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去寻 - 简介

高去寻自1934年自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旋即入李济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发掘安阳侯家庄殷王陵。史语所迁台后，他几乎抛弃了个人的研究，而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用在辑补梁思永先生侯家庄王陵发掘不足20万字的报告初稿上，到他1991年病逝，已经出版的侯家庄报告达七本之多，而且全部都是用辑补的字样印行。高去寻的人品风范于此可见一斑。他以安阳殷墟的发掘和研究终其一生，也以安阳殷墟的考古享誉国际考古学界。

高去寻 - 治学

他的才华，尤其在大学毕业论文〈李峪出土铜器及相关之问题〉中显露无遗。他以其文献学功力之深厚底子，驳斥秦始皇祭山川之传说，否定李峪所出土的古铜器是“秦器”之论；以其古器物学之涵养精邃，在当时对于铜器断代认识不深刻，除笼统“殷周式”外便是“汉式”的情况下，认为这些铜器的风格为春秋末年的新款，并考定其年代。最后，他指出李峪铜器受到“斯克泰.西伯利亚”(Scytho-Siberian)文化的影响，以此探索中国北方与西伯利亚的关系。他以敏锐及辽阔的治学眼光，把中国文化放在经蒙古、南西伯利亚、中亚到南俄黑海的大舞台上衡量，而非关在长城内孤芳自赏地看中国文化，并且相信古代长城内外的交通远比人们今日想象的频繁。这种跨越国界，把中国文化放到世界文明中在当时是何等的气魄与胸襟,斯克泰．西伯利亚文化与中国文化古代文明的关系是高先生一生的“最爱”。

高去寻 - 经历

1935年高去寻初次参加殷墟第十二次发掘，即侯家庄西北冈第三次发掘。由于他参加时期较晚，排号第九，所以田野称呼他为“老九”或“高老九”。那次西北冈的发掘，可以说是殷墟发掘以来最大的一次，开工后在西区高土堆上的人山，和在东区小墓两边的人海，熙熙攘攘好像赶庙会似的，高先生目睹这热闹的状况，内心自喜。由于这是他初次参加考古发掘，所以梁思永先生挑选最有经验的工人给他，分配他去挖掘小墓。这样的安排使他无缘视察大墓，这对他后来整理大墓报告自然增加一定的难度。

高去寻 - 成就

时局的动荡与不安，国事蜩螗，高先生所兴趣的“斯克泰．西伯利亚”不可能在中国单独完成，他这方面的才华在动荡的世代中被淹没了。高先生随史语所播迁来台，1949年升研究员，1954年西北冈发掘领队梁思永逝世后，高先生受命整理乃师梁思永西北冈报告的未完稿，从此他的后半生就与西北冈报告紧紧系在一齐。李济先生在《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中序说：“校订辑补师友的著作，比自己写一本书更要困难……。”辑补包括订正讹误等，而且梁思永先生草书另成一格，颇难认定，经过岁月磨灭，由梁先生亲手绘制的插图已经腿色，有些还被误认为白纸，此外，高先生在补写出土器物时每一件都要核对原物，这辑补的工作，琐碎而繁杂。高先生放弃了驰骋于欧亚草原的精魂，而为西北冈基本上很多都是盗墓贼不要的“破烂的东西”锁磨了二十年，终至于筋疲力尽，最后虽然完成了不朽的盛业─《候家庄》。

高先生补写的部份超过80%，然而他却在出版扉页犹题为梁思永先生的未完稿，而他只是辑补，这“辑补”两字蕴藏了多高贵的人格呀！1966年他荣膺中央研究院院士，获得学者一生最高的荣誉。1973年出任史语所所长，三年任满，已是七十一岁的老人。古稀之龄的老人再来整理先师遗着，检点实物，翻查发掘日记，核对那一大堆密密麻麻的字，实在难啊！他原本可以指导年轻学者协助从事，但他认为，年轻人应该发展自己的学问，而不要掉入这个大泥塘。他似乎诉说自己年轻时的心愿，始终一人扛起这债务，就如同他告诉杜正胜先生，他整理报告是在替史语所还债呀！

就殷墟考古成就而言，高去寻先生获得了应享的荣誉。不过，从另一面来看，他青壮年遭国家百忧，早岁名作无进一步发展机会，就如未发足光的寒星，俯视着凄凉辽阔的草原，一闪一烁！不管怎样，高去寻先生留下了不朽的《侯家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