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安理会2010年4月8日发表媒体声明，对前苏联资深外交官阿纳托利.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逝世表示哀悼。安理会该月轮值主席、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高须幸雄8日向媒体宣读了此份声明。声明说，安理会成员国对前苏联杰出的外交官多勃雷宁辞世深感悲痛，并向他的家人和俄罗斯政府表示慰问。 　　高须幸雄：“安理会成员对多勃雷宁生前为推动国际合作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表示肯定。他曾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并在出任苏联驻美国大使期间，为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将世界从一场核灾难中拯救出来发挥了重要作用。” 　　多勃雷宁于2010年4月6日逝世，终年90岁。他曾自1962年开始担任苏联驻美国大使长达25年，参与了冷战时期美苏两国领导人之间所有最高级会晤的准备工作。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联合国第二任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在任期间，多勃雷宁曾担任联合国负责政治和安理会事务的副秘书长。[1] 　　鉴于多勃雷宁供职的岁月，美苏能保持恐怖中的和平，时至今日，联合国为他的逝世表示哀悼，他当得起这个荣誉。

　　阿纳托利·多勃雷宁1919年生于一个工人家庭，父亲是水管工，母亲是戏院检票员；早年学飞机工程，1944年奉命改行学习外交。1950年被派驻华府苏联大使馆，1952年被派驻驻美国大使馆，随后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回到苏联外交部主掌美国司。1962年，42岁的多勃雷宁被任命为驻美大使。从1962年到1986年在华盛顿任职时间长达25年，创下了苏联驻外大使任期的最高记录。他笑容温和，彬彬有礼，英语流利，立刻在华盛顿外交圈崭露头角。他任职期间历经六位美国总统，作为白宫与克里姆林宫的沟通渠道，曾几次化解危机。[2]

　　多勃雷宁1919年生于莫斯科州一个工人家庭，乌克兰人。1942年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1946年 毕业于苏联外交部高等外交学校，同年开始其外交生涯。1947年起，多勃雷宁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助理，1952至1955年在苏联驻美国大使馆任参赞，后任公使衔参赞，1955至1957年任外交部长助理，1957至1960年任联合国副秘书长，1960至1962年任苏联外交部美洲司司长，1962年至今任苏联驻美国大使。曾经是华盛顿外交使团团长。多勃雷宁1945年入党，1966年在苏共二十三大上当选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1年二十四大上被选为苏共中央委员。[3] 　　曾经，美国外交圈人士对多勃雷宁的优雅风度和西方化的举止颇为着迷，有人甚至认为多勃雷宁是西方世界的同情者。但是，卡特时期的美国驻苏联大使图恩毫不客气地指出，多勃雷宁“在任何时候都不是我们的朋友，他是苏维埃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坚定信奉者”。 从驻美国大使一职卸任后，多勃雷宁一度出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国际部部长，跻身于苏共最高领导层之列，有媒体称他为苏联的“基辛格”。1988年9月后，多勃雷宁因健康状况辞去上述职务，仅作为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国际事务顾问，其间，多勃雷宁出版发表了他的回忆录-《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书中披露了许多苏美之间外交密辛，被认为是苏联同类书籍中著述风格最为坦率的著作。[4]

