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达君(1908～1993) 安徽宣城人，曾用名梅光庾。1930年毕业于东吴大学，后任苏州女子职业中学教员，安徽省政府秘书，贵州省政府秘书，贵州省贵定县县长。1934年辞职，与人合译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进步著作。

梅达君就对旧社会的黑暗和腐败深恶痛绝，早年就追随进步和光明，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了大量的抗日救亡和统一战线工作，为推翻三座大山的黑暗统治，促进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他为党、为国、为人民在统战、外交、教育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拨乱反正以后，梅达君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学习邓小平同

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在政治思想上和党中央始终保持一致。

在担任中国纺织大学顾问期间，他不顾年事已高，积极参加有关会议，认真学习，思想解放，为学校改革和建设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和建议，发挥了一个老干部、老党员的楷模作用。在1989年政治风波中，梅达君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各项措施，对共产主义事业始终抱有坚定的信念。尤其值得钦佩的是他在晚年，以周恩来为榜样，勉励自己“活到老，学到老”。在家中他坚持学习，写下许多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虽然行动不便，但他仍积极参加民进的会议及校中心组和老干部的学习。梅达君每次到北京开会，他总是事先向党支部请假，充分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担任民进中央参议副主席后，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高度的责任感，为进一步健全民进的参政党机制，发挥参政党作用献计献策，尽心尽力、鞠躬尽瘁

 梅达君1938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在上海参加难民救济工作，任上海慈愿难民收容所副主任，并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9年10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奉党的指示在国统区做上层统战工作，团结广大金融界爱国人士，组织“上海工商职员贷金处”，为许多中共地下党员解决经济困难。1941年任安徽朗溪县县长。1945年在中共上海局书记刘晓同志负责的党的地下企业“东方联合贸易公司”任副总经理。1945年12月30日，梅达君和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赵朴初、雷洁琼、柯灵、冯少山、谢仁冰等人共同创建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成立以后，在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6年2月，梅达君与王绍鏊、张纪元、林汉达等人创办了培养民主运动干部的民本中学，任校董会董事。3月被增选为民进第一届理事会理事。5月5日，以民进牵头联合上海52个人民团体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实现了各界爱国民主力量的大联合。梅达君在成立大会上代表筹备委员会报告筹备经过，并当选为联合会理事兼秘书长。6月23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组织了十万多人参加的反内战大会，并欢送以马叙伦为首的和平请愿代表团，后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本质，在民主革命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1947年，为保存革命力量，梅达君以创办“东方联合贸易公司香港分公司”为掩护，赴香港为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等同志的转移作准备工作。上海解放前夕，组织参加上海人民保安队，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迎接上海解放做了许多工作。1949年，梅达君作为民进代表光荣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参加了开国大典。

    上海解放后，梅达君历任上海市军管会交际处处长，市人民政府交际处处长，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市政协副秘书长，中共华东局统战部第四处处长，曾多次陪同陈毅市长访问包括宋庆龄在内的许多上层民主人士。1953年调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政务参赞。1955年因潘汉年同志冤案株连回国接受审查。1956年后任上海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1962年起任上海财经学院副院长。“文革”期间遭迫害，下放“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调至华东纺织工学院，1978年恢复工作，任华东纺织工学院（现中国纺织工业大学）顾问。1984年12月光荣离休。梅达君还历次当选为民进第三届中央理事，第四、五、六、七届中央委员，第二、三届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席，以及上海市第一届、第二届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