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鄗鼎[约公元一六八一年前后在世]字彪西，山西洪洞人。生卒年均不详，约清圣祖康熙二十年前后在世。康熙六年（公元一六六七年）进士。阐明绛州辛全之学，养母不仕，闭户读书。

　　范鄗鼎与应为谦、李颙以理学著于南北。设立希贤书院，置学田赠学者，河汾人士多从之受经。十八年，（公元一六七九年）荐举“博学鸿儒”，以母老辞。鄗鼎著有五经堂文集五卷，三晋诗选一卷，语录一卷，（均清史列传）又以祖宏嗣有晋垂棘编，作续编十九卷，并行于世。

　　鄗鼎著有五经堂文集五卷，三晋诗选一卷，语录一卷，（均清史列传）又以祖宏嗣有晋垂棘编，作续编十九卷，并行于世。

       20世纪30年代，徐世昌先生主持编纂《清儒学案》，以山西理学名儒范鄗鼎列于该书卷28，题名《娄山学案》。徐先生谓：“三晋理学，最称敬轩，复元辛氏，实衍其绪。娄山祖父，皆游辛门，渊源既有所自，复能 颛精壹意，讲学不倦，巍然为清代山右儒宗。《理学备考》一书，亦夏峰《宗传》之亚也。述《娄山学案》。”  [1]徐先生以范鄗鼎彪西为清代山右儒学开派宗师，名副其实，洵称公论。以下，谨将范先生学行及三种《理学备考》大要稍事梳理，敬请方家大雅赐教。  

　　范鄗鼎，字汉铭，号彪西，学者称娄山先生，山西洪洞人。生于明天启六年（1626），卒于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享年80岁。

　　山右为理学之邦。明初，薛瑄倡学河东，悃愊无华，笃守朱子，影响有明一代理学甚巨。当明末季，辛全崛起晋中，近承薛瑄，远绍朱子，以所著《养心录》而作育一方人才。鄗鼎祖弘嗣，字竹溪，父芸茂，字丹虹，俱及辛氏之门受学，理学传家，祖孙接武。芸茂孝友诚笃，尤能力行辛氏所教执敬之学，明亡不出，卒于家。鄗鼎自幼秉承庭训，服膺辛氏学说，步趋父祖，读《毛诗》，好《左传》，兼擅五经。顺治二年（1645），以五经应试，翌年即名列副榜，八年（1651），举乡试。十八年（1661）春，在京应礼部试，本已中士，未待发榜，“抱病先归” [2] 。康熙三年（1664），因病未赴殿试。六年（1667），成进士，名列三甲，归班候选。十三年（1674），以母老奏请终养，奉旨允行。从此养母不仕，承欢菽水，不异孺慕。  

　　鄗鼎蛰居乡里，闭户不入城市，承父祖遗志，留意乡邦文献，辑刻嘉言懿行。早在顺治十二年（1655），鄗鼎读其祖所辑《三晋正学编》，即已渐悟：“人不为理学，将为何如人？文不为理学，将为何如文？”于是由辛氏学入门，进而究心濂、洛、关、闽诸先生学，“知淡八股而嗜理学”，“知主河津而辅余姚”。 [3] 终养之后，先以五经书院，继建希贤书院，设讲堂，置学田，聚徒授业，“合举业、理学而一之” [4]，以转移一方风气。  

　　自康熙十四年（1675）十一月起，范鄗鼎振兴一方儒学的努力引起山西地方当局重视。十七年正月，清廷诏举博学鸿儒，鄗鼎因之而列名荐牍。一如先前告养，此番仍以高堂色养，坚不就征，三上呈词，重申“既列终养，不宜出仕”，断不可“破终养之例，行欺罔之私”，以“鼎一人而玷国典” [5]。一时儒林，取鄗鼎与陕西李颙、江西魏禧、浙江应撝谦并称，有“商山四皓”之比。  

