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堂，（1915—2001）男，汉族，生于1915年11月15日。上海市松江县人。中共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少将军衔。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1938年毕业，电讯专业学士。一九三八年参加中央军委第三局通信学校（参加革命）任教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第三局通信学校教师，军委三局通讯材料厂试验室主任、1940年任副厂长、厂长，1945年任三局技术研究室负责人。解放战争时期，任军委第三局技术研究室负责人，电信管理局副局长兼技术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任电信总局副局长。后任军委工程学校一分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副院长，1956年任总参谋部通信兵部科技部部长，1960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部副主任兼科技部部长，第十研究院副院长，1961年兼任通信兵部国防部十院院长，1965年部院合并，任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第十研究院院长，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曾为第一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国家科学发明评审委员会委员兼电子评选小组组长，第四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电子工业科技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协第二届、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历任中国电子学会第一届、第二届副理事长，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理事长，被聘为中国老教授协会特聘教授；电子科技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山西大学名誉教授；国防大学、杭州电子工业学院兼职教授等。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兼任大百科全书电子学与计算机卷编委会主任。

　　董建堂同志是中国电子学会的重要创建人之一，是电子信息界知名的电子科技专家，几十年来为中国电子学会的创建、建设与发展，为提高我国电子学术水平与技术水平，历经千辛，呕心沥血，做出了突出贡献。

　　董建堂，1915年11月15日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县（今属上海市）。1934年上海大同大学附中毕业，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入电机系攻读电信专业。1937年11月中旬，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他和同窗好友孙友余、周建南等4人，不待毕业就同赴南京谋求为抗战出力。辗转到达武汉后，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指引下，一起取道西安，于1938年元月到达延安，受到陈云、李富春的亲切接见，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入中央军委三局下属的延安通信学校任教员。1940年转至该局通信材料厂，任副厂长、厂长。在仪器和工艺设备极为简陋、原材料与元器件极度匮乏的条件下，组织研制和装配出不少前线部队急需的无线电台、手摇发电机和其它有关配套器材。1945年改任三局技术研究室主任，开始了为我军通信保障系统谋划技术进步的工作。1949年他入京参加接管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被任命为邮电部电信总局副局长兼技术处处长。1950年他奉调到张家口任军委通信工程学校第一部主任。1952年5月，该校改制为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后，他升任副院长。1956年7月，他奉调回京任总参通信部科技处处长（该部队为独立兵种建制后改任科技部长），开始了参与使我军通信科教事业步向现代化的决策历程，包括对建立防空自动化系统的谋划。1957至1958年，他先后两度以随员或正式成员身份，随我国政府代表团出访苏联，并在商讨开展两国政府间技术合作事宜上发挥了积极作用。1960年他晋升为总参通信兵部副主任兼科技部部长，随之又受托担负筹建第十研究院的任务，并兼任院长。1962年，该院划归国防科委领导后扩大建制，由罗舜初中将出任院长。他改任主管科研工作的副院长。1965年十院与第四机械工业部合并后，所管的30个研究所均在出成果、出人才方面作出了不凡的贡献。

　　1965年，董建堂被任命为四机部副部长兼十院院长。“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受到冲击而被迫停止领导工作。1972年，董建堂奉命抓十院的业务工作。他深入调查研究，发挥科技人员积极性，狠抓重点工程和科研质量整顿，收到良好效果。1973年至1975 年，他因患心脏病而不得不休息。病情好转后又深入基层开展工作。1977年，董建堂又回到四机部担任副部长，分管科研教育工作，着手整顿被“四人帮”破坏的科研与教学秩序，进而依照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开展了一系列有成效的工作。1982年，他离休后仍以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及其它重要学术职务的身份，继续为发展我国电子科技事业贡献力量。

　　董建堂在50年代曾获中央颁发的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1964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1984年跨国电子与电气工程师学会（IEEE）授予他建会百年纪念勋章。1995 年，他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董建堂曾担任国务院首届学位委员会委员，首届国家发明评选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四机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电子学会第一、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第三至六届理事会理事长。1989年以来，他先后被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杭州电子工业学院、（成都）电子科技大学、中国老教授协会、山西大学和国防科技大学聘为兼职教授、特聘教授或名誉教授。

