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英的中学时代是在北京有名的干部子弟学校101中度过的。在中学里他一直是班上的三好学生，模范共青团员，还被誉为高干子女的表率。那时，郭世英不仅成绩优秀，还是一个体育爱好者，是学校足球队的名将。

　　郭世英在101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外交学院，因为种种原因他没有在这所政治性很强的学校里读下去，而于1962年转入北京大学攻读哲学。

　　郭世英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加之聪明过人，又具有强烈的求知欲，那厚厚的一本《古文观止》，他只要默默地读上几遍，就能将全书的古文背诵下来。1962年，世英刚入北大哲学系，他的父亲郭沫若正应国家青年艺术剧院之约赶写剧本《郑成功》，这时世英常在一旁翻阅父亲所用书籍和有关资料，还自己动手也写一本《郑成功》的剧本，并且在父亲之前脱稿。当青年艺术剧院派人来郭老家催稿时，郭沫若先生还未完稿，于是郭沫若就对来人说：“我的剧本还未脱稿，那么你们就先把我儿子世英写的《郑成功》的剧本拿去看看。”在哲学系学习期间，郭世英只用三个月的时间就把黑格尔的经典著作通读了一遍，然后，告诉他的同伴们说，我已研究了三年的黑格尔哲学体系。有一次他还约上几个同学到北大著名学者朱光潜先生的府上讨教，朱光潜先生听了他提出的许多哲学上的问题及其见解之后，还真以为他研究了三年时间的黑格尔著作。

　　在郭世英进入北大不久，举国上下掀起了一个学哲学的热潮，还号召全国人民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分析解决从政治军事到日常生活中的所有问题。在这一热潮的推动下，作为哲学系学生的世英自然想到要主动投入到这一热潮中去，他便组织了几个同学成立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郭世英对小组的同学说：“现在工、农、商、学、兵各阶层都在学哲学，用哲学，对此咱们哲学系的学生不能置之度外，应该打前锋，向哲学的一切禁区进军。”于是，既天真又认真的他主动提出了一些十分现实又敏感的研究问题，如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大跃进”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有没有顶峰，什么是权威以及对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等一系列十分敏感的问题。

　　由于他们的小组探知的许多都是哲学上的未知问题，他干脆将自己的学哲学小组命名为：“小组”。他们小组的成员还常常利用课余时间，如星期天、寒暑假的时间在一起探讨这些未知问题。

　　郭世英是郭沫若与于立群所生的第二个儿子。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涉及郭世英的文字，是陈明远提供的郭沫若1960年11月18日致他的信：“您跟世英、民英的通信，他们两人拿给我看了。近年以来，你们交了好朋友，推心置腹，相互切磋学问，探讨文艺与哲理的问题，我很欣慰……但是世英提出要整理你们的通信，搞出一本《新三叶集》送去公开出版，我觉得没有必要。”这封信，不但透露出世英和民英（主要是世英）的思想情趣，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了解郭沫若当年心境的有意味的材料。《三叶集》是五四时期郭沫若与田汉、宗白华的通信集。才华横溢的郭世英对于父亲当年性情真率，汪洋恣肆的文字及其文学上的实绩，无疑有着极大的向往。不到20岁的他，要弄出一部《新三叶集》。饱经沧桑的郭沫若对此事的反应颇为复杂，作为过来人，他完全理解青年的渴求，但他强调：“现在早已不是五四时期”，“尚未成熟的东西，万不可冒失地拿出去发表。”

　　郭世英在读了父亲五四时期的文论和诗歌之后，对父亲后来特别是建国以来的文字大不以为然。据一位当年深受郭世英影响的中学生回忆，有一次他与郭世英在郭宅门前邂逅郭沫若，郭世英指着他父亲的背影对这位中学生说：“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作为一代文豪，郭沫若在文学领域的建树和对两个儿子的潜移默化是可以想见的。他的同班同学周国平后来也回忆说：“我是从他那里知道尼采、弗洛伊德、萨特这些人的重要性的。有必要说明，这些如今十分时髦的名字，当年即使在哲学系学生里也是鲜为人知的”。博闻强记的天赋，好学深思的习性，使郭世英在同龄人里显得异乎寻常。

