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以《佛教征服中国》获得博士学位，该书于当年出版后久享盛誉。

　　1962年任莱顿大学东亚史教授。

　　1969年创设莱顿大学汉学院现代中国资料中心。

　　1974-1990年任该校汉学院院长，期间还兼任该校中文系主任、《通报》主编。（摘自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版《佛教征服中国》）

　　其主要贡献在于对四、五世纪中国佛教发展史的描述。

　　其最大的兴趣是“当东方遇到西方”时的反应，他既研究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适应，也探讨明末清初耶稣会来华史，设法了解中国对外来影响的适应过程。

　　另外，近年来神学研究者亦开始注意到许理和对天主教在中国传播(又称为「儒家一神教」)的研究贡献。

　　(初版是否以英文发表不详，以下年代只标示版本时间)

　　《耶稣会在中国的纪略:ca. 1580 - ca.1680》，与Nicolas Standaert、Adrianus Dudink合著，1991年荷兰林登大学出版。

　　《遭遇之初:十七世纪中国对于创造论的回应》，1995年纽约版

　　《中国国情文化的时与空》，1995年纽约版

　　《佛教征服中国》(此书是华语界最熟悉的许理和著作) ，1998年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译出

　　《儒教的一次补充：中华帝国之下的基督教正统学说》（英文书名为a Complement to Confucianism : Christianity and Orthodoxy in Late Imperial Chin’）1993年纽约版

　　《中国耶稣会士传记，约1580—1680》、《佛教、基督教与中国社会》、《佛教：在词语、地图与图片里的起源与传播》等。

　中国佛教源于印度佛教，但在早期进入中国之时就逐渐地展现出独立发展的强大生命力。梁启超曾

有过："佛法何故能行于中国，且至东晋而始盛？"1的思考。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何以兴盛于中国？何以与中国文化结合得如此完美？这一系列问题同样萦绕在我心头。带着这一困惑，我阅读了荷兰汉学家许理和教授的《佛教征服中国》一书。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许著着重考察"促成佛教传播的各种文化和社会因素"，它从一个崭新的视野，展示了佛教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情况。

　　一、《佛教征服中国》结构体系概述

　　"中国佛教传入早期"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时限概念，许理和教授《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一书所指的"中古早期"迄止于汉魏两晋。

　　《佛教征服中国》全书共分为六大章，六章均为独立的部分，但又互为依托。从全书的结构来看，许氏以庐山慧远的考察作为终点，特别在第四章"襄阳、江陵和庐山的佛教中心及北方佛教的影响"中，许教授似乎

给予慧远"特别"的笔墨，所谓特别，乃是指许教授将此章的论述完全围绕着庐山慧远而展开，即使其中有对襄阳、江陵佛教中心的论述，但似乎都是为了论述庐山佛教中心的形成而著。在书中，许更是不辞繁琐地在末尾附上《释慧远传》，并在文中对慧远的生平及其僧团活动给予特别的论述。可见慧远在许所考证的中国佛教早期传播中有着特殊的地位。

　　但当我们再次放眼全书时，会发现慧远所集结的一切特性又充分应证了全书的所有观点。如第一章绪论对全书的研究作了铺垫，许教授重点解析了"士大夫"与"士大夫佛教"的概念，认为士大夫阶层的基本特征是始终接受或多少标准化了的传统文化教育，而"士大夫佛教"则代表了早期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社会行为，有别于代表政治行为的"王室佛教"。2在后文中庐山慧远身份的定位以及其对士大夫阶层的吸引也证实了这一点。在第二章历史概观中许将中国早期的佛教分为汉代佛教、三国时期、西晋三部分来阐述，分别论述了其政治与社会背景、思想领域的变革以及代表事件与人物。许认为三国时期北方曹操"唯才是举"的官员选拔原则以及吴越地区的汉化进程对于思想领域的变革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认为以洛阳为中心的魏国佛教为西晋时期佛教在北方的突然兴盛奠定了基础，而这一兴盛直接影响了慧远领导的庐山佛教中心。因而在书中，许一次又一次地提出：大约公元300年，对中国佛教是个转折点：佛法渗入最上层士大夫中，实际上决定了中国佛教此后几十年的发展进程，为佛教征服中国铺平了胜利之路。3似乎在这里，许氏就已经看到了后来庐山佛教中心的雏形。可见许对中国早期"士大夫佛教"形态给予了极高肯定。由于对慧远的特别关注，许理和教授将分析论证的重点放在了两晋时期，他认为襄阳、江陵和庐山三大佛教中心均有着浓厚的北方学统，并且都有依赖佛像的信仰倾向，以及注重东南方士大夫佛教所缺乏的禅修，还有一些为了理解真正的佛法并使之摆脱中国传统思想的羁绊而作的大胆尝试，而这些北方学派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不断对庐山慧远及其追随者施加深刻的影响。4在对慧远的考察中，许注意到当时兴起的净土信仰及弥陀信仰，对慧远结莲社事件的真伪予以考证，并对公元402年僧伽地位的论证给予了详细的考察。由于慧远在公元402年僧伽地位的论证中的特殊作用与影响，在第五章中许理和教授以专题的方式特别论述了公元4世纪及5世纪的"信仰的辩护"，对其中的缘由、种类、当时所流行的各种反对僧权的观点以及记载文献均作了详细的考察。

