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雷舍人(Ole Scheeren)1971年出生于德国西南部城市卡尔斯鲁厄。毕业于瑞士洛桑大学和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曾在伦敦建筑学会深造，获得英国皇家建筑学会银质奖。现为Buro Ole Scheeren 的设计主持和香港大学客座教授。

Buro-OS事务所正在开展多个项目，包括位于吉隆坡中心的标志性建筑Angkasa Raya；为一名北京艺术家设计工作室/画廊以及新加坡的一个大型开发项目。舍人先生对各种规模的新建筑模式进行研究和探索，当中包括发展新型动态表演艺术空间，以及重庆的800,000平方米的综合开发项目。除此之外，舍人先生还在设计北京的一个艺术中心。

在2010年3月成立Buro-OS北京和香港办公室之前，舍人先生曾为雷姆·库哈斯的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MA）的总监和合伙人，主管OMA在亚洲的项目。作为主管合伙人，他主导并成功完成了OMA迄今为止最大的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和电视文化中心(TVCC)。其他项目包括曼谷310米高的综合大楼MahaNakhon、1040套单位的翠城新景（The Interlace）大型住宅综合体、新加坡高端公寓The Scotts大厦、上海一家媒体中心、深圳新市中心规划以及台北艺术中心。另外，他负责Prada项目，已完成了Prada纽约（2001）和洛杉矶旗舰店（2004）。他主导的其他项目包括北京图书大厦、首尔Leeum文化中心（2006）和洛杉矶郡立艺术馆。

奥雷·舍人多次参与各种艺术文化项目和展览，包括国际高层建筑奖项，米兰三年展，伦敦“China Design Now”展，伦敦Hayward画廊和曼谷的“移动的城市”展、首尔的媒体城市展和鹿特丹电影节等。2006年，他为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在北京和纽约举办的关于CCTV项目的建筑展设计展览。他时常在不同的国际机构和会议上举办讲座，并被邀请担任国际奖项或竞赛的评委。

从电影写作行业跳到建筑领域之间，毕竟还是有大的距离，让人们想象奥雷舍人从艺术领域到建筑领域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我父亲就是一名建筑师，这可能是我不想做建筑师最强有力的理由之一，但我想最后这可能也成为了我最终选择这一行业的理由。14岁时，我开始在父亲的办公室里工作，当时我也高中毕业了，22岁的时候我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项目，是一间时装店。当时我对建筑还没有自己的理解，同时又对这个专业的困难和弱点异常清楚，我不想做我父亲所做的事情。高中毕业时，我唯一要做的就是找一个建筑以外的方向”

高中时奥雷舍人和几个朋友组织了一支摇滚乐队，但是很快因为水平不高就解散了。之后，舍人还特意去上了几年声乐课，对前途有点茫然的他有点找不到方向，而这一切直到遇见合伙人著名建筑设计师雷姆库哈斯才得以改变。

1989年，雷姆库哈斯在舍人的家乡建造了一座建筑，是最早的以媒体与艺术为主题与对象的研究场所之一。第一次在展览中看到库哈斯的方案，其中有些东西舍人并不能完全理解，但是建筑中蕴藏的复杂性，吸引了这个茫然的年轻人。

“这是第一次有一件事情真正地对我产生了意义，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表达，而这种方式正是我长久以来一直都在寻找的。听完他的讲座后，我甚至有一种冲动，走到他的面前，对他说:我要跟你一起工作。”

随后的几年里奥雷舍人辗转在德国、瑞士、纽约等地寻找各种学习机会，直到他觉得自己可以去敲库哈斯的门了。

刚到库哈斯所在的鹿特丹时，住在青年旅社的舍人东西被偷，一夜之间丢失了所有的东西和衣服，身上只有简历和前一天穿在身上的衣服。“那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如果我在这里失去了一切，一定要在这里寻找回来。”

自从雷姆库哈斯和奥雷舍人的CCTV大楼设计方案中标后，争议就一直没有停止过。2013年11月8日，世界高层都市建筑学会“2013年度高层建筑奖”评选在美国

芝加哥揭晓。中央电视台新址大楼在60余个入围项目中脱颖而出，获得最高奖——2013年度全球最佳高层建筑奖。奥雷舍人认为获得这一奖项是对北京地标建筑的认可，同时央视大楼也是亚洲高层建筑的一个宣言。

