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曾祖父严孟旸仕元，封万户侯，统兵驻滁阳（今滁州），家居全椒县。元末为避战乱，其子孙自全椒流徙怀远龙亢北。明洪武初，上报户籍，因“年”与“严”音近，附版籍（户口册）为年，遂以年姓。后举家又迁徙县城东北梅桥乡杨楼村（今属蚌埠市淮上区）。

永乐年间，年富凭借会试中副榜，被任命为德平县（今山东省临邑县德平镇）训导。他当时年龄刚刚超过二十岁，但十分严肃稳重，像那些年长的儒生一样。宣德三年（1428年），升为吏科给事中，在任上他纠正违失，识大体。明宣宗认为六科任务重要，命令每科选两人掌管事务，年富与贾铨被授命掌管刑科。都御史顾佐等人误判17人的死罪，年富上表弹劾他们，顾佐等人因此遭到明宣宗斥责。

宣德十年（1435年）春正月，明宣宗驾崩，明英宗继位，年富上书说：“永乐年间，朝廷招降了很多人，大封官爵，白白耗费国家的钱财，还引发叛乱危机，应该把他们都遣返回故土。皇帝亲军中府军前卫的补充兵，本来选自民间百姓人家的子弟，随时侍奉在太子身边。现因为死亡或残疾，全部补充兵源会成为打扰百姓的一件事。请求从二十五个驻军卫所内，用一个卫所的兵士补充选调，不要再牵累老百姓了。军户、民户为了免除税赋徭役，很多人假冒僧人道士，应该让那些没有剃度的人恢复原业。”年富上书中所议事情多数被实施执行。

年富升任陕西左参政，不久任命他负责管理粮食储备。陕西原来每年绫绢毼九百余匹。永乐年间，加织驼毼五十匹，年富请求罢去这个事情。当时陕西官吏、诸生、卫卒的奉禄廪粮，因为边饷减削而减少，年富也奏请恢复原来的标准。诸边军将校占垦腴田有的多达三四十顷，年富奏请让他们每顷输赋十二石。都督王祯认为这个数量过重，上疏争取降低标准。朝廷经过廷议商量，减去三之二，并成为定例。

接着年富又核算年度用粮情况，用来筹划军费，经过核算之后，年富上奏，说：“我所管辖的地区每年收二次税共一百八十九万石，屯积粮食收入七十多万石。这期间水灾、旱灾（人口）流动、转移，免除拖欠、亏欠（的赋税），大概要减去三分之一，可每年的费用高达一百八十余万石，收入少支出多。镇守地方的臣子，不考虑国家的负担，争抢着增加士兵的数量，可军饷从那里出呢？所以我请求裁减闲散多余的士卒，淘汰劣等马匹，杜绝侵占耗费资源的弊端。”明英宗同意了他的提议。

当时明朝在陕西三边（定边，安边，靖边）驻有大量兵马，为了保证他们的供给，需要运送大量钱粮，军民因长途运输而疲惫不堪，而一些不法之徒却趁机作奸犯科，牟取利益。针对这种情况，年富亲自计算路程远近，核定征收税赋数目，各类收支也一律认真谨慎考核，经过一番整顿，过去的弊端得到了革除，百姓的苦难大大缓解。

年富遇事，果断勇敢，有所作为，不受权势阻挠，因此声名震动关中。但他触动了权贵的利益，所以屡次遭到诬告，陕西的文武将吏怕年富调走，都上表章讲述年富的功劳，年富因此才得以停俸留任。

年富在陕西任职九年，升任河南右布政使。此时又有人弹劾年富为官苛虐，明英宗命找举报人核实，将要逮捕年富的时候，知道是少师杨溥举荐的年富，才打消了这个念头。年富到河南赴任时，正赶上河南那年闹饥荒，流离失所的百姓有二十多万人，社会秩序混乱，一些歹徒甚至公开抢劫掠夺。河南巡抚于谦委任年富负责流亡百姓的安抚工作，经过年富的努力，流亡百姓的生活都逐渐安定下来。

正统十四年（1449年）秋，明军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南）被瓦剌军击败，边境道路阻断，朝廷令年富运饷，年富从没有一次迟误期限，因功升河南左布政使。

景泰二年（1451年）春天，凭借右副都御史身份出任大同巡抚，管理军政事务。当时经历丧乱战败，法律松弛，弊端尤其严重。年富一心一意抚慰体恤民众，上奏请求免除了秋赋，撤除几个州县的税课局，停止让太原的民众从大同转运出粮饷。

武清侯石亨、武安侯郑宏、武进伯朱瑛，让家人去领官库的银帛，再买米卖到边境去，侵吞公家钱财。年富第一个请求将他们治罪，但景泰帝下诏宽恕了石享等人，只是治了他们家人的罪。后来石享所派遣的士兵越界到大同，年富又弹劾石享专擅之罪。此外，年富还弹劾分守中官韦力转、参将石彪及山西参政林厚等人。当时，年富的威名天下皆知，同时诸权贵之家也更加怨恨他，他们联合起来四处罗织年富的罪名。幸好当时于谦主持朝政，极力保护支持年富，而景泰帝也很了解年富，当时山西参政林厚竭力诋毁年富，景泰帝说：“林厚怨恨年富、诬陷年富，可腾刚把边防事务交给年富负责，怎么能轻易听信他人的话呢。”于是就免除林厚的官职。正是有了景泰帝、于谦的支持，年富才能实施他的想法。

