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汉章生于清同治三年，出生在一个耕读世家，少即聪颖好学。4岁识字，6岁会吟诗，7岁正式受业，就读于设立在故居后的“约园”私塾。10岁开笔（浙江图书馆保留10岁的诗作有151首），后考到丹山、缨溪书院读书，更勤奋好学，得童生第一名，故立志研究经史子集“四部”。23岁第一次进入杭州的俞楼（俗称“诂经精舍”），师从著名经学大师俞樾。24岁至宁波的辨志精舍，问师于黄元同先生。

　　陈汉章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经学大师，就任过北京大学教授、中央大学教授兼史学系主任。著述甚多，主要有《中国通史》、 《尔雅学讲义》、 《孔贾经疏考异异同评》、《礼书通故识语》、 《周书后案》、《论语征知录》、 《缀学堂丛稿》、《史通补释》等百余种，手稿600余万字，现存北京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等。

　　25岁（1888年）去杭州乡试考中第10名举人。汉章先生中举后，多次被聘做官，官至广州直隶州州同，但他均未出仕。他一心追求学问，博览群书，遂成大学问家。46岁（1909年）被京师大学堂（1898年建立，1912年改名为北京大学）慕名聘请去任教授，至京一改初衷继续求学。50岁（1913年）以第一名身份毕业于北大第一届史学门，至今在北大仍留为佳话。

　　陈汉章在北京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北京高等警官学校和北京师范大学等任国学、史学、哲学、外文门教授近20年（其中后二年因事请长假离京回乡，北大为挽留遂聘汉章为史学系主任）。65岁（1928年初）应邀出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兼史学系主任。汉章先生教书育人，为大学系科管理和人才培养等作出了重大贡献。

　　68岁（1931年初）终以暮年体衰坚辞，告老归里。从此闭门著述，完成心中宏愿。但终因疾病，1938年6月29日晨，一代国学大师在故乡象山与世长辞，享年75岁。从遗愿葬于故乡姆龙洞之东山。

　　汉章先生一生饱览群书，博闻强记，治学严谨，著作等身。每读一书，总要考其优劣，校其佚漏，辨其真伪，评其得失。每看一次，必用色笔加点句读，由浅而深，先藤黄，加淡墨，再浅蓝、桃红、胭脂，然后银朱。

　　每篇文章都要高声诵读数十遍。其生前仅出文稿十余种。

　　196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章先生的《周书后案》、《后汉章补表校录》、《辽史索隐》等三种，1985年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整理汉章遗著如《论语征知录》、《公羊旧疏考证》、《诗学发微》等10余种。但从他晚年自拟的《缀学堂丛稿初集目录》中还可看出，计有100余种800多万字手稿准备出版，遍及经史子集“四部”，现作为善本藏于浙江图书馆。陈汉章先生立志以学术报国，一生弘扬民族文化，其为学经历了“三变”：初事古今文学，不偏一家；中年冀于强国，广搜西学，研究实用之学；后返研“四部”，无所不精，不懈追求。汉章先生的门下名人辈出，有著名文学家茅盾、哲学家冯友兰、社会活动家许德珩及史学家范文澜、顾颉刚、罗家伦、傅斯年等。因其杰出的学术成就和致力于宏扬民族文化的精神，备受时人称道：章太炎赞其“博学精思”，蔡元培称其“两脚书库”，黄侃尊其为“魁儒”。

　　被茅盾称为“爱国怪人”的汉章先生除了有强烈的爱国热情，还有浓重的乡土情结。1907年，首任象山劝学所总董，经他赞助与发动，设立的小学有30余所。担当象山民意代表，力挽县域被分割。不忘公益事业，出资资助创建“象山县公立医院”（象山县第一人民医院前身）。1922年，汉章先生从北大回乡探亲，受聘担任民国《象山县志》总纂。后带稿北上，在北大四年完成了县志编写，故成“独纂”县志（该志是民国时期四大名志之一，象山的百科全书，起到了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同时，陈汉章先生还十分注重忠孝礼义，乐善好施，立风重范。

　　为纪念陈汉章先生的学术成就和爱国爱乡精神，1982年，象山县委、县政府重修陈汉章先生墓道。1992年，又重修汉章纪念亭及纪念壁。2006年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把编纂《陈汉章全集》作为省文献集成“一号工程”，全集约21卷1000余万字。2007年9月第十届中国“开渔节”期间，县委、县政府隆重举行陈汉章先生纪念馆开馆仪式，同时举办陈汉章先生学术研讨会，还出版首发《国学大师陈汉章》一书。此时，北大派出史学系党委书记张万仓教授、南京大学派出史学系主任陈谦平教授等前来祝贺。北京大学在汉章故居开馆时发来的贺信中写道：“汉章先生为北京大学早期人文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一生撰述宏富，著作等身，嘉惠学林，功在千秋”。这是对陈汉章先生最好的评价。