Q:CCTV大楼项目对于很多建筑师都是可遇不可求的，而且如今又获得了这样的殊荣，对你来说是否可以用“幸运”来形容？你喜欢中国民众给它的昵称“大裤衩”吗？

A:我们应邀参与CCTV大楼的设计竞赛是在2002年，那时中国刚获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加入WTO不久。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迅速的国家，在这个大环境下会涌现很多具有挑战性的机会，CCTV大楼的建设就是其中之一。我们的方案从10家参赛方案中脱颖而出，项目的实现是一个庞大团队长期工作的成果，我本人也为投入了紧张充实的八年时间，并搬到北京来全程参与项目的建设过程。对于这样一个项目，你可以用“幸运”来形容，但不能用“幸运”一言而概之。

CCTV大楼不断引发人们的思考和质疑，我知道它有着许多昵称，我对此并不完全介意。

Q:CCTV项目凭借其实力完全可以做出俯瞰亚洲的“第一高度”，而OMA是否从一开始就没有考虑过要以这样的方式来设计？你对以顶楼设计堆砌楼高，建造出所谓“虚荣高度”(vanity height)的摩天楼怎么看？

A:摩天大楼的发展大多是在进行高度的较量，另外高楼拘泥于垂直形态，最多只是在顶部或者外立面做一些装饰，这使得摩天楼逐渐失去与城市之间的联系，失去了其社会性。

2002年，CCTV大楼所在的北京CBD地区还是一个处于规划中的区域，依照规划，这里将会建成许多摩天楼。开始设计时，我们决定要重新思考并建立建筑与城市之间的有机关系。我们从空间构成上着手，希望创造一个独特的形态，使观看者从不同角度看都能带来不同体验。我们的目标是将电视制作的所有功能集结在一个连续统一的建筑体量里，其内部空间的布局是连续与循环的，各个部门如办公管理、新闻制播、节目制作都能密切联系，电视台内部变得非常互动，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强调协作及具有社区感的建筑类型。

Q:CCTV大楼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媒体建筑，这里容纳了众多的工作人员，就像小型的城市社区。像这样赋予建筑社会性是否是今后的一种趋势？

A:作为建筑设计师，我觉得我们要做的应该是挖掘、探索更多的潜在的可能性，通过建筑来激发人们更多的创意，为城市带来更多的空间和活力。CCTV大楼是一座媒体大楼，一万多人将使用这座建筑，24小时不间断地在里面活动。各种身份的人，各种想法和意愿同时在这座建筑里发生，这里就像一个微型城市。

赋予建筑社会性是我一直在设计中追求的命题，如果你看我过往的设计，在泰国MahaNakhon大楼的设计中，我专门设计了一个开放庭院，吸引轻轨上的人流进入建筑之中；在新加坡The Interlace项目中，多个住宅单元围合而成一个个六角形庭院，形成社区的公共活动空间；而在吉隆坡的Angkasa Raya项目中，我将街道的概念延伸至建筑中去，汽车可以开进大楼、而开放的楼面平台可容纳店铺、商城以及马来西亚独特的小吃摊档和祈祷室等。

Q:CCTV大楼可以说是不同文化体系融合而成的作品，那你是否也会在欧洲或者其他西方国家尝试将中国的建筑理念、美学输入，创作出新的作品？

A:西方的城市建设某种程度上已经相对成熟和复杂，与此相应的是人们对于兴建项目的抗拒度更大，在这一点上，西方更关注的是维护现状而非开拓未来。而亚洲，尤其是中国，正在经历一个高速增长和现代化建设时期，会更倾向于变化和改造，这为新建筑项目开辟了许多可能性。中国不仅拥有孵化前卫思想的勇气，而且具备实现这些思想的决心和条件。

我现在是身处亚洲为亚洲设计，但很显然，我的根基和背景是源自欧洲，也因此我得以时时跳出这些身份的藩篱，脱身而出观察我的设计是否是一种全新的建筑形态；是否适合于这个特定的环境。

亚洲是一个非常多元的地方，具有完全不同的环境，而每一个环境都有其复杂的背景。建筑与环境的协调融合并不意味着复制，而是在了解当地语境的基础上，生成一个既便于使用又有不同特色的东西。在多元环境中进行设计是我所喜欢的挑战。我希望继续巩固我在东西方之间业已建立的纽带作用，为欧洲创造截然不同的体验，用来自亚洲的文化元素去影响欧洲，这是非常激动人心的。

