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生平（女，1915-2003）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出色的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工作者，中共中央组织部离休干部(享受副部级医疗待遇)胡瑞英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3年7月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胡瑞英同志1915年10月15日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现江阴市）

一个工人家庭。年仅8岁即在上海纱厂做童工。1933年10月，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女工夜校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事秘密工作。1933年冬被捕，关押在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龙华看守所，她机智勇敢、坚强不屈，未暴露身份,于1934年春交保出狱。先后担任上海沪西区团委组织委员、团委书记，虹口区团委书记，共青团江苏临时省委组织部部长。 1936年底，参与发起和组织领导了著名的上海日商纱厂的工人大罢工运动。

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全面爆发，同年10月,胡瑞英同志受党、团组织派遣，参加何香凝组织的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奔赴抗日前线， 到国民党第十九集团军做统战工作。1937年12月随军开到南昌后，经陈毅同志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战地服务团地下党支部书记，接受新四军军部党组织领导。战地服务团辗转于苏、浙、皖、赣、鄂、湘、豫、桂八省,在叶剑英和邓颖超等同志的领导下,在有关各地新四军、八路军办事处的指导下，积极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开展抗日宣传、发动民众、战地救护、监督军纪等工作。

1940年11月，经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批准，胡瑞英同志从国民党军队撤出， 1941年1月到达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后经邓颖超同志批准，在朝鲜同志的帮助下，随“朝鲜义勇队”行军跋涉至洛阳八路军办事处，又继续突破封锁线，12月，到达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受到朱德总司令接见。1942年1月到延安，在中央党校五部学习，任支部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胡瑞英同志调往东北工作。先后任中共长春市东荣区委组织部部长、黑龙江省军区后勤部被服厂政治指导员、吉林省军区后勤部新华纺织厂政治指导员、吉林省桦甸县城关区工委书记、吉林省妇女委员会常委。

1949年6月，胡瑞英同志随南下干部大队调到江西省工作，先后任中共南昌妇委会书记，南昌市妇联主任、党组书记,江西省妇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省总工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她深入基层，关心群众，为新中国妇女解放事业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为开拓党的群众工作的新局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胡瑞英同志被“四人帮”点名批判，隔离审查达8年之久，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 但她始终坚信党，坚信共产主义理想，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

1975年11月，胡瑞英同志重新工作，先后任江西省轻化工业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纺织工业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她不辞辛苦，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解决生产中的疑难问题，为江西省的工业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

1982年经中央批准，与黄霖同志一起来京安置。 离休后胡瑞英同志继续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关心党的建设，积极参加党组织的学习和各种会议，表现了一名共产党员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强的党性。

胡瑞英同志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胡瑞英：一个三十年代的共青团员

我妈妈胡瑞英离开我们一周年了，痛定思痛，格外地怀念她老人家，她是我最慈祥的母亲，也是我最敬爱的榜样。她的音容笑貌、她的言谈举止，时刻浮现在我的眼前。每当我打开录音机，听见我妈“今天是五一”的歌声的时候，更是热泪盈眶。

这首歌是妈妈逝世两个月前、于2003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录下的。五一节的到来她显得特别兴奋。她说：“今天是五一，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节日。这个节日，来之不易。这个节日，还有现在的8小时工作制，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团结斗争、流血牺牲，才争取来的。”接着，她振作起精神、情不自禁地唱起来："今天是五一，今天是五一，我们要争取八点钟工作、八点钟学习、八点钟休息。要想得到最后的胜利，就要组织我们自己。要想得到最后的胜利，就要武装我们自己。”尽管她已重病卧床好几个月、医生都发过三次病重通知书了，可她还是满怀激情地唱着，眼睛里还放射出坚毅的亮光。这首歌是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时工人们爱唱的歌。她唱歌时一定想起了当年工人阶级与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情景，感慨着“三八制”来之不易，一定在憧憬着终身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理想。