　　当代被誉为“学术泰斗”的季羡林先生，提到陈汉章先生，也肃然起敬，连说陈先生是他的老师，亲自敬题匾额“陈汉章故居”。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为“陈汉章先生纪念馆”题字。之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德珩题写了“陈汉章先生之墓”；由全国政协原副主席程思远题写“经史学家陈汉章”；由全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黄火青题写“缀学亭”；由台湾蒋纬国先生在汉章纪念壁题写“缀学流长”。台湾学术界也出版了汉章先生的部分著作，并把陈汉章先生列入名人馆。

　　地址位于象山县东陈乡东陈村。

　　一月初的一天，96岁高龄的国学大师季羡林欣然挥毫写下了5个大字——— “陈汉章故居”，这是他10多年来第一次用毛笔题词，在落款时还特地加了一个“敬”字。

　　想求得季羡林一字的人很多，但他几乎一律不题。此次，当听说陈汉章故居正在保护修缮时，季羡林说“陈汉章是我的老师啊”，并马上叫助手拿笔墨。一代国学大师为已故的另一位国学大师题词，留下了一段佳话。

　　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德珩题写了“陈汉章先生之墓”；最高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黄火青题写了陈汉章纪念亭“缀学亭”；全国政协原副主席程思远题写了“经史学家陈汉章”一书的书名。由此也反映出陈汉章在国学史上的地位。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们来到象山县东陈乡东陈村，没费多少周折就找到了陈汉章故居，由季羡林题的“陈汉章故居”的匾额还没来得及挂上门楣。

　　这是一个两层青砖四合院楼房，由学圃堂和缀学堂组成，雕饰玲珑精致，风格优雅别致。缀学堂朝南略偏西，为一正两横组成的重檐楼房。前有围墙，设两重石库大门。正屋七开间，在次间与尽间间各为穿廊。明间侧缝七架，前有卷棚式轩廊。学圃堂在缀学堂南面，也为一正两横组成，前有围墙，正屋七开间。

　　陈汉章故居始建于清咸丰八年(1859年)，由其父陈昌垂建造。象山县专门拨出经费，对陈汉章故居进行全面加固和原样修缮。因此，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故居保存完好。

　　晚年的陈汉章回到故乡，居于缀学堂，致力史学研究，他的很多著述都出自于此。据陈汉章的孙儿回忆，他们的祖父每天必耕读诗书一小时。即每日早晨5时半天一亮就起床诵读，书声琅琅，东陈村远近皆能听到，乡里人说比鸡啼更为准确。他们小时候贪睡，常被读书声吵醒。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书声不辍。

　　我们迂回于轩廊间，试图寻找一代鸿儒留下的气息，耳畔仿佛响起了萦绕于梁近百年的琅琅书声。

　　陈汉章自幼好学，博闻强记，文章过目成诵。25岁时中举，后曾与章太炎一起，同学于当时著名经学大师俞樾门下，考职后得广东候选直隶州州司，但未上任。清朝末年，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聘请他当教授，但他宁愿当学生。因为他平生有一大憾事，就是没能点翰林，而科举废除后，流行一种看法：京师大学堂毕业生，可称为“洋翰林”，于是他宁愿去做学生，得一“洋翰林”以慰平生。

　　他1909年入京师大学堂，1913年，以中国史学门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为北大历史专业最早的毕业生之一，毕业时已49岁。之后，他一边学习，一边担任北京大学国文、哲学、史学等门教授，讲授中国法制史、中国通史、中国上古史、中国近古史、西周史、经学通论等15门课程。这个故事，曾经被当作笑谈，陈汉章也因此被视为学术怪人。

　　陈汉章一生治学严谨，博览群籍，遍读汉唐以来到清的先儒说经、订史之书。每至除夕，一定会写一篇总叙，检查一年读书计划的完成情况。每读一书，一定要考其优劣，校其佚漏，辨其真伪，评其得失，因此满纸都是密密麻麻的红绿圈点。有了心得就随即记录下来，作资料保存。日积月累，其著作与日俱增，遍及经史、子、集各部。陈汉章的书桌上往往放有10余支毛笔，毛笔笔头大多快要磨平。

　　其同学章太炎先生曾称道： “浙中朋辈，博学精思，无出阁下右者。”当时的北京教育部招待外国汉学家，常请陈汉章列席，以备咨询。曾有日本汉学家当面提出问题，陈汉章都详细回答，毫无错误，所以日本汉学家称他为“两脚书库”，以此形容他的学问像书库那样丰富。外国汉学家称赞陈汉章“学问渊博，文章湛深，实中国之大师也”。