Q:正如贝聿铭的罗浮宫玻璃金字塔、王澍的象山校区，从一边倒的批评到毁誉参半、再到获奖后的好评如潮，建筑作品似乎总难逃这样被普罗大众以“美丑”来判定的命运，而CCTV大楼也是如此，设计师的理念也许会和大众的认知有很大的差异，你怎么看待这种差异？也有越来越多的民众将CCTV大楼作为北京的地标建筑，这样的转变你怎么看？

建筑有争议是很自然的。好的建筑会让人们探寻建筑的深层次意义、价值和理念。事实上，当你的作品对固有的界限构成挑战时，你走得越远，人们的问题就越多。当你做出一些真正的新东西，很难做到让所有人立刻接受它。如果所有人都第一时间接受了你做的东西，那只能说明，你所做的没有任何新意。对新事物的理解，是一个过程。

CCTV大楼就是这样。建筑设计是为了使用，而不是仅仅矗立在那供人看，我相信随着人们对大楼的创新之处和建筑理念了解增多，人们会慢慢走进它，接触它，理解它。

另外央视大楼在中国国内外的反应是不同的。国内争议巨大，但是在国外却得到尊重。例如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在2006年举办了央视大楼建筑展，是该博物馆第一次为单独一栋建筑举办展览。《纽约时报》等媒体均进行了大量报道。

Q: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北京的老城区包括四合院建筑的破坏与重建也不断进行，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保护者站出来，包括对一些五六十年代苏俄老厂房的保护，你觉得是一个理想的平衡状态吗？

在中国这样飞速发展的国家，或者说在世界上任何发展中国家都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就是传统的和现代化的发展速度产生极大的差距，在城市化中必然出现一个断层。虽然很多人会更加关注于发展新的城市而疏于维持和保护历史建筑和房屋，但今天人们对古建的保护意识明显要大于以前。

作为建筑师，我们当然不应只想着如何建造新的建筑，也要思考如何保护老建筑，更要思考哪些是值得保护的。我并不主张仅仅是将足够老的建筑保护得“足够好”，同样值得保护的还有那些在空间和时间上具有特殊历史意义或者纪念意义的地方。进一步说，保护不仅指的是物理结构上的保护，它也可以指生活氛围，某种类型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生活。保护的概念应该被扩展，被保护的可能是住宅、公共建筑，也可能是某一个巨大活动或者场面的发生地，这样不单是从美学或者价值角度来考虑保护的问题，而是从纵观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的角度来考虑如何保护这个城市。

Q:你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天气似乎不太好，现在似乎天气依然无法令人满意，但你在北京的生活有什么新的感受吗？在北京新建的项目中有什么可以分享的灵感吗？

北京是一个很有底蕴，很自信的城市。某个部分的北京在疯狂地滋长改造，而某个部分则完全不理会外界的纷争，我行我素地固守着自己的步伐节奏。即使北京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北京还是北京，它的特性并没有随着城市化的不断侵蚀而改变。这也是我喜欢北京的地方。

北京的古建筑，紫禁城、长城、城门都不是单个的建筑体，它们更像是一个宏大的结构，或者作为一个曾被深思熟虑的体系中的一部分，我常为紫禁城的深度和内涵异常着迷。

奥雷舍人在中国媒体中出现得最多的是娱乐和时尚板块，读者们大多不知道这个男人是谁，但他有一个代号——张曼玉前男友。这里我们只关注奥雷舍人，请把目光从他的女友身上移开。

一个名为《CCTV TVCC by OMA/奥雷舍人和瑞姆库哈斯》的建筑展在北京四合苑画廊开幕，这一展览着眼于CCTV那个很意识流风格的建筑项目大比例的室内室外模型、概念模型、室内设计效果图、与项目设计相关的图录，以及其他设计文本。而这个展览的主角就是因为新CCTV大楼走进很多中国人视线的德国籍建筑师奥雷舍人。

在展览结束的PARTY上，第一次见到奥雷舍人，黑色的西装没有系扣子，松松的穿在身上，黑暗中看上去比照片中还要瘦。除了跟很熟的朋友打招呼聊天外，他更多时候会站在角落或者人群之外，安静的看着身边穿梭来去的PARTY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