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有专业论文数百篇，并先后出版了《什么在左右中国经济》、《破解中国经济之谜》、《ST中国》、《再解中国经济之谜》、《中国经济沉思录》、《经济中国》、《30年 1978-2007中国大陆改革的个人观察》、《中国经济高增长探究》等专著。

赵海均的经济理论成果主要来源于对于经济理论的教学和实践，以及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基，特别是对于一个明星企业兴衰全过程的经历。

赵海均的研究成果在经济学界有广泛的影响。

“点启动”理论

他最早提出了“点起动理论”，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先从一个点开始，然后拓展到沿海几个城市形成一条线，再全面铺开。

“收入与需求”理论

他最早提出了中国合理的收入结构应该是一个橄榄型的，还提出了消费需求的量级观点，认为从建国以来中国居民的消费经历了元级、十元级、百元级、千元级和万元级的水平，现在正在向万元级和十万元级的层级转化，认为居民的消费结构大概在十五年到二十年左右会有一个大的升级和变化，每次变化都会带来经济飞跃性的发展。当前中国经济有时候处于低迷或者过热的重要原因就是经济处于消费结构的升级演化过程中。

“扁平化政府”理论

他曾对美国的社会管理体制进行过考察，并且提出了在政府中要实行扁平化管理的观点，亦即要缩小、减少从中央到省、市、县这样多层级的纵向体制，实行省直管县。这一理论在2000年以后曾在国内进行过广泛的讨论。

“太极模式与黄金结构”

他提出了社会经济变化中的太极模式和黄金结构理论，认为中国社会经济中的许多变化都在阴阳互变、此消彼涨的过程中，并且有些结构符合78：22的黄金法则。《什么在左右中国经济》、《破解中国经济之谜》、《经济中国》、以及《30年：1978-2007中国大陆改革的个人观察》都是畅销经济学著作。

中国经济已经创造了神话，世界各国都在关注、研究、解读。

中国经济仍面临诸多问题，政府、仁人志士和专家学者都在探寻应对之策。

面对谜一样的中国经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赵海均先生《破解中国经济之谜》系列丛书中的一些观点论断，或许能带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任何一个经济的成熟都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一个不断进行制度、体制、机制和结构性变迁、转换和优化升级的过程。在既定的制度下，要不断对体制、机制进行创新；对结构进行调整、升级。中国目前的经济问题最终是体制和结构问题。有时体制问题突出，有时结构问题突出，要通过不断的调整最终达到和谐顺畅。在中国，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多年，但体制的羁绊越来越明显，这是因为在体制的“前脚”落地的情况下，结构的“后脚”需要及时跟上。

很多经济现象和变化符合中国的太极模式，暗合黄金比例

社会经济中间有很多东西的变化都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太极模式，此消彼长。中国的道家有一种学说就是太极文化，这个文化用阴阳太极图来表示，就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互变，此消彼长。该图含义深刻，人类社会包括自然界中很多事物的运行发展都与之相符，是一种大道。在社会经济中，有很多东西也符合这种大道，比如说，在人类社会中间，对于所有制也就是产权制度来说，应该是公中有私，私中有公，这种公于私、国有与私有之间的份额处于不断的太极转换中。再如，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由贫穷、落后到发达，实际上是城乡结构转换的过程，城市增加，乡村减少，工业增加，农业减少，也符合太极的转换，等等，诸如此类。

笔者还发现，这些转化都遵循着一定的规律，暗合黄金比例，或者说黄金结构，所谓黄金结构就是78：22，也就是说社会中间有很多事物它的上限应该是78，这是最佳比例。比如说城市化率，一个国家不可能都变成城市，除个别少数的小国外。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它不可能完全变为城市，它的城镇化率应该有一个上限，以78为例，西方一些国家超过了80%，但是合理的结构应该是78：22。由此农业与其他二、三产业的结构也应该符合这个规律，私有经济占GDP的比例也应该暗合这些规律。

人民币国际化是世纪强国第一战略

美国之所以经济强大，原因表现在各个方面，但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于美元是国际货币，这为美国的发展提供了任何国家都不能相比的优势。全球化过程是一个全面的过程，中国大量的外汇储备，不应该为了一时的收益去买美国的国债，购买国债表面上会有好的收益，但是长远来看，实际上是让美国来发展。我们要的不是一个小的眼前的收益，而是一个国际化的市场。因此，我们要凭借大量的外汇储备，一方面把美元重新返回到国际货币市场中，挤占美国的货币增发空间，另一个方面也是最为关键的，是要购买资源，建立贸易市场，为中国的国际化提供更多更大的贸易平台，从长远来看这样做更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中国经济在走强，人民币也同时在走强，大力发展在国外的贸易市场将是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最佳路径！欧元的诞生结束了美元世界单极国际货币的历史，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中国经济应该“三位一体”与“集群化”发展