　　多勃雷宁在华盛顿任前苏联驻美大使上任刚七个月，就爆发了古巴导弹危机。肯尼迪总统经过多勃雷宁与莫斯科谈条件：如果苏联撤出导弹，美国承诺将不进攻古巴摧毁卡斯特罗政权，另外保证将撤出美国在意大利和土耳其威胁苏联南境的军事基地。这次折冲樽俎的成功，奠定了多勃雷宁的地位，而且这种不经过外交部门的背后外交渠道一旦开通，就会再次使用。尼克松上台后，白宫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判断，要解决越战和军控问题，苏联外交是关键，且美国要采取主动。于是避开了国务院官僚和苏联问题专家，经由多勃雷宁来与苏联领导人接触。 　　多勃雷宁只是两方的一位信使，而不是决策人。他的上司、长期担任外交部长的葛罗米柯对他重用，但也许是功高过主，与他私人关系并不密切。多勃雷宁与戈尔巴乔夫也不热乎，戈上台后，葛罗米柯失势，但多勃雷宁并没有当上外交部长；随后被召回莫斯科，明升暗降进入中央政治局秘书处，两年后退休。 　　多勃雷宁也有极端失算而被美国人耍了的经历。1969年3月初，中苏边境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他去见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从苏联立场上讲述了一番经过。他判断美方肯定会认同他的结论，即拥有核武器的中国是对世界的威胁，美苏应该在一条战线上对抗中国。两年后尼克松宣布要打开同中国的对话关系，不啻晴天霹雳，此时最吃惊的莫过于他了。 　　1995年《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出版，写得相当坦诚。他认为苏联的解体是一个悲剧，背后原因是昏庸的领导被西方几句吹捧的话灌得迷迷糊糊，把一个大国葬送了。有人说这是报复，当年戈尔巴乔夫没有任命他为外交部长，而提拔了没有外交经验的格鲁吉亚人谢瓦尔德纳泽。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提到曾考虑任命当时呼声最高的多勃雷宁，但没有细说不选用他的原因。 　　“ 冷战” 时期意识形态壁垒分明，两边都认为掌握了人类进步的真谛。多勃雷宁驱车纵横美国大陆，到佛罗里达深海钓鱼，到肯塔基看赛马，注意观察、试图了解美国人的国民性和价值观，与各阶层的人都谈得来。他与基辛格在电话里开玩笑，说见到他与《花花公子》杂志里的美女幽会；也与卡特总统时代白宫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成为棋友。但他从来没有放弃或妥协苏联的立场。前美国驻苏联的大使图恩认为，多勃雷宁是20世纪最杰出的外交家之一，而他“从来不是我们的朋友。他代表的是一个政府，一个体制，一种与我们处处敌对的理念”。 　　多勃雷宁机智幽默，1962年重返美国上任，曾开玩笑说，“现在外交官说起话来像记者，记者说起话来像外交官” 。他指的是新闻媒体日益僵化的意识形态，黑白分明的观念，单向思维；相形之下，外交官考虑政治军事安全问题更加广泛，更注重衡量多元化的利益。在回忆录中，他批评美国舆论对苏联“好莱坞式的夸张”，几届总统为了讨好民意，制作出“人权外交”和“邪恶帝国”之类来对抗苏联，媒体就一个劲儿地在这些既定的议题上发挥。 　　多勃雷宁作为杰出的传话筒，要正确解读两方领导的立场和意向，同样重要的是把信息有技巧地传递出去，给大家都留些面子。1973年，他伴随勃列日涅夫到尼克松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官邸做客，喝了些酒。老勃越讲兴致越高，抖露出很多苏联政坛内部的事，第二天意识到可能酒后失言，赶忙问：“我话说多了吗？”多勃雷宁说：“是的，但是我没有都翻译。”[2]

　　在冷战期间的国际外交圈中，多勃雷宁被认为是苏联方面对美国国情有真正了解和掌握的美国通。多勃雷宁曾参与了苏美两国在冷战期间几乎所有的最高级会谈，是当代国际舞台中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同从肯尼迪到里根的六届美国总统及行政当局打过交道。苏联政府给予这位驻美大使“前所未有的自由行动权利”；而在华盛顿，多勃雷宁也享有可以随时接触美国高层人物的“不可思议的外交特权” 他在美国国务院地下停车库有专属停车位；他拥有同基辛格的直通电话线，不经过公共电话线路，无需拨号。而且，他同基辛格常在白宫会面，地点就在奥巴马总统今年会见到访的达赖喇嘛的所在地——白宫地图室。 基辛格所著之“Years of Upheaval” （中译《动荡岁月》）一书，其中提到多勃雷宁的书页，多达近百处。基辛格对多勃雷宁的评价是：细腻而有原则，举止亲和而又谨言慎行。 （“Subtle and disciplined, warm in his demeanor while wary in his conduct”）当然，在多勃雷宁长达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中，最令人瞩目的历史性事件当属1962年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和多勃雷宁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1962年10月，在新任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向肯尼迪总统正式递交国书的七个月后，美国间谍飞机侦察到苏联的导弹已部署在古巴境内，于是肯尼迪总统下令封锁古巴，美国68个空军中队随同8艘航空母舰进入封锁线，不让苏联的舰只接近古巴岛，双方剑拔弩张，冲突一触即发，大有核战即将降临世界之态势。