　　康熙十七年以后，为表示对清廷崇儒重道国策的拥戴，顺应开馆纂修《明史》的需要，鄗鼎开始结撰《明儒理学备考》，以表彰明代理学诸儒学行。讫于康熙四十年，主要精力多用于《明儒理学备考》、《广明儒理学备考》的纂辑之中。二书告成，自康熙四十一年起，又致力清初理学诸儒学行的表彰。其间，辑刻乡邦贤哲著述，董理大儒嘉言懿行，则始终如一，尽心尽力。据康熙三十八年夏《五经堂既刻书目》记，截止是年，鄗鼎辑刻图书计有《御制劝善要言》、《三晋语录》、《重订晋国垂棘》、《三晋诗选》、《薛文清读书全录》、《辛复元四书说》等，凡30余种，数以百卷之多。

十一月初四日，在洪洞召见鄗鼎，鄗鼎进呈《明儒理学备考》、《明儒广理学备考》，并奏正结撰《国朝理学备考》，行将刻竣。圣祖为之欣然，赐手书“山林云鹤”四大字。年届耄耋，抱病著述，最终将鄗鼎晚年心血耗尽。四十三年岁杪，补辑《国朝理学备考》费密学行资料搁笔，即于翌年溘然长逝。  

范鄗鼎一生，以振兴三晋儒学为职志，“不别宗派，不分异同” [6]，光大理学，鞠躬尽瘁。故世之后，门人私谥文介先生，从祀乡贤。所著序记、书札、传状等，辑为《五经堂文集》刊行。《明儒理学备考》、《广明儒理学备考》及《国朝理学备考》，则不胫而走，流传有清一代，至今犹为董理理学史学人所重。  

两部《明儒理学备考》  

　　鄗鼎着《明儒理学备考》，肇始于康熙十七年正月。关于是书之撰述缘起，卷端《凡例》首条言之甚明：“闻喜朱小晋（讳裴）先生，序小刻《纪略》曰：u2018予向在台中上封事，有请修《明史》一疏，奉有谕旨。同官顾西巘（□□）先生，有请增从祀一疏，部复可其议。u2019鼎观近日，又有命礼臣刊《性理大全》之典，有纂修《孝经》之典，私喜昭代崇儒重道，留心理学，非一日矣” [7]。综观此条所言，鄗鼎修书之举，缘由主要有三：一是廷臣开馆纂修《明史》的呼声，二是朝中新增从祀大儒之议，三是清廷崇儒重道，留心理学决策的日趋明朗。  

　　缘起既明，如何将撰述宗旨付诸实施，便成一关键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鄗鼎有一始终恪守的信念，即“学问只怕差，不怕异” [8]。也就是说，学问只怕背离正道，出现偏差，而不怕存在认识的不同。具体到有明一代从祀孔庙的四大儒而言，鄗鼎认为，薛瑄、胡居仁之学为一类，王守仁、陈献章之学为另一类。若再加细分，则四家之学皆可各为一类。然而尽管路数不同，却未可轩轾，四家实是相辅相成。鄗鼎的结论是：“薛胡之学，参以王、陈而薛、胡明；而王、陈之学，亦因薛、胡而益明也。” [9]秉持此一宗旨，鄗鼎于明清之际诸多理学史著述的偏颇提出批评，指出：“近人汇辑理学，必曰孰为甲，孰为乙，孰为宗派，孰为支流，孰为正统，孰为闰位。平心自揣，果能去取皆当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10] 因此，《明儒理学备考》一反其道，“书名《备考》，待人以恕”，“不敢云宗，聊以备考焉耳” [11]。  

　　由康熙十七年正月始撰，至十九年十月第二篇序文脱稿，《明儒理学备考》初步编成。二十年，是书首次付梓。书凡16卷，卷1至6系辑录辛全《理学名臣录》而成，卷7至10为孙奇逢《理学宗传》之传记摘编，卷11至16乃鄗鼎本辛、孙二家意，博采诸家传记所作续补。据著者自述，所征引诸书依次为《圣朝明世考》、《名臣言行录》、《仕国人文》、《道学正统》、《道学羽翼》、《圣学宗传》、《京省人物志》及诸家文集等。