　　1962年秋，郭世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名传京都的101中学，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但这位深受俄罗斯文学熏陶又不乏民粹主义影响的学子就读未满一年，1963年夏季被迫中断学业，下放到河南铁泛区西华农场劳动。事情的缘由须从“X诗社”说起。1962年岁末或1963年年初，郭世英与101中学的同学，后考入北京师范学院的张鹤慈，以及叶蓉青、孙经武、金蝶等人结成诗社。另有一位101中学初三的学生牟敦白，此前与郭世英结识，参加过一次读诗社的聚会，又因与郭世英多次通信，案发后亦遭到牵连。据周国平回忆，与郭世英结社的并非同班同学，而是同校的年龄相仿的几个年轻人。牟敦白回忆惟一的一次参与诗社的聚会，记得郭世英以老大哥的口吻向他介绍：“你看，这就是我们，X诗社的成员们。”张鹤慈对社名的解释是：“X表示未知数、十字架、十字街头……它的涵义太多了，无穷无尽。”这与一些文章中解释X为“探索哲学领域中诸多难题”不尽相同。周国平曾看到过这个诗社成员的手稿，他回忆：“那是一些与流行文学完全不同的东西，很先锋地试验着意识流、象征主义之类的手法。”

　　牟敦白的双亲是在1957年遭到厄运的，他对锦衣玉食的郭世英颇觉不解，询问他“为什么要自寻烦恼”。郭世英的回答是：人并非全部追求物质。俄国的贵族多了，有的人为了追求理想，追求个性解放，追求社会进步，抛弃财富、家庭、地位，甚至生命，有多少十二月党人、民粹党人是贵族，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为了什么？想想那些人生活的目的是什么？牟敦白对郭世英追求的“个性解放”印象十分深刻，说前后不下数十次提及。于立群也以为世英这种理想追求是自寻烦恼。他对母亲的诉说是：你看看父亲青年时代的作品，他可以自由地表白自我，为什么我不行？何况我写的东西不供发表，也不可能发表。

　　4月22日上午，在征得军代表的同意后，郭沫若让秘书和世英的妹妹去农大了解关押他的情况。然而，就在他们赶到学校的三小时前，郭世英从三层楼上关押他的房间里破窗而出，落地时双手被反捆着，全身被打得遍体鳞伤。他死时，年仅26岁。

　　这次打击，较之年前的郭民英之殇，对郭沫若来说更为深巨。郭民英的自戕从外表看毕竟还不是外力的直接击打所致，郭世英之死则是对连续数日的刑讯逼供的抗争。因为有着前科，还要被扣上畏罪自杀的恶名。悲愤难忍的于立群当即病倒。她责备郭沫若何以不及时向总理反映，这位与周恩来有着几十年战友情谊的古稀老人的回答是：我也是为了中国好呵。这表明，郭沫若对周恩来的处境甚为清楚，对世英一案可能引出的关涉也很清楚。但出乎他预料的是：爱子竟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郭沫若在家人面前强忍悲痛的泪水，默默地伏在硕大的办公桌前，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将郭世英在西华农场劳动期间的日记一行行、一页页地誊写在宣纸上，整整抄了八本，以此寄托自己的哀思。笔者看到过曾经刊登在一家刊物上的手书影印件，笔迹刚劲，一丝不苟。1964年5月11日：但是会上的一些人，从我的缺点出发，认为我的政治思想不好，这都是我不能接受的。昨天我流着泪对老屈说：相信我吧，我的心里只有一句话——坚决跟着党！哪怕把我打死，决不动摇1965年2月7日：爹爹，他曾对我抱有希望，他又对我重新抱有希望了。我看着他显得有些苍老的面孔，心里难受。经受了多少风霜，斗争，斗争，而我——当吸血虫——简直不敢想象投入战斗中去吧！加快自己的步子透过这些墨迹，我们不难体味郭沫若抄写这些日记时的心情。（冯锡刚：《郭沫若的晚年岁月》，中央文献出版）

　　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涉及郭世英的文字，是陈明远提供的郭沫若1960年11月18日致他的信：“您跟世英、民英的通信，他们两人拿给我看了。近年以来，你们交了好朋友，推心置腹，相互切磋学问，探讨文艺与哲理的问题，我很欣慰……但是世英提出要整理你们的通信，搞出一本《新三叶集》送去公开出版，我觉得没有必要。”这封信，不但透露出世英和民英（主要是世英）的思想情趣，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了解郭沫若当年心境的有意味的材料。《三叶集》是五四时期郭沫若与田汉、宗白华的通信集。才华横溢的郭世英对于父亲当年性情真率，汪洋恣肆的文字及其文学上的实绩，无疑有着极大的向往。不到20岁的他，要弄出一部《新三叶集》。饱经沧桑的郭沫若对此事的反应颇为复杂，作为过来人，他完全理解青年的渴求，但他强调：“现在早已不是五四时期”，“尚未成熟的东西，万不可冒失地拿出去发表。”