　　50年代前期，国民经济顺利恢复，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新中国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1956年3-6月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制订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把电子学、半导体、计算机、原子能、自动控制和防空自动化列为优先发展的科目。1956年7月，董建堂从张家口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副院长的任上，调回北京总参通信部，参与研究制订电子等科目的发展规划的后期工作。在通信部主任王诤中将的主持下，负责具体的组织工作。在这期间不仅使他有机会了解当时国际上电子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和动态，而且通过工作的接触，结识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为他日后担任科技教育的组织领导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1960年，中央军委决定由总参通信兵部筹建为国防尖端工程服务的第十研究院，并任命已担任总参通信兵部副主任的董建堂兼任院长。他根据上级指示拟订的“加强基础，保证尖端，为常规补缺配套，帮助工厂解决技术难点”的建院方针为中央军委所采纳。1962年，中央军委为了加强国防尖端工程的建设，将十院建制升级，并任命罗舜初中将为院长。素以党和国家事业为重的董建堂对改任副院长一事毫不在意，相反他认为由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将军主持全院工作，除了有利于加速新院建设进程之外，还有助于发挥他的专长。在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国务院有关部委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他的精心策划，在六年左右的时间内，成功地扩建和新建了30个预研与开发并举的大型研究所，其中既有重在基础性应用研究和产品开发的真空电子学、半导体集成电路、电波传播、量子电子学与光电子学、化学与物理电源、新型材料与机电元件、计量与测量等研究所，也有重在为尖端国防工程配套兼为常规武器系统补缺的通信、雷达、计算机、无线电导航、电子对抗、加密与解密、自动控制、激光测距等专业研究所。由十院组建的国土防空自动化控制系统（1025工程）、空间合作目标测控系统（154工程）和非合作目标测量系统（又称来袭导弹测量系统），不仅为在60年代前期进行的核爆炸试验、导弹试射实验，以及反击美蒋间谍飞机侵扰的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还为此后我国诸种空间飞行器和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测控与入轨，以及对美国“空间实验室”卫星和苏联“宇宙-1402号”失控核动力卫星陨落过程的准确跟踪和落点预报奠定了基础。十院在那个时期提供的陆基、岸基和舰基雷达，多路通信与保密通信设备，以及无线导航系统等，还程度不同地增强了我军常规部队的防御力量。院属各研究所开发出的新技术、新工艺还为国内有关工厂解决其生产关键提供了帮助。

　　董建堂在其中的主要贡献，一是运用他对国外科技发展趋势及其生长点的敏悟，结合他对我国国防建设全局的了解，在规划全局和决策研究方向的主导作用。二是在组织实施重大科研计划上起到院总工程师的作用（当时中央军委未在研究院一级设立此种职位），包括依照上级规定的总体进度与有关要求，运用系统工程方法建立使辖内各所工作得以协调运转的科研秩序，并依靠《科研工作十四条》的深入贯彻，使之不断地完善和加强；组织论证、审定重大项目的总体方案并据以检查进度情况和发现应予解决的新问题；组织大型电子工程的配套联试和鉴定验收。他为之建立的组织程序和工作方法，曾在较长时期内为他的后继者所沿用。三是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倡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他奉行的以出人才带动出成果的治事原则，建院不久便为全院上下所遵从。四是开展了与国内有关高等院校的技术协作。依议定的科研项目或研究课题，由十院提供必要的经费与物资，校方提供研究成果或智力支援。到1964年底，先后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工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等20所高等院校，建立起了分别重在开展雷达、导航、电真空、半导体、专用计算机、电子元件、特种电机和固体物理等分支学科的协作研究关系。此举不仅在那时对合作双方的科技进步和人才成长起到积极作用，还为此后的电子工业系统扩大与国内高校的此类合作造就了机缘。董建堂当年的此种举措，在时隔30来年的今天，仍为当年曾经和他共事的老教授们所称道。