　　康熙二十八年春，鄗鼎得熊赐履着《学统》、张夏着《洛闽源流录》，复取二家所录理学诸儒传记，将《明儒理学备考》增补为20卷。二十九年冬，黄宗羲弟子仇兆鳌，将黄着《明儒学案》总目寄鄗鼎。三十三年二月，兆鳌复遣专人送新刻《明儒学案》至洪洞。于是鄗鼎再取张、黄二书，续辑《明儒理学备考》为34卷。至此，《明儒理学备考》终成34卷定本。

　　《广明儒理学备考》为《明儒理学备考》之姊妹篇。《备考》系明代理学诸儒传记汇编，以人存学，《广备考》则专辑诸家语录、诗文，以言见人，先行后言，相得益彰。两书间的这一关系，《备考》卷首《凡例》有专条说明，鄗鼎谓：“辛集止载本传，不载语录。孙集于本传之后，有语录者，或载十余节，或数十余节，言行俱存，诚为完书。余于语录尽删，窃取吾夫子躬行心得之意。或曰，六经皆圣贤之言，此何居？余曰，续有《广理学备考》一书，皆圣贤之言也。在后世视圣贤，非言莫传，而圣贤在当日，先行为急。余所以分本传与语录而二之也，善读者自能一贯。” [12]可见《明儒理学备考》结撰之初，著者即有纂修《广明儒理学备考》的计划。  

　　康熙十九年十月，《明儒理学备考》初成，鄗鼎便着手《广明儒理学备考》的结撰。至二十三年九月，《广明儒理学备考》初编告竣，著者于《凡例》首条重申：“前刻《理学备考》，有传者止录一传，无传者节取序志，其于嘉言善行，尚多挂漏。余下愚终未得门而入也，此广之不容已也。且前刻纲也，兹刻目也，前刻经也，兹刻纬也，合而读之，理学之事备矣。” [13]

　　一如《备考》，《广备考》亦以薛、胡、王、陈四家冠于书首，领袖群儒。凡于著录诸家，不分门户，无意轩轾，旨在一致百虑，殊途同归。鄗鼎于此有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一阴一阳，一柔一刚，一动一静，一语一默，处处皆有，物物皆然，何独至于理学而疑之？他不具论，宋有考亭，即有象山，明有薛、胡，即有王、陈。鹿伯顺解由尧舜至汤一章，有曰：u2018见知都得两人，政为怕拘一人之见，或见不全也……人知朱、陆之不同也，而不知朱、陆未尝不同u2019。鹿公之言如此。生安勉强，殊途同归，德行文章，百虑一致，我思鹿公，实获我心。” [14]

《广明儒理学备考》的结撰，“见一集乃广一人” [15]，续得续刻，多历年所。康熙二十七年正月，重订再刻。三十一年九月，三订三刻。尔后再经增补，于三十三年夏，终成48卷完书，著录一代理学诸儒凡80家。  

关于《国朝理学备考》  

　　鄗鼎一生精力，几乎皆在两部《明儒理学备考》的纂辑之中，用力勤苦，用心深远。然而于当朝理学，其态度若何？康熙二十九年二月，同年廷臣许三礼有书自京中来，称道鄗鼎董理有明一代理学之功。鄗鼎欣然复书云：“芜刻两《备考》，原不欲使一代正学湮没。今史馆纂修《明史》，其中自有文章巨公，弟不敢望其项背。然论三十余年搜求之苦，刊刻之费，性情在此，寤寐在此者，弟亦不敢多让也。”书末且告三礼，拟于日后将许氏《政学合一》诸书录入《本朝理学》 [16]。其实早在之前四年，前辈重臣魏象枢来信，即已询及“本朝之讲理学有著作者，”准备如何处理的问题。鄗鼎就此答云：“本朝理学，有志未逮，俟明儒草草就绪，然后可渐举也。” [17]可见，在致力表彰明代理学诸儒学行的过程中，鄗鼎已对当朝理学的梳理有过考虑。  