　　郭世英在读了父亲五四时期的文论和诗歌之后，对父亲后来特别是建国以来的文字大不以为然。据一位当年深受郭世英影响的中学生回忆，有一次他与郭世英在郭宅门前邂逅郭沫若，郭世英指着他父亲的背影对这位中学生说：“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作为一代文豪，郭沫若在文学领域的建树和对两个儿子的潜移默化是可以想见的。他的同班同学周国平后来也回忆说：“我是从他那里知道尼采、弗洛伊德、萨特这些人的重要性的。有必要说明，这些如今十分时髦的名字，当年即使在哲学系学生里也是鲜为人知的”。博闻强记的天赋，好学深思的习性，使郭世英在同龄人里显得异乎寻常。 1962年秋，郭世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名传京都的101中学，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但这位深受俄罗斯文学熏陶又不乏民粹主义影响的学子就读未满一年，1963年夏季被迫中断学业，下放到河南铁泛区西华农场劳动。事情的缘由须从“X诗社”说起。1962年岁末或1963年年初，郭世英与101中学的同学，后考入北京师范学院的张鹤慈，以及叶蓉青、孙经武、金蝶等人结成诗社。另有一位101中学初三的学生牟敦白，此前与郭世英结识，参加过一次读诗社的聚会，又因与郭世英多次通信，案发后亦遭到牵连。据周国平回忆，与郭世英结社的并非同班同学，而是同校的年龄相仿的几个年轻人。牟敦白回忆惟一的一次参与诗社的聚会，记得郭世英以老大哥的口吻向他介绍：“你看，这就是我们，X诗社的成员们。”张鹤慈对社名的解释是：“X表示未知数、十字架、十字街头……它的涵义太多了，无穷无尽。”这与一些文章中解释X为“探索哲学领域中诸多难题”不尽相同。周国平曾看到过这个诗社成员的手稿，他回忆：“那是一些与流行文学完全不同的东西，很先锋地试验着意识流、象征主义之类的手法。” 牟敦白的双亲是在1957年遭到厄运的，他对锦衣玉食的郭世英颇觉不解，询问他“为什么要自寻烦恼”。郭世英的回答是：人并非全部追求物质。俄国的贵族多了，有的人为了追求理想，追求个性解放，追求社会进步，抛弃财富、家庭、地位，甚至生命，有多少十二月党人、民粹党人是贵族，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为了什么？想想那些人生活的目的是什么？牟敦白对郭世英追求的“个性解放”印象十分深刻，说前后不下数十次提及。于立群也以为世英这种理想追求是自寻烦恼。他对母亲的诉说是：你看看父亲青年时代的作品，他可以自由地表白自我，为什么我不行？何况我写的东西不供发表，也不可能发表。 这群对现实氛围深感窒息的文学青年，在文学的切磋中，不可能不涉及到对现实政治的指点激扬。还是周国平的回忆更确切些：“他极其真诚，可以因思想而失眠、而发狂、而不要命。那些日子里，在宿舍熄灯之后，我常常在盥洗室里听他用低沉的嗓音倾吐他的苦闷。现行政治，现行教育的种种弊端，修正主义是否全无真理，共产主义是否乌托邦，凡此种种问题都仿佛对他性命攸关，令他寝食不安。”X诗社的这些涉世极浅而又真诚任性的青年学子，他们不加掩饰的言谈举止，在当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政治情势下，无疑成为“阶级敌人争夺青年一代”的绝好例证。还在X诗社事发之前，张鹤慈因其“意识形态问题”被北京师范学院勒令退学，金蝶则移居香港。1963年初夏，有人向有关部门检举告发了X诗社的离经叛道。公安人员很快对此案进行了处理。X诗社成员无一不交代自己的“反动”思想。

　　1963年六七月间，大学一年级生郭世英下放河南西华农场劳动——这是一种尚有若干人身自由的改造，显然是照顾到郭沫若的声望才从轻发落。张鹤慈、孙经武、叶蓉青三人则以“反动学生”定罪判刑。这个案子惊动了中央高层，一是X诗社的成员多是高校学生，二是成员的家庭出身多是高级知识分子，甚至有军队的高级干部。X诗社成员中的张鹤慈是北大教授张宗炳的儿子，而张宗炳则是著名学者张东荪的长子。毛泽东在北京市委报送的一份反映北京市高等学校三反情况的简报中提及张东荪，称之为“那样个别的人”，并与“严重的敌特分子”相提并论。对于郭沫若来说，自己的儿子与张东荪的孙子搞到一起并且是这样一个结局，使他平添了一分忧谗畏讥的郁悒。郭沫若还在登上文坛之初的1920年9月，就与时任《时事新报》主笔的张东荪有过通信关系。郭沫若后来翻译歌德的《浮士德》，也端赖张东荪的促成。虽然为郭沫若《女神》时期的火山喷发提供阵地的是宗白华，但因着《学灯》毕竟是《时事新报》的文艺副刊，郭沫若除了与《学灯》主笔宗白华结为艺术知交，对张东荪也不会不心存感激。抗战胜利后，郭沫若与民盟的重要人物黄炎培、沈钧儒、罗隆基等交往甚多，对张东荪鼓吹的“文化上自由主义”却不相投机了。开国以后，张东荪很快倒了霉；郭沫若则一直活跃于政坛。

