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臣中状元后，授将作监丞，通判湖州。召试后改秘书省著作郎，值集贤院。因其父王冲坐事，出知光州。光州饥荒，百姓群起为盗，朝廷欲从重处罚，王尧臣上疏以为此乃宋廷荒政所致，不可苛重于民，被仁宗嘉纳。父亲病逝，服丧期满，王尧臣为三司度支判官，迁右司谏。郭皇后暴毙，尧臣奏请仁宗调查左、右侍医者，并请停上元灯节，以示哀悼。景祐四年（1037），擢知制诰，入翰林为学士，知审官院。宋夏交战，王尧臣为体量安抚使，临行前，请仁宗免关中租赋二年，以安民心，同心御敌，获准。回京后，上疏分析局势与对策，仁宗用其意告诫边关守将。庆历元年（1O41），宋军主帅轻敌，兵败好水川，仁宗震惊，罢韩琦，范仲淹。王尧臣谏言二人皆当世英才，忠义智勇，不应如此安置，又力荐种世衡、狄青有将帅之才。后仁宗以韩琦、范仲淹为招讨使，置府泾州，加兵三万，再遣王尧臣为泾原安抚使。王尧臣回朝后，就边防建设两次上疏，皆被朝廷采纳。母亲病故，服丧期满，王尧臣转右谏议大夫，拜枢密副使。皇祐三年（1051），王尧臣请奏定制，裁抑侥幸，深得朝廷嘉许信任。嘉祐元年（1056），拜户部侍郎，为参知政事。三年，病故于任，享年五十六岁。朝廷追赠尚书左仆射，谥文安。元丰三年（1080），王尧臣被加赠太师，中书令，改谥文忠。

　　王尧臣以文学进，典内外制十余年，其为文文辞温丽，有《崇文总目》三十卷。工诗词，擅书，以文学名。北宋·仁宗时期著名诗人、词人、文学家、书法家。庆历五年（1045年）五月任编修官，重修《唐书》。母亲病故，服丧期满，转右谏议大夫，拜枢密副使。仁宗皇祐三年（1051年）拜枢密副使，请奏定制，裁抑侥幸，深得朝廷嘉许信任。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拜户部侍郎，为参知政事。工诗词，擅书，以文学名，典内外制10余年，为文文辞温丽，苏耆家《兰亭跋》有其手书（事见《宋史·本传》）。生平事迹见《欧阳文忠公集·卷三二·王公墓志铭》、《宋史·卷二九二》等有传。

　　在位居宰辅的状元臣子中，除上述文韬外，也不乏颇具武略才干、有儒将风范的人。不少状元入仕政途后，担任了正副枢密院即最高军事长官，在戍边、平乱、屯兵、选拔将才等等方面也有不凡治绩。在宋仁宗赵祯即位的第四年即天圣五年（1027）的殿试中，河南虞城24岁的年青人王尧臣夺冠。他中了状元步入政坛后也正是西夏国上升、强盛时期，以元昊为首的西夏党项贵族垂涎中原财富，不断地在宋的边境之地寻衅滋事。到1034年，元昊领兵大举进犯宋境。宋仁宗起用状元枢密使王曾执掌军政大事，选派范雍、夏竦为最高军事统帅，负责西北边务外，还特派王尧臣担任陕西体量安抚使。王尧臣根据当时的敌我情势，出任前上疏仁宗帝，他认为按照宋朝旧制，使者所至，称诏存问只局限于官吏将校，不过问民政事务。自从元昊兴兵，至今已三年多，关中地区广大民众深受涂炭，男儿征战，农田荒芜，生产凋蔽，严重危及社会秩序。鉴于此般情势，臣请陛下出诏慰藉，令免两年租赋，以调动民力同心御敌。仁宗立即诏准。从这个奏疏的思想看，王尧臣对民心与战争胜利之关系有高于当时一般臣僚的见解，具有战略性眼光。