景泰六年（1455年），年富因为母亲去世辞官回乡守孝，被皇帝下诏夺情（丧期未满，官员应诏除去丧服，出任官职）起复原官。

景泰七年（1456年），年富上言弹劾英国公张懋及郑宏，因为他们都在边境上有田庄，每年役使军士去给他们耕种，经年富弹劾之后，军士都返回了军营。

天顺元年（1457年），明英宗复位，他下诏撤销巡抚官职，担任大同巡抚的年富也罢官回家。不久，石彪因为从前的怨仇弹劾年富，年富被逮捕投入诏狱（皇帝直接掌管的监狱）。明英宗征询李贤的看法，李贤称赞年富能够祛除弊政。明英宗也说：“这一定是石彪被年富遏制，不能够满足他的私欲罢了。”李贤说：“果真如圣上所说，应该尽早洗刷年富的罪名。”经过调查，果然没有找到年富有罪的证据，于是皇帝就下令把年富放出来，让他辞去官职退休回家。

天顺二年（1458年），在大臣的举荐下，年富复出，被任命为南京兵部右侍郎，还未上任，又改为户部右侍郎、巡抚山东。年富在赴任道上听说自己治下的地方遭了蝗灾，马上上疏奏明皇帝。朝廷下令改任左副都御史，仍然巡抚山东。山东官吏都听过年富的威名，知道他来了都畏惧服从，那些豪猾之徒都销声匿迹。

天顺四年（1460年）春，户部尚书一职出现空缺，李贤举荐年富担任这一职务。明英宗身边的大臣都委婉地向他进言，表示年富不适合担任这一职务，但明英宗不为所动，他对李贤说：“户部不能没有年富，人们大多不喜欢年富，但这正是年富被称为贤能的原因。”于是明英宗特意召见年富，并任命他为户部尚书。

年富担任户部尚书之后，不受奸滑小吏的欺骗，亲自参加帐目核算，慎重斟酌赢亏，严格控制支出、收入。有些事情责任重大，下属不敢去做，年富就对他们说：你们尽管去做，出了事情，责任由我来负。你们做事情不用署名字。因此，户部事情都办理得很顺利。明英宗很高兴，对李贤说：”户部尚书像年富这样的不多啊。“李贤则说：”以后继王翱担任吏部尚书的人，非年富不可。“

年富的父亲去世了，但也没能守孝，又被皇帝下诏夺情复官。

天顺八年（1464年），明宪宗继位，年富因为陕西频繁用兵，而掌管钱饷的人不称职，请求罢免左布政孙毓，用右布政杨璿、参政娄良、西安知府余子俊掌管钱饷。吏部尚书王翱认为年富侵犯了他的职守，所请不合理。年富极力辩解，他说：“我举荐贤良人才是为了国家，没有个人的私心。”为了表明心迹，他请求辞官告老还乡。明英宗一南抚慰，将他拘留下来。并下旨罢黜了孙毓。

弹劾孙毓不久，年富因为生疽（毒疮）病亡，享年70岁。皇帝赐谥号”恭定“。

年富为人刚烈正直，为官廉洁，秉性清静，遇事敢做敢为，深得民众推崇。

年富巡抚大同时，修建了今大同大同关小城（北关），是大同关城建设的开启者。据《大同府志》、《大同县志》载：“景泰间，巡抚年富于城北筑小城，周六里，高三丈八尺，东、南、北门凡三：东日长春，南日大夏，北日元冬”。

年富上任的一年多前发生了令明朝廷上下震惊的“土木之变”，可以说年富受命于多事之秋、上任于危难之时，鞑靼也先频频侵犯明疆，烽烟千里，大同首当其冲，人民深受其害。大同总兵官定襄伯郭登在景泰元年八月二十七日（1450年10月2日）上言，“大同地居边塞，虏酋不时出没，军民艰于樵采……”；

在这种形势下，作为边城的各地方官必然会把如何加强边备作为自己工作的首要任务来抓，而修建城池便会是加强边备的首选方策。据《明史纪事本末》载：“这期间，边境各地均修筑加固了城堡，选拔精锐兵马”作“充分的防御准备”。因之，在此时上任的年富筑北小城再合乎情理不过的了。至于首先筑小城于城北，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其地理位置在辽西城的北半部，这里有一定的城建基础；二是恐怕与蒙骑常常于大同北部边境侵入有关了。

《明史》：”富遇事，果敢有为，权势莫能挠，声震关中。“

《明史》：”富廉正强直，始终不渝，与王翱同称名臣。然性好疑，尤恶干请。属吏黠者，故反其意尝之。欲事行，故言不可，即不行，故言可。富辄为所卖。 “

年富，本姓严，后讹为年。因他的家庭昌盛，于是又形成了一支年姓。因谥号恭定，故称安徽怀远恭定堂。

在年姓宗祠七言通用联中，有一联是指年富的：

刚正朴忠，固超出乎士类；气节才识，尤绝远于名流。

全联典指年富。

《明史·列传·第六十五》有传记。

年富墓，位于梅桥乡杨家楼北首青沟河南岸。梅桥乡原属安徽省怀远县，在怀远县城东北10公里，2004年3月由于行政区划调整，原怀远县梅桥乡入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年富墓墓前原有神道、享堂，现已荡然无存，墓封土高不足1米，方园不足15米。

1982年8月20日经怀远县人民政府批准列为县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