　　康熙三十三年，两部《明儒理学备考》最终完成。适逢是年闰五月初六，清圣祖以《理学真伪论》为题，在瀛台考试翰林院众臣。试毕，命大学士张英传旨：“你们做《理学论》，哪知江南总督于成龙是个真理学。”又明示诸臣：“理学原是躬行实践。” [18]鄗鼎得悉此一重要消息，至为鼓舞。因为一则康熙二十五年秋，他曾就于成龙入祀太原三立祠一事，数度呈书山西地方当局，且于翌年春喜获如愿。再则两部《明儒理学备考》的刊行，根本宗旨与三立祠立德、立功、立言之意，名异而实同。第三是在康熙二十五年七月，于答魏象枢书中，阐述过如下理学观：“小刻《广理学》，仍以理学为主。窃谓理学二字，必得文章、事功、节义，而学始实，而理始着，始可见之行事，而非托之空言矣。” [19] 因此，鄗鼎“私喜腐儒迂见，不悖于圣训如此” [20]。于是经过数年的搜集资料，《国朝理学备考》的纂修，遂于康熙四十一年秋开始。  

　　《国朝理学备考》为鄗鼎晚年的重大编纂劳作。一如前刻两部《明儒理学备考》，著者开宗明义，即揭出本书之撰述宗旨。一是“愚论理学，但以躬行为主，非此族也，不列集中”。二是“论学归宗，论学归善也，虽谓前后三《备考》，同一迂见可也”。三是“但有一言一行，一念一事，合天理、顺人情者，即登于册”。四是“予之为《备考》也，内而自考，外而考人，既望之《备考》者，并望之读《备考》者。”五是“随得随录，意无轩轾”。 [21]

　　全书所录凡26家，依次为许三礼、熊赐履、陆陇其、党成、汤斌、魏象枢、于成龙、李颙 、李生光、刘芳喆、王士祯、李铠、曹续祖、王端、赵侣台、费密、施闰章、陶世征、 缪彤、赵世麟、彭珑、施璜、吴肃公、汪佑、窦克勤等。书不分卷，一人一编，若人自为卷，则可视作26卷。各编文字多寡不一，最多者为熊赐履，凡二册，可视作上下二卷，最少则赵侣台，仅语录数条，寥寥两页。

　　是书编纂体例，与前二《备考》略异，系合著录理学诸儒言行为一。所录各家，有已定、未定之别。何谓已定、未定？鄗鼎于卷首《凡例》释云：“昔刻两种《明儒备考》，愚意既见《凡例》中。兹刻愚意同前，而小异者，有已定、未定之别。于已定者，或行状，或志传，或节取名篇，或妄自杜撰，谨成一篇，而并录其著作。此其同也。于未定者，或台阁奏疏，或山林撰述，或诗歌语录，或论序书柬，或长篇，或短札，总录其著作，而状传姑俟之他日。此其异也。” [22]若于成龙、魏象枢、陆陇其、汤斌、许三礼诸家，即属作古论定者。其它各家，或人尚健在，或所录资料不全，则多属未定。  

　　凡所著录诸儒，大体先为生平简历，并附鄗鼎按语，随后则是学术资料汇编。所录资料凡分四类，一为语录，二为文集，三为诗词，四为诸儒评论。

　　鄗鼎将《国朝理学备考》付梓 ，已届77岁高龄。虽抱病山中，潜心编纂，无奈风烛残年，不堪重荷，未待全书编成，即告赉志而殁。因此《国朝理学备考》实为鄗鼎未完之书，故而字里行间，每每可见其子 所作续补。也唯其如此，全书所录各家，未及以年辈先后为序，颇多参差不齐。与前刻两《备考》不同，前二书流播有年，已成定本，朝野名臣序跋，比肩接踵，同调共鸣。此书则匆匆问世，璞玉待琢，除卷首《自序》、《凡例》之外，别无其它序、跋。尽管如此，因为书中所录均系得自各家近刻，或手自抄录，多具文献价值。尤其是诸儒与著者往还之若干书札，多涉一时学术消息，于知人论世弥足珍贵。他如诸家传状之辑录，见闻真切，亦可补官修史书之阙略。因此，考论清初理学，鄗鼎所著依然不失独具之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