王尧臣状元到陕西任职后，认真巡察了西北要塞及驻军状况，分析了西夏和宋军的优长与缺陷及各自战略特征。他认为宋军在陕西虽然有20万之众，但因分兵守塞，兵力难以集中；而西夏则善于集中兵力，往往集中起来的兵力数倍于宋军、甚至十以战一，以致西夏屡屡得手获胜，宋军却疲于防守，穷于应战，损兵折将。王尧臣根据攻、守双方态势和边境地理、西夏军的攻掠特点，立即上奏皇上，提出了自己的战略性建议：西夏军犯边不患不能入，而患不能后撤；边境地区，虽然地势险峻有异，但西夏军骑兵必行军于大川平地，而河谷平地均有宋军修筑的砦栅；西夏军入寇旨在虏掠，人自为战，故所向无前┅┅，但是他们既入宋境，分兵剿掠，驱抢人蓄，劫夺财物，士马俱疲，无复斗志。此时，宋军若以精兵健马扼守要塞，集中优势兵力，巧设埋伏，断其首尾，且追且击，西夏军队不败待何？这就叫西夏军队患不能归。而昔日西夏军队屡屡乘机得胜，重掠而归，宋朝边将不敢也不能追，实是分兵而导致兵寡之故。如果今日仍循旧辙，不调整边务，宋军决无可胜之理。同时，王尧臣还在战术上分析了延州、镇戎军、渭州山外三战失利的原因。认为宋军所以战败，均是因为西夏军队主动出击，占据险峻胜地。而宋军将帅既不能据险地要塞，只是近功短利，不辨形势的匆忙出征，待到兵马疲惫时，又遭西夏军伏击，遂致战败乃至全军覆灭。王尧臣还认为造成这种战况的主要原因是主帅没有因地因时地总结经验教训，墨守陈旧战法，不思应变的结果。为此，他提出一遇到西夏军入侵，不可轻言出战，而应根据情况设立营砦，主帅要有应变的谋略，要量敌出征等建设性意见。宋仁宗非常重视王尧臣这些很有军事谋略的建议，立即颁诏，命令边境将帅参照执行。此外，王尧臣状元还很重视发掘、荐举将帅人才。史载他向宋仁宗推荐的20多位充任的边将，都在后来的戍边中建功立业，其中的韩琦和范仲淹都是宋代首屈一指的名将。1041年，因宋将任福轻敌中了西夏军的诱兵之计，大败于好水川（今宁夏隆德东）。宋仁宗认为这是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韩琦、范仲淹指挥错误、拥兵不进之故，所以就罢免了他们的官职。王尧臣认为仁宗帝这样处置他们不当，上疏力保韩、范二公。他极力劝说仁宗，韩、范俩人皆为当世英才，不仅以忠义智勇闻名天下，而且也是令西夏人闻其名而丧胆的名将。元昊的士卒互相告诫的一件事就是小范老子（指范仲淹）腹中自有甲兵无数，不比大范老子（指范雍）可欺，遇到他领兵可要小心。所以，不应因小故而处置韩、范。况且好水川战败，皆缘主帅任福轻敌盲目进攻，指挥不当所致，不能过多责怪韩、范。王尧臣在力保韩、范的同时，又举荐狄青、种世衡二位将帅之才。不久，宋仁宗接纳了尧臣的意见，重新起用了韩琦和范仲淹，他们都为安边作出杰出贡献。王尧臣自己也被委任为泾原路的安抚使，在任上，他妥善地处置了叛将姚贵及其部众，安定了边塞，展示他的武略才智。王尧臣后来被仁宗选拨为枢密院副使、参知政事，当是用人得宜了。他在这两个位置上均做出了政绩，特别是由于谙悉西北边事，对怎样统一节制，改革封疆大吏的官制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议，都很快得到皇上的诏准。又如他对如何严格训练士兵，实行营田、充实给养以及加强军事装备等等均有具体的管理措施和办法。这就是说，王尧臣同时又是一个军事上的躬身实践者。

