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他为生活所迫，到北京黄寺大街永茂荣铜佛铺当学徒。1916年，经过其姑父董玉璞引荐，到长辛店机车厂合拢科铆工班当铜工。 1920年，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长辛店创办的劳动补习学校，接受了革命教育。1921年加入长辛店铁路工会，当选为科代表，后任科干事，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受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指示，参与组织领导。2月7日长辛店3000名铁路工人游行，杨高举旗帜为前导。

1919年，北京爆发了举世闻名的五四运动，这场以爱国主义为中心的革命运动的浪潮也波及到了长辛店。长辛店留法班、艺员养成所、车务见习所的学生们将革命的火种带回了长辛店。当时最早接受革命思想的工人阶级代表人物史文彬，与杨诗田在同一个班里干活，史文彬向工人们宣传进步思想，杨诗田总是聚精会神地听，细心领会革命道理，逐渐提高了思想觉悟，开始走上了革命道路。

当时，史文彬经常从学生们那里借来一些进步的书刊和报纸，送给有觉悟的工人传看。杨诗田自己看了，还帮助一部分识字不多的工友阅读，帮助他们提高认识。6月初，为了抗议卖国政府逮捕学生，声援上海工人的大罢工，长辛店的工人和学生在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参加游行的工人大部分都是史文彬和杨诗田所在的合拢科的，史文彬是这次游行的领导人，杨诗田是主要的组织者。他不但参加了白天的游行，晚上还带头参加“提灯会”的夜间游行。史文彬还仿效北京的做法，在长辛店发起组织了抵制日货的“十人团”，号召各界民众热爱祖国，抵制日货，不当亡国奴。“十人团”除了自己互相监督不买日本货外，还利用星期天到长辛店街头、附近农村和十余里外的小井、大井以及琉璃河等地，向群众进行爱国宣传，抵制日货。杨诗田在这些活动中，多是带头参加。

20年代初期，国内掀起了文化救国的热潮，提倡普及初级文化教育，提高工人素质。史文彬、杨诗田等几个识字的工人给工友们办了个“夜班通俗学校”。后来，在邓中夏等人的关怀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决定利用夜班通俗学校这个基础，开办一个劳动补习学校。这个学校的教员都是北京大学的进步学生，授课的内容除了文化知识，还利用工人身边的一些事情来讲述革命道理，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当时，有一部分工人认为工人就是耍手艺吃饭的，认识几个字也是照样当牛作马，照样受穷，不愿意到劳动补习学校学习。杨诗田就利用自己在一部分工人中的影响，向工友们宣传学习文化知识的好处，鼓动工友们晚上都到劳动补习学校来上学。

1921年五一节前夕，劳动补习学校的教员找史文彬、杨诗田等人研究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内容，并嘱咐几个进步工人多做些宣传工作。当时，针对一些工人的模糊认识，史文彬在工人大会上讲庆祝五一节的意义，杨诗田在班组中宣传国际劳动节和中国工人的密切关系。经过充分的组织宣传工作，工人们的觉悟提高了，认识统一了，五一节纪念大会开得十分隆重、圆满。长辛店铁路工会也在大会上正式成立了，史文彬、杨诗田等工人活动的积极分子第一批报名参加了自己的组织。从这一天起长辛店铁路工人运动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劳动补习学校开办不久，交通系的官僚也办了一所学校，叫“职工学校”。工人一报名，立刻发给学习课本、笔墨纸砚，学习成绩好的可以得到物质奖励，每次考试的前两名各得钢表一块，这一块表就相当于普通工人三四个月的工资。劳动补习学校的领导一看就知道职工学校在同劳动补习学校争夺学员，史文彬和杨诗田摸清情况后，通过与工友拉家常，帮助工友们提高认识。工友们了解到官办学校是小恩小惠拉拢工人，以便巩固他们的统治，而劳动补习学校才是真心实意为工人说话、为工人谋福利。随着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杭宝华、张松年、王德福等一半以上的工人再也不到职工学校去了，纷纷转到劳动补习学校上学，一下子就把职工学校挤垮了。

