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家，在台南善化原本是一个很有名望的封建家庭。祖父苏源泉也是清朝秀才，精通儒、医，除了在家乡设私塾、教授汉文之外，同时也是善化一带有名的骨科医生。此外，他还开设了一家“裕顺行”，赚了不少钱。可是，随着日本占领台湾，苏家的家道很快就中落了。苏友鹏的父亲仅仅毕业于台湾总督府农业试验所的农业学校，未能继续深造。苏友鹏的母亲是助产士，在日据时期算是少数的女性知识份子。

　　1926年，苏友鹏在台南市出生后不久，父亲调派白河农会，母亲也在白河庄役场（今之乡公所）担任助产士；因此，他在白河度过了一段无忧无虑的童年。苏友鹏1938年毕业善化公学校。在毕业典礼上获得台南州知事颁发的“宫殿下赏”，这是日本皇室奖励在学中成绩优良的台湾学童所颁发的最高奖项。

　　日据时期，台湾的中学教育始于1898年3月设于国语（日语）学校附设的五年制寻常中学科。1914年，在部分台籍士绅联名向殖民当局请求下，才于1915年为台湾单独设置一所中学校。尽管如此，它在修业年限、入学资格、学习科目、生活管理等教育内容上，却与日本人所进的中学校有着民族歧视的云泥之别。虽然殖民当局于1922年公布“台湾新教育令”，规定中等以上学校实行“日台共学”制，但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殖民当局对于新生的录取名额有一项不成文的规定：凡是日本人所进的中学校（如各地的一中），台湾学生不得超过20%；但是，台湾人就读的学校（如二中），日本学生却可以不受任何比率上的限制。其次，那些会到二中就读的日本学生，大体上都是成绩较差、考不上一中的人。为了方便这些日本学生，入学考试的考题完全取自日人小学的教科书，然而，在日本帝国“差别待遇”的教育政策下，日本人小学校与台湾人公学校所使用的却是两种不同的教科书－－日本人小学校五年级念的，台湾人公学校要六年级才念；一般台湾学生不知道有这样的差别，入学考试时自然要吃亏。此外，除了笔试以外，日语口试的成绩又占有相当分量，而主持所谓“录取会议”的校长和教员又大多数是日本人。

　　1943年3月，苏友鹏考取台北帝大预科理科医组，台北帝大预科是日据专为升大学而设的预备学校，在日台人不公平的入学制度下，通常只有极少数的台湾学生才能够幸而进入。

　　由于台北帝大预科校址位于士林芝山岩，当时士林当地以何斌和等具有反日思想的台北帝大学生，组织了一个经由日本统治当局批准的文化团体“协志会”，由何斌担任会长。“协志会”成立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是借用士林公学校的校舍举办“文化展”，内分“乡土展”、“摄影展”和“医学展”等几个部分，宣扬汉族文化。因为它表面不谈政治只谈文化，所以没有引起日本殖民当局的注意。此后，“协志会”又开展了许多有益的文化活动，来聚合士林一带的学生与社会青年。苏友鹏因为地利之便，他也常到教会走动，不但参加了合唱团，也认识了何斌、陈泗治牧师等“协志会”的领导核心。

　　1943年，日军在东南亚的战场节节败退，侵略战争的败象开始呈现。台湾因为地理位置关系而被编入日本的绝对国防圈内，进入“决战期”，同时也开始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兵源供应地。1944年1月，台湾总督府公布了鼓励台湾人民改用日本人姓名的办法，“皇民化运动”的推展达到极致。即使时代的气氛如此恶劣，苏友鹏却始终坚持不改姓名。

　　“我家虽然是没落地主，却也坚持儒学的气节。”对此，苏友鹏医师解释说： “我在南二中四年级的数学老师神田，是一个极端的大和民族沙文主义者，非常瞧不起我们汉民族。他曾经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嚣张地说：u2018国家十年之计在于打败英美帝国主义；国家百年之计在于消灭支那民族。u2019听到这类的话的台湾青年，除非他不承认自己是汉民族，否则的话，他的民族意识自然就会觉醒的。”

　　台北帝大预科的修业年限原定3年，因为战争的影响，改为2年。所以，苏友鹏于1945年3月毕业后，便直接升学台北帝大医学部。

　　台北帝国大学创立于1928年，起初只设文政与理农两学部，1936年1月1日才增设医学部。据《台湾教育沿革志》”记载：医学部之所以较迟才设立有两个原因，首先，因为台湾地跨亚热及热带，对于热带医学具有研究者甚难罗致；其次是因为医学仪器设备的费用甚大，经费方面一时难以应付。

　　由于日本当局认为：文学、法科系的台湾学生思想最为不稳，最具危险性。所以，它并不愿意让太多台湾学生进文、法科系，但它又不好明令禁止，因此就让这些学生毕业后不容易找工作，或者只能做低阶的工作。这样，为了现实的就业问题，大部份的台湾学生只好选择走学实科的路，而且以学医为上策。

　　苏友鹏就像许多优秀的台湾青年一样，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走上医者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