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1955）。原名周生珍。1910年8月17日生于江西省庐陵(今吉安市)上孚源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父亲早亡，不满两岁时母亲被迫改嫁，与祖母相依为命靠讨饭度日。9岁起到裁缝店学徒，后到江西安福县城当裁衣童工，受尽压迫和欺侮。1928年投身赣西南游击队，曾任排长。1930年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4军第10师30团班长、排长、宣传队队长、团俱乐 部主任，中央模范团党总支书记，红9军团第3师7团党总支书记、政治委员、军团民运部代理部长，教导队政治委员。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随红9军团留在红四方面军，后任第32军第7团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巡视员，红军大学上级干部队政治科教员。1937年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教导第2团政训处干事，临县战地动员委员会武装部部长。1938年任八路军第129师独立第4支队支队长兼政治委员。1939年起，先后任冀中军区第十军分区政治委员、司令员，军区教导团团长兼政治委员，第八军分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兼中共地委书记。长期在冀中平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3纵队7旅政治委员、旅长，冀中军区副司令员兼第7纵队副司令员，华北军区第205师师长，率部参加了大同集宁、易满、姚村、石家庄、平津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人民解放军第49军政治委员。1950年4月调任第42军政治委员，10月率部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政治委员，参加了第一至第四次战役，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1952年回国后任东北军区防空部队政治委员。1957年起任人民解放军空军高射炮兵指挥部司令员，在国土防空作战中，指挥部队多次击落入侵敌机。“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曾被发派江西农场监督劳动。1975年9月起任空军顾问。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55年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1年3月20日在北京逝世。

周彪（1910～1981），原名周生珍，桐坪乡上浮源村人，家庭出身农民。父亲在他未出世时就去世。1912年，病弱的母亲被迫改嫁，不满2周岁的周彪随奶奶逐村乞讨。1918年1月，不足8周岁的周彪由姑姑介绍到上谢背头村学裁缝。后读了半年私塾。1920年2月，周彪转到安福县城当缝衣童工，受尽了奴役。1926年2月，奶奶去世后回村打打零工度日。

1927年家乡的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周彪卷入了革命洪流。1928年任儒行区少年先锋队队长，年底，带领百余名少先队队员参加赣西游击队，任游击队排长。1929年，任儒行区上浮源村苏维埃政府赤卫委员会委员兼少年先锋队支队长、总队长。1930年，红军九打吉安取得胜利，周彪报名参加了红四军。193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参加红军后，周彪从战士当起，历任红四军第十师三十团一连副班长、班长、排长，团政治处宣传队分队长、队长，团俱乐部主任等职。1932年5月入瑞金红军学校学习，结业后留任红军学校教员。1933年2月任中央模范团总支部书记。12月，任红九军团七团政治委员。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一至五次反“围剿”战斗。在广昌保卫战中，他身负重伤仍指挥部队作战，受到上级嘉奖。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了长征。

遵义会议后，红九军团担任全军的后卫，掩护主力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阻击尾追的国民党军。在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路线斗争中，周彪坚定地执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周彪奉命率领后卫部队三过草地接应红四方面军，出色完成了任务。1935年10月，任红九军团教导队政治委员。1936年1月任红九军团三营（32军）教导员。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周彪调任红四方面军政治巡视员、红军大学上干科（即指挥科）教导员。红军到达陕北后，周彪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1937年7月，周彪被派往山西离石、临县，深入敌后从事抗日动员和统战工作。10月，任离石县政府决死队教二团一科科长、政训处干事，山西临县动员委员会武装部部长。1938年3月任八路军一二0师独立第四支队支队长兼政治委员，建立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939年1月，任冀中抗日根据地冀中军区第十军分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1940年11月入晋察冀分校高级班学习。1943年之后任冀中军区教导团团长兼政治委员，第八军分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兼中共地委书记。周彪率部转战冀中平原，灵活机动地采取分散作战的战术方针，团结、争取“外围军”，分化伪军，改造旧政权，有效地保存并发展壮大了抗日的武装力量，同时以敌后武工队等形式，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平原游击战、地道战、地雷战……使日寇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同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开辟、保卫和巩固冀中抗日根据地和民族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解放战争期间，周彪先后率部参加了解放保定、大同、张家口、集宁、易满、桃村、石家庄、平津等重大战役，率部南下参加了剿灭广西地区国民党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的斗争。先后担任过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第七旅旅长兼政治委员、冀中军区副司令员兼晋察冀军区第七纵队副司令员。1949年5月任华北军区二0五师师长。11月，任第四十九军政治委员。

1950年4月，改任第四十二军政治委员。10月19日晚，率军第一批秘密开赴朝鲜战场，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周彪 先后参加志愿军发动的第一次战役、第二次战役、第三次战役和第四次战役，以及此后在伊川、玉洞里一带与西海岸的阵地防御作战，取得辉煌战果。周彪荣获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颁发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1952年回国。

