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盛兰17年几乎未尝肉味，没添过一件新衣，“吝啬”的连一个馒头都舍不得买，却在贫苦交加的17年里，慷慨地将靠拾荒的所有钱财捐给了全国各地的贫困学子。在CCTV感动中国之“长城杯”感动烟台2004年度人物评选活动中，刘盛兰老人以高票当选“感动烟台”年度人物。2011年8月15日，CCTV-1今日说法栏目对于老人的事迹进行了报道！获“感动中国”2013年度人物奖。

        2005年1月，在CCTV感动中国之“长城杯”感动烟台2004年人物评选活动中，刘盛兰老人以高票当选“感动烟台”年度人物。时年81岁的刘盛兰老人曾经在招远市的一家企业工作，由于企业不景气，他没有得到自己的养老金，只有靠拾荒度日，但他却将省吃俭用的2万多元钱先后资助全国各地近50多名大中专学生和小学生。

        2012年1月，烟台市第三届道德模范举行颁奖典礼，刘盛兰当选助人为乐道德模范。此时，他靠拾荒资助过的全国各地贫困学生也增加到近百名。受他捐助的学生，北到黑龙江，南到广西、云南、海南，西到青海、甘肃、陕西、山西，既有大学生，也有中小学生，无一不是他资助的范围。

2013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中国消除贫困奖”颁奖仪式上，刘盛兰获得“感动奖”。中国消除贫困奖由国务院扶贫办主管，每三年评选一次，旨在表彰为中国扶贫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团体。共设终身成就奖、全球奖等五个奖项，共有包括袁隆平、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等十位个人和机构获奖。

        2014年2月，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13年度人物评选颁奖中，刘盛兰老人入选。评语为：崇仁厚德。颁奖词：残年风烛，发出微弱的光，苍老的手，在人间写下大爱。病弱的身躯，高贵的心灵，他在九旬的高龄俯视生命。一叠叠汇款，是寄给我们的问卷，所有人都应该思考答案。

         蚕庄镇柳杭村，与招远市其他金矿资源丰富的地方相比，这里着实算不上一个很富裕的村庄。

        “刘盛兰亲戚知道他住哪儿。”村中央一间不起眼的小卖部里，在店老板的指引下，刘盛兰的侄外甥刘昭江带着记者来到村头一条小胡同外，“老人就住这里面。”

          推开大门，院子里几株辣椒长势正旺，一棵榆树下则堆满了废旧酒瓶。刘昭江推开房门，屋里除了一张堆着破旧棉被的炕和几个老箱子外，就剩下积满灰尘的表彰绶带、相框以及摔坏的奖杯，再无他物。

        刘盛兰正坐在椅子上打盹，年近九十的他，黝黑干瘦的脸上布满粗粗的皱纹。正是这个黑瘦的老人，将自己一辈子的积蓄，都捐给了贫困学生。而自己17年来几乎都是依靠捡拾别人丢弃在垃圾堆里的蔬菜过活。

         一次偶然的机会，刘盛兰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救助报道，从那时起，73岁的他就将自己微薄的工资捐出去。而受捐助的学生，也逐渐从周边几个地市“扩张”到全国各地。

         把所有积蓄都捐出去后，原本就非常节俭的刘盛兰只能从集市上捡别人丢弃的白菜、土豆、茄子等蔬菜以供日常生活，这一捡就是将近17年。“那些东西其实都能吃；要是看到有被丢了的鞋子，我就捡来缝缝再穿。”刘昭江告诉记者，从给学生捐钱开始，老人就几乎没尝过肉味。

        刘盛兰对自己很“抠门”，但在给学生捐钱这方面，却很大方。最多的时候，他同时资助着50多名学生。微薄的工资也让他在资助学生时力不从心。“300块钱的工资没办法分给50个人，我只好这个月寄给这个，下个月寄给那个，一个个的轮着给。”