年少有为　　王尧臣16岁时在无锡一家染坊当学徒，23岁经友人介绍至上海瑞丰估衣庄当伙计，3 年后升为会计。光绪三十年进顺全隆洋行司帐务。光绪三十三年在华兴面粉厂当会计，后调到天津、营口、大连、烟台等外庄主持面粉销售业务。王禹卿14岁时到上海胡亦来煤铁油麻店当学徒，18岁升外帐。光绪二十八年进沈元来油麻店，负责销售工作，在争取客商、招揽生意方面才能出众，后被延入恒来油麻店，派去烟台、营口、天津等地推销商品，并代无锡保兴面粉厂销售面粉。光绪二十九年，被荣宗敬挽入无锡茂新面粉厂工作，派至黄桥麦庄任会计兼司函牍，不久仍派赴烟台、营等地推销面粉，兼销进口美国面粉并经营汇兑业务。翌年底，被聘为茂新面粉公司销粉主任，后又任茂新驻天津分销处主任，兼上海裕大祥号天津分号经理。

　　光绪三十四年，裕大祥号投机失败，牵累茂新，经王禹卿与各庄联系，立据担保，负责归还欠款，使茂新渡过了难关。民国元年(1912年)，王禹卿与茂新办麦主任浦文汀拟在沪合办面粉厂，因资本不足，后与荣氏兄弟商议合伙投资，共集资4万元(其中荣氏兄弟2万元，浦氏兄弟1．2万元，王禹卿0．8万元)，在上海创办福新面粉厂，王禹卿为经理。民国2年建成投产后，日产面粉1．2万包。 由于使用原茂新“绿兵船”牌商标，加之王禹卿销粉有方，第一年就盈余3．2万元。此时王尧臣亦辞去华兴面粉厂销粉职务，来到福新，接任福新一厂经理。以后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面粉销路大畅，福新面粉厂迅速扩展。至民国年，福新已发展到8个厂。其中以福新七厂规模最大，日产面粉1．4万包。王禹卿任福新面粉公司经理兼福新七厂副经理。王尧臣一直担任福新一厂与三厂经理、福新七厂驻厂经理，他克勤克俭，治厂严谨。王禹卿则精明干炼，善于经营。兄弟俩互尊互让，合作无间。民国9 年，王禹卿协助荣宗敬在上海成立面粉交易所，规定“绿兵船”牌面粉为市场标准粉。次年，他与荣宗敬又在上海创办华商纱布交易所，并购得两个经纪人字号，经手买卖纱布、证券等业务。民国1年，他耗资20多万元，在无锡五里湖旁构筑蠡园。他还在无锡开办云裳绸布庄。民国21年，王尧臣投资10万元，在无锡迎龙桥堍创办康裕布厂。民国22年，申新纺织系统发生经济困难，福新各厂从茂、福、申三新总公司分离出来，另行成立福新面粉厂总公司。王禹卿自任总经理。民国23年，申新系统经济濒危时，他曾一度担任茂新、福新、中新总公司总经理。日军侵占上海后，福新系统的第一、三、六厂皆在敌占区，损失严重；第二、四、七、八厂处于租界内，颇有盈利。民国27年，王尧臣、王禹卿在上海共同创办寅丰毛纺织厂。民国32年，日伪成立粉麦统制会时，邀王禹卿出任该会主任委员，遭到他的拒绝。民国36年，上海福新、阜丰、华丰、裕通面粉厂和无锡茂新面粉厂联合成立五厂公记小麦联购组织，他担任主任委员。此时，他感到年事已高，遂将福新系统经营大权交由荣毅仁掌握。上海解放前夕，王禹卿去香港。1965年4月，王尧臣病逝于上海，终年89岁。1965年5月，王禹卿病逝于香港，终年8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