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圭德 - 生平经历

1938年向《广西日报》副刊《南方》投稿时始用“舒芜”的笔名。

1937年考入高中时适逢抗战爆发，即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并为《桐报》主编副刊《十月》。在该刊发表第一篇作品《及时行乐》，抨击上层人物在抗战中醉生梦死的生活状态。从此开始文学生涯。1940年，辍学，在湖北、四川等地农村任小学、中学教师。1944年至1949年，历任国立女子和师范学院、江苏学院、南京师范学院副教授、教授，进行文学、哲学的教学与研究。1945年初在胡风主编的《七月》上发表《论主观》一文，成为一场长达5年之久的文艺论争的主要焦点之一。这时期还创作了不少杂文，结为《挂剑集》。

1949年后任广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研究部长、南宁市文联副主席、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南宁中学校长。1952年到北京，历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编辑室副主任、编审。1979年开始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后致力与周作人研究，著作甚丰。

2009年8月19日晚11点10分在北京复兴医院因心脏功能衰竭逝世，享年87岁。

方圭德 - 胡风事件

舒芜出身于安徽桐城的书香门第，上世纪四十年代刚出道时，曾得到胡风的大力扶植，从而在文坛崭露头角。50年代，当时文坛一次次论战，著名人物纷纷表态，无一幸免。在这个过程中，舒芜把胡风写给自己的信交了出去，并层层转到最高领导人手中，由此，胡风被定为反革命分子，从而拉开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场文字冤案。也正因此，舒芜被认为是可耻的叛卖者。对舒芜的评价和论争，从“文革”后至今，一直没有停止过。

忏悔

舒芜其实曾经在《回归五四》序言中有过正面的忏悔和直接的表述，“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责任。”

方圭德 - 评价

舒芜在1955年的行为多年来一直为人所议论，视其“犹大”者有之，为其辩护者不乏其人。但他“背叛”、“出卖”、“陷害”朋友的行为，应该是不容置疑的。

他人

上海《文汇报》笔会主编刘绪源与舒芜交往甚密，他认为在学术上舒芜至少在三方面成绩卓著。首先，解放后研究兴趣主要在古典文学方面，人民文学出版社最早出版的一批古籍就是由舒芜参与整理出版；其次，退休后更多的研究兴趣转向了对“五四”、鲁迅以及周作人的研究；最后，作为一个书评家，舒芜先生把一些评论和理论艰涩的文章写得文笔优美，可以作为随笔和散文来读，他与老一辈学人季羡林、金克木等使得自五四以来开创的文体得到延续，形成了一种优美的文风，这在年轻一代中非常少见。

但有人也指出舒芜在胡风事件中主动“反戈一击”，永远是其历史的尴尬。1952年，舒芜相继公开发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致路翎的公开信》，率先点了老朋友路翎以及吕荧的名字。胡风事件中，舒芜因提供胡风给他的信件使势态迅速转向而成为人们眼中的“犹大”不被人原谅。

鲁迅文学馆馆长孙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抛开胡风事件，仅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评价，舒芜应该是一位现代文学比较优秀的研究者，特别是他对鲁迅、周作人的研究成绩显著，但他认为舒芜晚年似乎并没有深刻反省过这件往事，甚至显得有所回避。

自我

舒芜晚年自己说的一句话非常到位：“我解放以前自以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当时就为权威所否认；解放后我用毛泽东思想来衡量自己，也得到‘那的确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与权威者达成共识。解放后，我自以为学到了毛泽东思想，却又一步一步把我学成了‘右派’，学成了‘反革命集团起义人员’，真是‘读书越多越反动’。回来一看，原来我根本没有学到任何马克思主义，曾经自以为信马克思主义并信其与‘五四’精神一致只是自作多情。马克思主义究竟是怎样的，我其实毫无所知。”

方圭德 - 个人成就

著有杂文集《挂剑集》、专著《说梦录》、《周作人概观》。出版过专题论文集《说梦录》（后改名《红楼说梦》）、《周作人的是非功过》、《回归五四》、《哀妇人》等，杂文集《持剑集》、《持剑新集》等，散文集《书与现实》、《串味读书》、《未免有情》等；2001年在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舒芜集》八卷。另有《舒芜口述自传》一种（许福芦笔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