　　陈汉章是著名文学家茅盾的老师。茅盾在北大80周年校庆时曾回忆说： “北大中国历史和中国地理的教师给我印象最深，此刻记忆犹新的，是中国历史教师陈汉章。他是俞曲园的弟子，章太炎的同学，前清末年就是名驰国内的史学家。”

　　陈汉章在北大教中国历史，自编讲义，他从先秦诸子的作品中搜罗片段，证明欧洲近代科学所谓声光化电，都是我国古已有之，而那时候，欧洲列强还在茹毛饮血时代。甚至说飞机在先秦就有了，证据是列子上说有飞车。有一天，陈汉章讲完课，正要走出课堂，有个同学忽然问道： “陈先生，你考证出现代欧洲科学，在中国古已有之，为什么后来失传了呢？”陈汉章皱了下眉头说： “这就要继续考证其原因了，这要在先秦时代以后的历史讲到。”那时候，年仅17岁的茅盾插话道： “陈先生是发思古之幽情，光大汉之天声。”陈汉章看了茅盾一眼，不说什么就走了。当晚，陈汉章送了字条去，叫茅盾到他那里去谈谈。茅盾忐忑前往，不料陈汉章并不生气，反而坦率地说： “我明知我编的讲义，讲外国现代科学在2000年前我国都有了，是牵强附会。但为什么要这样编写呢？扬大汉之天声，说对了一半，鸦片战争以后，清廷畏洋人如虎，士林中养成一种崇拜外国的风气，牢不可破。中国人见洋人奴颜婢膝，实在可耻。忘记我国是文明古国，比洋人强得多。我要打破这个风气，所以编了那样的讲义，聊当针砭。”他还说：“中华民族同白种人并肩而无愧色。”茅盾事后称陈汉章是一位“爱国的怪人”。

　　在北京近20年，陈汉章多次谢绝孙传芳、吴佩孚等邀其做官之请。陈汉章非常同情革命，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对革命党人徐锡麟、秋瑾被害，极为悲愤，曾说“男儿当如锡麟，女子皆似秋瑾，国事可为”。他支持孙中山革命，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他参加了葬礼，至表哀悼。

　　还有一次，驻北京的六国使馆慕名派专人来聘请陈汉章去给他们讲中国历史。每周授课两小时，每月报酬银圆六百元(当时普通家庭每月每人生活费用不过三四元)，并用小轿车接送。陈汉章却婉言谢绝了。事后，其子问陈汉章： “这样重的酬金，这样优越的条件，父亲为什么要拒绝呢？”陈汉章回答： “你们只知道酬金多，条件好，你们可知道，中国历史岂能被外国所洞悉。”以此，也可见其爱国情怀。

　　陈汉章在家乡，每逢大年初一，至亲晚辈都要到他家里去拜年。过去很重视礼节，晚辈去拜年，要向长者下跪叩首。最出人意料的是，别人向陈汉章行礼，他也会跪下还礼，起来时还作一个毕恭毕敬的揖。他的学生顾圣仪在回忆陈汉章的文章中，曾经提及他少年时向陈汉章先生拜师的情形： “我在东陈读书两学期，跪拜先生两次，先生也还礼两次。”

　　对晚辈尚且如此讲究礼貌，对长辈更不用多说了。旧历新年一到，年及古稀的陈汉章总是一早去族长家拜年。当时族长是一位年高的农民老伯，但陈汉章不嫌贫穷，不论地位，亲自去施礼。

　　每当春节将临，陈汉章送乡里孤独老人每人猪肉十斤，大米一斗，以慰其心。若有生、病、老死者，陈汉章会为其请人接生，请医治病，或买棺安葬。村里修桥铺路，培修庙宇，他都积极赞助，从不吝啬。村里有一段几十里长的路，因年久失修，石板破碎，路面凹凸不平，下雨天更是泥泞难行，陈汉章为了解决行路难，独资修筑了这段路。

　　当时东陈村没有学校，只有几家私塾，青少年读书十分困难，陈汉章捐资兴办学校，为本乡及外乡青少年解决读书难的问题。

　　对压制贫困，称霸乡里者，不论权势多大，陈汉章则斥之以正理，为受欺凌者抱不平，深得乡里人称颂。

　　陈汉章卧病在床时，县里正在筹备设立公立医院，陈汉章获悉后捐出了1000元，以促其早日建成。等到医院建成开业时，陈汉章却已离开了人世。

　　在北大任教时，陈汉章白天上课、著书，晚上撰编讲义，教导子女读四书五经，并详细讲解，每天工作到午夜。就是感冒发烧，他也坚持编讲义、上课。夫人劝他请假休息，陈汉章却说： “国家培养人才应是分秒必争，岂能为我一人休息而耽误数十人的时间。”有时学生去他家中请教，陈汉章总是反复讲述，引经据典一一解答，直到学生全懂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