眼看着劳动补习学校的声势越来越大，厂长、总管们害怕工人们懂得了革命道理，会团结起来跟他们做斗争，就想办法要搞垮劳动补习学校。他们指使一些工头在工人中散布“厂方要开除劳动补习学校的工人”等言论来扰乱人心，并且当面威胁、恐吓一些胆小怕事的工人，企图阻挠他们到劳动补习学校去学习。学校的教员跟史文彬、杨诗田一合计，并且报告了北京党支部，决定惩治一下工头中的首恶分子，狠狠打击厂长、总管们的反动气焰。当时正好发生了恶霸工头邓长荣殴打工人陶善琮的事情，劳动补习学校就找了几个进步工人，准备当众严惩邓长荣。第二天下午，工头邓长荣刚刚走出工厂南门，王俊、吴祯、马朝隆、孙臻等几个工人一拥而上，将邓长荣痛打一顿。杨诗田和刚下班的工人也一拥而上，拳打脚踢。这次痛打工头邓长荣，不但打击了反动势力，还扩大了工会的影响。许多持观望态度的工人看到了工会的力量，纷纷申请加入工会。工头们看到工会的力量日益壮大，也只好收敛劣迹，见了工人说话也和气了，在经济上也不敢再明目张胆地克扣工人了。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看到长辛店的工人运动空前高涨，工人的觉悟普遍提高，工会组织稳步发展，决定整顿一下长辛店的工会组织，把工头、先生、司事、路警从工会中清除出去，进一步纯洁工会组织；并且把工会改名为工人俱乐部，史文彬等十几名工友被选为工人俱乐部的委员，杨诗田被合拢科的工会会员们推选为科干事（相当于车间工会主席）。杨诗田深知自己肩上的担子重了，每天上班以后，一有闲空，他就把工人们召集到一块，给大伙念念报上的新闻和《劳动周刊》上的文章，开阔工友们的眼界，坚定工友们的信心，把全科的工友们紧紧地团结在工会组织的周围。下班吃过晚饭，他又走家串户地向工人家属们介绍工会的情况，解除她们怕工头报复的顾虑，鼓励她们支持男人参加工会组织的活动。

1922年1月，香港爆发了海员大罢工。为了取得社会各界的援助，把罢工坚持下去，香港海员工会派张国坚到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求援。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一方面组织了“北方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公开发表宣言，支持海员罢工；一方面号召俱乐部所属的工人少吃俭用，省下钱来援助海员同外国资本家作斗争。杨诗田积极响应俱乐部的号召，不但自己带头捐款，还组织好全科工人的捐款工作。

1922年夏，长辛店的铁路工人在邓中夏的领导下，举行了第一次大罢工，向铁路局提出了开除五个坏工头，给全路工人加薪等条件，否则就不复工。条件提出后，铁路局拒不答复工人们的要求。工人俱乐部一声令下，长辛店的铁路工人全都罢工。京汉铁路全路也举行了同情罢工。反动当局慌了手脚，提出让工人代表到北京去谈判。工人俱乐部决定派陈励茂、赵文元和谢德清为赴京谈判的正式代表。为了防止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耍花招，特派杨诗田等智囊人物随同前往。经过紧张、激烈的谈判，赵继贤不得不答应了工人们的要求，罢工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次罢工的胜利，震慑了反动当局，鼓舞了全国工人阶级的斗志。罢工的中心――长辛店，也被全国各地工会所羡慕，所向往，他们亲切地称长辛店为“小莫斯科”。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全路代表云集郑州，吴佩孚得知后，对大会进行了疯狂的破坏和镇压，总工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全线总罢工。2月4日，长辛店铁路工人遵照总工会的使命，按时开始了大罢工。2月6日晚上，反动军警逮捕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12名骨干分子，使长辛店的罢工陷入了困境。2月7日上午，杨诗田来到俱乐部才知道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当时的负责人只剩下了纠察队长崔玉春、副队长葛树贵和杨诗田。被捕工人的家属哭诉着军警抓人的暴行，工人们纷纷询问怎么办？葛树贵急得搓手，瞪眼，崔玉春一推杨诗田：“军师，你说怎么办？”大伙的目光全都集中在杨诗田的身上。这时，站在门口的工人纷纷向两侧闪开，大伙定睛一看，原来是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罗章龙来了。罗章龙听了葛树贵、杨诗田、崔玉春的简单汇报，决定由葛树贵和杨诗田担负起领导责任，由他们带领工人到火神庙――京汉铁路长辛店警务局去要人。葛树贵、杨诗田、崔玉春三个人一商量，当即吩咐在场的工人赶快分头出去召集全体工人到俱乐部来集合。不大工夫，住在长辛店街上的工人都集合起来了。葛树贵站在门口的台阶上说：“工友们，咱们的委员都被大兵抓走了，咱们决不能屈服！咱们到火神庙要人去，不给人咱们就拼了！”葛树贵说完，拿起一个大锤把儿，杨诗田打起“还我工友”的大旗，带领3000多工人向火神庙冲去。