宣传攻势上，美苏相互发表立场强硬的声明，争锋相对，猛烈抨击对方的立场，显得毫无退让和回旋之余地。危急关头，多勃雷宁衔命直接同肯尼迪总统和他的胞弟、司法部长罗伯特. 肯尼迪紧急会谈。为化解危机，多勃雷宁提议美国从土耳其撤出导弹部署，以作为苏联将导弹撤出古巴的条件。最后，美苏双方就此达成妥协，为期十三天的“古巴导弹危机”和平落幕。为此，基辛格在1980年这样评论多勃雷宁：如果某一天美苏之间的紧张局势得到真正缓解的话，那是因为多勃雷宁为此作出了集中贡献的缘故。 　　冷战期间，美苏在全球范围内的冲突不断，从越南到中东、从捷克斯洛伐克到阿富汗，可谓不断升温，几近烽火连天。而在双方的斡旋谈判和外交折冲中，几乎都有多勃雷宁大使的身影，这也是届时中国《参考消息》上多勃雷宁的“出镜率”如很高的原因。[4] 　　多勃雷宁作为馆长在苏美冷战阶段为打开两国关系起过很大作用。他运筹于使馆之内，施展于美国政界。他自己虽不常出面，但鼓励下属人员积极活动，深入美国社会。因此，苏联在美国的外交人员相当活跃。他们渗透到美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来往于官员，议员和民间，注视社会动态，宣传苏联的观点。多勃雷宁善于审时度势，抓住时机影响美国 舆论和政局的发展。例如，1972年尼克松竞选连任总统时，多勃雷宁注意到了尼克松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苏政策的动向后，决定助他一臂之力。于是，苏联舆论工具便对尼克松的竞选对手民主党“开明” 派的麦戈文发起指责，而对尼克松说了不少好话。 据说存在着某些默契，以利于尼克松赢得选票。这和后来苏美关系的缓和不无关系。1976年，卡特，福特和杰克逊等人竞选总统时，多勃雷宁估计卡特将赢得总统宝座，因此苏联外交官在向卡特讨好的。同时，主动与卡特在华盛顿的竞选办公处联系，索取发言稿和印刷品，并声称“福特总统在破坏缓和”，他们“一点也不喜欢杰克逊”。多勃雷宁本人甚至提出要与卡特会晤，试图事先对美国下届政府施加影响。 　　多勃雷宁对发展苏美经济联系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他领会苏联政府的意图，想方设法推动苏美两国的经济联系。他强调，美国可以成为苏联的“最大的贸易伙伴”。除通过官方正式渠道做工作之外，他还根据美国的具体情况，十分重视“院外活动” 在美国决策过程中的作用。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多勃雷宁就开始搞“院外活动”。苏联驻美国的外交人员在国会、企业、社团、大学中积极活动，物色对象。1972年5月，美国卡吉尔公司在美国“院外活动”史上首次注册为从事促进美苏贸易的“院外活 动”。之后，为此目的陆续注册的有东西方贸易委会、亚特兰大公司、萨拉特公司、美国钢铁研究所等。在上述机构中，包括了许多重要企业、公司的代表，他们与美国政界的上层人士有着密切的联系。如1973年4月注册的东西方贸易委员会中就有美国 通用电气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通用轮胎公司、 塞罗克斯公司、大通曼哈顿银行、纽约第一花旗银行、美洲银行等有影响的企业和公司的代表。该委 员会的日常工作由一位出生于苏联的犹太人——民主党哥伦比亚特区委员马克斯·贝里主持。此人在国会的好友有参议员富布赖特、蒙代尔、贾维茨、珀西、众议员吉本、弗利、弗雷泽等。苏联外交人员借助请客送礼等手段，拉拢贝里式的人物，并通过他们向国会议员，乃至总统身边的心腹做工作，以推动总统和国会在研究美苏贸易问题时作出有利 于苏联的决定和立法。据报道，多勃雷宁曾亲自出马宴请过美国百事可乐公司董事长唐纳德·肯德尔，并当面与他达成交易。可见，多勃雷宁为发展苏美经济联系不仅善于谋划，而且亲自活动。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苏联通过两国经济联系，在引进技术、设备和借贷方面从美国获得好处，其中少不了多勃雷宁的一份功劳。 　　里根上台后，苏美关系趋紧。而且里根本人并不象前五任总统那样与多勃雷宁保持较多的个人接触（如卡特上台的第一年就两次单独会晤多勃雷宁），迟至第二年2月里根才第一次正式会见这位大使，而且未作说明地停止他早先享有其汽车可以停放国务院地下车库的特殊待遇。在里根执政的二年多来，苏美在世界各地的争夺加剧，以苏美为首的几场东西方谈判 均陷入僵局，苏美关系越来越紧张。正是在此种景下，外交界传出了“美国通”多勃雷宁即将离任回国任外交部长的消息。难怪美国报刊和西方外交人士把多勃雷宁的离任“看作是表明美苏不和与缺乏希望的一种信号”，“是美苏关系下降的象征”。从苏联战后对外政策的重点所在以及多勃雷宁的经历看，不能低估他在制定和执行苏联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美政策中的作用。安德罗波夫上台不久就召回多勃雷宁，同他进行了长达两小时的谈话，听取其汇报，商讨对美政策。[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