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经历
虞振镛，1890年2月9日生于浙江慈溪鸣鹤场。12岁入鸣鹤场教堂读书，同年受洗为基督教徒。以后转入宁波崇信书院、上海中西书院。1907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1911年赴北京参加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留美预备学生的甄别考试，被录取。经过半年准备，于当年秋季被保送入美国伊利诺大学攻读畜牧学。1914年毕业，获学士学位。之后又考入康奈尔大学研究生院。1915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在美学习期间，每逢假期他都去农场实习和劳动，养成了重视实践和实干的作风。同年，虞振镛受清华学校聘请回国任教。从1915年到1928年离校（其中包括1920年至1921年再度赴美进修），前后长达14年之久。先担任教授兼农场主任，20年代初，清华大学创设农科，他被任命为农学系主任、农场场长，为培养我国现代农业科技人才，作出了贡献。
伟大成就
1928年，清华学校改名国立清华大学，以理工科为主，取消农科。虞应北平大学农学院聘请，任该校教授兼农场主任。翌年，赴东北担任辽宁省通辽县钱家店三畲堂农事试验场场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返回北平，任北平大学农学院代理院长。1932年初，就职于中国华洋义赈会，先在北平任农利股主任，负责指导河北省信用合作社和棉花运销业务。1933年去西北任该会绥远民生渠水利委员会委员兼总干事。1934年，民生渠移交绥远省（今内蒙自治区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盟、和呼和浩特、包头两市）政府管理，虞重返北平，任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兼农艺系主任，并着手整顿畜牧场。
1936年，应清华大学前校长周贻春的邀请，南下任国民政府实业部渔牧司司长兼种畜场场长。在职期间，开始创建我国兽疫防治机构，着手拟订兽疫防治条例，大力扶植农业的研究和推广工作。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虞随政府撤往西南。
抗战8年，虞振镛始终在贵州省工作。先后担任贵州省建设厅技正，主任技正，农业改进所所长，兽疫防治委员会委员兼干事等职。为改良农业、兴办水利、发展土特产品，特别对防治牛瘟，发展畜牧业，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亲自主持自制疫苗，广泛传授隔离、消毒、注射等防疫措施，遏止了牛瘟的流行。他还为当时迁到贵州安顺的陆军兽医学校开设奶牛讲座。
抗日战争胜利后，虞振镛重返南京，先后任农林部渔牧司司长、畜牧司司长。在职期间除在全国建立兽疫防治系统外，还为改良畜禽品种做了不少工作。在安徽滁县、广西良丰建立了两个牛种改良场；把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提供的种羊分发河南寒羊区、浙江湖羊区和绥远蒙羊区，进行繁殖和改良当地品种；由中央畜牧实验所负责繁育良种种鸡，沿津浦线等地推广。
1948年冬，虞振镛辞去政府职务，接受上海畜产公司聘请担任该公司经理。
从1936年到1948年，他担任政府高级官员达13年之久，洁身自好，廉洁奉公，淡泊明志，以至在贵州工作时，一贫如洗。他学医的女儿悄悄去卖血，弥补她的学费和生活费用。他的亲戚也都不愿到他这个“没有油水”的地方求职。他在当时贪污腐化成风的社会里出污泥而不染，令人敬佩。
1949年6月，上海和杭州都已解放，虞振镛应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蔡邦华之请，在浙大任教授。8月成立畜牧兽医系，他兼任系主任。创建初期，师资不足，任务繁重，除招收新生外，还接受英士大学畜牧兽医系转来的各年级学生。他亲自讲授养牛学、畜牧学、牧场经营管理等课程。为适应教学科研的需要，扩大了畜牧场，他亲自设计建造乳牛舍、猪舍和鸡舍，为学生实习提供了场地。他要求学生了解专业，热爱专业，要求品学兼优。他的严格要求，使他的学生至今犹感“受益不浅”。