妈妈文革前是江西省总工会副主席，逝世前是中央组织部离休干部。在《胡瑞英生平》中，组织上肯定了她是一个出色的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工作者。

妈妈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共青团地下斗争的故事，虽然离现在有些遥远，已经过去七十年了，但妈妈对无产阶级事业的忠诚、她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

我妈妈七岁的时候，她在上海做工的母亲就不幸病逝了。因家境贫寒，还是求助于江阴会馆资助，才得以解决母亲的丧葬费。为了自谋生路以减轻父亲的负担，妈妈九岁的时候，就从老家江阴到上海纱厂做了童工。当时个子矮小，要垫块板子、掂起脚尖才够得上机器。有时累得实在受不了、想打瞌睡时，就要被“拿摩温”（日本工头）“敲毛栗子”（打脑袋）。就连上厕所也要领牌子、受限制。有一首由孙师毅词、聂耳曲的《新女性》歌中唱到：“天天，眼不见阳光赶做工，无分雨雪风”；“一点不能松，一天十二点钟。加上女人的痛苦，更比男人甚一重”，就是当时女工悲惨生活的写照。

1933年春，我妈妈听说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办的女工夜校在招生，上学不要钱，只要交书费，就报名上学了。正如《新女性》歌中所唱：“不管没闲空，我们要用功！不怕担子重，我们要挺胸！”为了改变命运，为了追求真理，她每天4、5点钟起床，赶到工厂上做工，又不顾12个小时的辛苦劳累，下工后赶到夜校去读书，风雨无阻。在夜校里她学文化、学唱歌，还从地下党团组织那里接受了革命的启蒙。夜校同学孙凤琴（孙维华）经常要她去秘密散发传单和张贴标语，考察了一段时间后，于1933年秋天介绍她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妈妈就毫不动摇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这年12月的一天，沪西区团委为筹备纪念广州暴动（12.11）六周年，以吃饭为名在胶州路一个饭馆开会布置工作。刚吃完饭，我妈妈和开会的3个小姊妹和另外八个男工就都被巡捕房便衣抓住，关押到国民党市公安总局。在牢房里，敌人看她的小姊妹陈妹妹挺白净的，像个学生，就首先把陈吊起来打。妈妈她们就大叫冤枉，一起故意哭闹起来。妈妈拼命地哭叫“不能打陈妹妹！”凶狠的警察就反过来死命地用藤鞭抽打她的头部和身上，当场就把我妈打得昏死过去。这时女监、男监的难友一起喊口号抗议，“反对虐待犯人，不能打死犯人！”敌人害怕了，耽心闹事，只好把陈妹妹放下来，又叫来牢医给我妈打强心针。我妈刚睁开眼，就喊陈妹妹，看见她在身边才放心。后来妈妈还参加了同牢房的共产党员郑育之同志发起的绝食斗争，在监狱里学会了唱《国际歌》。

由于被捕的姊妹事前统一了口径，就说是结拜姐妹一起吃饭，不认识那些男的，无论敌人如何拷问，都抱定了死也不说的决心，这样大家都没有暴露共青团员的身份。元旦过后，妈妈她们又被押到了龙华警备司令部，由法官过堂。她们仍然毫不动摇，一口咬定是吃冤枉官司。几个月后，敌人没有任何证据，又得不到口供，只好同意交保释放了。

我外公找了两个同乡把我妈妈保出后，就把她领回老家去了。可我妈还是想办法跑了出来。她明知在白色恐怖下随时都有被捕和牺牲的危险，但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她最亲爱的小姊妹季月娥、并肩工作过的战友四川小陈（邹泽沛）都是在不幸被捕后受尽折磨而牺牲的。

1998年，我曾陪同妈妈参观了上海龙华烈士公园，还在当年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的女牢门口摄影留念。妈妈告诉我，当年在这里，经常是一到晚上，就有人被点名拉出去枪毙。看见一个个共产党员镇定自若、高呼“打倒国民党”等口号走向刑场时，她心里很难过，但是并没有被吓倒，反而是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心，出狱以后一定要继承烈士的遗志，更加好好地干革命。