工人们来到火神庙门口，先派孙呈武、刘彬进去同军警交涉，工人们高呼着“还我工友”、“还我自由”等口号，把火神庙围了个水泄不通。过了一会儿，刘彬被推了出来，孙呈武又被扣押了。工人们万分气愤，齐声高呼“还我们委员！”“再不放人我们就冲进去了！”正在这时，第十四混成旅旅长时全盛带领着一队士兵来到火神庙，士兵们站在庙前的台阶上，用枪口对准街上的工人。葛树贵冲上前去，高喊：“你们抓了俱乐部的人，我们来要人！”时全盛把指挥刀一举，大喊一声：轰他们！”大兵跳下台阶，端着枪就向工人队伍冲来，另一队警察手里拿着捆人的绳子，从火神庙里钻出来，也向工人队伍冲来。工人们一看，都急了，勇猛地迎上去。葛树贵举起大锤把儿，向庙门口冲去，大声喊着：“工友们，往前冲啊！他们有枪，咱们有血；他们用武力，咱们也用武力对待，打死一个有十个！”杨诗田打着大旗紧跟在葛树贵的身后，带领着工人纠察队往上冲。时全盛立即下令开枪，顿时枪声大作，打中街上的屋瓦，以吓唬工人。葛树贵急了，“夺他的枪啊！”杨诗田、辛克红、刘炳波、王永福等一齐冲了上来。时全盛把手枪瞄准了冲在前排的工人射击，打中了葛树贵和辛克红，他们立刻倒在了地上，杨诗田看见崔玉春正向士兵冲去，一只手高举着大旗，一只手将崔玉春拦腰抱住，坚决地说：“崔大哥，赶快下去，到劳动组合书记部去报信。咱们不能都死在这儿，留下根报仇！”杨诗田说完，把旗一横，向大兵冲去。他刚向前跑了两步，站在火神庙台阶上的时全盛朝着杨诗田射出了罪恶的子弹，打中了杨诗田的，鲜血像喷泉一样涌了出来。杨诗田用左手捂住伤口，右手把大旗往前一挥就摔倒在地，英勇地牺牲在长辛店街头，时年39岁。

杨诗田不但手艺好，而且能写能算。他在没有文化的劳工群众眼中俨然是个“秀才”，下了班他常给工友们代写家信，遇到工友家里生活接不上，总是慷慨解囊相助，工人们提起杨诗田的热心肠，都称赞不已。在工厂里，工头欺侮、盘剥工人的事屡见不鲜，一般的工人为了保住饭碗，只好忍气吞声，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咽。杨诗田生性刚强，好打抱不平，遇到工头、账房、司事无端克扣工人，他总是仗义执言，同工头、司事据理力争。由于杨诗田有些文化，见多识广，说话口齿伶俐，有条有理，经常问得工头张口结舌，十分尴尬，往后就不敢随意刁难工人了。工人们见杨诗田见义勇为，十分愿意接近他，谁有事都爱跟他念叨念叨。

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下，中国工人生活十分贫困，普通工人辛辛苦苦地干一天活只能挣到二毛五分钱，刨去穿衣吃饭，“三节两寿”给工头、总管出份子送礼，一年到头，累得半死，依旧囊空如洗。一些人渐渐地对生活失去了信心，收了工就聚在一起赌博。杨诗田看到和自己朝夕相处的穷哥们被贫困折磨成这样，心里十分难受。他平时爱看古典小说，每天吃过晚饭，就给穷哥们说一段，将古比今，启发工友们不要沾染坏毛病，人穷要穷得有志气，不能自甘沉沦，要活得有意义。工友们受到了教育，纷纷改掉了不良习气。他们看到杨诗田走得端，行得正，都主动跟他接近，尊敬地称呼他“杨师傅”。

当时，工头和工人之间剥削与反剥削的自发斗争在小范围内时有发生，工友们为了既保住饭碗，又要刹一刹工头的嚣张气焰，常常把一些想法提出来，让杨诗田帮着出出主意。杨诗田对工友们的斗争总是积极参与，并且出谋划策，把这些经济斗争纳入到合法斗争的轨道，以达到预期的目的。工友们通过对杨诗田为人处事的观察和在斗争中的了解，都感到杨诗田是个侠肝义胆的好汉子，同时还是个足智多谋的好军师，一些工友给杨诗田起了个十分形象的雅号――“小罗成”。

杨诗田同志牺牲后，工友及亲属将他的遗骨埋葬在昌平县介山村南。昌平县人民政府为缅怀先烈，激励后人，于1987年9月，在昌平县烈士陵园东南隅修建了杨诗田墓，将他及他夫人的遗骨一起移葬在石墓冢内。墓前竖立着一座黑色大理石纪念碑。碑身正面庄严地镌刻着“杨诗田烈士永垂不朽”，背面是中共昌平县委员会、昌平县人民政府撰写的碑文，记述了杨诗田烈士的英勇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