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登（1547—1629），字继元，号海门，嵊州市区人。他自小聪颖过人，读书过目不忘。明万历五年（1577）年，考中进士，授工部屯田主事。他在安徽芜湖督税时，稽核精严，廉洁不染，见当地农民劳苦不堪、生活困顿，宁愿接受降职处置而不忍横征，结果被贬为两淮盐运判官。

　　在所辖的盐政区内，周汝登看到盐民们不习礼治，喜欢打架斗殴打官司，便为他们讲解乡规民约，并刊印出《四礼图说》引导盐民。同时，他又在每个盐场建立一个学舍，将以前的罚金以及自己的俸禄一并献出，以作教学之用，还亲自为盐民们授课。在周汝登的悉心经营下，当地乡风和习俗有了很大的改观。

　　由于周汝登治理盐场功绩显著，万历二十年（1592）便升任南京兵部车驾司主事，担任草场总管。当时草场营私舞弊的事时有发生，周汝登上任后，痛切革除各项弊政，一扫往日损公肥私的风气。

　　一系列举措如春风拂面，深受民众拥护，周汝登因此为朝廷所器重。随后他更是平步青云，先调广东任按察金事，后又为云南布政使司参议、南京尚宝司卿……但周汝登淡泊名利，向往自由自在的乡土生活，一心想远离等级森严的官场。为此，屡次推辞，却屡次不允。而他为人又清正廉洁，每任新职，必定不辱使命，鞠躬尽瘁，自己又居家不蓄财、不治第、不营产，令当地百姓感恩戴德。直至古稀之年，周汝登官职升至户部右侍郎，仍坚辞不就，再三恳乞，才得以恩准回乡。

　　崇祯二年（1629），年至83岁的周汝登经人推荐，被奉诏擢用，起为工部尚书。已至风烛残年的周汝登再一次全力推辞，依旧未果。几个月后，这位未曾上任的工部尚书离开了人世。临死前，弟子和家人拟谥“文昭”，县里也欲立祠，均被他坚决推辞。

　　与一生无数次辞官相反的是，博学多才的周汝登曾无数次将自己的学识进行高调宣扬，以文人的姿态搏击于封建社会的浪潮中。

　　周汝登在18岁时便中秀才，转而求学于山阴（今绍兴）王龙溪，拜于著名理学家王阳明门下，潜心研究王阳明学说，卓然以理学自命，具有很深的造诣。

　　后来，周汝登虽身在官场，仍笃信王阳明之学，并身体力行。他主张做人应该以忠孝为根基，不能为利欲所诱惑。他经常在任职期间，开设讲学会，讲解王阳明学说，论点新奇，语言充满理性，往往引来听者的阵阵掌声。他在南京任职时，创建了规模宏大的阳明祠，他的弟子将他的学说辑录成册，名为《或问》，后来又辑入《东越证学录》。

　　年至花甲时，周汝登曾召集近百人在绍兴阳明祠内讲学，陈述王阳明学说，精辟的讲演令听者无不颔首。在辞职回到故里时，他也经常往来就近府县讲学，并有一段时间留聘金华霞院书院主讲。由于他见解高远，讲学结合当地实际，听他演讲者，不论贫富贵贱，皆有所得。

　　周汝登一生博览群书，学识深广，著作较多。除万历十六至十八年总纂《嵊县志》外，还著有《东越证学录》《圣学宗传》《四书宗旨》《王门宗旨》等著作，为嵊州宋、元、明、清知识分子中所少见。

　　除了宣扬自己崇尚的阳明学说，周汝登对嵊地的思想、文化、教育事业产生过较大影响，培养出一大批杰出人士。

　　万历十五年（1587），周汝登与袁日新等“鹿山八士”集资创办鹿山书院。在这里，周汝登和师兄弟们一起谈古论今，畅所欲言，讲述从政之道、为人之道……

　　时间已至明朝后期。那边是鹿山书院里传出的清朗读书声，这边却是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叹息声。正在云南做按察金事的周汝登目睹官员腐败，各地起义爆发，而努尔哈赤的兵马在长城外虎视眈眈，明白明朝气数已尽，便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以“身患重病，又念想家中母亲”为由，向皇上屡疏陈情，后得以领旨回归故里。

