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有厅事名鸿堂，时人称飞鸿堂汪氏。汪氏嗜古有奇癖，藏有古印数万钮，其《飞鸿堂印谱》为冶金石者所共知，又有藏书百橱，凡数千种，藏书楼名开万堂。汪启淑曾在其《水曹清暇录》中自夸说："江浙藏书家，向推项子京白雪堂、常熟之绛云楼……近时则赵谷林小山堂、马秋玉玲珑山馆、吴尺凫瓶花斋及予家开万楼。"

汪启淑好书，又好诗，曾与杭世骏、厉鹗等结为"南屏诗社"。汪启淑访书归来，厉鹗曾有"雪压扁舟浪有棱，载来书重恐难胜"句相赠，可知汪启淑一次购书之多。但汪启淑藏书颇为自秘，甚至连同乡鲍廷博前来借阅都遭到拒绝。鲍廷博跋《庶斋老学丛谈》说："吾友郁君潜亭所贻也，间有误书，思之不适，闻某公有善本，欣然偕潜亭往借，秘不肯宣，是为乾隆甲午。迨嘉庆甲子，始据钱功父本一扫乌焉之讹。"往读某公所著《清暇录》，历数近来藏书家，而自述其储蓄之富。曾几何时，已散为云烟矣。"颇有些幸灾乐祸的意思，以至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为汪氏抱不平："訒庵敝帚自珍，诚为可鄙。然渌饮於身后作快心之论，亦非长者之言也。"其实也难怪鲍廷博，因为鲍氏藏书从不自秘，只要有人假借，总是尽量满足别人的需求，而他不过想借汪氏之书一校已藏，不意竟被拒绝，岂能不耿耿於怀乃至於怨恨。

清乾隆间诏修《四库全书》，征采天下遗书，时全国藏书家中献书最多的四家中，浙江独占其三，而其中的鲍廷博和汪启淑，又都是安徽歙县籍而侨居於杭州的藏书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巧合了。为此他们除了得到御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外，在所发还的书中，还有乾隆的亲笔题诗，这在当时实在是件很荣幸的事情。

汪启淑殁后不久，其间万楼藏书藏书便散於坊肆间，至嘉庆十三年，尽为杭州城隍山集古斋书铺购去，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续录》："己巳春，余为武林之游，上城隍山索观古书於集古斋、盖其主杭城书中为巨擘，而去岁新收开万卷楼书也。"后来瞿氏铁琴铜剑和陆氏百宋楼亦曾收有开万楼旧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