　　董建堂对发展我国军事电子科研事业的贡献，还表现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开始抓技术业务工作到复任四机部副部长，直至1982年离休前的作为。一是在“四人帮”尚在肆虐期间，他向国防科工委领导和四机部党组提出了对已建电子工程系统及其中主设备进行质量整顿的建议，在被采纳并取得成效后，又为部属有关科研院所创造使某些技术上显得陈旧的雷达、通信、计算机等电子设备得以更新换代的条件，从而使基于相控阵、三坐标、精密测量、远程跟踪、超视距等新体制雷达和加入了卫星通信等新型微波通信手段和指挥控制中心等电子设备的军事电子工程系统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二是使部属五所高等院校围绕发展军事电子学科中的前沿课题协调地开展实验研究，并使之用于实际，以及使以他为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的中国电子学会为之提供用以开展横向学术交流的论坛。终他离休之前，这些工作均卓有成效。

　　早在1938年，董建堂在延安通信学校初执教鞭时，就开始显露出他教书育人的才能。那时招收的学员，文化程度颇不齐整，为使他们能较快地获得必要的理论知识和独立操作报务或机务的技能，他在教学条件十分简陋的情况下，自编教材，自制教具，通过深入浅出地讲解无线电通信基本原理并辅以实验操作，很有成效。由于他能和工农兵学员打成一片，在教学方法上又善于诱导启发，深得领导部门的赞扬和学员的爱戴。当时得他亲授的学员，有许多已先后成为我军通信部队的指挥员，还有一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领导军事通信或国防建设工程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央军委于1950年创办的张家口通信工程学校，是军内自己设校培养中高级技术干部的创举。被从政府副总局长任上调为该校第1部主任的董建堂，意识到责任的重大，毫不懈怠。举凡教师队伍的建设，教学计划的制订和课程的设置，实验室的建立，乃至教学方法的探讨，他都躬自参与，并亲自参加讲课。1952年5月，中央军委将并入大连大学电信系的这所工程学校改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董建堂被任命为主管教学的副院长。在此任上，他除了在招收学员、扩充教师队伍、优化教学计划、增强实验设施等方面加大力度外，还破天荒地增设了雷达工程系。他在这段时间内提出的虽因陋就简但必须高要求的建院方针，教书应与育人相结合以及尊重理论知识的治校与治学思想，曾在此后的较长时间内为该院改制和分离出的新院校所效法。1956年以前毕业于这所院校的学生，如今已有不少成为有关学科或专业的学术带头人，有的已成为中科院院士。

　　1977年至1982年，董建堂在复任四机部副部长期间，积极组织研究并指导部属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和西安电讯工程学院整顿被“文化大革命”破坏的教学秩序，并按“四化”建设需要改造缘于原先苏联办学模式的教学体系，包括加强基础、调整学制、增大科研力度、增设专修科、选送有为的中青年教师出国进修、重建研究生培养制度，继而使之朝向综合性工科大学方向发展。同时还筹划并创办了兼能培养企业管理人才的杭州电子工业学院和桂林电子工业学院，并恢复多所已停办多年的中等技术学校。70年代后期创办的北京大学二分校，也在他的关心支持下，增强了师资力量并增添了教学设施，随后改建成北京信息工程学院。此外，他还积极帮助这些院校和部内有关企事业单位和军内有关部门结成开展专项研究开发或培养研究生的合作关系，并取得了良好效果。

　　1956年6月开始筹备、1962年4月成立的中国电子学会（CIE），经过30多年的建设，会员人数已由当初的不足千人发展到如今的67000余人；依分支学科划分的专业分会已由当初的17 个发展到44个；在大陆范围内除西藏自治区以外均已建立了省、市、自治区地方学会；由学会主办或归口管理的刊物也由当初的1种学术期刊发展成学术、技术、科普等门类的刊物19种，电子科技报纸1种；与境外相应学术团体的双边或多边联系也由当初的1个发展至10多个。我国电子—信息学科的日益繁荣和电子—信息产业的蓬勃发展，包括电子产业后备军在内的多个层次科技人才的大批成长，电子—信息技术在国民经济、国防和文化各部门乃至群众生活中的广泛应用，以及与国外同行的学术交往的频繁展开，都程度不同地印记着中国电子学会的贡献。