回国后，1953年3月任东北军区防空军政治委员。1954年3月入解放军政治学院文化班学习。1955年9月入解放军高级防校高级班学习。1957年5月周彪任空军高射炮兵指挥部司令员，肩负着空防的重任。1957年下半年至1958年5月，炮兵先后击落国民党飞机9架，击伤37架。周彪参与组建了解放军第一支现代化防空部队——地空导弹部队。在多次反侦察、反骚扰的对空作战中，周彪创造性提出“集火近战”的作战指导原则，沉重打击了美蒋的骚扰、挑衅。1964年在援越抗美作战中，中国空军高炮部队先后击落美机597架，击伤8架。1966年周彪准备亲赴越南，因受到林彪、江青反党集团迫害而未成行。

1975年周彪的冤案被平反昭雪，并任空军顾问，同年被选为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81年3月20日，周彪因病在北京逝世。根据他的遗愿，丧事从简。《解放军报》以“赤条条来，赤条条去”为题，颂扬了他光明磊落、廉洁奉公的一生的高贵品德。

1955年，周彪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35年3月，红军主力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四渡赤水，正在南渡乌江。当时周彪所在的罗炳辉、何长工领导的红九军团成功掩护红军主力过江后，因未能按指定时间到达江边，桥被拆除，整个军团立刻陷入敌人全部围剿兵力的重重包围之中。在这危难时刻，周彪和他的七团战友们根据军团的指示，顾全大局，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机智果敢的战术，并肩与八团、九团密切配合，使险些全军覆没的红九军团的人马奇迹般地幸存下来，又继续在敌人的围追堵截和恶劣自然条件下的雪山草地中历练，很快成为中国革命最宝贵的一支有生力量。周彪那时才25岁，是七团年轻的政委。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11月，几经出生入死、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路，已经成为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一期第一队毕业学员的周彪，第一批奔赴敌后——那已被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了的华北广大的腹地。在抗日战争最残酷的1938年—1944年，他先后担当起晋察冀军区一二O师独立四支队支队长兼政委；冀中军区十分区政委、司令员；冀中军区八分区司令员、地委书记兼政委等军队和地方主要负责人，直到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现在仍然健在的刘金波将军，是从1938年就跟随周彪一直到1949年的警卫员，他讲述了许多当年的战斗故事。其中1941年和1942年，日寇集中大批兵力，在冀中十分区进行了十余次大规模的“扫荡”，推行了五次“强化治安运动”，特别是1942年5月1日，日本大战犯冈村宁次集中5万日军及数万伪军，对冀中全区进行了空前规模、惨绝人寰、臭名昭著的“五一大扫荡”，周彪和他的指挥部不仅遵照军区领导的指示，缜密部署了部队对敌斗争策略和作战方针，还亲自率领部分十分区八路军指战员在白洋淀从敌人一个又一个的包围圈中跳进跳出，不但保存了自己，还神出鬼没地打击了敌人。日寇在报纸上悬赏要周彪的人头。

1949年5月，周彪正驻守北平郊区，是华北军区二O五师师长。当他听到党中央的号召后，立即积极主动向军委请战，在开国大典的隆隆礼炮声中率四十九军南下，日夜兼程奔赴广西边陲参加剿匪的斗争。

1950年10月，周彪又从祖国南疆广西挥师北上，受命为第四十二军政委，奉命陈兵鸭绿江边，并最先踏上朝鲜国土，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出国作战，四十二军首战黄草岭告捷，13个昼夜的激战，他们第一次与武装到牙齿的现代化的敌人交锋，共作战65次，歼敌3600余人(其中含美军1000余人)。由于敌人的惨败，作为第一次战役的组成部分的“黄草岭”阻击战，被当时的外电称为敌人的“伤心岭”。彭德怀司令员对这次战役作了高度评价：“这次战役胜利意义是很大的，第一，稳定了朝鲜战局，使友军得到收容、整顿时间；第二，志愿军在朝鲜站住了脚；第三，取得了新的经验；第四，扩大了正义战争的影响，增强了胜利的信心。”

1953年─1967年，周彪在保卫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是肩负国土防空作战重任的东北军区防空军政委、空军高射炮兵指挥部司令员。高炮部队大都处于祖国边陲艰苦的深山沟里，15年中，周彪走遍了那里，与战士们同甘共苦；他参与组建了解放军第一支现代化地空导弹防空部队；无论新式装备，还是老式武器，这些部队都仍然以“小米加步枪”的精神，粉碎了台湾国民党空军上万次的飞机窜扰，成功地击落过包括美国造最先进的U—2型 高空侦察机、RF-101型低空快速侦察机、P2V型低空慢速电子侦察机在内的上百架敌机；在“援越抗美”战斗中，周彪所辖赴越参战高炮部队共作战558次，击落美机597架、击伤479架(这个数字是侵越美军飞机全部损失的一半)，他亲自为取得辉煌战果的参战部队总结经验、召开庆功会。