1934年秋，妈妈被派住团的机关。她先后担任了沪西区团委组织委员、团委书记，虹口烟区团委书记等职。1935年底，团中央被破坏，团组织没有了经费来源，妈妈同住的机关的同志也发现有特务盯梢，于是妈妈的上级陈国栋同志就让妈妈重新回到工厂，一面做工，一面做团的工作。妈妈就考进杨树浦区的上海日商四厂做挡纱工，并在厂里发展了团员、建立了四厂团支部。同时妈妈还进了杨树浦桥的女工夜校读书。1936年5月，团省委代理书记被捕后，共青团江苏省临时委员会成立，我妈妈担任了临时团省委的组织部长。

期间，报纸上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团组织就按照党中央提出的“团结一致、抗日救国”的精神，开展了支持学生运动、支持红军北上抗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救国会1936年3月成立后，发起了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和纪念“九一八”国耻五周年的两次大游行，妈妈就借此名义公开进行活动，积极地组织和动员共青团员、工厂女工参加游行。她们不顾巡警的阻挡，高呼着口号、高唱着抗日歌曲，勇敢地走在队伍的前面。

这年2月3日，日商大康纱厂工人梅世钧遭工头毒打致死；2月7日，该厂4000余工人罢工抗议，日商上海纱厂一厂、四厂及其他日商纱厂也纷纷罢工，全市各界举行了声援。共青团组织提出了“捉拿打死梅世均的凶手！”、“反对日本人打骂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等斗争口号，并把经济斗争与抗日救国斗争结合起来，启发教育工人提高觉悟，以制造革命形势，酝酿发动大罢工运动。

就像一堆燥裂的干柴一点就燃，11月8号这天，上海日商四厂的共青团员到各车间一串联，一声号召，工人们就都关车停工，开始了全厂的反日罢工。接着，我妈妈就到女工夜校去宣传，介绍四厂罢工情况，要求各厂工人支援四厂罢工。于是沪东各日商纱厂做工的同学都回本厂去组织发动罢工。这样，沪东的日商纱厂都先后行动起来了，形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沪东日商纱厂总罢工。中国纱厂的工人也都积极行动起来支援日商纱厂的罢工。

当时日本人为了镇压四厂罢工，还出动了海军陆战队，用战车和武力对付工人。但是工人们一步也没有退却，躲在车间弄堂里抛筒管、铁棍跟敌人打“巷战”。由于细纱机车身高大，挡住了敌人的视线，开枪也无从打起，又怕砸烂机器，日本兵只好开了几声空枪，无可奈何地撤走了。当一个日本领班又奉命进车间逼女工复工时，一个男工用装细纱的大帆布口袋把他从头到脚地套住，再用纱布条扎紧口袋。领班急得在地上乱滚，最后被工人们又踢又推滚出了车间。以后厂方追查是谁干的时，工人们没一个肯讲出来，日本人也只好不了了之。

这次罢工还得到了各界爱国人士和职业团体在政治上的舆论支持和经济上的物资支援。妈妈和女工夜校的共青团员把各界人士捐钱买的米票发到沪东各厂的积极分子手里，再由他们发给罢工工人。在罢工中，许多基层党、团组织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发挥了骨干带头作用。根据临时团省委提出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口号和行动目标，四厂团支部吸取了过去斗争派代表暴露力量的教训，采取了隐蔽斗争的策略，不是直接派代表谈判，而是用在工厂门口散发和张贴传单的办法向资方提出了“增加工资百分之十”、“吃饭关车一小时”、“不准打骂工人”、“不准随便开除工人”、“反对做礼拜工”等五个条件。罢工一直坚持了两个多星期，直到日本人基本接受工人要求，用布告形式答应接受工人的条件后，工人们才开始复工。沪东各厂也都在厂方答应了条件的情况下先后复了工。沪东日商纱厂的大罢工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这次沪东日商纱厂的大罢工不仅带动沪西、浦东、虹口等区的罢工，以致形成了全上海的日商纱厂大罢工，而且影响到青岛、天津等地的日商纱厂也进行了大罢工。毛泽东同志1937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中，把这场反日罢工列为了中国革命新时期第一阶段的一项重大事变。