　　中国电子学会的上述成绩的取得，是与1962年建会以来，一直主持学会全面工作的董建堂认真贯彻执行中国科协制订的方针政策和挂靠单位四机部党组的有关指示，围绕繁荣电子科学技术为“四化”建设服务这个大目标，依照学会章程，依靠由电子科技界的专家学者组成的理事会，以组织建设为依托，以学术交流为中心，以普及教育为侧翼，并依实际情况加以运筹的领导作风和个人品格分不开的。

　　1.坚持“立会为公”的组织建设方针

　　董建堂用来规范学会组织建设的指导思想是“立会为公”和“民主办会”两句话。他经常告诫学会总部的工作人员，为学会提供人财物支持的虽然主要是四机部，但无论办什么事都必须面向全国，天下为公，发扬民主。在安排与处理日常事务时，应待人以诚，热情服务，办事要采取商量态度，不可强加于人。在历届理事会的换届改选时，理事名额分配总是先与有关方面协商提出候选人，然后通过民主程序选举产生，力行五湖四海的方针。自80年代前期开始，学会把会员分为会士（Fellow）、高级会员、一般会员和学生会员，并陆续发展了一批团体会员，还为之建立了接纳条件和评审程序，这些都是在他的指导下由学会办事机构组织实施的。

　　在处理与地方学会的关系时，董建堂也总是告诫学会总部工作人员要充分尊重各省、市、自治区科协和电子工业主管部门的意见，办事行文都应使全局与局部利益相协调。

　　2.积极发挥学术交流的主导作用

　　董建堂始终把学术交流工作视为学会的中心工作，并悉心加以运筹，其着力点有：

　　（1）鼓励并依靠学会总部、各专业分会、各地方学会，有计划地提出针对性强、富有超前意义、且具备开展学术交流条件的选题，并发动学术权威性、事业开拓性兼具的专家学者主持其事。对于事关电子学科全局、宜由学会总部组织的大型学术会议，包括由中国电子学会作东道主的国际性学术会议，常亲自参与运筹，乃至为之筹集所缺的经费。

　　（2）关心学会学术性期刊的发展。《电子学报》的创刊与运作很能说明这一点。1962年问世的该刊，其历届编委会他虽然从未名列其中，但由于他对其重要意义的透彻理解，从筹备伊始就主动介入其中。1978年电子学会恢复活动，复刊《电子学报》又成为他优先抓的工作之一。此后，该刊由季刊发展成月刊，继而办出外文版，他都备极关心。另外，在他的关心支持下，近年来又有若干专业分会创办了多种学术性期刊，为开展学术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

　　（3）积极开辟与国外有关学术团体进行友好交往的渠道。80 年代以来，董建堂通过率团出访或在国内接待来访等方式，与国外10多个对口的学术团体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包括使CIE成为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URSI）和国际信息处理联合会（IFIP）的重要成员，在中国建立跨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北京分部等。特别是与国外学术团体相互联合在我国召开国际性学术会议或举办展示会，对于让国际社会了解我国的成就，使自己的会员增多参加国际学术活动的机会，特别让他们不出国门就能结识国外同行、吸纳最新学术成果，都极为有利。

　　（4）组织编纂大型工具书。由董建堂担任编委会主任委员、在出版问世后获奖或得到好评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子学与计算机卷、《现代电子科学技术词典》、《电子工业生产技术手册》，其框架与体例的谋定，促请有关主管部门为之提供人财物的支持，解决编撰与审订过程中出现的矛盾等，都印记有他的智慧与辛劳。

　　（5）推动理事会决策并建立专司开展继续工程教育的教育工作委员会，对促进电子工程技术人员知识更新发挥了积极作用。

　　3.积极倡导科普活动，培养电子科技队伍后备军

　　董建堂一贯重视学会的科普工作，还亲自兼任过学会普及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并充分利用学会的优势条件，积极倡导并大力推动学会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如创办电子科普报刊，举办电子技术自修班和家用电器维修人员培训班，组织电子制作和电子科技知识竞赛，举办科普电子周和电子夏令营活动，建立电子爱好者协会等。由学会总部运作、董建堂常抓不懈并在国内产生重大影响的科普举措主要有：

