吹动。甘扬道突然发问：“您愿意跟我去欧洲吗？”张荪心知肚知，深知“去欧洲”的含义。面对那挚诚而期待的目光，她毫不犹豫地说：“愿意。”一桩异国恋情就在虫鸣鸟语的密林中的确定了。

1942年，两人的婚礼在图云关举行，简单而富有浪漫色彩。洞房花烛夜是在一间茅草房里度过的，四周堆满了稻草，只留出一条小小的通道。木板的床，不时发出吱吱哑哑的声音。老鼠穿堂而过，很害怕它会咬伤人的耳朵。第二年大儿子出生了，坐月时，护理主任周美玉给她送来了一只老母鸡。张荪感动极了，几十年后还念念不忘此事，常对人说：“那时在图云关哪里找得到鸡啊！真不知她从哪里弄来了这只老母鸡！”孩子呱呱下地，两人商量，决定取名“保中”，意在“保卫中国”。

婚后，甘扬道和张荪带着婴儿东奔西走，一起到云南安宁，甘扬道领导的012医务队属54军。甘扬道接到通知，准备第二批到印度服务，但因战局变化没有启程，就在安宁一直工作到抗战胜利。1945年日本宣告投降，他们带着两岁的保中，从西南转向西北，经过新疆的大戈壁，千辛万苦地回到了保加利亚。回国不久，又生了第二个儿子，取名“保华”。保中和保华，见证了他俩“保卫中华”的战斗情谊，让子子孙孙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在中国的这段光辉的历程。

甘扬道夫妇定居索非亚，又开始了新的生活。甘扬道继续从事医务工作，取得了放射专家的资格，在医学院担任教授。张荪也在大学执教，教的是中文，还编纂了一本保加利亚语和汉语对照的字典。为了表彰甘扬道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卓越贡献，保加利亚政府授予他“共和国勋章”。张荪编纂的字典，有利于中国和保加利亚文化交流，索非亚大学给她颁发了“蓝色勋章”。保中和保华都已成家立业，儿孙都长大成人，还有一个孙女在中国留学，学的是汉语，致力于推动中保文化交流。

时间过去了近50年，1994年甘拐道在接受台湾《中国时报》记者采访谈起了许多在中国的往事，谈起了贵阳的图云关，谈起了他和中国的张荪夫人的罗曼史，谈起了中国的京戏，谈起了那难忘的岁月。

又过了几年，新华社记者采访甘扬道时，他用一口流利的汉语交谈，并用一双温暖的大手紧握着记者的手说：“我喜欢吃中国的菜，特别是贵阳的，臭豆腐可是好东西，闻起来臭，吃起来香。”

甘扬道非常思念中国，很想回来看看。这个宿愿终于在1983年实现了，甘扬道偕妻子张荪一起访问中国，外交部黄华同志设宴招待了他们。在北京，他会见了40多年的老朋友王炳南，喜出望外，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大院里一起合影，留下了美好的一瞬。甘扬道把他珍藏了几十年的老照片带来，捐赠给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使我们能形象地了解当年的情景，了解历史的过程和细节。1989年11月，甘扬道夫妇再次访问中国，还带来了大儿子甘保中。中国红十字会在北京召开了座谈会，会上授予甘扬道荣誉称号。他们一起故地重游，来到阔别多年的贵阳的图云关，在国际援华医疗队纪念碑前留影，在高田宜墓前献上鲜花，追忆难忘的岁月，了却多年想回图云关的宿愿。

2004年6月16日《参考消息》发表《参加抗战的最后一位在世外籍医生》的时候，这“最后一位在世外籍医生”离开了人世。享年9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