前段时间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情深深雨蒙蒙》还表现了当时反日大罢工、日本人出动海军陆战队的场景，令我深深感慨。据今年已九十多岁、三十年代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林一心老同志告诉我：你母亲人很好，在当时进步团体里是个比较冒尖的女同志。她是工人出身，联系群众，比较会讲话，经常出头露面，向群众做宣传、讲道理。这是很难得的。

罢工结束后，敌人怀恨在心，千方百计捉拿罢工的领头人，组织上为避免敌人下毒手，就让我妈妈暂时隐蔽起来。后来我妈又转到日商五厂去做工。“八一三”全面抗战爆发，杨树浦区先打了起来，炮火连天。根据团省委的指示，妈妈动员了一批工人到法租界去，成立了难民收容所。在难民所里对难民进行抗日救国宣传，鼓励年轻人上前线杀敌。妈妈还去女青年会组织女工救护队，学习包扎，给伤兵换药。

一次团的会议上，我妈妈听了党关于组织救亡团体到国民党军队去做抗日宣传的指示后，就立刻要求去前方参加战地工作。当得知全国抗敌慰劳总会上海分会会长何香凝先生派胡兰畦先生与上海女青年会联系，要组织女工夜校学生去前线慰劳时，我妈妈就受共青团组织派遣，参与组织了一批女工夜校的师生参加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于10月5日出征，告别了大上海，随国民党第十九集团军走上了抗日的前线……

妈妈在她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最爱唱的一首歌曲是首苏联老歌：“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那光明的路，你看那黑暗快要消灭，万丈光芒在前头！”为了自由和光明，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她奋斗了一生，无怨无悔。妈妈坚定而嘹亮的歌声将永远鼓舞我向前。

（作者为胡瑞英同志的女儿）

胡瑞英大姐是江苏省江阴市人，1915年10月15日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1933年进入上海女青年会办的女工夜校读书，她在夜校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开始做秘密工作。1933年底被捕时，因她机智勇敢，未暴露身份，1934年春交保出狱。出狱后，先后担任上海沪西区、虹口区团委书记、共青团江苏省临时省委组织部长。1936年底她发起和组织领导了著名的上海日商纱厂的工人大罢工。1937年上海抗战全面展开时胡大姐受党团组织派遣，参加何香凝革命老人组织的、胡兰畦任团长的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奔赴抗日前线，到国民党主战派罗卓英的部队里做战地服务工作。

胡大姐在服务团地下党支部工作的出色表现，是她在革命人生中最精彩的一笔。1937年12月服务团随罗总部到达南昌后，正在南昌筹建新四军的陈毅同志指示，服务团里的9名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与原共产党员任秀棠共10名，建立一个地下党支部。由于胡大姐参加革命活动早，有丰富的组织领导经验，被提名为支部书记。

在叶剑英、邓颖超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胡大姐贯彻执行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带领团员积极开展抗战宣传，发动群众支援前线，开展战地救护等工作同时积极慎重做好地下党支部的组织发展工作，历时三年，党员发展到15人，团员发展到39人。全团历尽艰辛，转战九省，在抗战史上，这个党支部发挥了重要作用，留下了绚丽的一页。