正是在这期间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周彪困惑不解，18岁参加革命，一条心为党为人民军队鞠躬尽瘁，怎么就成了“四反分子”？他按下心头的疑惑，经历了被揪斗、被关押、被“监督劳动”，年近花甲的周彪

，在盛夏南方的双抢（抢收抢种）劳动中和年轻战士挑一样重的担子，却吃最差的伙食，还要在战士们休息时“认罪反思”……即使这样，周彪始终“相信党，相信群众”，因为他首先相信自己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随行的夫人非常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他反过来安慰说：“我有底子，从小就劳动惯了。”1971年的春天，终因劳累过度他病倒了，得了肝炎，戴着“反革命”的帽子，空军“造反派”专案组不让他休息、不给药吃、更不给治疗，仅短短的几个月竟发展到肝硬化中期，身心受到极大摧残。

1972年底，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为周彪平反。1975年9月，根据形势需要，周彪退居二线担任空军顾问，并被选为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委员。他不下棋、不钓鱼，整天抓紧时间收集报刊杂志上的资料，到大西北艰苦条件的高炮部队搞调查研究，为一线的领导献计献策。

1980年的秋天，周彪的病被诊断为肝癌晚期。他在卧床不起的时候，还对前来看望他的老战友谈自己多年研究国内外一些军事装备的感受，交谈中国防空装备发展的远景，就这样，在他熟悉和热爱的事业上走完了生命的里程。

在麦克阿瑟对杜鲁门等断言中国不会介入的同一天夜里，一支中国野战军从中国东北的 辑安（今集安）悄悄地跨过了鸭绿江。 这就是吴瑞林、周彪将军率领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四十二军。 为了给同一条路线上的兵团主力第三十八军让路，第四十二军奉命提前4天入朝。因此 时江面还未封冻，又要隐蔽行动，吴瑞林将军亲自涉水踏勘、设计了一座建在水下两寸 许的石木结构“水下桥”，直通朝鲜一侧的满浦，军工兵营在地方政府的配合下，很快 秘密建成了好几座这样的桥。 就靠这几座桥，按第一二四师、军前进指挥所、第一二六师、第一二五师、配属的炮八 师的行军序列，第四十二军全军43976人和炮八师在一夜之间，全部跨过鸭绿江，向朝 鲜境内的五老里、社仓里地区开进。 行进在这个行列中的一位军旅诗人记下了这个场面：

敌机天空盘旋， 只见绿波荡漾。……

10月15日，彭德怀风尘仆仆地飞回安东。 次日，他主持召开了入朝前最后一次师以上干部会议，进行战前动员和部署。 彭德怀在会上宣布志愿军的作战方针： 入朝后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 构筑三道防御阵地，占领朝鲜北部的一块阵地，作战时间半年左右；采取阵地战与运动 战相结合的战法，如敌人来攻，则坚决顶住，并在阵地前分割歼灭之；作战目标以战斗 力相对较弱的韩军为主。如敌固守平壤、元山不出，则我加强工事，不主动出击，等苏 联装备到达并完成相应训练，6个月后，我空中和地面皆对敌具有压倒优势时，再配合 朝鲜人民军进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 可以看出，在对美军不摸底的情况下，这个方针是比较谨慎的，同时也反映出对苏联装 备的期望值过高，因为直到战争结束，我“空中和地面皆对敌具有压倒优势”的局面也 没有出现。 可二战名将麦克阿瑟就有那么含情脉脉，他紧着把屁股往你跟前凑，让你不使劲打他一 顿都不忍心。