1954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院系、虞振镛被调到南京农学院任教。1958年他退休后迁居北京，同女儿相依为命。余暇之时，常受北京双桥农场之邀请，对该场的奶牛生产进行技术指导。
1962年11月13日在京逝世，终年72岁。
虞振镛是一位爱国的、正直的知识分子。他以毕生精力为发展祖国的畜牧兽医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在1956年写给子女的信中说：“我读书时期受宗教影响很深，能爱人．能为人民服务，不贪污，不欺人。我从小是个热血爱国者。但是我过去的思想是以技术生产救国（实业救国）为宗旨的，对政治不感兴趣。我仇视官僚和政客。我任农林部渔牧司司长时，从未想到是为国民党服务，只知要把中国畜牧兽医事业办好，因此在解放前从未参加任何政党。我痛恨帝国主义者掠夺中国资源，但我的弱点是总想逐步改良和改进社会。……阅读了周恩来总理1956年1月14日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后，……认识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更加努力。人人都应有崇高的奋斗目标。……我要跟随着时代前进。”这段话总结了他的人生观和他一生走过的曲折道路。
虞振镛是九三学社社员，曾担任南京市政协委员。
创建北京模范奶牛场
虞振镛在国外学习期间就认识到乳牛业是畜牧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国内经营牛奶场的人不少，但技术落后，奶质低劣，不符合卫生要求。他决心创办一个模范奶牛场，以推动我国奶牛业的发展。１９２０年，虞再度赴美入德克萨斯州农工学院专攻乳牛学。１９２１年他选购了良种荷兰（Ｈｏｌｓｔｅｉｎ）、娟姗（Ｊｅｒｓｅｙ）和安雪（Ａｙｒｓｈｉｒｅ）乳牛共１３头，亲自照料，飘洋过海，历时一月有余，安全到达北京。在清华学校附近创建了“北京模范奶牛场”。他亲自主持场房的设计、施工、设备安装和经营管理。我国畜牧工作者远涉重洋专攻乳牛学，亲自选购运送优良牛种回国经营奶牛场的，以他为第一人。
北京模范奶牛场的建立，标志着我国自办现代化乳牛事业的兴起。它是我国早期生产Ａ．Ｔ．Ｔ．无结核菌牛乳并采用高压高温巴士德法灭菌的奶牛场之一。它的建立，为清华学校的学生提供了实习场地，在这里可以进行乳牛的鉴定、繁殖配种、饲养管理、牛乳消毒和乳品加工等一整套有关乳牛学课程的实习。北京协和医院护士班的学员也来此参观学习灭菌乳的生产过程、消毒设备和灭菌操作技术。牛奶场还设有青贮塔，使乳牛在冬天能吃上青贮饲料，增加产奶量。这在当时国内也是领先的。
１９３７年，日军侵占北平，虞振镛多年苦心经营的模范奶牛场沦于敌手，惨遭破坏。
倡导因地制宜发展畜牧业
我国几千年“以农立国”的传统根深蒂固。这里的“农”，主要是指种植业，特别是粮食生产。除少数民族地区外，畜牧业没有得到重视。１９３６年，虞振镛就任实业部渔牧司司长。他大力倡导，要重视发展畜牧业。这固然有其“在其位，谋其政”的一面，却也闪耀着他的真知灼见。
这一年，他在《南岭锄声》创刊号上发表《绥远垦业之状况》，提出应该因地制宜发展畜牧业的见解。绥远省面积约３７万平方公里，当时人口约２００万，地广人稀，有大量荒地。从清光绪年间开始，历届政府都设置农垦机构，划出荒地，招内地农民和民间集资组成的农垦公司领购开垦，以安置内地日益增多的人口，并增加政府和领主的税租收入。由于不顾当地自然条件盲目开荒种地，加上战乱和连年干旱，至３０年代中期，农垦事业渐渐衰落。虞振镛根据他在绥远工作的经验指出：“绥远省东西长２０００余里，南北宽１４００余里。在此广幅之内，地势有高低之别。如绥远阴山南之归绥、萨拉齐、包头等县，与阴山北之武川、固阳、陶林各处，相差２０００余尺，气候情况，自然不同。黄河沿岸，土松草茂，山北雨水稀少，气温过低，宜于牧而不宜于农。”“低洼之地，累受水淹；高燥区域则受冻旱，如继续经营农垦，赔累不堪。”提出：“在确有不能种植之域，理应鼓励人民从事畜牧业方面的发展，减轻租税，推广种畜，这样则土地就能尽量合理的开发利用了。”他的意见，由于抗日战争爆发而无法付之实施。
抗日战争期间，他在贵州主持农业工作，继续大力宣传发展畜牧业。他说：“贵州河沟不冻，草木长青，实为畜牧最宜之处。况本省山地土薄坡陡，不宜种植。以之造林，将来势必与工矿业同感运输困难。若能利用荒山荒地，多养马、牛、羊等家畜，不独可免运输之劳（牲畜能自己行走），且可同时驮运货物。川、鄂、湘、桂久为黔省牲畜市场，逐年求过于供，将来战后补充，尤其黔省是赖。故在贵州提倡畜牧事业，于复兴农村经济，实有莫大的帮助。”