　　二、对《佛教征服中国》的得失分析

　　许理和教授《佛教征服中国》一书内容充实，有着很强的逻辑性，多处内容前后呼应，互相应证，史料翔实。

　　许理和教授一书的特点在于对"中国中古社会初期对佛教的形成起一定作用并促成其传播的各种文化和社会因素给予的关注"5。这是一个典型的西方学者考察中国的方式与角度。这个视角在很多方面会给人以启发。在书中许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思想：佛教在中国并不是一种思想模式或哲学体系，而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高度纪律化的行为方式，6认为佛教传入中国不仅意味着某种宗教观念的传播，而且是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修行团体即僧伽的传入，并且佛寺在中国的存在所引起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知识分子和官方的态度、僧职人员的社会背景和地位，以及修行团体与中古中国社会逐步整合，这些十分重要的社会现象在早期中国佛教的形成过程中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7这个观点很特别，说明许注意到了佛教在入世方面的各种表现，在中国与贵族所发生的碰撞，但却忽视了很重要的一点，即佛教在思想上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但可能也正如许自己所说的"士大夫佛教的形成以及佛教与中国中古主流思想的融合基本上属于中国佛教的研究领域"。8

　　因而在慧远问题上，许理和教授虽然认为慧远"开启了中国佛教的新时代"，9但仅从庐山慧远教团的规模、外界联系等方面来阐述，而没有涉及到慧远的思想。如果慧远作为一个时代的界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只有形式上的兴隆，没有思想方面的支撑，我想是远远不够的，或者说这种考察是缺乏说服力的。虽然许教授以各种文化和社会因素为视角的研究方法非常值得学习，但过于纯粹的社会视角必然忽略了佛教在思想上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要站在历史的背景下，考察思想的发展。许理和教授虽然在第五章第六章中，对僧权的维护和佛道冲突的早期历史进行了专题性的研究，其中有对思想的关注，如对儒家的文化优越感的考证，对当时国人功利主义的考证，但这只能说明在"信仰的维护"方面佛教思想的逐步演变，对更广泛层面上的佛教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并没有展开。特别在慧远这一重要人物上，仍没有交代。这是我觉得非常遗憾的地方。因而在下文中我将对慧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念佛三昧的修行方法有进一步的考察。

　　另外，许理和教授在论述慧远及其僧团时，只考察了这个团体的外部关系，如与士大夫的联系，与王室的联系，却忽略了对僧团内部联系的方面。在我看来一个庞大的组织，必然有其存在的法则，出于这一点，我进一步考察了慧远对僧团的管理。发现慧远僧团在社会活动的过程中，慧远作为一个领导者对僧团的内部进行过一系列的整顿。许理和教授在论证的过程中，忽略了这一问题。慧远僧团的高度自律性，是慧远思想的直接影射，就好比一支纪律严明的部队，必然会得到老百姓的称赞和敬重。因而慧远内部僧团的整治对于佛教在中国的转型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这一考察内容我也将在后文中着重展开。

　　总体而言，许理和教授的《佛教征服中国》一书对我有极大的启发，让我从一个崭新的视角看到了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让我学会了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待与分析问题，而许氏对史料考察的严谨态度，也着实让晚辈深感敬佩，这亦是一种治学态度。

　　三、对慧远及其僧团活动的进一步考察

　　许理和教授将中国早期佛教形态称为"混合形式的佛教"，10而佛教真正在中国的传播缘于"士大夫佛教"的兴起。认为佛教早期传入中国的时候，并没有立刻成为一种普遍的大众宗教，只"散居在中国的外来家庭、群体和聚居区中"，11随着少数民族的汉化、民族的交融，而逐渐被汉文化所吸收。在传播初期，"佛教依赖于中国在家信徒，其中有些属于有文化的阶层，这些人大概出于对道教的爱好而多少与佛教有所接触。"12而在整个3世纪，儒学蜕变为一种社会和政治思想体系，士大夫阶层被一种精致的哲学--玄学所吸引，它将视点转到了诸如"本无"与"末有"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同时清谈成风。在许理和教授看来"’谈空论无’的流行成为了在早期中国士大夫佛教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13而大乘概念如"智"或"明"、"空"、"寂"、"方便"自然而微妙地与玄学中"圣"、"虚"、"无"、"静"、"无为"、"自然"和"感应"相对应，"对于有文化的阶层来说，大乘佛教，很可能正是由于这种似曾相识而对他们产生了吸引力。"14因而许氏一再强调"大约公元300年是个特别的转折点。佛法渗入最上层士大夫中，实际上决定了中国佛教此后几十年的发展进程：它为佛教征服中国铺平了胜利之路。"15

　　在论述两晋时期的佛教时，许将考察分为南北两个系统来进行。南方以道潜（286－374）、支遁（314-366）为代表；北方则以道安（312－385）、慧远（334－416）为代表。将4世纪末、5世纪初慧远及其僧团的活动情况作为考察的终点，认为"慧远及其僧俗追随者的生活，代表了中国早期士大夫佛教充分发展了的形态"。16但我认为慧远恰恰正是"士大夫佛教"的终结者，因为他是将"士大夫佛教"向"庶民佛教"转型的关键人物，甚至可以说是佛教征服中国的转折点中最为关键的人物。如果没有这一转型，中国佛教或许会像盛极一时的玄学一样，随着士大夫阶层的消亡而消失。下面我将从慧远僧团念佛三昧的方便法门和注重戒律的僧团建设两个方面展开分析慧远对中国佛教所做的这一伟大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