胡大姐特别能吃苦耐劳，有困难、有危险总是第一个冲在前。有一次在江西分宜驻军时，任秀棠带着大部分同志到前线去了，胡大姐照顾几个病号留守团部。一天早晨老百姓从远处传来喊声，“洪水来了！洪水来了！”胡大姐紧急找到一座砖房，把病号一个个往砖房的阁楼上送。洪水急流已进村了，但她全然不顾个人安危，还在帮其他同志把东西搬到高处去。大家喊她：不要在水里走了，东西不要搬了，洪水快要把门淹没了，有危险！”可她不听，自个儿又淌着水走了。只听见她在喊我们：“洪水如果继续上涨，你们打破屋顶，爬到屋顶上去，我来救你们！”洪水到了傍晚才开始往下退，胡大姐又给我们送来馍馍。我说：“那么脏的水，您不要泡在水里了，会生病的。”她却说：“没关系，我身体好，挡得住！”

1940年前夕，相继发生了平江惨案和确山惨案，服务团的工作也受到了限制和刁难。胡大姐在同反共顽固分子的斗争中，处处表现出机智勇敢。罗卓英总部的秘书处长罗伯麓是个反共顽固分子，他看我们能这样吃苦耐劳，怀疑服务团里有共产党，就把他们受过特殊训练的40名女团员派到服务团来，一个对一个钉梢侦察我们。几天后，她们就吃不消了，到秘书处提意见说“太苦了，不干了”。胡大姐也去提意见，说：“她们都是小姐，爱梳妆打扮，工作任务又完不成，怎么办？”罗伯麓只好把她们调走。为了再次刁难我们，他又派我们这些姑娘和连队的战士一起到前线去打扫战场，连手套口罩都不给，结果我们20多人中有4人染上了瘟疫，发高烧，被担架抬回来，4人都是共产党员，其中，周文南不幸牺牲了。

胡大姐感到在这反共高潮的时刻，我们没有必要再坚持下去了，要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她一方面派任秀棠到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请示，另一方面借口战地服务已三年，要求回家探亲，集体请假离开罗总部。

胡大姐去请假时，罗伯麓问：“你们到哪里？”回答：“到桂林。”罗又问：“怎么你们家都在桂林吗？”机智的胡大姐回答：“我们有的家在贵阳，也有在四川的，都要经过桂林。”罗拖着不办。正在这时，发生了罗伯麓抢亲事件。罗伯麓把老百姓花轿里的新娘抢走了，想霸占做他的小老婆。老百姓到服务团来求救。胡大姐抓住这件事，马上向罗卓英夫人陈辉青反映，要求处理。罗夫人是劳动人民出身，胡大姐常去看她，平时她也同情我们。在罗卓英夫人的支持下，罗卓英不得不撤了罗伯麓的处长职务，并把他遣送回原籍广东老家，以示严明军纪。这件事处理得很好，为老百姓出了气，为我们支部撤退扫除了障碍。胡大姐又请罗卓英夫人帮助，为我们“回家探亲”的人办理了沿途军警免检的护照(即通行证)，使我们顺利到达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出色地完成了撤退任务。后来胡大姐等赴延安途中，经过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时，朱德总司令还特别接见了她。

胡大姐离休后，与全国妇联妇运史研究室联系，促进和推动了战地服务团的团史研究。她说：服务团的团史应成为抗战时期妇运史的一个亮点。为此1984年全国妇联妇运史研究室委托福建省妇联召开服务团团史座谈会。我当时正在福建省妇联主持工作。

在这个会议的基础上，终于在1996年出版了《青春在战火中》一书。1997年此书又得以再版，普遍得到好评，成为一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胡大姐对此书的出版感到很欣慰，她对我说：“我们总算了却了一个心愿。”

胡大姐于今年7月8日下午因病去世，她虽然走了，但她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德却永远激励着我们。

在七十年的革命生涯中，胡瑞英同志无论是在白色恐怖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始终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时时处处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从不计较个人名利，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她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她长期担任领导工作，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风民主，经常深入基层，注意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她顾全大局、团结同志，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她关心、爱护干部，了解他们的思想、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她生活俭朴，清正廉洁，不搞特殊化。她待人诚恳，平易近人，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和人民公仆的美德。多年来，同志们和广大群众都亲切地称呼她为“胡大姐”。

胡瑞英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她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党员、好同志。我们要学习她的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