１９４４年，抗日战争胜利在望，他发表了《中国畜牧政策之刍议》，对战后畜牧业的发展提出建议。首先，他提出４条理由说明发展畜牧业的必要性。第一，我国耕地面积有限，但有大量林牧用地，发展畜牧业比发展林业可以更快地建设战后经济；第二，我国对外贸易只有畜产品每年出超，利用荒芜的土地发展畜牧业，可以大大增加外汇收入；第三，我国农田以施用厩肥为主，发展畜牧业可提高土壤肥力；第四，我国农田耕作全赖畜力，华北平原和西部山区交通运输非牛马不可。他指出，在发展畜牧业时，要按照农区和牧区的特点，采取不同方针：“农区人口稠密，市场较近，牲畜散漫，防疫宜用政治（行政）方法，畜种宜以乳肉为主，而利销售。牧区牲畜大群放牧，气候比较寒冷，喂料亦感困难，似宜选择体质坚强、忍苦耐劳的品种，毛畜力畜，各有其特长。”最后，提出了４条政策措施：１）健全兽疫防治机构；２）开展家畜保险；３）加强教育，培养人才，稳定队伍；４）对经营者给予优惠。
以上思想和见解，在当时确属难能可贵，时至今日仍不无可供参考之处。
我国兽疫防治系统的奠基人
虞振镛十分重视兽疫防治工作，认为这是在我国具体条件下发展畜牧业的关键，比改良品种更为重要。他在《黔省之畜牧业》一文中指出，我国牧业的最大阻碍，莫若兽疫的损失。笔者在过去１０年中，所经过的地方已有１９省之多。每与乡农座谈，多认为畜牧是有利的副业，但因病疫无法防治，不独未能扩充，反而有退缩放弃的现象。他列举一些具体事例后，写道：“发展畜牧业以防治兽疫为先，使养牲畜的人对于他所经营的事业得有保障，则从之者必众，牲畜产量随之而增，再谈品种改良，一切困难自可迎刃而解了。”早在１９３６年虞振镛初次出任实业部渔牧司司长期间，就着手创建兽疫防治机构，拟订兽疫防治条例。因抗日战争开始而中断。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重新出任农林部渔牧司（后改为畜牧司）司长，继续进行建立兽疫防治系统的工作。首先，把全国划分成东南、西北、华北、西南、晋绥、青海、华西、东北、西藏、新疆等十个区，每区设立一个兽疫防治处，负责本区的兽疫防治工作。同时，建立血清制造系统，设立疫苗厂，推广群众性防治兽疫工作。
这些机构的创建，为我国兽疫防治系统的建立起了奠基和开拓的作用。
简历
１８９０年２月９日 出生于浙江?蓉G县。１９０７年 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
１９１１年 考取清华学堂，留美预备生。
１９１１—１９１４年 在美国伊利诺大学学习，获学士学位。
１９１４—１９１５年 考入美国康奈尔大学，获硕士学位。
１９１５—１９２０年 任教于清华学堂兼农场主任。
１９２０—１９２１年 再度赴美，考入德省农工学院专攻乳牛学。
１９２１—１９２８年 继续在清华大学任教授，创设农科兼农学系主任，农场场长。兴办北京模范奶牛场。１９２８年清华大学取消农科后改任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兼农场主任。
１９２９—１９３１年 在东北辽宁通辽钱家店三畬堂农事试验场任职。
１９３２—１９３４年 任中国华洋义赈会农利股主任，绥远民生渠水利委员会委员兼总干事。
１９３４—１９３６年 任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兼农艺系主任。
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 任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渔牧司司长，兼种畜场场长。
１９３８—１９４４年 任贵州省建设厅技正，兼农业改进所所长、兽疫防治委员会委员兼干事。
１９４５—１９４８年 任南京国民政府农林部渔牧司司长，畜牧司司长。
１９４８—１９４９年 任上海畜产公司经理，兼江苏南通农学院上海分院教授。
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年 任浙江大学农学院教授兼畜牧系主任。
１９５２—１９５８年 任南京农学院畜牧兽医系教授直至退休。
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１３日 逝世于北京。