　　创办科普月刊《电子世界》。在董建堂的关心支持下，四机部情报所于1979年10月创办了《电子世界》，第二年改由中国电子学会主办。在他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办刊工作得到长足发展，高峰期月发行量达到80余万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于1992年首届全国优秀科技期刊评比中荣获一等奖。

　　举办电子技术自修班和家用电器维修人员培训班。80年代初，为了满足广大知识青年学习电子技术的迫切愿望，在董建堂的积极倡导下，经过调查研究和反复论证，于1984年由中国电子学会举办电子技术自修班，由中央电视台播出电子技术自修班辅导讲座，还在全国有关高等院校设立若干自修班辅导站，对学员进行答疑辅导。报名参加学习者十分踊跃，当年就招收学员近20 万名。到1996年已累计培养了30多万人。这些学员学成结业后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受到好评。80年代中期，随着电子工业的蓬勃发展和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我国家用电器的社会保有量猛烈增长。在电子工业战线担任领导工作多年的董建堂，敏锐地意识到家用电器维修问题将会成为一个新的社会矛盾，尽快培养一大批家用电器维修人员变得十分迫切。为适应这种新形势，在董建堂的积极推动下，于1986年由中国科协牵头，联合商业部、劳动部、轻工部、电子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和解放军总政宣传部共同抓家电维修人员培训工作，并建立了全国家电维修人员培训指导小组，指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中国电子学会，负责抓日常工作。经过10年的努力，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建立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培训网络，锻炼了一支培训队伍，编写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教材，累计培训了100多万名家电维修人员，对发展生产、搞好售后服务、缓解家电维修难的矛盾、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安排劳动就业，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成果的取得，从酝酿策划，协调各方面关系，到具体实施，都凝聚着他的心血。

　　推动我国业余无线电台活动的开展。我国业余电活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中断，多年未能恢复。直到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才分期分批开放集体业余电台，但个人业余电台仍未能开放。鉴于业余电台活动对发展科技、培养人才、抢险救灾、国际交往均能发挥积极作用，老一辈业余电台专家和广大电子爱好者都殷切希望在发展集体业余电台的同时，尽快开放个人业余电台。针对这种要求，作为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和中国无线电运动协会顾问的董建堂，于1992年3月16日召开老业余电台专家座谈会，并邀请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出席会议。会上专家们畅所欲言，热切盼望能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有利形势下，尽快开放个人业余电台。伍绍祖在听取了专家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发言后表示，业余电台还是要“积极提倡，逐步发展”，会后国家体委将会同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征求有关方面意见搞一个规划，报批后再实施。不久经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签批后，开放了个人业余电台。在恢复开放集体业余电台之后10年终于开放了个人业余电台，在实现这一突破中，董建堂发挥了重要作用。

　　学会工作对董建堂是行政领导职务外的社会兼职和离休后老有所为的寄托。他对学会事业的钟情和追求，概要地体现在他1988年岁初写给学会总部全体工作人员的新春祝词中：

　　“政策引导，改革创新。科技团体，学术领先。民主办会，双百方针。面向经济，中华振兴。提高普及，相辅相成。智力开发，工作中心。章程条例，有所遵循。计划任务，论证认真。优势特色，得之事成。管理精髓，搞活基层。团结协作，取胜竞争。注重实效，勿慕虚名。艰苦创业，服务人民。谦虚好学，探索献身。任重道远，两个文明。”

　　这个祝词既透出了他用以运筹学会工作的思想原则和行事方法，也饱含了他对今人和后人的殷切希望。

　　天赋、勤奋、机遇是人生事业有成、报国之志得展的三大要素。董建堂以对革命事业的执著追求，对现代科学技术的不凡悟性，对所从事的工作孜孜以求，而迎来了不断担当革命与建设重任的机遇。他勤奋好学，忠于职守，勤于任事，慎于策划，爱护人才，严于律己，谦逊待人，廉洁奉公，闻过不愠，善于倾听多方面意见，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团结尽可能多的同志一道工作。他的此种品格，使他赢得了曾经和他共事的同志和专家学者的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