中国经济应该“三位一体”与“集群化”发展。所谓“三位一体”优先发展，就是要城市化、公路交通和汽车工业共同作为未来中国经济投资着力的重点优先发展！笔者认为，城市化是解决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本出路，它可以给巨额的资金找到出路，也可以扩大就业，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可以带动房地产业的发展，而房地产业有高额的回报，可以解决部分投资的回收和收益；中国经济正在向住行升级，汽车行业是未来的高增长行业，汽车多了需要解决交通特别是公路交通问题，城市化、汽车工业、交通特别是公路交通显然都是连在一起的，它们关系着中国未来的经济走向和社会走向，需要共同发展！

所谓集群就是要实现城市集群、产业集群和企业集团化。中国的城市规模都比较小，每一个城市都需要建立相应的基础设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这种发展模式实际上是一种浪费，城市的集群发展很有必要，大力发展交通事业，为城市集群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城市集群的发展也有利于产业集群的发展，这一点在很多地方都得到了证明，更有利于企业的集团化发展。

中国应该实行实行缩省和减少行政层级的“州治”

建立在行政区划基础上的行政区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城市经济区的发展有很大支持，但也有很大制约。现有行政区划配置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不能满足资源优化的要求。企业改革是微观基础的再造，中央政府机构的调整和改革只是对“中国大厦”房间的改造。实行缩省和减少行政层级的“州治”，是对“中国大厦”结构的改造，只有这样，政府的改革才算实现了新的突破。

无论从何种层面衡量，中国区域差距和区域发展的失衡都是不容乐观的现实。区域发展问题不纯粹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样是一个政治问题和价值判断问题。一方面北京作为首都将会无限制的发展下去，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因为条件所限发展缓慢，差距会不断拉大，所以，如果迁移政治中心到中部，将会使中部给中部提供发展的巨大契机，而中部将会起到承东启西的作用。

提高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中国的问题不是农业问题，而是“三农”问题。农民、农村、农业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可以说，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就不可能有中国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进步；没有九亿农民的小康生活，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和富裕；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

解决三农问题，从长远来讲，要从战略的高度，从根本上来解决，最有效的办法是城镇化，把农村变成城市，而不是把农民都转移到城市。农民都转移到城市，将会造成社会灾难，根本行不通。提高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提高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改善城乡二元结构，要从三方面考虑。一是城市集群化发展；二是不断扩大城区面积；三是发展小城镇建设。

国有企业的问题主要是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的功能严重混淆引起的

国有企业的改革历程分成放权让利、两权分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仍局限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是以产品生产者而不是以商品生产者为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改革的目的是维护或改善计划经济体制而不是改变计划经济体制，由此必然会产生很多无法克服的困难和问题，当然也就不能真正地激发国有企业的创造力。

中国国有企业的问题主要是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的功能严重混淆引起的，结果使国有企业的游戏规则和市场经济法则不相容。不相容的第一点在于：国有企业的经理层所受到的约束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政府主管部门，这就导致国有企业的经理们将主要精力花在经营“领导”而不是经营企业上，从而使企业效益低下、大量腐败现象丛生；不相容的第二点在于：国有企业缺乏资本运营的概念，在资金问题上和银行现在的关系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并使我国金融系统祸根深种。

局部到整体的改革方式是中国经济体制变革的内在逻辑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无数复杂的主客观条件的作用下不同利益集团相互作用的整体的和动态的过程，是渐进式的，改革一开始并没有“施工图”，而是“摸着石头过河”，中国的经济体制变革经历了一个认识不断提高与升华的过程。

从局部到整体的改革方式是中国经济体制变革的内在逻辑。认识这一点对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的中国而言非常重要，中国不能像俄罗斯那样实行一刀切、激进式的改革。中国的改革只能是从局部到整体、渐进式的。

文化的终结最终是宗教的终结

构建和谐社会，要坚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但不应忽视民族的、传统的、大众的文化的基础作用，包括正确地发掘和运用宗教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文化的终结最终是宗教的终结，惟有宗教贯穿人类文明的始终。搞市场经济，必须讲究诚信，诚信必须以宗教做基础。

区域政策的作用是在市场失灵地方施加政策影响

中国经济的全面发展正是在区域经济增长的不断转换中得到“平衡”发展的；实施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对地区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是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和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要求；区域政策的作用是在市场失灵地方施加政策影响，用政策补偿其发展条件上的天然缺陷，以获得均衡发展；西部开发难在市场机制运转不灵，西部大开发具有的首要的意义是政治的需要，主要针对的是贫困问题；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是解决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体制、结构等历史遗留问题，是通过政策扶持使其重新焕发活力的问题；中部地区崛起无论从产业规模整合，还是产业链延伸，都要走向一体化经济区域，同时，要提升民营企业的竞争力，民营企业不崛起，中部很难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