　　周汝登回到家乡后并没有休憩下来，而是用另一种方法拯救国家，那就是教育。

　　比起繁花似锦的官场来说，守着一方书院毕竟有点冷寂，但这位大学士却将这方土地经营得风生水起。在此期间，他不但自己讲学传道，还邀集文人进行学术论辩，为振兴嵊县的教育作出了卓越贡献；他还亲赴苍岩石壁草堂讲学，被当地誉为盛事。

　　因为听讲者日益增多，周汝登出资在鹿山书院前构筑了小堂屋15间，院左又建海云庵9间，题“海门书院”。后门人山阴县令余懋孳送来一块上书“宗传”的匾，所以，书院又称“宗传书院”。

　　宗传书院不但是教学的地方，也成为播撒文化与思想的基地。一时间，吸引了远近府县的许多学士，前来听讲的人络绎不绝。在那里，许多弟子取得了很大成就，一些人还成为当时的名流。明崇祯兵部尚书、单骑赴澳门驱倭奴的喻安性即是周汝登的侄女婿兼弟子。

　　周汝登为政50年，两袖清风，不尚刑罚，以教化为先，兴利革弊，赈济灾荒，被誉称为“一代儒宗，四方山斗”。

　　〖周汝登〗（生卒年未详）字继元，别号海门。明嵊县（今属浙江）人。万历五年（１５７７授南京工部主事，历兵、吏二部郎官，至南京尚宝司卿。师事周汝芳，供周汝芳像，节日必祭，事之终身。曾在南京讲会发明壬守仁“天泉证道”（按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许孚远以“无善无恶不可为宗”，作《九谛》以难之。汝登作《九解》以伸其说，其大旨为：善且无，恶更从何容？恶既无，善不必再立。本体着不得纤毫，有着便凝滞而不化。黄宗熹认为：王守仁言“无善无恶心之体”，原与性无善无不善之意不同，因为性以理言，理无不善，故不得云“无善”；心以气言，气之动有善有不善，而当其藏体于寂之时，独知湛然，亦不得谓之有善有恶。而周汝登竞以性为无善无恶，失却阳明之意，而曰“无善无恶，斯为至善”，多费分疏。善为一，有有善之善，而无无善之善。周从其无善无恶的观点出发，又作出无忠无孝之辨，问：“无善无恶，则为人臣子，何所待循？”曰：“为人臣者，只求免于不忠，为人子者，只求免于不孝，如有持循，工夫尽有可做。”问：“圣人，忠孝之极也，然则希圣非欤？”曰：“止敬曰文，大孝曰舜，此自人称之耳。若文王曰u2018臣罪当诛u2019，何尝有忠？虞舜曰u2018不可为子u2019，何尝有孝？今人只要立忠立孝，便是私心。圣人之心如此，吾亦如此，谓之希圣。不得其心而徒慕其名，去圣远矣。”（《证学录》）他倡导心之“自得”，提出：“此心一刻自得，便是一刻圣贤；一日自得，便是一日圣贤；常常如是，便是终身圣贤。”（同上）关于理气问题，他认为：理气虽有二名，而总之一心。心不识不知处，便是理才动念虑起知识，便是气。理气虽塞乎天地之间，但皆不越一念。他否认天赋“气质之性”的存在，而将其与“在我”之“习”同一。认为，言习，言陷溺，分明由我；言气质之性，则诿之于天。言习在我，则可变化；言气质之性天赋，则不可变化。在我，如气受染，我自染之故可变化，天赋，则如红花，必不可为绿花，不可变化。他指出，气质亦即是习，自气自生，自质自成，并无赋之者，故“性一而已矣”，因其“始终唯我，故谓之一”。周汝登之学颇近禅，每教人顿悟。辑有《圣学宗传》，“欲合儒释而会通之”，“尽采先儒语类禅者以人”（《明史·王畿传附周汝登传》）其著作还有《证学录》等。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对其评价不高，多有批评，如谓其“求直截而反支离”，谓其无善无恶之说“即释氏之所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