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福清，1913年12月生，浙江慈溪人。无党派人士。大学文化。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任唐沽永利化学公司、南京永利化学公司技术员、设计员。1938年任昆明航空军官学校机务科员。1942年任贵州大定发动机制造厂驻美国办事处技术员，贵州大定发动机制造厂股长、科长、副厂长兼制造处长。1949年后任贵州省军区航空站工作员，省经委工矿组组员，贵州省工业厅工程师，贵阳矿山机器厂总工程师、副厂长。1977年后历任贵阳矿山机器厂总工程师、副厂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贵州省第5、6届委员会副主席。第3届全国人大代表。

2007年12月13日，贵州省优秀的领导干部，贵州省政协原副主席汪福清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贵阳举行。

汪福清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7年12月11日13时28分在贵阳逝世，享年95岁。

胡锦涛同志委托工作人员，打电话表示悼念，并向汪福清同志家属表示亲切慰问。

汪福清同志，浙江慈溪人，1913年12月出生，1949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25年就读于定海公学(舟山中学前身)，以后去宁波中学求学。

解放前，曾在清华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系学习，在美国莱特航空发动机制造厂、辛辛那提机器制造厂实习，纽约普兰特工艺学院学习，先后在塘沽永利化学公司碱厂、南系永利化学公司碱厂工作。1938年到航空机械学校高级班深造。1938年8月后在重庆航空第四修理厂，昆明第十航空修理厂，大定发动机厂驻美国纽约办事处、贵州大定航空发动机厂等担任技术职务或管理职务。1942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进修，并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参与我国航空发动机厂建设、试造工作，并任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副厂长，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组织研制了中国的第一台航空发动机，为我国第一批1000马力航空发动机制造作出了杰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他毅然抛弃旧组织，参加革命工作，历任贵州省军区航空站工作员，贵州大学兼职教授，贵州省财经委员会工矿组组员、工程师，贵州省人民政府工业厅工程师，贵阳矿山机器厂总工程师、副厂长兼任贵州工学院机电系主任。

“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1977年后任贵阳矿山机器厂总工程师、副厂长，贵州省政协副主席，贵阳矿山机器厂技术顾问。

1995年3月退休。汪福清同志是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委员。

汪福清同志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参政议政，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忘我工作，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在贵州省军区航空站工作期间，积极学习新业务，履行工作职责，为省军区航空站建设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在贵州省财经委员会工矿组工作期间，结合工矿工作实际，认真学习财经理论和业务，为贵州省财经工作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在贵州省人民政府工业厅工作期间，刻苦学习，较快地适应了工作环境。

在贵阳矿山机器厂工作期间，支持主要领导工作，大胆负责，深入生产一线，帮助基层解决技术难题；重视产品质量，加强产品质量管理；重视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加强技术指导，培养了大量技术人才；热心科普工作，积极参与科普宣传教育工作；对机械制造工艺有深厚的理论造诣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为提高贵州省机械工业技术水平做出了显著贡献；有较高的管理水平和领导水平，为贵阳矿山机器厂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担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后，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认真学习研究政协工作的各项政策，积极履行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为人民政协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退出领导岗位后，他仍十分关心国家的建设，关心贵州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关心群众生产生活，向省委、省政府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

汪福清同志对人民无限忠诚，无论是在顺利的情况下，还是在遭受挫折的逆境中，他始终以维护人民的利益为己任，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奉献给人民。他百折不挠，坚持斗争，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岁月里，虽遭受冲击，身处逆境，仍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始终关注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同“左”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退休后，他勤奋学习，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他严于律己，为政清廉，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对家属、子女严格要求，充分体现了无私奉献、一心为民的高风亮节。

汪福清同志的一生，是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的一生，是为社会主义事业积极奉献的一生。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占领南京，宣告蒋家王朝覆灭。蒋介石反动集团在临逃台湾前电令羊场坝航发厂将厂迁往台湾。厂长顾光复得令后，立即召集全厂头目传达了蒋介石的命令。

有爱国思想的副厂长、总工程师汪福清在执行蒋介石迁台命令上，主张先在台湾把厂房建起来后，再将人员设备搬迁过去，客观上对阻止航发厂迁台十分有利。中共特支决定支持汪福清，派了几个党员做汪派中上中层官佐和技术人员的工作，这些人又去做汪福清的工作，更加坚定了汪福清延缓迁台的决心。与此同时，在厂长顾光复停发全厂工人工资，遣散大批非生产人员和部分工人之时，中共特支发动全厂工人进行了罢工斗争，顾光复只得带上图纸和几个技术人员，借口安排迁厂事宜飞往台湾，厂务由汪福清主持。当时解决几百员工的工资和生活问题是大事，汪福清召集员工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在地下党员的帮助下，汪福清很快解决了给工人发工资的问题。5月顾光复由台返厂，宣布国民党航空工业局命令，要汪福清立即去台主持新厂建设，汪以疾病证明推脱。11月当我解放大军向大西南进军时，航发厂与台湾联系中断，为防止敌人破坏航发厂，中共特支党员协助汪福清加强了护厂工作。汪福清曾在一次对护厂队武装人员讲话中说：“红的来了，不打，白的来了就干。”会后地下党员黄晓辉问他：“厂长讲红的、白的是什么意思？”他说：“红的是指刘伯承、国民党几百万正规军都打不过他，他来了我们还敢打吗？白的就是镇雄那面来的土匪（实际是指地方保警队），来了，我们就打。”

1949年11月下旬，大定、毕节临近解放，国民党特务加紧活动，并妄图破坏航发厂和绑架杀害汪福清。保警队放火烧了离厂十几华里的乌溪仓库，并杀气腾腾地到厂里借枪借弹进行威胁。毕节专署还打电话要汪福清去毕节参加“军事会议”。汪福清料到这是“鸿门宴”，一面安排组织加强护厂，一面决定暂离大定、毕节去重庆，避开敌特的威胁，还可弄回一笔款子维持员工生活。黄晓辉决定跟随汪福清去重庆，既保护他，又协助他在重庆弄款。在重庆约一个星期，我人民解放军就解放了重庆。黄晓辉跟汪福清说：“汪厂长，我是中共羊场坝地下党特别支部派来协助和保护你的。”汪福清说：“从羊场坝出发时，我就知道了，现在解放了，我们一道回羊场坝办理移交手续吧！”汪福清立即前往军管会报到，并同黄晓辉返泸州等地清理离厂人员和物资，于1950年元月返回羊场坝航发厂，受到驻厂军代表和地下党员同志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