从威克岛一回来，麦克阿瑟就鼓动全军加快了进攻速度。 10月10日，东路韩军第一军团之首都师、第三师占领元山。 10月17日占领咸兴，同日，因美十军迟迟不能在元山登陆，麦克阿瑟不得不改变他的 “绝妙一击”——第八集团军和美十军在平壤、元山一线会合计划，命各部分路继续北 进，沿长津湖向图们江边的惠山、江界发展进攻。 沃克中将指挥的西路部队是进攻的主力。 10月19日，西路韩军第二军团之第六、第七、第八师占领阳德、成川，正向楚山、江界 方向发展进攻；西路美一军之骑兵第一师、步兵第二十四师、英二十七旅、韩军第一师 占领平壤，正沿京义铁路向新义州、朔州、碧潼方向发展进攻。 这时，联合国军在朝鲜总兵力已达42万人，拥有作战飞机1100余架，各型舰艇300余 艘，地面部队兵力为5个军15师另两个旅，23万余人，其中美军3个军6个师约12万人 （每师装备坦克154辆，57毫米以上火炮352门），韩军两个军团9个师（每师装备各种 口径火炮219门），另有英国、土耳其、澳大利亚、泰国、菲律宾等国军队1.2万人。 其第一线兵力为4个军10个师另一个旅一个空降团，计13万余人。 提此虎狼之师，我麦克阿瑟怕谁？ 联合国军上上下下都被这种情绪感染，全都毫无顾忌以师甚至以团营为单位，采取韩军 为前导，美、英军殿后，以车载步兵为前驱的方式，放胆向中朝边境分兵推进。 作为杰出的军事家不可原谅的是，麦克阿瑟竟然忽略了东西线攻击部队中间横亘的狼林 山脉——它在本应相互策应形成犄角之势的两线部队之间，留下了一个80公里的缝隙。 笔者斗胆假设，如果麦克阿瑟读过毛泽东的军事著作或研究过毛泽东的军事生涯，或许 不会忽视这个缝隙。要知道，毛泽东是善于利用夹缝求生存求发展求胜利的大师，他军 事生涯成名之作的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就是钻出一个不到25公里宽牛角尖似的夹缝 去写下“七百里驱十五日，横扫千军如卷席”大手笔的。6年后，他的得意弟子林彪， 在平型关和日军交手时，也是在坂垣师团一个数十公里缝隙中设伏，从而“威名天下 扬”的。 如果再仔细一点，他应该知道当面的对手彭德怀，那是毛泽东导演的诸多战争活剧中不 可缺少的一根顶梁柱。不说别的，那重兵包围之中的陕北三战三捷，全是见缝插针插针 就砸重锤的上乘佳作。 历史不能假设！ 较之于毛泽东对他的研究，他太不了解将要和自己交手的人啦。 他甚至不知道此人是谁。 平壤攻陷那天，麦克阿瑟飞临平壤上空，观看了美军攻占平壤的激烈战斗。战斗结束 后，他得意洋洋地降落在一片瓦砾和残垣的平壤： “有什么大人物来欢迎我吗？金日成呢？哈哈哈……” 彭德怀要欢迎你了，小丑！

10月18日，彭德怀再次飞返北京，与毛泽东最后研究入朝作战方针和部置。 次日，当他返回时，身边的参谋中多了一位英俊的青年军官。谁也不知道他的身份，谁 也没有去打听他的身份。那时候，各个部队都在往志愿军调干部，今天素不相识，明天 在一条通铺上打个滚就成了贴心换命的亲兄弟。那年头的这种事儿，多了去啦。 他叫毛岸英，毛泽东的长子，前苏联红军坦克连中尉党代表。 毛岸英原在北京工厂里担任党总支书记，这也是毛泽东的意思。打了一辈子仗的毛泽 东，最不愿意看见自己的下一辈再走近战争，而希望他们在和平建设中成为栋梁之材。 据悉，从彭德怀到林彪，人民解放军几乎所有的将帅们都有类似的愿望，那些一闻到硝烟就振奋，一听到枪炮就高兴的战神们全都象换了一颗柔弱的心。 可当战争又一次走近的时候，他们又一次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征程。 他们说要为孩子们把仗打完。 可那时的孩子们对战争并不陌生，他们大都是闻着硝烟长大的。和父辈们一样，胸中也 博动着一颗渴望征服敌人的男子汉的心。 他们也义无反顾地走向战场。 毛岸英近水楼台，他缠上了彭德怀，一口一个“彭叔叔”，叫得要多甜有多甜，反正就 是铁了心要跟着走。 最后还是搬出了老爹毛泽东说情。 最后总算挤进了彭德怀这支短小精悍的队伍。要知道，这可能是在往烈士行列中挤咧。彭德怀一回来就撞上勿勿赶来的朴一禹。 朴一禹心情十分沉重，平壤陷落已是早迟的事了，人民军的抵抗已大大减弱，金日成已将临时首都迁到了中朝边境的江界。所以一见到彭德怀，他就急切地问：“彭总，你们 出兵的日子定下来没有？” “定下来了，就在今天晚上，四个军三个炮兵师一齐出动。”彭德怀告诉他。 “这就好了，这就好了，你们再不出兵，问题就严重了！”朴一禹顿时泪流满面。 “金首相现在在什么地方。”彭德怀问。 朴一禹摇头：“具体地点，我也不清楚，只知道他在价川到熙川、到龟城、到中国长甸 河口和辑安这条线上往北撤。敌人情报很灵，他需要随时变换拉置。” 彭德怀手往桌子上一拍：“那我们就去找，现在就去！” 彭德怀和邓华等握别，带上秘书杨凤安、通讯处长崔伦和4个警卫员，乘坐一辆嗄斯67 吉普车踏上了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