　　郭世英在两年的劳动中，意趣确乎大变，对于原先钟情的哲学已不再在意，而对日日伺弄的棉花栽培发生了兴趣。1965年秋，在自己并不愿意的情况下，经不住双亲的劝说，他终于回到北京，进入北京农业大学重续学业。他期待在植物栽培学方面经过深造之后，重新返回农场。殊不料不到一个学年（正与当年就读北大哲学系一样），“文革”开场。郭沫若后来在致世英北大的同班同学的信中以追悔莫及的心情说：“我让他从农场回来，就像把一棵嫩苗从土壤中拔起了一样，结果是什么滋味，我深深领略到了。”1968年3月，随着新一轮批判狂潮的掀起，许多高校的造反派大揪“反动学生”。郭世英就读的北京农业大学的一伙人非法绑架了他，并私设公堂，刑讯逼供。这伙人要他招供五年前的旧案——X诗社事件。他们要追究的是————“谁包庇了反动学生郭世英？”谁都知道，郭沫若当时虽为副委员长，却无以决定此案的审理判决。看来他们是想揪背后更重要的人。 因为有可能涉及周恩来，郭沫若未听从于立群迅即以爱子遭绑架一事径直向周恩来反映的建议。4月22日上午，在征得军代表的同意后，郭沫若让秘书和世英的妹妹去农大了解关押他的情况。然而，就在他们赶到学校的三小时前，郭世英从三层楼上关押他的房间里破窗而出，以死抗争。他死时，年仅26岁。 这次打击，较之年前的郭民英之殇，对郭沫若来说更为深巨。郭民英的自戕从外表看毕竟还不是外力的直接击打所致，郭世英之死则是对连续数日的刑讯逼供的抗争。因为有着“前科”，还要被扣上“畏罪自杀”的恶名。悲愤难忍的于立群当即病倒。她责备郭沫若何以不及时向总理反映，这位与周恩来有着几十年战友情谊的古稀老人的回答是：我也是为了中国好呵。这表明，郭沫若对周恩来的处境甚为清楚，对世英一案可能引出的关涉也很清楚。但出乎他预料的是：爱子竟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郭沫若在家人面前强忍悲痛的泪水，默默地伏在硕大的办公桌前，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将郭世英在西华农场劳动期间的日记一行行、一页页地誊写在宣纸上，整整抄了八本，以此寄托自己的哀思。笔者看到过曾经刊登在一家刊物上的手书影印件，笔迹刚劲，一丝不苟—— 1964年5月11日：但是会上的一些人，从我的缺点出发，认为我的政治思想不好，这都是我不能接受的。昨天我流着泪对老屈说：相信我吧，我的心里只有一句话——坚决跟着党！哪怕把我打死，决不动摇！ 1965年2月7日：爹爹，他曾对我抱有希望，他又对我重新抱有希望了。我看着他显得有些苍老的面孔，心里难受。经受了多少风霜，斗争，斗争，而我——当吸血虫——简直不敢想象！……投入战斗中去吧！加快自己的步子。 透过这些墨迹，我们不难体味郭沫若抄写这些日记时的心情。

　　●1962年9月，郭世英、周国平、曹天予进入北大哲学系就读，相继成为朋友。

　　●1962年10月下旬，于立群接到北大党委反映，说郭世英和反革命分子曹天予来往密切，限制其交往。曹天予在郭世英要求下，给郭沫若写了一封长信，商榷史学问题。郭沫若回信。

　　●1963年2月，郭世英和张鹤慈、孙经武等人结成X小组，周国平、曹天予没有参加。曹天予出席了×的成立会议，提出不成立有形组织、不出版有形刊物、不制定成文纲领、订立保密规则等建议，均被采纳。

　　●1963年5月上旬，X小组事发，5月7日，曹天予去了郭沫若家，5月8日接受北大党委调查。

　　●1963年6月，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此事，周国平接受海淀区公安局调查，如实交代了他所知道的x的情况。最后的判决是，张鹤慈、孙经武各劳动教养二年，郭世英受到宽大，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以自愿的名义到河南一家农场劳动一年。期满后，在他自己要求下，又延长了一年。

　　●1964年，北大批判“反动学生”曹天予，周国平在大会上发言。曹天予被定性为X小组幕后黑手，离开学校被劳教。

　　●1965年，郭世英两年劳动期满归来，自愿将学籍从北大转到农大。

　　●1967年8月，劳动教养中的曹天予保外就医。因不服判决，偷偷来到北京，与郭世英来往密切，郭世英曾陪同他到公安部要求平反。

　　●1968年4月，郭世英被农大造反派扣押，几天后从作为牢房的学生宿舍四楼房间的窗口坠落，落地时双臂仍被反捆，自杀或他杀至今成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