        虽然现在街坊四邻和亲戚们时常给他带点吃的，但老人还是从不舍得多吃一口。唯一的改善，就是每天到村头去买一两个馒头，偶尔喝碗豆浆。

        前不久，烟台一家公司的老总了解到刘盛兰的情况后，直接派人给他送了六千块钱，“推不掉，我收了，但在收条上按了手印，然后就全捐出去了。”

        为多点钱捐助学生，刘盛兰一直没进养老院，因为不去养老院，他可拿到每年1800元的生活补贴。“我是一个子儿都不剩了，全捐了，捐了好，捐了帮学生念书。”现在，刘盛兰说他感动中国2013年度十大人物颁奖。只能供四个孩子上学，“一对黑龙江的姐妹，一对广西的兄弟。”

        有时候，刘盛兰还会在村里捡些酒瓶子，院子里那棵榆树下成堆的酒瓶子，都是他捡来的，“现在很少有人收了，价钱也便宜了，不过总归能换点钱。”

         记者临走前掀开了老人家灶台上的锅盖，锅里面放着四个碗，一碗是中午吃剩下的面条，一碗咸菜，一碗已蒸过多次的茄子，还有两个油饼。也正是这两个油饼，竟引起了刘昭江的好奇：“谁给你的油饼？”

          “隔壁给的。”刘盛兰高兴地把盘子端起来给我们看了看。

        最有价值的家当：回信和汇款单刘盛兰卧室的墙上，一个深蓝色布袋里，装满了汇款单和回信，这是他唯一看重的东西。他取下布袋将里面的汇款单和信件都倒在炕上，又另从床头下找出了一些。“我也不记得汇出去多少钱、收了多少封信。”

        记者数了一下，仅汇款单就有一百多张，每次汇款金额在200到500元间，最多的一次1000元。与之对应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受捐助者收到汇款后寄来的回信。

         “我真希望他们收到钱后给我回个信。”刘盛兰希望知道自己汇出去的钱，对方已收到。“但也有不给回信的，我就觉得有点不踏实。”刘盛兰说着随手拿起一张放在炕上的报纸，指着一则报道告诉记者：“这里面写着一个女孩需要钱才能继续念书，我就汇了300块钱，但至今没给我回信，我真的只想知道，那300块钱到了没有。”

          刘盛兰之前曾在招远市当地的一家公司里看门，每月能挣三百来块钱。不过随着公司生意的不景气，到后来就一直没给他发工资。“拖了整三年，一万多块钱的工资几乎一分没给。”待刘盛兰准备离开公司时，那家公司老板只给了他三百元钱，之后就再没提工资的事，尽管多次讨要，一直未果。最终，刘盛兰走上了法庭，那一年，他82岁。

        “官司赢了我就去要钱，但经理就是赖着不给。”刘盛兰回忆说，之后他几乎每天都到公司去讨要欠款，但公司经理却一直告诉他：“没钱”。

幸运的是，刘盛兰在市长接访日那天遇到了当地法院的一位主任。“那个主任一听我的情况，就赶紧找到法院的执行局。”最终，在法院执行局的多次干涉下，刘盛兰才分两次要回那一万余元的欠款。

         不过，钱刚到手不久，便被刘盛兰全“挥霍”了。“全捐出去了，我留着也没用，捐给学生念书救急，怎么不比自己花强？”

         “我们完全不能理解他，他这一辈都不知道图什么？”结束对刘盛兰的采访后，刘昭江告诉记者，家里人对刘盛兰的做法一直很不理解，都觉得刘盛兰是自己找罪受。“倔，倔的不得了，认死理儿。”

         街坊邻居们也都觉得，老头子活这些年，到头来还是一无所有，怎么都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干的都是积德事儿，但自己的日子却过得连要饭的都不如。”

        如今，刘盛兰很少出门，一是因为年纪大了，再则偶尔会有不相识的人来看看他，“没一个认识的，很多都是带着老婆孩子来的，说是来看我。我捐过谁，我也不记得了，他们愿意来看我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